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痘病毒会成为下一个“天花”吗？传统医学与瘟疫的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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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前人类就有了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有关此传染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 ”天花由病毒引起，表现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无药可治。
在清代，太医院属于中央官制中的帝室部，清高宗（乾隆）弘历皇帝，寿命89岁，而清代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岁。清初的人口因天花的流行大量死亡，康熙皇帝（公元1654年-公元1722年） 虽然在一场天花之后保住了生命，但是留下了痘疤；雍正皇帝（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 在雍正三年四月八日曾在一道谕旨中指出“看来满洲、蒙古等限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而雍正皇帝本人在1735年10月7日突然发病，次日在圆明园死亡；1820年，嘉庆皇帝在热河狩猎，突然病情严重，当晚病逝；而同治皇帝（公元1856年-公元1875年）去世时年仅19岁，被《翁同龢日记》记载为“脸色红燥，痘疹极为稠密”。实际上，在清皇宫，为皇室服务的御医数量众多，《清宫医案研究》所收载的参与为清廷皇室诊疗的御医就达到了391位。清康雍时期,御医队伍既有汉族医官,也有满族大夫,蒙古大夫、喇嘛大夫、西洋大夫等, 其医疗水平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医疗水平。(Editor Group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The marriage of Chinese Imperial Medicine and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privilege and benefits for the people.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Online. doi: 10.53388/TMR20191024141)
中国医学对瘟疫的记载，最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疒役”的记载。在秦朝的《山海经》中提及通过占卜来判断疫情严重程度。其后在汉朝末年因为自然灾害及战乱，导致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大瘟疫，有感于瘟疫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张仲景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古籍，探寻治疗伤寒的方法，终于在公元 210 年写成《伤寒杂病论》。明朝建立后，政府对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在中央设有太医院，王府设立良医所，地方设立惠民药局，对于流行病的防控，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基本能够保证在大灾时期控制疫情，不造成特别巨大的瘟疫扩散。但由于帝国腐败、自然灾害和战乱频发，明朝晚期最终成为继东汉末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瘟疫爆发的时期。
明朝晚期的瘟疫是继汉朝末年之后中国第二次爆发的大瘟疫。据记载，在明朝后期，中国大地出现了罕见的极寒的气候灾害，气象学家把这一段时期叫做“明朝小冰河时期”。当时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低于正常水平，夏天大旱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寒冷无比，河北、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狂降暴雪。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据相关学者统计，从万历年间 ( 公元1573~1620 年 ) 至崇祯年间 ( 公元 1628~1644年 )，年年都有一种或几种自然灾害，仅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就发生了水灾、旱灾、雪灾、蝗灾，特别是旱灾，往往与其他的自然灾害并发。基于明朝的各个时期、主要分布区域及爆发次数年份的瘟疫发生情况的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朝的后期，在公元1551~1644 年间，有记载的瘟疫发生了 78 次，基本上接近每年发生一次，出现瘟疫的县数可达到 1878 个之多，超过了明朝早期和中期的总和（表 1）。我们分析了瘟疫发生次数较多的省份，发现在明朝的后期瘟疫发生的频数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表 2）。不过明朝末年大瘟疫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并非像汉末瘟疫那样全国性爆发，而明朝人口呈现出北少南多的特点，华北人口并不是很多。