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五章 游击战的分水岭
第二十五章 游击战的分水岭
1961年12月，切的危地马拉朋友和门生胡里奥·卡塞雷斯偷偷地离开古巴，返回他的祖国，决定在那里开展马克思主义游击斗争。切一直像亲兄弟一样对待内向的卡塞雷斯，并且一直培养他的革命意识。他把他带在身边，从拉卡巴纳到国家土地改革所，再到工业部，过去三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卡塞雷斯都跟切和阿菜伊达住在一起。
几个月前，切曾经请求主管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吉诺·博蒂帮他的这位危地马拉朋友谋份差事。博蒂帮了忙，可是不久后卡塞雷斯就不见了，博蒂这才明白，切是在利用这个换工作的机会让卡塞雷斯从他的以往环境中消失，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古巴。
卡塞雷斯返回危地马拉的时候，正逢开展革命的好时机。议会选举刚刚完成，可是欺诈现象比比皆是。1962年1月底，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的秘密警察头子被暗杀，两周后，一支由杨·索萨和图尔西奥斯·利马领导的游击队在巴里奥斯港附近袭击了政府的驻防部队，他们在袭击完以后就跑了。2月份，起义军公开号召发动起义，推翻危地马拉的专制统治，恢复国家的民主体制。同时，卡塞雷斯也在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始独立实施自己的任务。
1962年3月，卡塞雷斯离开古巴刚刚4个月，切接到消息，卡塞雷斯在行动中牺牲了。卡塞雷斯的牺牲标志着新一轮古巴支持的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开始，通过切的努力，1962年，古巴已经成为游击战的行动中心，调动人力、物力资源，充实分布于整个西半球的武装革命分支的力量。面对华盛顿的抗议、古巴在西半球的孤立以及美军进攻的持续威胁，切的拉美大陆革命的梦想现在已经具备战略上的意义：不断扩大的游击战分散了美国对古巴施加的压力，同时让华盛顿为其遏制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
另外，卡斯特罗已经将其制定为政府政策。1962年1月，古巴被逐出美洲国家组织，卡斯特罗对此的回应是在2月4日发表《哈瓦那第二宣言》，宣布拉丁美洲革命的“必然性”。紧张不安的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认为这份宣言就是古巴不言而喻的宣战书。
当时化名“阿里尔”的古巴高级情报官员胡安·加里泰罗说，他在1962年开始和切一起建立横跨拉美大陆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大舞台”。阿里尔直接接受曼努埃尔·皮内罗·罗萨达的领导，罗萨达是国家安全局局长拉米罗·巴尔德斯的副手，他负责指导整个游击战计划。
1962年春，数百名拉丁美洲学生获得革命奖学金，被邀请到古巴，切负责从这些学生中招募和组织游击队新兵；切前妻伊尔达的弟弟里卡尔多也在这些人中。1958年，里卡尔多在秘鲁完成高中学业，到阿根廷著名的拉普拉塔大学学习新闻。在大学里，他加入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青年团。和很多朋友一样，他受到古巴革命事业的感染，把古巴革命看成拉美政治变革的样板。切·格瓦拉又是他的姐夫，这也是推动他的一个个人因素。在空闲时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7·26”支持委员会的办事处帮忙，和切的父亲一起工作。
1962年初，古巴广邀西半球的共产党人士和中间偏左的反对党人士，数百名拉美新生作为部分受邀人员抵达古巴。他们来自玻利维亚、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等地。约80人来自秘鲁，里卡尔多立刻投入了同胞们的怀抱。不过不久后，学生中间就发生了分化，据里卡尔多说，有些学生“只想学习”，另一些学生“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古巴的革命经验，然后回到祖国开展我们自己的革命”。这对里卡尔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选择加入后者的群体。
此时，正逢1962年3月秘鲁发生军事政变，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议会被解散，整个秘鲁政治体系陷入一片混沌。对于想要仿效古巴革命的秘鲁人来说，这正是出击的时候。
1962年年中，里卡尔多·加德亚和他的秘鲁同志离开哈瓦那大学，前往马埃斯特腊山区接受游击战培训。他们的教员是参与过古巴革命斗争的老兵；卡斯特罗亲自对他们发表演说，给他们建议；不过切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革命导师。“在所有领导人中，”里卡尔多说，“作为一个拉丁美洲人，切是最有魅力、最敏感、最投入的。他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处，帮助我们克服了很多问题。”
