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

（一）杨增新（1864年—1928年）字鼎臣，云南蒙自人，祖籍江苏上元。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新疆军阀。1864年3月6日杨增新出生在云南蒙自，1888年中举，1889年杨增新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时该县百姓不堪官府和富室压迫剥削，揭竿起义，杨增新督兵镇压有“功”，被提升河州知州，对于处理当地回汉问题有功后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1896年杨增新署理河州知州，采取措施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首先招抚流民，恢复生产。杨增新发放赈灾款，清理叛产，招民领种，大批流民返回家乡，恢复生产。他还革除地方官吏征收赋税时的十分之三羡余，改制钱两千七百文抵银一两的粮价折征，民苦价昂，为2300文制钱抵一两银，老百姓在缴纳赋税时的负担有所减轻。河州东北乡生产麦子，按照旧例，乡民必须交纳青稞，杨增新允许百姓交纳赋税时以一石麦抵两石青稞。 在“河湟事件”中大多数水磨遭到破坏，有些水磨因战争而易主，杨增新一方面由政府出资，修复战乱中被烧毁的水磨房；另一方面则规定凡是在战乱中易主的水磨，一律归还原主，给河州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其次防范、调和并举，解决民族问题。1900年杨增新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1年杨增新卸任河州知州，被“保升知府，旋升道员”。1902年杨增新被陕甘总督崧藩委任为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1903年崧藩委任杨增新为文高学堂提调，创办文高学堂，课以实学，设立经学、史学、算学、理化、博物、地理、英、日、俄及体操等课程。杨增新还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同年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他来到新疆，在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1909年杨增新任阿克苏兵备道，1910年杨增新为新疆提法使，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又调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省长袁大化了解其才干，升任提刑按察司，并训练穆斯林军队，后袁大化逃离新疆，推荐他为都督。

（二）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大化准其请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1912年2月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委袁大化任新疆都督，袁大化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杨增新对此极为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员魏得喜等将袁鸿佑杀害。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营反水，袁大化又保荐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即举兵镇压蔡乐善。此前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兵符，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清除革命党后杨增新又采取“先离巢穴，后解兵权”的计策瓦解哥老会，他用调虎离山计把边永福和魏得喜调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任职，等边、魏二人到省城后他将魏得喜遣送回内地，将边永福押回甘肃处死，就这样到1916年为止哥老会重要成员都被他消灭。就这样杨增新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穆斯林起事，又分化并镇压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来掌握实权。此后到他去逝为止的17年中虽然有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任，后来1928年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为省主席，但他实际上是独立统治新疆。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便于统一事权，解决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杨增新执政新疆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并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北洋政府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为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出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杨增新面对动乱情势时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畏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