明末人口的损失，主要还是小冰期导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战乱的破坏。除了上述自然灾害，1641 年起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旱，历时四年之久，在 1643 年，北京出现疙瘩病，这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描述。腺鼠疫是鼠疫的一种，经由老鼠身上的寄生物 ( 如跳蚤 ) 将鼠疫杆菌传染开来，人感染后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考虑到旱灾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人没吃的，老鼠也没吃的，也要逃荒保命，随着难民到处迁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传给了难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明末这场大鼠疫使得“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 1643 年 8 月到12 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在 1644 年 4 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公元 1606~1645 年）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有研究指出，明末瘟疫导致的死亡应在数千万级别。
明朝的医疗制度基本承袭于元朝，在元朝医疗管理和医疗制度依托于太医院处理各项医学事务，各类医学官员各行其职，而元朝的医官在选拔、考核、奖励等制度是在宋朝、金朝原有制度上的发展和提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医官在元朝享受特殊的地位，升迁也较快，很多儒士也弃文从医。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 1328~1398 年）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建立明朝，在医疗制度上，基于元朝的原有制度，完善并构建自己的医疗制度 ( 图 1A)。另外，明代由于水灾、旱灾和瘟疫较为频繁，进而出现人口的大量死亡，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 最重要的是上述灾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口作为劳动力在农业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人口大量死亡必然会造成大量土地的荒芜和闲置，导致经济的倒退，人们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也逐步促成了政府及民间构建较为完善的医疗系统和应对措施。朱元璋为了救助百姓，制定了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他设立福利院，由政府出资建造，收养孤苦伶仃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他还设立了惠民药局，穷人得病，无力支付医药费的，都可以免费在药局领药。另外，他还特别关心穷人的丧葬问题，对于贫困百姓，无能力安葬逝者的，由政府出资安葬。明代医事制度主要分为中央的医药机构、宫廷医事制度、地方的医事制度和民间医学团体四个部分组成。在中央主要是设太医院，明代太医院分为南京、北京两处。两京太医院均设有药库，职务设置有大使、副大使各 1 人，掌管药物。每年药材由产地负责配送，按药材的质量、炮制、燥湿程度分类。太医院御医和药库大使负责辨验入库，礼部派人监放并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留太医院备案，一送礼部查考。王府设良医所 , 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备 1 人，寿官数人，均是文官，由太医院推荐，吏部负责任命，例如杰出医药家李时珍（公元 1518~1593 年）等曾任过王府良医。在地方府、州、县以及边关卫所及人聚处 , 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明代医事制度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学家应具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太医院除了负责医疗工作，还担负着对医生的教学培养。另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责 , 就是在遇到疾疫时 , 太医院要参与政府的救治工作。在地方上 , 惠民药局在平时主要是救治贫病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瘟疫爆发时，惠民药局负责参与瘟疫灾害救治。惠民药局设置的初衷是让医药惠及百姓，让穷困患病之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因而，朝廷对惠民药局实行了补贴政策。这样，它所出售的药物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使更多的下层民众有能力承担寻医用药的费用。如果遇到确实没有支付能力的穷人或者灾民，还可以免费施药 ( 图 1B)。政府补贴设立的惠民药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贫苦患病民众进行救助，本图节选自明朝仇英所绘的《清明上河图》。
