人，社会，和自由* 米哈伊尔·巴枯宁，1871年

*本文译自英译本，英译本原文选自于无治主义图书馆英文版面（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ichail-bakunin-man-society-and-freedom）。据英译者所言，《人，社会，和自由》摘自一篇关于由巴枯宁挚友卡罗·卡非罗与爱理塞·邵可侣所执笔的《横征暴敛与日耳曼制的帝国同社会革命》（《The Knouto-Germanic Empire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的未完成的长篇笔记，《上帝与国家》同样摘自于此。全文由译者自译，英文翻译水平较差，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教。全文注释均置于文末

  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从个体自由的前提出发，摆出与国家为敌的姿态。他们中某些人坚持认为，政府，即被组织和被指定履行国家职能的官僚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又认为文明的进步在于自始至终不断地削弱国家的象征和权力，这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这一理论，但在实践中，当国家的实存或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时，这些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像君主主义者和雅各宾派一样狂热地捍卫国家。

  同他们的自由主义格言完全矛盾的对国家的忠诚，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在实践中，他们的阶级利益使绝大多数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份子。这个人数众多、受人尊敬的阶级要求道，只许给他们自己享有专有权和完全许可的特权。其政治实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依赖于没有其他原则胜过的并在著名短语“不干预自由”和“自由放任”中所表述的无限制许可。但是他们只想要这种无政府状态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群众，而群众必须遵从国家的金科玉律，因为他们“过于无知到不可能做到享有这种无政府状态而不滥用它。”无论何时何地，当群众躁动时，即使是最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也会即刻改变自己的立场，成为国家全知全能的力量的最狂热的拥护者。

  除了这个实践性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理论性质的，它甚至使最真诚的自由主义者返回到对国家的崇拜。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关于社会起源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体自由原则的基础上的，正因如此，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承认国家的专制权力(最高统治权）。

  在他们看来，个体自由不是一种创造物[1]，不是社会的历史产物。相反，他们坚持认为，个体自由先于全社会，所有人都被上帝赋予了不朽的灵魂。人因此是完全独立的、脱离社会并处在社会之外的存在。作为一个自由活动的人，先于社会并脱离社会，他必然通过一种自愿的行为，一种契约，本能的或有意识的，默契的或正式的，来形成他的社会。简而言之，根据这一理论，个体不是社会的产物，相反，是由于某些必然性，如工作[2]或战争，而创造了社会。

  根据这一理论，严格地说，社会是不存在的。自然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开端，人的个性和自由权利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唯一环境，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一方面，这一理论只承认自我——一种怡然自乐、与世隔绝的生活[3]，另一方面，只承认由他们任意创造的社会，只以正式或默认的契约为基础，即以国家为基础。[4]

  被看作是符合这个理论的，这个理论异常地充满了矛盾。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方面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不朽灵魂。他们都是不受约束的存在，完全满足于自己，无求于他人，甚至无求于上帝，因为他们是不朽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另一方面，他们是野蛮的，病弱的，丑恶的，有限的，完全受制于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包围着他们，迟早会把他们带到坟墓……

  在他们尘世生活的表象下，这群人呈现出一幅如此可悲和堕落的景象，他们的精神、意志和进取心都是如此贫乏，以至于人们必须有真正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才能在他们身上发现不朽的灵魂，甚至是最微弱的自由意志的痕迹。他们仿佛绝对地被决定了:由外在的自然界、天体和它们生活的一切物质条件决定;由法律和过去几个世纪形成的整个观念世界或（先天的）刻板印象决定，他们发现它们全部都准备在诞生时接管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不仅在无知的大众中，而且在文明的特权阶级中，所想和所要的都和周围的人所想和所要的一样。毫无疑问，他们相信自己是为自己而思考的，但他们只不过是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其他墨守成规者的思想和目标，并对其稍加修正，像奴隶一样死记硬背。这种奴性，这种三纲五常，这种反叛意志的长期匮乏，这种主动性和独立思想的匮乏，是造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贫困与愚钝的根源。对于我们这些既不相信灵魂不朽也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唯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来说，这种愚钝，尽管可能是异常糟糕的，但却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从类人猿状态中崛起，人经历了艰难险阻才取得了他的人性和自由权利……他生来就是一头野兽和奴隶，只有在社会中，他才逐渐变得人性化和解放自己，这必然先于他的思想、他的语言和他的意志的诞生。他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的努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才能实现这种解放，社会是他的人类存在的根源和自然性的起点。

  人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个体，依靠社会的劳动和集体力量，才能完全实现他的个体自由或者说他的个性。没有社会，他肯定仍然是所有凶猛的野兽中最蠢和最可悲的……社会不但不减少他的自由，反而创造了全人类的个体自由。社会是树根，是树的茎叶，自由权利是这颗树的果实。因此，在每一个时代，人必须在历史的黄昏时而不是晨曦时追寻自由。可以说，每个人现实的、完全的解放是历史中真理性的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自由观，与唯心主义者相反，是这样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只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生活才能意识到他自身和他的人性。只有通过集体的和社会的劳动，人类才能把自己从外在自然界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只有集体的和社会的劳动才能把地球变成一个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居所。没有这种物质性的解放，个体的知性的解放和道义上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人可以把自己从自己本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换言之，他的本能和身体的运动服从于他的思想的有意识的指导，而思想的发展只能通过教育和训练来促进。但是，教育和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社会性的……因此，与外人间隔的个体不可能意识到他的自由。