（三）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巍然不动。1913年10月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擅自现定新疆军队驻地不准前进，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对内杨增新则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他一面进行收抚；一面又重兵镇压。他指派都司张廷彩招抚农民起义首领铁木耳，铁木耳受抚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杨增新封以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后杨增新见铁木耳已归顺，遂将铁木耳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处死。杨增新对革命党人先安置各道、县监视使用，后逐一免职，革命党人领袖喀什提督贺家栋时任省民政司司长，杨增新用重金将他礼送出境。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杨增新遂命亲信进行杀害，不到两年杨增新遂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首所当诛，而无恶不宜轻纵。”1914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军阀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在督军军署大堂上撰镌悬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部下异己隐患，羁縻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得到社会各界拥戴。1916年2月14日云南护国军派到新疆的杨壹与杨增新是同乡关系，在高级官员中秘密策划宣布独立，杨增新查悉后遂借宴送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刘章楹之机令卫兵间人席间杀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副官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逮捕并杀害杨壹和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厅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无或姑息。”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民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时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败军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的口实。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时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谁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这在当时中国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他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十分失望，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新疆要维护一方的平安，那么不管中央如何变化都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杨增新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的阻止“黑喇嘛”的侵扰，挫败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五）杨增新晚年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铁腕政策引起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迪化道尹樊耀南严重不满，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洋军各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合流言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杨增新召集金树仁、李溶等商议电报南京政府，表示承认，此事被樊耀南获悉，决心趁关内大乱刺杀杨。7日樊耀南趁杨举行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设宴之机率法政学校教务长张纯熙等人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击在地，杨增新挣扎起呼喊卫兵，樊耀南又亲手朝杨胸部连补二枪毙命。之后率三十余名敢死队奔入督军公署，搜出督军关防，宣布接管政权。政务厅长金树仁闻变后为杨老将军报仇，急调兵包围督署，将樊耀南抓获，绑在栓马桩上，处以挖眼剖心极刑。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其灵枢于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苏联政府为杨增新开祭致哀，并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到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原墓址在八达岭高速东侧辅路处，现存神道碑距迁移前原址100米远。樊耀南（1879—1928）又纯炳，字早襄，涂郭巷人，湖北公安人，民国政要。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自奉谨饬，品学兼优，多才多艺，工诗度曲，弹琴摄影，样样精通。据说他是新疆人物和风景艺术摄影创作第一人，新疆摄影界依然奉其为祖师爷。其父以种田为业，18岁考中秀才，1904年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接受当时的新思想。1908年毕业归国，正值慈禧、光绪先后死去，政局动荡，他回家设馆教学。有人问他：“以先生之人品学问，何不做官？”樊笑着说：“不为道（盗），宁作教。”樊耀南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在清末新疆新政时入疆，任过地方检察厅厅长兼政务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入京任国务院秘书。1917年内务部总长张国淦举荐樊耀南再入新疆，任阿克苏道尹。樊耀南对新疆情有独锺，两次进疆为官。杨增新时代的新疆俚语：“文有樊耀南，武有杨飞霞。”实际上樊、杨二人都是文武双全，是杨增新的左膀右臂。杨飞霞曾任伊犁镇守使，为伊犁的稳定立下过汗马功劳。樊耀南曾任迪化道台、军务厅长、外交署长，在政务和外交方面独当一面，且为官清正廉洁，官场清誉和民间口碑都非常好。

（六）时任新疆都督杨增新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反对一切外部势力扰乱新疆安宁，压制维新思想，只让樊耀南当迪化（今乌鲁木齐）尹，光有虚职，而无实权。但樊耀南却利用自己是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开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调自己的学生张纯熙来校当教务主任。樊耀南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逐渐团结一批人。1928年北伐胜利后杨增新表面上投诚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继续前期政策，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杨增新也知道樊耀南不满自己的统治，于是在上报中央的新疆省政府厅、局长名单中单单撤掉樊耀南一个人。樊耀南也知道杨增新在整自己，便干脆与张纯熙策划刺杀杨增新，在新疆进行国民革命的计划。没料想金树仁早就窥视新疆首领的宝座，得此良机，立即以叛乱罪斩杀樊耀南等人，自封为新疆省主席。樊耀南不顾新疆实际，刺杀杨增新给新疆日后的动荡埋下伏笔，自己也壮志未酬身先死，整个新疆落入金树仁的独裁统治之下。1928年7月二次北伐已基本荡平北方军阀，奉军退出山海关，北平为国民党军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新的中央政府。此时的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审时度势，通电承认南京政府，并奉命拟定一份新疆政府委员名单，准备上报中央。7月7日是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的日子，一大早杨增新就率各厅道的文武官员来到学校庆贺，学堂监督、军务厅厅长樊耀南邀请杨增新在毕业典礼上作了一番讲话，便吩咐准备三桌酒席招待杨增新等人。正午时分客人们纷纷落座，杨增新以省主席的身份居中而坐，而兼任新疆交涉署署长的樊耀南则陪同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乌尔夫夫妇俩坐在西边的桌上。杨增新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新换了一个中央主子一点也没影响到他在新疆的统治，况且在他自己拟定的政府各厅道人员的名单中已将不怎么听话的樊耀南的名字去掉了，再过几天就让这个湖北佬卷铺盖滚蛋，而樊耀南自己却一点不知道。杨增新越想越兴奋，一边与客人们大声说笑著，一边催著侍者赶快上菜。