在明朝统治的几百年期间，劳动人民在与瘟疫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在疫情防控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
隔离病人，可以防止传染病的扩散，明朝萧大享《夷俗记》中指出：“患传染性疾病的患者，需要隔离，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均不得与其相见。”掩埋尸骨也是救治瘟疫中必不可少的措施。因为瘟疫的致命性往往引发大批人死亡，严重的瘟疫往往造成村落荒芜，尸横遍野，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蚊蝇滋生使环境卫生恶化，则又促使灾难进一步加深，形成恶性循环。明朝政府在瘟疫发生之时经常积极掩埋疫死尸骨，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1643 年，北京发生瘟疫后，政府释放轻刑犯人，避免人群聚集，并拨款用于治疗疫病，将死亡患者进行掩埋。在明朝末年，李自成打到北京时，北京城内的明朝军队因为瘟疫隔离工作安排的不好，导致死亡过半，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每天都有大批的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乞丐都找不到。
太医院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在遇到疾疫时，要参与政府的救治活动，救治项目包括措置药物，或为汤液丸或膏药，但施救的对象主要以京城皇家贵族为主，并兼顾城外百姓。例如，在 1560 年，北京郊外闹饥荒，百姓因遭受灾害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百姓，涌入北京，皇帝招集大臣商议后，决定太医院去救治患病的平民。在民间，瘟疫发生之时 , 百姓被感染或者面临感染，民众恐慌情绪较为严峻，因此，在瘟疫流行之时，明朝政府会安排惠民药局的医官统计疫情，诊治患者，发放药物。并且专门设立病医疗站，收容无家可归的病人，并精选医技高明的医者专门照料病者。1581 年，山西交城县发生瘟疫，许多百姓感染疫菌，危在旦夕，知县吴腾龙“集医于惠民药局，施药活之”。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惠民药局因为战乱、资金匮乏、政体腐败等等，导致惠民药局管理不利，其作用形同虚设。对明朝政府防控瘟疫的措施和手段进行归纳后发现，在疫情发生后，当地政府会立即上报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据疫情情况颁布相应的措施和指令，调配资金、开放粮仓、遣医送药、减免灾区赋税，地方政府组织人员掩埋尸体，隔离患者，奖励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官员及医生，而在民间基于宗族和血缘关系，会形成互助的小团体，互相支援，共享食物以及医疗资源，一些士绅及义士会主动参与到政府主导的救灾活动中，提供药品和粮食、协助政府掩埋尸体和收养孤儿等等，这些人会受到政府的表彰，并有可能被授予荣誉虚职。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人们则通过祭拜，祈求鬼神的庇佑，避免被疫病感染 ( 图 2)。
明朝的嘉靖皇帝（公元 1522~1566 年）还曾亲自写过药方，制成《济疫小饮子方》，要求礼部把这药方散发给民间。另外，在传染病的防控上，明朝发明人痘接种法，用于预防天花，也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 在医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 图 3)。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出现瘟疫时，需要把患者的衣物高温熏蒸，这样可以减少家人被传染的概率。胡正心（生卒年不详）的《简易备验方》中也提及了蒸汽消毒法, 明朝的龚廷贤（公元 1368~1644 年）在《寿世保元》中列有“屠苏酒”方，他指出，“饮此酒可以阻隔瘟疫”，并且他建议在病人床角点燃艾柱，利用艾烟抗菌抗病毒。《明实录》中记载明朝末年福建的一名官员发明了放血疗法，用于治疗瘟疫，疗效较好，每天有近万人接受放血治疗。张景岳（公元 1563~1640 年）的《景岳全书》中记载了用福建茶饼进行口腔消毒 , 以防病从口而入。明朝的著名医学家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虽然张仲景《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罹患疫病，是由“疠气”所导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是吴又可在张仲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瘟疫的传染性，并猜想到了病原体的存在。吴又可又明确指出，瘟疫由口鼻侵入，通过呼吸传播，强调与病患隔离的意义，创立了治疗瘟疫颇有疗效的“达原饮”，记载于在《瘟疫论》中，成为中国温病学的开创级人物（图 4）。现代临床研究证实，用达原饮辨证治疗某些急性传染病，如伤寒、疟疾、流行性感冒等均有良好的疗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发病 3 至 10 天，邪伏膜原阶段 , 应用达原饮加减治疗，可有较好的疗效。达原饮具有显著的解热作用，其作用机制与降低血清中 TNF-α、IL-6 水平及肝组织中的 MPO 活性有关。
