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忘先生谈医经与经方（节选）

汉代根本不曾存在医经与经方之派别，本草待诏的医散官内外兼修，而本草才是曾经的医学代称，代表着医学最高的成就在于本草，直到后来分流为医经与经方，代表着内外治法的理论和方法差别以及强调解剖经脉膜原理论、外治法的成就。如果不肯承认历史的事实，则中医学理论无疑是依然处于蒙昧阶段。所以经方与医经，指的是内服用药与外治法的两种不同理论、不同工具的方法，表达了内外治法的差异，因此而有李柱国的校书分科。

经方倚重本草，依据本草的寒温作用、针对疾病的深浅性质，通过本草药物的气味滋宜，以及酸苦甘辛咸淡的共性，乃至具体药物的个性和针对性的作用，辨证配伍以达到“反之于平”的疗效，因此主要是药物内治法，最后强调的是寒热之误、精气之内伤，与其误疗，不如不治疗。有些病，找水平差的医生误治，还不如不去治，结果也与中等水平的医生治疗相当，这涉及到几个方面，1、误治加重成坏病；2、好医生（上医）不多；3、这病大概也不是危急重病，有自限性，所以可以自愈。唐代名医许仁则曰：“自心不全甄别，他医难得精妙，与其误疗也，宁得任之”还不如不治呢。“自心不全甄别，他医难得精妙”也是“医者意也”的最优解，“心无所忆”则诊断不清治疗错误。

为什么后来又有时方派医经派的混淆了呢？首先，时方是萌芽于南北朝，自谢士泰【删繁】而有藏府虚实补泻之论并未使用生克理论而为【千金】、【外台】所继承，同时经过【素问】对于食治直接改编的药法而有“五苦欲补泻”“急食”五谷五果五肉五菜等本为食治食禁之法却一变而为药法，对于运气诸篇仍保存的“六味”理法的埋没过程隐约可见，伴随着阴阳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而成为“万物纲纪”，最后通过宋代“药物归经”的定义，时方开花结果于金元时期，代表是金元四大家。

陶弘景【本经序录】称：“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修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因此即便到了南北朝的陶弘景，也不认为本草学存在“医经派”的仓公华佗与“经方派”的张仲景有着任何的区别，反而说他们都是“本草家”、“悉依本草”。

显然，南北朝之前并没有医经派的称谓，那只是外治法，是医生的必修，扁鹊华佗都很在行，那仲景等经方学者难道不会外治法吗？君不见【伤寒论】中要用环柄刀之刀环，药如弹丸，皆熟悉军旅者就地取材所为，说明张仲景先生必曾作随军医生，而随军医生必精通金创折伤。

但是南北朝陶弘景说华佗等依然是“本草家”“悉依本草”，华佗的弟子有名著《吴普本草》，里面不正是原始的古朴本草药物理论吗？又哪有时方派的特征呢？可见南北朝之前并不存在什么医经派与经方派的用药差别，更何况被人硬行安上去的“派别”。故陈延之小品曰：“是以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府藏，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是以为异轨同源者也。”比较恰当的描述了各种理法的标榜，神农代表着本草学，黄帝医经精于针灸之术，扁鹊精于脉诊而犹如“彻见府藏”，华佗的外科手术震惊世人。

后人把药物内治法分出了医经派、经方派，这种对称，是医学流变于后世医经理论一统内外治法理论的现状，倒果为因去混淆和附会汉代的状况，造成相当严重和深远的误会。医经派这种词汇，是后来时方派发展，为了师出有名，不免抬高自己地位的贴金。当然，如果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流变，经方、医经学术史的了解不足，把医经当作医学之“宗祖”，只能说是学有不逮。

因此，不仅经方派、医经派的概念本身是严重误会，甚至因此貌似从医经派又派生出来的时方派，莫如说时方派理论家生造“医经派”而无视事实，无论是学有不逮还是故意混淆视听，均表明医经理论地位无限拔高，以“黄帝之正经”为旗帜，而一统理论的趋势影响扩大的过程结果，其标志是药物理论的“归经”，依托阴阳五行结合发展、藏府经脉辨证的变化，这对于中医学术的演化，其影响的好坏优劣，此处不做评价。

而要理解“医经派”是误会的结果，必先了解本草经方理法的三变，否则必不能了解“医经派”这种冠名的谬误和荒唐所在。

节选自 “腔调中医”公众号，忆忘先生专栏“灵素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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