（七）头道菜是鱼翅，刚上过杨增新就喊著再来一道菜。教务主任张纯熙起身去抓酒瓶，笑著说要给杨增新敬酒，一不小心酒瓶又“啪”的一声掉到桌上，把众人吓了一大跳。樊耀南回头瞄了一眼张纯熙，似乎责怪地问：“酒菜都齐备了麼？”张纯熙忙点点头：“备齐了。”樊耀南又自顾起身和乌尔夫碰杯。已在门外的一位蓝衫侍者见状忙端酒菜匆匆而入，直送往杨增新面前，托盘子的那只手猛地一抬，酒菜飞腾而翻，手中的枪已响了。杨增新胸部中弹，鲜血立即涌出。杨增新知道自己遇到刺客了，一边惊叫：“干什么？”一边站起来。蓝衫侍者的手枪又开火了，枪枪穿胸，新疆的督军杨增新终于摔倒在血泊之中。霎时间厅内乱了，那些厅道长官有钻桌肚的，有狂喊乱叫的，有东躲西藏的，狼狈不堪。厅门外的许多蓝衫侍者一拥而入，各亮枪支逼住这些人。杨增新的卫士正在吃抓饭，听见枪声后知道不好，急忙持枪往里冲，冷不防被几个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从背后击毙。厅内杨增新的几个卫士刚想拔枪就被身边的蓝衫侍者扑倒，几分钟后就束手就擒。樊耀南镇定地指挥蓝衫侍者看住那些宾客，宣布杨增新独裁专制，顽固保守，予以处决。说着樊耀南从身边一名侍者手中接过枪，又向杨增新的尸体打了两枪，宣布开始进行国民革命。随后樊耀南带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中的进步学生冲向督军公署。看守公署的卫兵见军务厅长樊耀南匆匆而来后不敢怠慢，赶紧打开木栅门迎接。政务厅长金树仁正在二堂西厅办公，看见樊耀南率士兵直闯向三堂上房后吃了一惊。正好军界杜发荣之子杜国治闯进来找他，告诉是樊耀南发动兵变。老奸巨猾的金树仁急忙逃出督军公署，会同杜发荣发兵包围公署。樊耀南指挥几十人拼命冲杀，想突出重围，终因寡不敌众被金树仁捕获。樊耀南一介书生，一员文官，突然不计成败，不顾后果，孤注一掷，刺杀封疆大吏。无论于公于私，于国于家，显然有百害无一利，所以令人难以置信。樊耀南的长孙樊明莘于2001年在台湾出版《新疆三七血案真相》（三七即民国17年7月7日）一书中替祖父樊耀南鸣冤叫屈，书中指出杨增新之死跟其祖父没有任何关系，矛头直指冯玉祥，说冯玉祥是杀害杨增新的主谋，民政厅长金树仁和军务科长张培元及冯玉祥早先派进新疆现任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等三位具体组织实施谋杀计划。

（八）早在1923年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为摆脱吴佩孚的羁绊而接受曹锟的旨意，试图进军新疆。翌年直奉第二次开战，冯玉祥倒戈，发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政治风云突变，冯玉祥已无暇顾及西北，问鼎新疆的计划也随之夭折。南京政府成立后冯玉祥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与他的换帖拜把子兄弟蒋介石矛盾日深，冯部的几十万部队受蒋介石的挤兑和限制，不供给养，克扣粮饷，处境十分不妙。冯玉祥万般无奈又萌发第二次入疆的念头，杨增新对冯军进疆坚决抵制，电呈南京政府，以“饥军就全于新疆，民则必乱，到时边民外逃，土地沦陷异邦，概不负责”为理由相要挟，拒不接受冯军进疆，并鼓动士绅联名写函向南京政府请愿，以示抗议。冯玉祥派去旅长赵淼明、秘书徐之瓒前往迪化与杨增新交涉，杨增新不肯妥协，并把两位代表抓了起来，押在督署院，封锁消息，隔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杨增新哪里知道冯玉祥早就留有后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务主任张纯熙就是早先冯安插在新疆迪化杨身边的坐探，是一颗定时炸弹。此时翘首盼望两位使者能带来好消息的冯玉祥接到派去的人被杨增新所扣的情报后勃然大怒，为扫清进疆的这个顽固障碍，他指示张纯熙联络张培元和金树仁谋杀杨增新。金树仁过去就一直嫉恨樊耀南，和樊耀南南有芥蒂。他知道刺杀杨增新后政界威望颇高的樊耀南将是他上台的致命障碍，所以他早有预谋，在杀杨增新后连樊耀南一声捎带上，把“谋逆”的屎盆子顺手扣在樊耀南的头上。既转移大家的视线，又除掉日后顺利上台的这个障碍，这个障眼法可谓是天衣无缝。以这种说法的杨增新之死，凶手是冯玉祥、金树仁、张培元、张纯熙四人所为。在内政上杨增新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则，首先在政制财政上有所改革，以利统治，包括更有效率的调整建治，使各地更易于为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所控制。此外整顿吏治，打击中饱，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并实行裁军。但在其他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建设方面则较无建树，使新疆虽然能保持安定，受到许多当地人民的爱戴，但同也缺乏新的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杨增新执政期间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