明朝晚期因为自然气候灾害，朝廷腐败以及战乱，导致政府对于瘟疫的控制不利，相关的制度和规定无法落实，遣医送药的惠民药局形同虚设，明朝最终在瘟疫、战乱以及天灾等问题的共同冲击下灭亡。在明朝末年的乱世中诞生了一位防治传染病的优秀专家吴又可，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对后世瘟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又可所著的《瘟疫论》在温病学术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清朝温病学派的创立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朝瘟疫流行期间，劳动人民与瘟疫抗争，积累总结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和措施，一些手段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并且对现在的瘟疫防控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Qiu-Hua Li, Yue-Hai Ma, Ning Wang, et al. Overview of the plagu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2020, DOI: 10.53388/TMR20200222166.)
在中国瘟疫防治的历史中，道教是重要参与者。
东汉末年（公元146-220），瘟疫频繁爆发并广泛流行，依靠治疗瘟疫而吸引信众，道教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因瘟疫流行而兴起的道教由此将救治瘟疫当作一贯的宗教使命，通过道教医学此种具有鲜明道教色彩的特殊传统医学形式积极参与瘟疫防治。在上千年的瘟疫救治实践中，道教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瘟疫认识与防治方法，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在其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千金方》中对古代常见瘟疫的病征及预防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记载，而在记述道教神学观念及宗教仪式的经书如《保生经》《紫宸玄书》《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也提出了微生物致病说的瘟疫病因论，并记载了诸多仪式、咒语与药物相结合的瘟疫治疗方法。这些道教医学的瘟疫认识与防治方法既显现了前人的经验与智慧，也蕴含了科学的思想与价值，在如今肆虐的Covid-19疫情中，其防治瘟疫的策略、手段、药物依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与应用价值，本文由此进行总结与回顾。
道教与瘟疫防治
美国学者Henry Ernest Sigerist在其Civilization and Disease（《文明与疾病》）一书中指出，瘟疫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许多人类社会历史现象都与瘟疫相关，宗教之起源与发展就颇受瘟疫的影响。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与瘟疫的大流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东汉末期瘟疫频发，据垄胜生统计，自汉桓帝继位至汉朝终结（公元146-220），史书有载的“大疫”就有十八起，疫中“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瘟疫的大流行激起极大的社会动荡，末世思想流行，道教运动应时兴起，早期道教教派陆续在各地出现，这些早期道派“借医传道”：让病人忏悔自身过失；或绘制符文，烧制成符水让病人饮用；或为病人念诵治病的咒文（spell），通过宗教之方式治疗瘟疫从而吸引信众。之后，这些早期教派或是消亡，或是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相互融合演变，逐渐形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本土宗教——道教。
因瘟疫的流行而产生，并在治疗瘟疫中发展壮大的道教形成了重视瘟疫防治的宗教传统。主要经由以下四种形式，道教积极参与到中国瘟疫防治的历史实践之中：
一是定期举行群体性的驱瘟仪式祭典。历史上，在很多地方，道教每年或每数年会主持举行以驱除瘟疫为主题的祭典，在祭典中参与民众通常会佩带驱瘟香药，饮用驱瘟药汤、药酒，参与以驱瘟为主题的民俗活动。现在很多地方依然流行的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就是此类，姜守诚称此种送瘟仪式反映的是“族群集体性对抗瘟疫的古老记忆”，在各种驱瘟祭典中，有关瘟疫的知识以民俗的方式得到传承，实际上起到了对民众进行瘟疫防治的宣传与教育作用。
二是道教医药学家著书立说，对瘟疫防治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与发展。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密切关联，历史上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很多著名医药学家都是道门人士或有道教背景，具有道教与医学的双重身份。在这些医药学家的著述中，记录了很多道教对于瘟疫的独特认识以及防治瘟疫的有效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瘟疫理论及防治方法的发展。
