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成都，好吃好看好耍
植物油的普及、铁炒锅的出现、俏荤菜的兴起，让宋代成都人的味觉得到更多满足。
1.游宴和船宴
宋代的成都生活平乐，人们重视和享受饮食，并且把美食、美景和娱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游宴和船宴极为盛行。
益州知州文彦博说成都“多宴会”。宋仁宗时，宋祁知益州，更“喜游宴”，在任期间把成都游宴活动推向高潮。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详细记载了宋代成都游宴的盛况：“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每逢岁时节庆，成都官府都要举办盛大宴会。此时，成都的饮食市场真正开始崛起，成都各种餐饮场所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很多酒店、歌楼都通宵营业，烹饪技艺相当出色，既满足人们的需要，更促进了川莱的蓬勃发展，以成都川菜为主的川菜已初具体系。
陆游在词《柳梢青·其一·故蜀燕王宫海棠之盛，为成都第一，今属张氏》中，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在故蜀燕王宫参加的一次赏花游宴活动。
随着成都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盛，都市的日益繁荣，两宋时期，居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游乐风气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发展。
特别是宋代取消了宵禁，加上十二月市的繁荣兴盛，成都餐饮娱乐恰如北宋僧人仲殊所描写：“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遨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那时的成都就是一座不夜城。
北宋成都知府田况有云: “日暮宴觞罢，众皆云适宜。”范成大也写到其游逛成都蚕市时的宴饮活动:“成都火米不论钱，丝管相随看蚕市。款门得得酹清尊，椒浆桂酒删膻荤。”
无论民间还是官府，无不将游乐与宴饮紧密地结合起来，尤其以官府组织的宴饮排场特别盛大，这是成都游乐活动的显著特点。
宋仁宗时，宋祁知益州，他说成都“此时全盛超西汉”，于是更“喜游宴”，在任期间，把成都游宴活动推向高潮。每逢岁时节庆，成都官府都要举办盛大宴会。
从《岁华纪丽谱》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正月初至冬至节，成都守臣在拜寺祈福、观花赏景、泛舟避暑、游山玩水之余，都要举办宴会，设宴地点主要集中在寺观祠庙及山水园林等游乐活动所在的风景名胜之地，尤其以大慈寺设宴次数最多。
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鹧鸪天·次韵史少弼致政赋李参政壁西园海棠》如此赞美官府在西园的一次宴会。宋代官府举办的宴会名目众多，历任成都守臣不仅带头游宴，而且还主动为民间游宴活动提供方便。
春天成都官府开放西园，纵民游宴，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此最府庭游宴之盛”。
更有遨头宴，是成都官府组织的大型游宴活动，上至太守僚属，下至庶民百姓都一起参加。
此外，官府还要举办赏花宴、酬宾宴、避暑宴等。
可以说，成都游宴活动在宋代达到了高潮。正因为宋代蜀地游宴的风行，促进了川莱的蓬勃发展，烹饪技艺相当出色，以成都菜为主的川菜已初具体系。
2.食材极大丰富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江河纵横，物产丰富。东晋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中的“巴志”言，四川东部“土植五谷，牲具六畜”，饮食原料鱼、盐、茶、蜜、山鸡、白雉皆成贡品，荔枝、制蒟酱的辛蒟，以及园圃中的芳蒻（魔芋原料）、冬葵、香橙、天椒已是地方特产。
“蜀志”言，四川西部“地称天府”，“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百谷蕃庑，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唐代杜甫描述了蜀地“肥美知第一”的纺鱼、鲤鱼，赞美了岷江水系特产的肉肥、鳞细、刺少的丙穴鱼（雅鱼）和长江特产的黄鱼（鲟鱼）等。
苏轼在《春菜》中道出了蜀地一年四季佳蔬不断，蔬菜是四川人值得自豪的食材资源。
四川蔬菜品种繁多，质地优良，且不限季节，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仍然出产数十种新鲜细嫩的蔬菜。
宋朝人能吃到的蔬菜，种类已经相当多，与今日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蔬菜种类大体差不多：胡萝卜、芜菁、牛蒡、矮黄（娃娃菜）、菘菜（白菜）、芥菜、油菜、颇棱（菠菜）、莴苣、芹菜、茼蒿、荠菜、芫荽、苋菜、生菜、紫苏、葱、薤、韭、韭黄、大蒜、小蒜、梢瓜、黄瓜、冬瓜、葫芦、葫、瓠、甜瓜、丝瓜、芋、山药、姜、菱、藕、苦薏、茭白、莼菜、紫菜、百合、竹笋、枸杞、合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等。