（九）杨增新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1919年北京政府企图派兵到新疆“屯垦”，西北军阀冯玉祥亦想趁机渗入新疆。杨增新为试探北京政府态度和新疆王公对他的诚意，假意表示：“倦于政事，请求归隐林下。”各族王公即联名通电：“拥护杨增新永镇西陲。”北京政府见势遂表示绝无“换马”意图。杨增新十分警惕新疆王公与外国的接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派调查组到新疆“调查”，杨增新密令各道台、县知事严加注意，以防范日本人在维、蒙、哈等族王公间播弄是非，进行阴谋活动，使日本魔爪末能伸入新疆。杨增新执掌新疆期间对社会和经济进行一系列改革，他为扭转财政出超劣势，先行严惩贪污，修明政治。他认为政者只有律己正身才能使下属知法律严明，杨增新一生素守清廉、律己正身、事必躬亲、节简淡泊，不讲官场排场，痛恨行贿受贿。杨增新执政之初沙俄商人到伊犁、迪化、天山南北等地贸易，拒不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寻机拉拢贿赂中国官员。杨增新告戒各道、县官员不可暗宝亏心，不要受人剑柄，使自己名败身裂，阿克苏县知事徐文彬等贪污受贿被杨增新下令处斩。杨增新为加强财政监察，在省长公署成立清理财政署，指派审计专员巡回各道县稽核官吏贪污案件，查出实有贪污舞弊行为后据实直报杨增新，贪官轻则丢官，重则丧名。杨增新的亲信塔城道台张健因舞弊关税被查获，杨增新将其调来迪化，从不任用。杨增新的同僚喀什提督马福兴因霸占公田、聚敛民财，杨增新不念旧情，亲下手今擒拿枪决。反之杨增新对克己奉公官员则大加褒奖，给予信任和重用，省民政厅长潘震一生谨慎、坚守节操，死后家庭清寒，杨增新派包尔汉给其家属送去3000大洋。包尔汉等在查处张健案时秉公办事，拒绝受贿大洋2640元，杨增新大加赞赏，对包破格提拔，委以关税局稽察员要职，让其办理与沙俄有关事宜。经过整肃吏治、惩治贪污后官场风气改观，补填不少税收漏洞。