尼加拉瓜的“解放”事业也让切十分关心。1956年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边境吃了败仗之后，尼加拉瓜起义军一直在古巴进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前往中美洲，想要在大学团体、其他流亡者和尼加拉瓜国内的反索摩萨团体之间建立政治联盟。
在丰塞卡四处游走的时候，他的追随者托马斯·博尔格前往哈瓦那为他们新近成立的尼加拉瓜革命青年组织寻求支持。博尔格和另外一个叫诺埃尔·格莱罗的同志跟切的朋友罗德尔弗·罗梅罗一起到国家银行拜访切。
据博尔格回忆说，一开始，他要“代表尼加拉瓜青年”向切致敬，不过切打断了他，说：“不用客套，直奔主题吧。”不过博尔格坚持把话说完，切同意了。当博尔格完成他发自肺腑的致敬后，切拥抱了他，说接受了他的致敬，然后给了他和他的同志们2万美元，作为他们的组织资金。
罗德尔弗·罗梅罗被任命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利用切提供的资金，博尔格和其他人开始把尼加拉瓜人从拉丁美洲各地带到古巴。最后这支队伍的人数约30人，他们进人古巴的民兵队伍，被派往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参与那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战斗，获取第一手的战斗经验。1961年，罗梅罗进入古巴的反间谍学校，接受谍报技术的培训。随后他跟博尔格、丰塞卡和其他人一起到一个偏远的古巴军事基地学习炮兵培训课程。
1961年7月，卡洛斯·丰塞卡返回尼加拉瓜，他的组织在整个夏天发展壮大。丰塞卡指挥尼加拉瓜各个城市的反索摩萨地下活动，实施银行抢劫，开展宣传和破坏活动。托马斯·博尔格和其他大约 60名游击队员在诺埃尔·格菜罗的领导下偷偷从洪都拉斯进入尼加拉瓜北部的丛林。这支队伍后来把自己称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切对拉美革命未来的骨干们十分慷慨，但是对自己家人就考虑得没那么多了，他拒绝给父母提供旅费让他们来看他。1960年，塞莉亚妈妈再次来古巴探望他，1961年，格瓦拉·林奇写信给伊尔达说他正在努力攒钱来古巴。他和塞莉亚想见见他们的新孙女阿莱蒂达，而且也想再见见伊尔蒂达。很快他们得知他们马上要有另外一个孙子辈出生了，阿菜伊达又怀孕了，预产期是在1962年5月。
伊尔达去问切为什么他不给自己的父母提供旅费，她得到的是切的尖锐反驳。“所以说，”切说，“你也不相信我拿的是固定工资，我可以随便使用公共基金。”伊尔达觉得被刺痛了，她否认有这层意思。“我只是建议你为你的父亲支付旅费，因为他想来。”她说，“这笔钱你可以分期支付。”切平静下来，说：“好的。不过这件事我们晚点再说，现在不是时候。”
与此同时，在委内瑞拉，贝坦科尔的统治联盟破裂，整个国家被暴动的氛围笼罩。游击队到处行动。1962年5月，加拉加斯附近一个海军基地的军队爆发抵制政府的起义。共产党公开支持这次起义，作为报复，贝坦科尔取缔了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组织。
6月，在两天的流血战斗后，拥护现政的军队镇压了第二次海军起义。持有不同政见的军官和队伍逃入山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加入了刚刚建立不久的游击队。12月，被宣布为非法的共产党正式认可了“武装斗争”，两个月后，一支名为“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联合游击队伍宣布成立，并且宣告其任务是要掀起反对贝坦科尔政权的战争。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也拥有一条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政治阵线，即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阵线号召各种信仰的委内瑞拉人一起加入“联合阵线”，让委内瑞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自己财富的主人”。
在切帮助尼加拉瓜、秘鲁和危地马拉的游击组织的同时，他也在帮助新成立的委内瑞拉革命组织。每当又一把步枪被举起的时候，距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拉美大陆游击斗争成为现实就更进一步。
切此时也计划在自己的祖国阿根廷发起起义。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不过在阿根廷军队推翻弗朗迪西总统后，这个想法更加明确了。他为游击队选择的战斗地点位于阿根廷遥远的北部丛林，那里靠近萨尔塔，离玻利维亚边境不太远。有趣的是，这正是他1950年骑车旅行过的地方，他曾在这里思考过人生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他自己的命运。
切的计划是让阿根廷记者豪尔赫·里卡尔多·马塞蒂带领先遣部队，他的任务是熟悉地形，并在当地偷偷地建立游击队行动基地，在与敌人交战之前，在农民中间建立起一个支持网络，并在阿根廷的城市里建立起市民支持网络。条件成熟时，切就会到阿根廷亲自领导队伍。