三是道教人士对瘟疫患者的治疗实践。法国学者Kristofer Schipper指出，中国的道教中主要有“道士”（Daoist）与“法师”(Masters of Rites)两类群体从事医疗活动，“道士”通常是指具有官方授度资格的宗教从业者（legal priest），“法师”则是在仪式中通神驱鬼的非官方法官（illegal priest）。两者都会参与到瘟疫的治疗中，采用的主要手段有所差别。道医（Daoist doctor）一般使用药物、针灸的方法治疗瘟疫，与传统医学基本相同。“法师”治病则主要以仪式治疗为主，通过“首过”“符箓”“咒文”等方式治疗瘟疫。在法师的仪式治疗中往往也会使用药物进行辅助治疗。中国历史上从事医学活动的道医、法师人数众多，据盖建民统计，东汉至明末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总计有129名，占该书所列全部医家人数的比例为9.9%。历史上进行医学活动的无名道医、法师更是不计其数，构成了中国古代瘟疫防治的重要医学力量。
四是在瘟疫期间道教宫观开展慈善活动，辅助瘟疫救治。道教教义把治病救人视作有助于修道的善行，在疫情中，很多道教宫观都会主动进行慈善活动以救治瘟疫，根据姜守诚的研究，此类慈善救助活动包括“施诊赠药”“赠济灾民”“抚慰伤恸”等形式，通过施粥、施药、收治病人、敛收疫亡，道教减轻了官方医学机构的负担，为瘟疫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道教医学的瘟疫观及防治策略与方法
1.道教医学的瘟疫病因论
道教医学的瘟疫病因论显现出医学性与宗教性的双重维度，注意到传染病发生的气候因素与生物因素，主要具体表现为“气本论”与“虫本论”两种形式：
（1）“气本论”的瘟疫病因论
与传统医学的疫病观基本一致，道教医学“气本论”的瘟疫病因论认为瘟疫是“失和之气”或者“疫气”侵染，主要以气候变化来解释瘟疫的发生。孙思邈《千金方》称：“天行瘟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道教医学家认为，天地万物处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流传之中，如果四时失衡、阴阳失序，极端的“气”就会侵袭人体，造成大规模的染病，也即发生瘟疫。“气本论”的瘟疫病因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认识到瘟疫具有弥漫的特性。于赓哲称“气本论”瘟疫说解释了瘟疫发生所具有的“存在的广泛性”及“流动与传染性”两大要素 ；二是注意到瘟疫与气候的联系。认为瘟疫的爆发是失常的气候变化所致，据此可以解释瘟疫与气候的关联以及其周期性的特征，这一点已得到现代科学的有效证实，Simiao Chen等人的研究也指出，COVID‑19的流行就与温度、湿度、气流等气候因素存在密切关联。可见道教“气本论”的瘟疫病因论把握到了气候此一瘟疫发生与流行的重要因素，为其能有效地预防、治疗瘟疫奠定了基础。
(2)“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
此种病因论认为瘟疫是由某些微小的“虫”感染所致，这是道教根据其宗教理论发展起来的独特瘟疫病因论。道教认为在人体内寄生了被称为“三尸九虫” （three corpses & nine worms）的寄生物，称此种寄生物是人体健康的重要危害因素。这种宗教理论与医学结合，成为道教解释很多疾病病因的依据。姜生曾对道教经文《保生经》中所描述的“三尸九虫”进行考察，称“道士们似乎已感觉到，有某些更细微的害虫在破坏人体健康”，并指出这些道教中所称的“三尸九虫”可与部分寄生虫及传染病的病原体相对应（表1）。
表1 道教“三尸九虫”对应的疾病与病原体
大约从宋代（公元960-1279）开始，“虫本论”的病因说成为道教解释肺结核病、麻风病等传染病的主要理论。相较于“气本论”的瘟疫病因论，“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有以下特点：
一是能更准确地解释瘟疫的传播现象。如对肺结核，宋代道经《紫宸玄书》注意到该病具有“衣传”“器传”“屋传”“食传”“气传”五种传播途径，称该病是“三尸九虫”中的“六虫”的传染所致。同时期的道教医学文献《急救仙方》详细记载了“三尸九虫”如何通过这些途径传播肺结核病。有别于“气本论”只能解释瘟疫弥漫性传播的特点，“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能定位传染病具体的传播途径，更好地解释了瘟疫的传播现象。
二是为道教中灭“虫”防治瘟疫的方法提供了依据。根据因“虫”致病的理论，《紫宸玄书》等道教经书提出可以通过对病患的衣物、器具及排泄物进行消毒处理，以避免疾病的继续传播扩散（表2）。
表2 《紫宸玄书》中记载的肺结核传播方式及预防方法
道教提出的“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早于细菌的发现四百多年，虽然对瘟疫病原的描述还不完全准确，不过其猜想引起瘟疫的微小虫类已颇为接近细菌、病毒的存在形态，无疑展示了古代医学家天才般的医学洞见，可以说“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已略具微生物病原说的特征了。
2.道教医学的瘟疫防治策略与方法
在具体的瘟疫防治中，道教医学中总体上形成了“疫前预防”“积极治疗”“疫后疗养”的基本瘟疫防治策略。“疫前预防”指瘟疫尚未发生或尚未感染时，道教医学就强调通过避开疫源、消毒防疫、养生防疫以及免疫防疫等方式避免瘟疫的发生、感染；“积极治疗”是指一旦感染瘟疫，道教医学强调迅速采取治疗措施，通过药物、针灸及养生术治疗瘟疫，避免病情加深并传染他人；“疫后疗养”则指瘟疫在经治疗将要痊愈时，道教医学强调通过饮食、作息等方式调养身体，避免病情反复，促进身体康复。
（一）主动预防瘟疫
与传统医学的理念一致，道教很重视“治未病”，强调通过主动预防以避免瘟疫的发生与传染。现代传染病学的研究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有三个必备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切断三个要素中的任一环节，就能避免传染病的流行。在道教医学中，对于瘟疫的预防，主要提出了如下一些措施：避开及隔离疫地；对人居环境及污物进行消毒；注意饮食安全；提高体质以预防瘟疫；免疫法防治瘟疫。可明显看出，道教医学对瘟疫预防的原则虽尚未有明确论述，但其预防瘟疫的方法却很明显地体现了对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的控制，实际上是践行了传染病预防的基本原则。