（十）对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时杨增新也比较重视，1916年杨增新指派矿务督办到陕西延长油厂学习后在独子山开采石油，1918年又派道尹李溶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纺织业后创建新疆模范羊毛纺织厂。1920年在迪化创建无线电台和兴办哈蒙学校，1923年又创办俄文法政学校。1925年在迪化创办军民纺织公司，包尔汉和格米林肯创办汽车公司，制造出第一台新疆汽车。修筑迪塔、迪吐等公路，几年间先后开凿阿克苏、莎车等十几条水渠数百公里，开垦天山南北绿州农田数十万亩，经过发展经济、惩治贪污、裁减军费后全省财政金融收支日趋平衡。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杨增新采用怀柔牵制的政策以防止动乱，对各族上层王公的笼络支持，并使其中各集团互相牵制，少数民族之间、回汉之间也尽量使之互相牵制。在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人民的宗教为原则，但希望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现状，用宗教来协助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进入影响。新疆的特殊位置造成清末以来成为英国及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在杨增新统治的时期中国陷入军阀的争战而无瑕顾及新疆，杨增新统治时期与两国多次争取权利，包括保护俄境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税等问题等。而在俄国革命以后与新政府订立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趁此时机要求英国取消原本有的最惠国待遇。此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并驱逐入疆的白俄残部，使新疆不受到俄内战的侵扰。外交上的成功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新疆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企图插手新疆，日本在新疆“调查员”与沙俄驻新疆总领事迪雅柯夫相勾结，叫嚷日本可派遣一个师团分驻伊犁、塔城要地，帮助中国“镇守”边防，并怂恿杨增新出兵中亚，在此情况下新疆多数高级官员担心苏联红军和沙俄军队可能入侵新疆。1920年沙俄军队少将阿连阔夫率残部窜人伊犁，企图在新疆建立反苏基地。2月沙俄残军巴奇赤又率部11000余人窜侵塔城，杨临危不乱，令塔城汪步瑞会同团长张键率兵堵截，将沙俄军队驱赶出境。

（十一）1922年阿连柯夫又率残部1500余人袭击奇台，杨增新令军务厅长张鸣远、师长蒋松林和外交特派员张绍伯等进行围剿和分化，迫使阿连阔夫缴械投降。杨增新将阿连阔夫软禁起来，于两年后交苏联钭米省人民革命法庭处以极刑。5月17日苏联七河省红军总参议兼外交代表拉兹多布列耶夫照会新疆当局，要求入中国境内歼灭沙俄逃军，杨增新表示赞同并供给苏军部分粮草。24日苏军一个骑兵团从巴克图卡入境，杨增新派出军警引路，苏军分路包围塔城巴奇赤部，巴奇赤率残军七八十人向南逃窜。被中国守军阻击后窜至承化城，阿山道尹周务学军力不支自杀殉职，布尔津县知事鲁效祖违令败走，使巴部审踞承化、布尔津。9月6日苏联红军4000余人将巴部包围，歼灭2500余人。下旬巴率残部窜逃外蒙古，被中国军队痛击。苏联红军在人境追开沙俄残军中杨增新派员犒劳，月底苏军全部撤离。杨在围歼沙俄残军中加深对苏联的认识，认为新疆有必要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抄查苏联使馆，挑起反苏事端。杨增新没有改变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杨增新仍和苏联友好相处，精心研究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但由于杨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他怕苏联革命的影响会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一面告诫部属修明政治，不可过份搜刮地皮、贪赃枉法；一面又网罗密探监视有革命思想的危险人物。1925年苏联派遣贝斯特洛夫为驻新疆总领事，杨增新与他经常来往，建立交情。次年杨增新每周两次邀请领事翻译官金科维奇到督军公署帮助翻译马克思著作《资本论》 ，使他更加深对苏联的认识。当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迪化时杨增新赞叹说：“列宁真可称一个伟大人物，他首创的国家，改变世界历史。”杨增新厉行裁兵，1919年至1927年杨增新将军队从1.8万余人裁至万人以下，缩减军费开支。他向北京政府复电中说：“现在世界大势，富人少而穷人多，兵愈多，民愈穷，而国愈乱一纵使兵满全国，亦断断不能维持。”