切请艾尔伯托·格拉纳多帮忙为这支游击队招募队员。1961年10月，艾尔伯托带着家人从哈瓦那搬到圣地亚哥，他开始在圣地亚哥大学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工作。1962年，他利用自己的工作和国籍之便，开始为切未来的阿根廷革命计划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在圣地亚哥，他和阿根廷画家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成了朋友。布斯托斯是作为志愿者来古巴的。布斯托斯在奥连特省的乡村地区开办了一家小型陶器厂，每周在圣地亚哥大学教授两次美术课。他来城里的时候，格拉纳多总是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他们很快聊到“武装斗争”这个话题上来。格拉纳多得知布斯托斯支持在阿根廷开展革命，他很赞赏布斯托斯。不久后，格拉纳多就安排布斯托斯和切见了面。
同年，格拉纳多回了阿根廷一趟。他走遍了全国，和阿根廷共产党一起招募“技术人员和其他有技能的人”到古巴工作——这实际上是为招募游击队员打掩护。不过，格拉纳多几年后才知道，阿根廷的安全部门当时已经产生怀疑并且对他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在他和几个人见过面后，这些人都遭到了“短暂拘留”。尽管如此，他还是招募到了几个人，他们很快抵达古巴，开始接受游击战培训。
马塞蒂已经不在拉丁社工作了。猪湾事件后，他对俘虏进行了一次电视采访，随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被迫辞去了自己的工作。马塞蒂不是共产党人，他一直对社内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敬而远之，最后被迫离职。据说他后来受雇于古巴军方的一个宣传机构，实际上他是在为切工作。
离开拉丁社后，马塞蒂完成了军官培训课程，获得上尉军衔。随后到布拉格为切执行秘密任务，那里刚刚为古巴的海外间谍活动建立了一个中转站。他还到阿尔及利亚将一大批在吉隆滩缴获的美国武器通过突尼斯偷偷转运给民族解放阵线的起义军。马塞蒂的搭档是20岁出头的费德里科·门德斯，他是一名阿根廷技工，有军队经验，是格拉纳多招募来的新兵之一。他们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总部待了几个月，门德斯在那里教授阿尔及利亚人如何使用美国武器。他们返回古巴的时候，已经和阿尔及利亚革命领导层及其高层军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切正在撒网了解阿根廷的政治局势。1962年3月古巴外交人员被逐出阿根廷，他们要从乌拉圭乘飞机回国，切发了一份电报给奥斯卡·斯坦姆林，他是切在迪安福内斯国立学校上学时的一个老朋友，是个年轻的好战分子。切邀请他趁此机会搭乘古巴外交人员乘坐的飞机到古巴来见他。斯坦姆林在哈瓦那住了一个月。斯坦姆林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切邀请他到古巴来。斯坦姆林在哈瓦那停留期间，切和他见了八九次面，一起回忆往事、谈论古巴革命和阿根廷政治。
5月25日是阿根廷独立日，哈瓦那阿根廷社区的380名成员聚在一起举办传统的烤肉会进行庆祝。当切受到邀请时，他建议也邀请年轻的德裔阿根廷姑娘艾黛·塔马拉·邦克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她刚刚从柏林来，正在教育部担任德语一西班牙语的翻译，她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热情满满。她参加义务劳动，担任扫盲教员，加入民兵组织和当地的捍卫革命委员会——她的所作所为很快为她赢得了革命积极分子的名声。她对拉丁美洲游击事业非常支持。
在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上，切一如既往地发表了关于拉美革命的演讲，他着重强调了阿根廷。他说，阿根廷需要有“反帝国主义力量”，要克服他们意识形态的差异，贝隆主义支持者也应该被包含进来。据当时在场的一个古巴人说，切在一个火柴盒上草草地写了点什么，一句话没说，把它递给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阿根廷人。火车盒上写的是“团结”。随着火柴盒在人们手中传递，大家明白了切的意思——不要再有宗派之争。
切正暗中为他的拉美大陆游击战这盘棋设置棋盘，其终极目标就是他的祖国阿根廷。他培训了几支阿根廷行动队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不同，但是因为共同的战斗目标团结到了一起。在时机成熟时，所有队伍都会团结在一起，共同在切的指挥下为阿根廷的革命活动出力。马塞蒂的先遣部队是切在这盘棋上走的第一步，切会在恰当的时候在棋盘上放上其他的棋子。
除了所有这些幕后活动，还发生了一系列对切的未来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在前一年的9月，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在访问刚果途中因飞机坠毁身亡，在此之前，联合国部队刚刚对刚果产铜大省加丹加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干预。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是缅甸外交官吴丹，他接手继续解决刚果危机。