1、避开及隔离疫源地
道教“气本论”“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指出，瘟疫是由于接触到了“疫气”“毒气”或是由某些“毒虫”引发，因此，对于容易引发瘟疫的地理环境，道教医药文献进行了总结与警示，告诫人们要避开或是小心防范。如《肘后备急方》称：“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三元延寿参赞书》称：“凡古井及深阱中，多毒气，不可辄入。”告诫人们要避开有瘴气的山林，长期无人居住的废宅，以及古井、深坑之类的地方，如果必须要进入，则要事先服食或佩戴具有预防瘟疫功效的药物。《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称：“废宅空房，人迹罕到，年深日远，病炁犹存。盖其屋空，室塞不通，阴幽郁结，邪炁不散，患毒常存。”认为瘟疫病患曾居住过的屋舍，可能有致病原残存，要求尽量避开。Mervyn Susser与Ezra Susser指出，传染病的发生主要受生物环境、物理化学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古代社会，传染病的发生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联，如中国西南地域由于气候湿热、山林茂密、蚊虫大量滋生，常因此而流行疟疾等传染病，这也正是葛洪强调远离“山瘴恶气”以避疫的因由。道教医学警示避开“疫气”“毒气”“毒虫”，实际是对瘟疫发生规律的观察与总结，在古代社会不失为降低传染病发生风险的有效措施。
2．消毒环境、处理污物
道教认为对“疫气”消毒及灭杀导致瘟疫的“虫”就可避免瘟疫的发生，故在道教文献中还提出可通过使用药物对居所、水源、器物消毒，以预防瘟疫。《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称可在有瘟疫在房之内，焚烧丹药以避疫。《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以灸法治疗瘟疫的方式，称使用艾灸熏蒸患者所卧病床的四角可断绝瘟疫的传染。《千金方》则记述了以药酒消毒水源，放置于井水中避疫的方法。对传统医学中使用药物消毒环境预防瘟疫所能起到的实效，学界存在一些争议。高天爱认为，传统医学中的驱瘟药物多是由具有挥发性的中草药组成，例如雄黄、雌黄，焚烧、悬挂或浸泡时挥发出的有效成分都能起到杀灭病原体的作用。董丽娟则称：“家家门口皆插蒲艾，能预防夏令疾病的功用。但不合实际。”认为依靠焚烧或悬挂之方式，药物成分难以达到消毒环境所需的有效浓度。不过，此种消毒环境以预防瘟疫之方式无疑体现了古代医学家对瘟疫的科学思考与应对，可谓是预防医学的有意义实践。
部分道教文献还提出对瘟疫感染者的衣物、排泄物进行专门的消毒处理，以避免传染。《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称：“患者既死，以衣裳、帷帐、外具、器皿需蒸，秽炁蛊寓其间”。《紫宸玄书》也提出需要对瘟疫患者及病亡者穿用过的衣物、器皿进行蒸煮，焚烧病人的排泄物，并减少与病人共同饮食及近距离交谈，从而阻断瘟疫通过衣物、饮食、居所传播 (表3)。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也是采取焚烧患者衣物及尸体的方式以阻止传染病的流行，道教医学中的消毒法体现出了相似的思想与效果。在医疗条件较为简陋的古代社会，物理消毒的方式较药物消毒更为便利也更为有效，是能遏制瘟疫蔓延的有效措施。
人居环境及对象
居所
水源
病人衣物、器皿
病人排泄物
消毒方法
悬挂及烟熏防瘟药物
浸泡防瘟药物
蒸煮消毒
焚烧
表3 道教中的消毒防疫法
3.注重饮食安全
由于注意到很多瘟疫都是通过饮食传播，道教医学尤其强调要注重饮食的卫生安全，如《三元延寿参赞书》告诫人们不要饮用“泽中停水”；《肘后备急方》 告诫不要食用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与禽类；《彭祖摄生养性论》称“勿冲热而饮冷水”，《混俗颐生录》 也告诫不要饮用生水。对饮食安全的重视是道教医学预防瘟疫的重要举措，有效地减少了许多消化道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 。吃熟食、喝热水以避免瘟疫的思想与习俗在中国民间得到了长期流传。18世纪末，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受英国政府派遣率使团出使中国，在其《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An embassy to China, Travels in China）一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人的此种观念与中西饮食习惯上的差异。苏德隆评价道：“喝煮沸过的热水是我国古代最突出的预防疾病而进行消毒的典范。此法到现在仍是一种最有效而且使用最广泛的消毒方法。”
4.强身预防瘟疫
与中国传统医学一样，道教医学同样具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医学理念。《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 指出在瘟疫流行中，染病与否与身体的健康程度有明显关联，身体强健者往往能避免感染或病情较轻，而身体虚弱者就很容易感染瘟疫，特别强调要保养“正气”增强体质，以此来避免感染瘟疫[6]。道教典籍中记载了颇多专门用以防治瘟疫的养生方法，如有节律的起居，服食滋补性的食物与药物，进行导引、服气、行气等养生术的练习，这些方法广泛地被用于瘟疫的预防之中。