（十二）黑喇嘛丹宾加参率外蒙古部落攻克科布多，在当时军阀混战且没有得到中央支持的情况下杨增新果断将科阿分治（科布多和阿勒泰），并死守阿勒泰，从而保住阿勒泰，也保住新疆。科布多现隶属蒙古国，如果当时按中央政府的意思时放弃阿勒泰也不可能收回来了。中央政府允许黑喇嘛进入中国，其占领黑戈壁，对过往商旅收税、打劫，并建立坚固的军事城堡。杨增新派军队在黑戈壁另一侧的丘陵地带，建一个秘密的比黑喇嘛军事城堡更坚固的军事要塞，切断黑喇嘛进入新疆的可能。这个军事要塞没有任何记载，直到黑喇嘛覆灭之后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之后在一次考古探险中发现这个占地达10平方公里的要塞。黑喇嘛本名丹毕坚赞，也称丹宾坚赞、丹宾，出生在俄国西蒙古杜尔伯特部。1910年到新疆，1911-1912年率军袭击驻科布多的中国军队，并对汉人及回教徒集体屠杀。1914年关于他的暴行的报告送到沙俄政府处，被沙俄政府送进监狱，1917年获得自由。1919年在外蒙古与中国军队作战，1921年同流亡到外蒙古的白俄军队合作，同年失败后逃至新疆成为土匪，1924年被一支苏俄远征军斩头。黑喇嘛早年在伏尔加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因为参加十二月党人的活动曾被沙皇关进监狱，但他成功的脱逃，远远躲到西藏，研习密宗教义，自称获得高超法力。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内陆亚洲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动荡为黑喇嘛咸鱼翻身提供难得的机遇，清帝退位后外蒙古政权在沙俄支持下加快脱离中国的步伐，这时候黑喇嘛摇身一变，成了外蒙古独立的急先锋。1912年黑喇嘛作为西蒙古军队的最高统帅带兵攻打与新疆比邻的科布多城，他攻克这个原属大清的西部重镇，将城中的非蒙古居民赶尽杀绝。就在这个时期他和当时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结为死敌，在库伦（也就是蒙古国今天的首都乌兰巴托）中黑喇嘛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他被库伦当局授予“公”的头衔，称为“呼图克图”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十三）可惜好景不长，黑喇嘛很快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走上不归路。在苏联主导的外蒙古革命中黑喇嘛错误的判断形势，他站在白军一方，成为外蒙古革命党人的死敌。后来危害中亚的白军首领恩琴男爵很快被红军处决，接下来红军在整个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悬赏捉拿黑喇嘛，死的、活的都成。孤掌难鸣的黑喇嘛逃出科布多开始他的亡命之旅，在四面楚歌中黑喇嘛不知何去何从。黑喇嘛选择落草的第一个目标是中国新疆，他先看上巴里坤的三塘湖，因为离外蒙古太近，他又盯上地处新疆东大门的淖毛湖、松树塘等地。由于新疆督军杨增新的坚决反对，黑喇嘛在新疆已没有立锥之地。1920年的冬天黑喇嘛带着自己的部落掉头南下，走出中蒙界山，来到中国西北新疆、甘肃、内蒙古交界处的最大的无人定居区黑戈壁，各式各样在外蒙古不能立足的人纷纷追随他来到黑戈壁。一时间在黑戈壁驻扎500顶帐篷，无人区出现一个新的帐篷城。随后在黑戈壁上的马鬃山南的碉堡山修建著名的要塞——丹宾喇嘛的城堡，黑喇嘛啸聚马鬃山，切断丝绸古道，打劫过往商队，三省官民莫不谈虎色变。一个时期内黑喇嘛曾让安西、额济纳、哈密一代的老百姓视为洪水猛兽，哈密东北部山乡的居民吓唬孩子都不说狼来了，而说黑喇嘛来了。黑喇嘛规矩特别严，他不碰蒙古人，不吃窝边草，尤其是绝对不劫邮差，安西、星星峡、哈密、松树塘这一路的村落驿站都有他的眼线。富有对敌经验的黑喇嘛深知在黑戈壁上立足的根本就是控制水源，他带领随从把黑戈壁上的水源逐一查录并派人把守，控制商道命脉的黑喇嘛靠劫过往商队迅速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在20世纪初期中亚纷乱的政治格局中在三不管的黑戈壁腹地中黑喇嘛营造起自己的独立王国，与界山另一边的红色政权分庭抗礼。