此外，色香味俱准的蒸猪头、以素托荤的魔芋菜肴、象形的西川乳糖与狮子糖，都是富有特色或代表性制作精巧、味美的菜点。
据《川菜烹饪事典》介绍：唐宋成都人食芋，最值得说的是将芋蒸熟或煮熟后，抿成芋泥，加入一些面粉混合后捏塑成人形芋郎君状，家家户户在正月十五那一天进行比赛，看谁家制作得巧妙。以芋泥和面来造型“芋郎君”，唐宋之时成都、洛阳最流行。
唐代冯势写的《云仙杂记》就说“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家家爱做，男女喜食。赵必豫写的《齐天乐·簿厅壁灯》词中说，“茧贴争光，芋郎争巧，细说成都旧话”，表明成都家户人家为了争巧，芋郎是越造越精，越造越巧。
宋祁著《益部方物略记》，第一个向四川以外的地区详细介绍四川奇异的特产和部分烹饪技巧。
宋祁说：“蜀芋多种，鸇芋为最美，俗号赤鸇头。芋形长而圆，但子不繁衍。又有蛮芋亦美，其形则圆，子繁衍，人多莳之。最下为禣果芋，禣，接也。言可接果，山中人多食之。惟野芋人不食。本草有六种：曰青芋、紫芋、白芋、真芋、莲禅芋、野芋。”所以宋祁赞美鸇芋说：“芋种不一，鹤芋则贵。民储于田，可用终岁。”
3.炒锅来了
据《四川川菜志》和《川菜烹饪事典》记载，宋代，因为植物油的大量使用，加之移民带来的铁炒锅，炒菜的方式迅速在成都地区流行普及，此时，川菜在煮、蒸、烤、炖、腌、晒、炒上面已经定型。
炒又称“小炒”“随炒”“软炒”，是川菜烹制中最有特点、运用最广的一种炒法。最能体现川菜烹制中小锅单炒，不过油，不换锅，现兑滋汁，急火短炒，一锅成菜的特殊风格。
多用于已经过刀工处理成小形的动物原料为主烹制的菜肴。烹制时，原料码味，码类，旺火，先用热油炒散，再加配料，然后烹滋汁迅速翻拨簸锅收汁亮油至熟。
按此法烹成的菜肴，有散籽亮油、统汁统味、鲜嫩爽滑的特点，如今天的肝腰合炒、鱼香肉丝。
除了烹调方法的定型，宋代成都川菜的味型也走向成熟。食茱萸与花椒、姜并列为自古崇尚的“三香”，很早就有种植。
川菜“尚滋味，好辛香”，但人们常常只记得好辛香。在宋代值得一说的是蜜的重用。蜜是古代川菜烹饪里常常使用的调料，从春秋到宋，蜜都广泛地作为菜肴烹调的重要作料掺合在菜肴里。
左思《蜀都赋》：“蜜防郁毓被其阜”，盛赞蜀地漫山遍野都是采蜜的蜂箱，这就为古典川菜大量使用蜜调味提供了物质依据。
4.成都的茶和酒
成都酒多，酒家多，酒客多，但更重要的是酒的质量大有提高，成都路转运副使吕陶说：“自古成都称美酒，细倾聊以度良辰。”
宋代成都除了有千岁酒，还有鹅黄酒、玻璃春、葡萄醅、郫筒酒、屠苏酒、桑葚酒和蜜酒。
宋朝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茶叶生产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已形成了一种商品生产，无论是业主或佃种茶园，大多数是雇工经营。
当时巴蜀共有20州均产茶，而成都府路的产量居全国之首，川西平原四周的山区，茶园遍布，人民多以种茶为生。正如吕陶在其奏疏中说：“茶园户人多者，年可以出产三五万斤，少者一二百斤。”可见宋代川西茶叶生产相当发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南宋时，准河以北及陕西大部地区被金兵侵占，巴蜀成了战马来源的惟一地区，而买马所需的物资和经费，主要仰赖于巴蜀的茶叶和茶利收入。
当时四川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还专门制定了“茶马法”。雅安、名山一带的茶最为少数民族所喜爱，所以规定专用于博马，不得他用。
黄庭坚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无因光禄赐官酒，且学潞公灌蜀茶。”品茶已成为官府“以茶博马”和“以茶治为”的工具。
故巴蜀的茶叶专卖对保证宋代边防军的战马需要，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物质交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5.川菜出川
隋唐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饮食文化空前繁荣，川菜得到蓬勃发展。这时，成都经济相当发达，有“扬（扬州）一益（成都）二”之称。
烹饪物质基础十分丰厚，人员流动较为频繁，而这些人员在流动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川菜与其他地方菜相互融合吸收，并有所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川莱的发展。
以文人学士而言，唐有李白出川、杜甫入川，宋有三苏父子出川、陆游等人入川。他们通过诗词文章对成都饮食习俗、川莱做了大量生动的描述和赞美，使川菜随其词文的传播而广为人知。
两宋成都饮食的重大成就，就在于其烹饪技术开始被传到川外，让在外的川人和外地人能在专门的食店里吃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饮食，这是成都川菜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烹调体系的开始。
宋代的成都，好吃好看好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