  解放……意味着被他所有的同胞如实承认和对待。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利只是他自身人性的反映，或者是他通过所有自由人、他的兄弟和他的伙伴的良心而获得的人权的反映。

  我只有在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才感到自由。在低等的动物面前，我既不自由，也不是人，因为这种动物做不到孕育（人性）并且使我能因此认识到我的人性。直到或除非我承认我所有同胞的自由和人性，我自己才是自由的人。

  只有尊重他人的人格，我才算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一个狼吞虎咽它的俘虏的食人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奴隶主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主人。通过否定奴隶的人性，他也否定了自己的人性，所有古代社会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觉得自己是自由人。他们不从人权的角度如实斟酌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当他们未被征服，而征服了其他国家时，他们则相信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特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受到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庇佑[5]，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有反叛的权利。于是他们自甘堕落为奴隶……

  只有当全人类，无论男女，都同样自由时，我才会真正的自由。他人的自由，并非对我的自由的否定或限制，恰恰相反，是对我的自由的必要基础和肯定。对他人的奴役为我的自由设下了一重屏障，反复同义地说，他们的兽性是对我人性的完全否定。对于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言，包括了拒绝服从任何人，并遵从我的信念决定我自己的活动的我的人权，反映在所有人同样自由的良心中，并为全人类的赞同而证实。我个人的自由，被所有人的自由权利所证实，而广延至无垠。

  唯物主义者的自由观因此是一种非常乐观的、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且首先是非常社会性的，因为它只有在社会中，通过所有人之间最严格的平等和团结一致，才能被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明辨出达到自由的主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显著地是社会性。它通过教育、科学指导和物质上的丰裕，使每个人的一切才能和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的集体的、物质的、知性的、体力的和久坐不动的劳动来提供给每个人。

  自由的第二个要素是否定性的。它是个体对所有神圣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权威的反叛。

  第一次反叛是对抗关于上帝幻象的神学的至高无上的暴政。只要我们在天国有主，我们在尘世就是奴隶。我们的理智和意志都将共同地失效。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毕恭毕敬——在上帝面前，没有别的服从是可能的——我们必须被迫地屈从，毫无保留地，屈从于他神圣的和不神圣的代理人的神圣权威，弥赛亚们、先知们、神似上帝一样鹤立鸡群的立法者们、皇帝们、国王们，以及他们的所有官僚们、阁僚们、议员们以及那两大把它们自己强加于我们的，由神本人所建立以统治人的机关，即教堂与国家，的信徒们。所有世俗的或人类的权威直接来源于宗教的亦或天赋的权威。但权威是对自由的否定。上帝，或者说，关于上帝的谎言，是尘世间一切奴隶制的神圣化和（它们的）知性的与道义上的来源，因而全人类的自由将永远不会完善，直到这异常糟糕的和阴险狡诈的关于天主的谎言被彻底摧毁为止。

  紧随其后的自然就是反抗那种由国家所代表并将其合法化的个体凌驾于社会的人的暴政的反叛。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在那种组织为国家的、官方的并因此而专政的社会特权与那种自然而然的在没有法律制约的情况下的社会成员的活动而形成的没有人为干预的社会之间作出一个精巧的区分。

  于个体而言，反抗这种自然而然的社会的反叛远比反抗那种由官方组织的国家的社会的反叛困难得多。社会性的暴政，经常是难以抗拒且潜移默化的，还不具有那种标志着国家的权威的合法化的和正式的专制主义的暴力且必要的特征，而立于司法惩戒的痛苦之上，是强制令人屈服的。社会性的暴政的行为是温文尔雅的，更阴险狡诈，更不易察觉，却不亚于国家的权威而更有力且更普遍，它通过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日常习惯以统治人们，这一切就构成了所谓“众意”。

  它从个体诞生之初便压垮了他，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每个个体常在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了一记针对他自己的阴谋诡计。由此可知，为了反抗这种社会自然地凌驾于他之上的影响，他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抗他自己。因为，他连同他所有的自然的倾向和物质性的、知性的、道义上的欲望，不过是社会的产物，正因如此，社会才凌驾于个体之上并行使无边无际的权力。

  从绝对道义的角度而考察，即从人本的角度而考察，这种社会的力量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无益的。当它倾向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性的丰裕、自由、平等、团结时，它就是有益的。而当它倾向于反方向时，它就是无益的。一个人生于充满野兽的社会里，则会倾向于一直去做头野兽；生于一个由教士统治的社会里，他会变成一个白痴，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生于一帮群氓之间，则有可能成为江湖大盗；而如果他不幸生于一个由圣人，或者说，王公贵族统治着尘世的社会里，他将会变成社会的一个贱奴，一位穷凶极恶之人。在这所有情况中，关于反抗这他曾诞生于此的社会的教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个体反抗社会的反叛要比反抗国家的反叛困难得多。国家是一个暂时性的、历史性的机关，就像它亲如兄弟的机关即教会一样，是从属于少数特权者的管理者和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的奴役者。