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老共产党人”挑起了宗派斗争，企图控制统一革命组织(卡斯特罗领导的新党派，由“7·26”运动组织、人民社会党和革命指挥部组成)，1962年3月，卡斯特罗公开谴责他们的这种宗派斗争。统一革命组织的组织书记、著名的前人民社会党人阿尼瓦尔·艾斯卡兰特被指控把对他有利的人安插在政府中的各种职位上，他成为清洗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他被流放到莫斯科。后来，卡斯特罗为改革后的政党取了一个新名字：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
切对卡斯特罗采取的清洗活动十分满意。他讨厌那些自以为是的共产党人，他们想把自己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整个古巴。
宗派斗争甚至影响到了像西罗·布斯托斯这样的外国人。阿根廷共产党接受了人民社会党的暗示，企图控制所有在古巴工作和生活的阿根廷人。阿根廷共产党的古巴党代曾经把布斯托斯叫去，询问他的政治背景和党派背景。当他说自己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时，他被警告说如果不端正立场，他就必须离开古巴。不过对布斯托斯而言，反宗派斗争的清洗活动来的正是时候，他又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格拉纳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安排他和切见面的。
他们见面是在7月底的一个午夜，在切的办公室。切对布斯托斯说现在有一个为阿根廷准备的“队伍”，切问他是否想加入。布斯托斯说愿意。对话就此结束。布斯托斯被告知不要离开他的旅馆，一些人会去接他。布斯托斯被带到哈瓦那米拉马尔社区的一座房子里，在那里迎接他的是豪尔赫·里卡尔多·马塞蒂。
马塞蒂对布斯托斯解释说，这是“切的计划”，不过由于切现在还不能离开古巴，因此这支游击队在启动阶段将由马塞蒂带领，切一来，他们就会开战。他问布斯托斯是否准备好舍弃一切加入这个计划，布斯托斯再一次回答说愿意。为了掩人耳目，他会回到奥尔金，随后会给他得到工业部赴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的“奖学金”，这是让他离开的借口。他的妻子必须留下，保守秘密。只要游击队赢得了一片解放区，她就可以在接受培训后到解放区和他重聚。
9月，布斯托斯住进哈瓦那东部的一个安全房里，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个阿根廷人：莱昂纳多以及格拉纳多招募来的费德里科和米格尔。马塞蒂、切和像阿里尔以及皮内罗这样的情报官员在这里进进出出。切的手下埃尔梅斯·佩纳将作为马塞蒂的副指挥官和他们一起去阿根廷。
1962年8月，埃尔梅斯·佩纳从切的保安队伍中消失了，这引起了同为切的保镖的艾尔伯托·卡斯特拉诺斯和哈里·比利加斯的注意。之前，切坚持让他们参加工业部管理人员的培训课程，他们当时对切的游击战计划一无所知，不过他们回来后发现埃尔梅斯不见了，他们意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卡斯特拉诺斯跑去见切，说他知道切正在计划着什么，他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要去什么别的地方，我准备跟你一起去，比利加斯也有同样的想法。”切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告诉卡斯特拉诺斯他会“记着”他和比利加斯的。
另一个常常出现在安全房的人是阿维拉多·科洛梅·伊瓦拉，他是哈瓦那警察局长。他也将加入这群阿根廷人，作为负责未来后方基地的指挥官以及和古巴联系的联络员。不过，培训这群阿根廷人的既不是古巴人也不是阿根廷人，而是一名西班牙裔苏联将军，他们只知道他叫“阿吉力托”。西罗·布斯托斯和其他人知道不能问太多问题，因为在那时，苏联军人在古巴出现还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实际上阿吉力托是一名苏联红军的现役将军，他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真名叫弗朗西斯科·西乌塔特，是由莫斯科的西班牙共产党派到古巴帮助训练古巴民兵的。“他是个人物，”布斯托斯回忆说，“他个子很小，可是像个体操运动员，可以空翻。”
不久后，安全房里的人员就被根据各自的特长分配了专门的职责。莱昂纳多负责远征军的医疗工作，米格尔负责后勤，费德里科负责武器弹药。布斯托斯接受了安全和情报方面的专门培训。
切到安全房来的时候总是很晚，几乎都是在凌晨两三点。布斯托斯回忆说，在他和他的同伴们第一次作为一个团队见到切的时候，切说：“你们之前都答应加入，现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过从这一刻起，就当你们已经死了。在这里，死亡是唯一确定的事；你们中有些人也许能活下来，不过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把接下来的生命当成借来的时间。”
每个人都要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心理准备，这一点很重要。不过切让这些人知道他不会让他们单独面对未知的命运，他会尽快加入到他们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