5.免疫法防治瘟疫
在道教医学中还率先应用了利用人体免疫机能来防治瘟疫的原始的免疫预防法。从“以毒攻毒”的思想出发，道教医学中出现了一类特别的瘟疫预防方法：将患病者的组织、脏器、分泌物等通过晒干、捣碎、研磨等方式制成“药物”进行敷用，用来防治瘟疫。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录了敷用患病犬只脑部组织来预防狂犬病的方法Arnaud Tarantola指出葛洪已注意到狂犬病具有潜伏期的现象，不过认为这种外敷患病犬只脑部组织来预防狂犬病的方法很难有实用价值。宛小燕则认为此种“以毒攻毒”的瘟疫防治思想已近乎近代免疫学思想。大约在宋朝真宗时期（公元998-1022），在中国出现了防治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其发明与道教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该法在明清时广泛流传西方诸国，引起巨大影响。伏尔泰(Voltaire)对种痘术倍加赞誉，称“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就一种有这一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节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此外，李经纬指出孙思邈《千金方》记载了使用血清、脓汁接种以防治化脓性感染、疣、疵等疾病的方法。道教医学中此种原始的免疫法防治瘟疫的方法虽然在实用性上或存在争议，不过其做法无疑是免疫医学的技术先驱，在人类医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纪录。
（二）积极治疗瘟疫
在瘟疫爆发时，道教采取积极诊治的原则。孙思邈《千金方》 指出在瘟疫感染的初期，就需要以汤药、饮食等方式进行积极治疗，避免病情严重而导致传染他人。在道教中，治疗瘟疫的医学方法主要有药物、针灸与养生术。
1.药物治疗瘟疫
道教医学治疗瘟疫的主要手段是药物治疗。作为传统疾病分类中的重要一类，在道教医药典籍中通常都收集有专门用以防治瘟疫的药物，如《道藏》中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根据所治疾病的类型共分为七十三篇，其中与瘟疫防治相关的就有8篇，收集防治时疫及霍乱、天花、疟疾、黄疸的医方近270余条，占其中全部医方数目的21%。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有七篇专门论述瘟疫“伤寒方”，涉及瘟疫类疾病有“霍乱”“黄疸”“疟疾”“麻风”等十余种，收集防治瘟疫的药方、针法、灸法也有二百余种。根据医书及史书的记载，如“神授香苏散”之类出自道教方书的治瘟药物在历史上曾被广泛使用，并收到了良好治疗效果。部分出自道教医药典籍的治瘟药物药方还得到了现代医学的验证，如屠呦呦根据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治疟验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发现了疟疾治疗的特效药青蒿素，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显现了道教治瘟药物、药方所具有的突出医学价值。又如《急救仙方》记载用青蒿取汁治肺结核，Christopher J Colvin等人的研究证实青蒿素能有效抑制结核分歧杆菌的休眠，可用于肺结核的辅助治疗。此外黄连在道教医籍中常被用于治疗痢疾、伤寒，相关的药物及药方在现代中医药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利用。可见道教医学的治瘟验方中蕴含了诸多治疗传染病的有效药物及药源，有广泛开发研究之价值。
2.针灸治疗瘟疫
道教医学认为针灸能增强人体的正气，驱除病邪，以针刺或灸烤人体穴位的针灸疗法也是道教治疗瘟疫的常用手段。《道藏》所录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逸篇》 认为瘟疫发生是气候失常而生成“疫气”侵袭人体所致，可以通过针刺之方式调和人体内在的机体功能，从而治疗瘟疫。中国历史上，针灸疗法曾广泛被应用于瘟疫防治之中，《千金方》中记载了古代官员到四川等地任职，常使用灸法防治瘟疫。当下，在COVID-19疫情中针灸疗法也得到了应用，Peilin Sun及宰风雷等人指出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多起病例中，针灸疗法显现出明显的治疗效果。罗英华等人认为针灸疗法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的结构调节人体免疫机能，在进行针刺时，穴位的刺激被传入到中枢神经系统，经过滤及整合发出信号，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通路的调节，产生对神经的内分泌免疫的整体和双向调节作用。张凯等人则进一步指出， 针灸疗法依靠多种协同机制在COVID-19治疗中发生作用，包括激活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钙信号传导途径等，从而抑制炎症应激，提高免疫力和调节神经系统功能。
3.宗教仪式治疗瘟疫
在中国古代，道教仪式广泛地被用于瘟疫的治疗与预防之中，据《紫宸玄书》的记载，宋末元初（公元1300-1320）在中国江西一代就流传着多支专以治疗瘟疫为营生的道教法师团体，人数多达近百人，通过家族传承或师徒授受的方式进行驱瘟仪式的传承。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也以“禁经”为名记载了大量的驱瘟咒文（被认为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特殊语句，通过念诵咒文能减轻或治疗疾病症状）。此种仪式疗法被吸纳入中国传统医学中，成为专门容纳宗教医学及巫术医学的“咒禁科”与“祝由科”的重要内容。