  对抗国家的反叛之所以容易得多，是因为在国家的本质中有些东西会引发反叛。国家是权威，是暴力。这是徒有虚表和穷兵黩武。它并不隐射它自己。它无求于皈依；即使它偶尔会改良它自己的暴政，它也做得很勉强。因为它的本质不是去说服，而是通过暴力去强制推行它自己。无论它如何付出以改良它自己，它在本质上（仍）是人类意志的违法者，是对人类自由的永恒否定。甚至当国家颁布善的律令时，它仍会油然而生出恶；故而每条律令都算是给了自由权利一耳光；因为善被颁布之时，从人类的道义与自由权利的立场而言，它也就变成了恶。自由、道义和个体的人格尊严就恰恰在于；他乐善好施不是因为他被迫去做，而是因为他自由地构思它，欲求它，并热爱它。

  社会的权威并非独断地或依法被推行，而是自然地。正因为依据这一事实，它在个体身上的作用比在国家上的作用无比有力得多。它创造并塑造在其自身之中的所有个体。它将它所有的物质性的、知性的、道义上的特征缓慢地传递给他们。一句话社会使它自身表现在每一个个体中。

  现实的个体从他母亲十月怀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地理条件、气候、人种、卫生条件和经济等各种作用之综合所先天决定并一一列举。以上这些构成他的家庭、他所处的阶级、他的民族、他的种族之本质。他被依据他的天赋而由这些所有外在的与物理性的作用之总体所塑造。更重要的是，归功于人类脑组织的相对较强，每个个体诞生之初所遗传的，在不同程度上，不是唯心主义者们所宣称的观念和先天情感，而只是感性、意志、知性、语言的能力。都是无内容的基本官能。其内容从何而来？从社会而来……印象、现实和现象整合而成的思维范畴，无论对错，都会人传人。这些都被所有的个体成员与社会团体所修正、拓展、互补并整合为一个最终构成为共同体的观念体系或一个社会的集体性思维的独一无二的体系。以上所有通过世代相传历经数个世纪的知性的劳动而不断发展扩大，构成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知性的与道义上的遗产……

  每一个达到思维成熟的年龄的后代在其自身中与社会中发现既定的观念和概念以充当他们的起点，仿佛这是他们知性的和道义上的劳动的原料……这些都是关于自然界、人、正义、属于个体与阶级的权利与义务、社会性的公约、所有权和国家的概念，也是其他众多的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这些所有的观念都被铭刻在个体的精神上，甚至在他完全意识到他自身是一个实体前，就受他所接受的教育与训练的制约了。地久天长，他便重新深究到它们，通过理论对其升华并阐释，这表现着他所属的社会的宗教体系、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的普遍性的良知或集体性的刻版印象。他本身便被灌满了这些刻板印象，以至于因为那些属于他所有知性的与道义上的习惯的德行，他不自觉地是这些罪孽的支持者，尽管就个人而言，他并无兴致去捍卫它们。

  社会的集体性精神所传递的观念在人民群众身上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当然不足为奇相反，足以为奇的是，在这些群众当中存在着那些有想法、意志、和勇气去对抗随波逐流的个体。因为社会在个体之上的压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没人具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品格，也没人具有一个有力到足以完全不受这独断且不可抗的作用的知性力量一个有力到足以完全不受这独断且不可抗的作用的知性力量……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作用更能说明人的社会性本质。可以说，无论任何社会，其集体性良知具象化于伟大的公共设施之内、所有私生活的细微之处内，充当着所有关于它的理论之基础它构成一种知性的与道义上的环境：尽管可能有害，然而对它所有成员的实存是绝对必要的，它统治着并同时维系着他们，又强化其平庸无能与那种将绝大多数群众捆绑在一起的三纲五常。

  极大多数人，不仅是人民群众甚至是开明的特权阶级，如果他们在其所有生活行为中不忠于、不遵从祖宗之法与三纲五常，就会心如刀绞。他们解释道：“吾父如是思，如是行，故我辈亦必如是思，如是行。为何要异思、异行呢？”

[1]这里并不是指以“上帝”为主体的“神创论”，而是指以社会的人为主体的那种人造论。——译者注

[2]这里是指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的劳动，即自由劳动。——译者注

[3]这里引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英文直译为“与世隔绝且自给自足的个体生活”——译者注

[4]他们深知，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契约而创造的，所有国家却都是由征服与暴力而建立的。——著者注

[5]英文直译为“他们的城邦守护神的庇佑”，由于译者对于古希腊神话体系并不了解，并且城邦守护神实际上就是希腊神话体系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故取此译。——译者注

*奥林匹斯山（Oros Olympos），希腊语意为“光之处”，是古希腊诸神的住所，在古希腊神话体系中等同于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