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晦涩难懂,诗评家们却说“唐音由此而振”,为什么?
中国诗人故事:一代贤相张九龄(七)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感遇》其七
01
张九龄在荆州任上3年,留下了诗作26题42首。真正为张九龄在中国诗坛赢得一席之地的,就是他作于荆州任上的《感遇》组诗。
“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有骚人风。”
这是中唐诗人刘禹锡在《读张曲江集作》序言中的一点感悟,也是后世诗人对张九龄诗歌价值最为核心的观点所在。
甚至有人说张九龄的感怀诸诗是李唐时代的“离骚”,称他的这一类诗歌上承《古诗十九首》、阮籍、陈子昂,下开李白《古风》、杜甫《咏怀》《北征》之法门,为张九龄诗歌艺术的最高代表。
02
都说苦难使人深刻,大抵上没错。
张九龄晚年登高跌重,在无尽的痛苦与反思中写就了一首首抒怀之作。诸如《感遇》十二首中的大部分篇什、《杂诗》五首、《叙怀二首》等,都是政治色彩非常浓烈的抒情诗。诗作中既有对奸佞小人的控诉,又有孤忠难行的悲叹,张九龄通过诗歌的语言将这种不平和感叹升华为忧患的宇宙意识。
03
熟悉中国古典诗词的人都知道,诗词作为传统士大夫情感的外化和寄托,向来与他们的政治生活不离不弃,而诗歌里所蕴含的“风雅兴寄”素来为诗之正统。
《诗经》的辅佐王化之功,屈原的草泽怨刺之辞,阮籍的困守抒怀之咏,无一不是衍生于政治生活的托讽兴寄之举。
唐初的陈子昂仕途失意之时,也曾打着复古的旗号,以38首《感遇》组诗来倾吐对现实的忧虑和愤慨。几十年后,张九龄承其渊薮,用同题诗作来表达自己思君、忧国、嫉邪、自哀等情感。
当然,他们两人的诗歌的艺术价值也是不同的。清朝的诗评家厉志对此就有精辟之论,他说“初唐五古,始张曲江、陈伯玉二家。伯玉诗大半居于摹拟,自己真气仅得二、三分,至若修饰字句,固自清深。曲江诗包孕深厚,发舒神变,学古而古为我用,毫不为古所拘”(《白华山人诗说》)。
这也说明张九龄的感怀诸作,已尽得汉魏古诗之神髓,既扬弃了阮籍《咏怀》诗的隐晦幽深,又克服了陈子昂《感遇》诗的“拙率多病”,形象鲜明,言近旨远。所以,明人高棅才会赞誉他“骎骎乎盛唐矣”,清朝李慈铭说“唐音由此而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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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诗歌无疑是独具时代性和阶级性的,现代人读来自然曲奥难懂。此也是张九龄诗歌的典型不足之处,政坛领袖和文场元帅的双重身份,反过来将张大人拘囿在了上层社会和狭窄的文人圈中,他的诗歌传递出来的情感也往往是狭隘的群体意识,而缺乏个体意识的生动活泼,更不用说超越时代的永恒生命力了。
对于解读张九龄这一类作品,我们更要注重的是诗歌的社会价值,去探究它们之于张九龄的精神解构之意,之于万千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寄托之用,以及之于盛唐诗坛的精神立准之功。
它们不仅仅诉说了张九龄的郁结,更侧指了传统士大夫千百年来的困境。
一直以来,士子们通过窄窄的独木桥,争先恐后地挤进仕宦的牢笼,而后又苦苦挣扎于出世与入世的权衡,彷徨于家与国的兼得,怅惘于大我和小我的冲突,几乎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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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顽疾由来已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张大人如何以诗“化疗”。
《感遇》 其七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他说江南丹桔叶茂枝繁,经冬不凋四季常青。哪里是因为它所处地方的气候温暖,而是它所具有的松柏品性使然。5、6两句“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如果直译必定有碍连贯的诗意,在此根据前后语义可以译为: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朝堂上小人当道,报效之路如何不会困难重重?
人活于世,命运遭遇自有天定,因果循环奥秘难解。只说桃李有果有林,难道丹桔就不成阴?
06
细读张九龄的《感遇》组诗,便会发现他在哀怨之中亦多有自解。
如其一中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九的“凤凰一朝来,竹花斯可食”,其十一的“但欲附高鸟,安敢攀飞龙”。相比陈子昂的扼守“穷庐”来说,他大抵已经从困境中解脱,只不过经历过一朝冲天的高处风光,陡然跌重心有不甘不平罢了。
当然,这也是张大人的恬淡本性使然。你看他在《杂诗五首》中,释放更多的是忧愤过后的达悟。其二中他看“萝茑必有托,风霜不能落”,而了悟“悠悠天地间,委顺无不乐”,流露出的是顺天安命的妥协。
其五,他见到的是“纤纤良田草,靡靡唯从风。日夜沐甘泽,春秋等芳丛”。意思是良田里不起眼的小草,纤纤弱弱随风飘摇,日日夜夜披风沐雨,春秋绽放之时竟也不减芳华。所以他劝解自己要学会放下,“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如果一昧的固执己见,那就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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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谓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张大人也在“香草美人”的传统意境里,一次次地与命运和解。学者曹凤前在《论诗人张九龄》里对于张九龄的诗歌地位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张九龄的诗歌意境雍容平和、温雅醇厚;诗歌语言摒弃雕琢,崇尚自然;诗歌气韵随风卷舒,自然成态;最终形成了朴实而不质木的气韵格调,并以成熟的作品高度昭示了自初唐而始的这场诗歌革新的实绩。
这样的价值定位大抵中肯。
在这场漫长的诗歌革新里,张九龄从来没有旗帜鲜明的理论主张,他的作品也缺少批判现实的自陈性、广阔性和尖锐性,但他依然用自己的生命热情,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进退意识,构建出垂范千古的士人风骨,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此亦为“九龄风度”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