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角度谈张国荣的唱功（转载）
转载自微博云小野，已获授权。
前言：我们听张国荣唱的好，要知道好在哪里，为何会这么好。听歌其实也如同赏花品茶，要品出意味才有收获。但是我对作者其中关于哥哥的音域和声音戏剧能力一般的评价并不赞同，黎小田说过张的音域很宽。张国荣对于歌曲戏剧能力的把握，比如《夜半歌声》三部曲恰恰就是最好的体现。但该文从语言学角度诠释张国荣的以情带声，这种新的角度依然值得借鉴和思考。
作者的话:汉语音极精深复杂且有历史经典规制，我写过篇张国荣，引述一篇语言学成果“粤普拐点位置音高比标普偏低”，故张用港普唱歌时音多“偏低“，但这才“好听”，蕴含了深刻底层语言逻辑。故语流从说话转为歌唱，还有方言，情况极复杂而各异。很多人唱中文歌，膜拜西方，脱离汉语音规律，削足适履。好音乐无门第贵贱之分。张国荣善用喉音向下拓展低音伪装修饰音色渲染情绪，也善用假声小嗓向上拓展高音，以情带声。
原文如下：
据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中国汉语普通话以北方口音为基础，北方语音系统的声母、韵母、声调的复杂程度，远低于南方地区如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区方言。南方地区方言的复杂程度，声母可多达50个，韵母近200个，声调最多高达15个为世界语言之最（贵州广西南部的“南侗语”）。对于语音系统极其复杂的方言，孕育产生“古典声乐”的难度非常大，从古典声乐的一般艺术规律来说，我认为要对极其复杂的自然状态下的语言语音系统进行艺术性的选取、提炼、加工、精简，逐渐形成圆熟的艺术规则，才能有利于形成以歌唱为主形态的古典声乐艺术形态。否则面对极其复杂的自然态语言语音系统，形成古典声乐艺术规则难度会非常非常大，增加几十个韵母，增加几个声调，增加的难度不是简单加法，而是增加数量级。
吴语地区产生出了语音系统极复杂的古典声乐如昆曲、弹词等，这是数百年间江南富庶之地社会经济文字文学等各方面因素繁荣昌盛才共同孕育出的珍贵声乐成果。比吴语语音系统更复杂的语言，如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方言，囿于历史时期地区社会经济文字文学等综合因素所限，各自发展出了各自丰富多彩的本民族语言的民歌和地方戏曲，但基本未形成文人精英阶层的“古典声乐”。
粤语以广州话为标准音，精简过的现代粤语有19个声母，56个韵母，9-11个声调（不同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有不同统计数据），语音系统比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21个声母、35个韵母、4个声调）要复杂很多。根据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的研究结果，广州话共11个声调，分别为上阴平(53)，下阴平(55)，阴上(35)，阴去(33)，阳平(21)，阳上(13)，阳去(22)，上阴入(5)，下阴入(3)，阳入(2)，新入(35)（括号内为调值）。对于粤语口音的普通话，也有进一步语言学研究，《广州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声调对比研究》（金健、胡伟湘、王霞、李爱军）研究表明：“（在两字情况下）广州普通话阴平调无论前后字音高都偏低，广州普通话的阳平调充当前字时跟标准普通话相比在调形和调值上都有差别。当阳平调充当后字时，标准普通话和广州普通话中都出现了协同发音，尤其是在阴平调和阳平调之后时，后字阳平调曲线几乎变成了曲折调，但是从曲折调的拐点位置来看，广州普通话拐点位置的音高比标准普通话偏低”。
粤语产生的声乐，除了民歌和传统戏曲粤剧外，香港流行音乐在20世纪后20年对大陆影响很大。我不同意某些内地音乐人发表的香港没有好歌手和香港没文化的观点。这是深受西方音乐中心论长期毒害的学院派肤浅错误的观点。香港70年代后的歌手如徐小凤、林子祥、罗文、甄妮、张国荣、谭咏麟、张学友等等，在声乐上都很优秀。83版《射雕英雄传》的全部歌曲，在作品和演唱上都非常优秀，至今未超越。香港歌手最大优点是重视语言和情感表达，以情带声，亲切贴近生活。我认为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国荣，虽然他的声音先天声音条件不出众，音域和声音戏剧能力都一般，但他非常重视语言，善于用技术方法修饰声音（如恰到好处的喉音、假声、鼻音装饰），尤其喜欢用用喉音装饰沙哑音色；在吐字、声调上富于变化，歌唱的语言能力强，从而更好表达情感。20世纪后20年这一批优秀的香港歌手，曾深深影响内地数亿听众，当时全民看《射雕》，全民学唱粤语歌。这段历史是不能忘的。
方言的语言学实验研究有很多，但声乐（歌唱、吟诵）艺术中的语言学实验研究似乎不多（有吗？），声乐语言学是一个比语言学更深入的交叉学科，因为自然说话状态和声乐表演状态不一样，研究理论中最大难点恐怕是声乐表演状态的实验测量的参照系问题。歌唱艺术实验测量的参照系是什么？是十二平均律的固定音高？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这当然荒谬绝伦。不以十二平均律测量比对，又以什么作为艺术比对的参照系？或以广受赞誉的声乐表演实例作为参照系？但这个艺术参照系本身是否也尚未建立数据库？
张国荣的粤语普通话歌曲《我》，我认为其实很好印证了《广州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声调对比研究》（金健、胡伟湘、王霞、李爱军）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在两字情况下）广州普通话阴平调无论前后字音高都偏低......广州普通话拐点位置的音高比标准普通话偏低”。原论文虽然是自然状态下说话的语言学实验结果，不是歌唱状态下的“声乐语言学”成果，但我认为声乐是应该服从并适用于语言学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