道教医学的仪式疗法包含了颇多神秘主义的元素，但若剥离其宗教外衣，此种瘟疫治疗方式在医疗条件有限，认识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也发挥了一定的正面价值。仪式疗法一方面能发挥精神疗法的作用，都给予了病人治愈疾病的信心，在特定的宗教环境中，通过心理暗示，显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使部分病患的病情得到缓减。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作用。仪式疗法通常会要求病患反思忏悔其行为过失，并给予病人治愈疾病的宗教承诺，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心理层面缓解世人对瘟疫的恐惧以及肉体上的病痛折磨，体现出道教的人文关怀理念。
4.道教养生术治疗瘟疫
《云笈七籤》中称：“能服元气，久而行之，诸毒不能伤，一切疫病无得染。”行气术、导引术与吐纳术等道教特有的养生术也常被用作瘟疫的治疗。所谓行气术是一类道教中特有的冥想法，认为在特定的思维状态下，人能主动调节内部气血的运行，经过长期的练习，就可以使机体处于健康状态。导引术是道教中流行的一种与瑜伽相似的传统健身体操，主要练习方法是结合特定的呼吸方式进行肢体的拉伸，其中很多动作是对动物姿态的模仿，相传三国时期的道医华佗（公元145-208）就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创编了“五禽戏”这一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导引术。吐纳术则是以呼吸法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养生术，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了被称为“六字诀”的吐纳法，认为呼气、吸气、吹气等不同的呼吸形式能对不同脏腑起到锻炼作用，从而起到预防与治疗瘟疫的目的。现代医学对传统养生术的医疗效果进行了很多研究。Xu Zhang等人发表在Nature上的文章表明，大脑能直接控制发生在脾脏等淋巴器官内的免疫反应，这为传统养生术的医疗效果提供了一种可能解释。传统养生术也被应用于当前的Covid-19疫情防治中，在中国政府制定的Covid-19疫情中医药防治指南中，导引术与吐纳法就被列入其中，而在武汉江夏方仓医院，具有道教导引术性质的“八段锦”“太极六气功法”与吐纳法性质的“呼吸吐纳功法”被应用于新冠患者的辅助治疗，表现出良好的临床效果。
（三）康复调养瘟疫
在疫情之后，道教还尤其重视对瘟疫的康复式调养。《千金方》记载了瘟病初愈时的注意事项，指出瘟疫将愈或初愈的病人必须从饮食、起居等多方面进行细心调养。对于肺结核、麻风之类的慢性传染病，道教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康复式治疗。如《紫宸玄书》中记载肺结核患者在康复期间的注意事项，“须要忌口……切宜精加保爱。每日饮食不可过度，不可远行，负重劳动筋骨百脉，则伤处有损，病必再作。切宜戒色，保守一年，伤损之肉新旧相济附，则任意动止。病轻亦须将息半年，则永保长生矣。” 指出了在肺结核治疗中康复调养的重要性。根据文献记载，孙思邈曾有使用康复式医疗大规模治疗麻风病的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认为在麻风病治疗中最重要的是进行起居、饮食、药物上的精心照料，同时要求病人减少各种欲望，保持良好的心态。此种治疗方式本质上就是康复式治疗。可以看到道教非常重视调养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以“预防-治疗-疗养”的方式组成了道教医学瘟疫防治的三部曲。
在中国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史书、宗教典籍中留下了无数道教人物防治瘟疫的记载，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类的道教医药学家在瘟疫防治医学的发展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道教中“虫本论”的瘟疫病因论，“消毒法”“免疫法”“疗养法”之类的瘟疫防治法是相关医学的先驱，展现出医史学上的理论价值；道教中留下的众多瘟疫防治方法与药物在现代科学的发掘之下也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医学应用价值。（Peng BS, Lu M.. Understanding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plagues in Daoist medicine. Tradit Med Res. 2021;6(5):42. doi:10.53388/TMR20210615236）
传统医学研究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ISSN 2413-3973）创刊于2016年，专注于发表具有明确历史记载、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医药学研究和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目前已被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中科院期刊分区, Embase, ProQuest 等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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