（十四）据说黑喇嘛常常在半夜三更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部下的帐篷，观察他们的动静，在他的心里每个人都是敌人，除了他自己。黑喇嘛一生结下太多的死结，这就注定他即使躲到天涯也躲不开宿敌的追杀，走不出死亡的阴影。界山外的库伦政权不能容忍黑喇嘛继续逍遥法外，他们正日夜部署针对黑喇嘛的斩首行动。1924年外蒙古军警与苏联克格勃组成一支远征军，决定越界解决黑喇嘛。外蒙古当局对黑喇嘛的判决书，其中有如下判词：丹毕坚赞一到蒙古，自治政府就颁布《告人民书》，呼吁人民不要中他的挑拨离间计。呼吁书严重警告任何人不得窝藏丹毕坚赞，此后不久他就逃到中国，并加入中国籍。在一个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他以欺骗和恐吓阿拉特（属于牧主的牧民）的手段为自己编设一个旗，在那里他残酷剥削阿拉特，袭击过往商队，抢劫和打死附近居民。人民政府认为丹毕坚赞所犯下的罪行证据确凿，阻止丹毕坚赞逍遥法外的犯罪活动的时候已经到，必须结束阿拉特因为他而遭受的苦难。因此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将人民的敌人，阴险狡诈、罪恶多端的丹毕坚赞迅速捉拿归案，军事法庭已经将他判处死刑。苏联的战争英雄卡尔迪·卡努科夫是消灭假喇嘛特别行动小组的教官，外蒙古内务部长巴勒丹道尔吉亲自率领100精兵执行越界刺杀任务。南兹德巴特尔与两名特工化装成喇嘛先行抵达碉堡山，他们对岗哨说他们从库伦的德里布喇嘛那儿来，要拜见丹毕喇嘛，说库伦政府需要他的合作，请他出任驻西蒙古的全权大臣。他们顺利地进入要塞，黑喇嘛出来接见他们，但保镖不离左右，显然黑喇嘛不相信这几个人。在与黑喇嘛周旋的同时另一套方案开始实施了，南兹德巴特尔一连两天没有起床，已经奄奄一息，他请求在弥留之际得到呼图克图的祝福。接到库伦客人的请示后身经百战的黑喇嘛竟然放松戒备，只身来到客房，俯身向垂危的“病人”摸顶，突然南兹德巴特尔杀死黑喇嘛。

（十五）随后提着黑喇嘛的头向黑喇嘛的部下大喊：“他死了！”并吃掉黑喇嘛的心，随后黑喇嘛部下投降。在远征军的一把火中丹宾喇嘛的城堡化作一片废墟，外蒙古军警把黑喇嘛的头颅插到一枝长枪上，在外蒙古各地游街示众，告诉所有的蒙古人说黑喇嘛已经死了。刺杀黑喇嘛后不久外蒙古又派人来马鬃山挖黑喇嘛的尸体，但尸体却不翼而飞了。在沙皇统治时期黑喇嘛丹毕坚赞占山为王，因而进过监狱，被长期流放。中国辛亥革命后他利用满洲宗主的倾覆，率众占领蒙古要塞科布多。当时蒙古局势错综复杂，从一开始他就投身于反对革命的一方，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对其围攻后他便成了丧家之犬。虽然据说他本人法力无边，但他的嗜血与残暴不仅使敌人闻风丧胆，就连盟友见到他也如同背生芒刺，很快他就被左右两种势力夹击而“出局”，不得不逃亡到中国境内。1919年后黑喇嘛丹宾坚赞被蒙古“红色政权”驱逐到中国，他逃往中国境内新疆、甘肃都难以管辖到的黑戈壁，在河西走廊一带靠打劫过往商队维持生计，从此在新疆、甘肃、内蒙的交界处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称“黑喇嘛”或“假喇嘛”的强盗。他在黑戈壁占山为王，手下的人马多达千人，装备精良，超过当地王公贵族与军阀的力量。他截断传统的丝绸之路交通线，专门抢劫大商队和政府官员，甚至自立关卡，向来往商旅收税。甘肃酒泉市肃北蒙古自治县马鬃山隐秘的荒滩有个小小的绿洲，全靠清泉滋养。黑喇嘛的要塞就坐落在离马鬃山大约3平方公里的丘陵内，丹宾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巴音布鲁克”，并修建一座迷宫一样的巢穴。筑起工事，设立关卡，一举阻断丝绸之路。工事坚固壮观，有战壕、碉堡、掩体、了望塔、住房、地牢等。

（十六）黑喇嘛丹毕坚赞来去如风无踪影，抢劫每每得手，搅得苏联和当时的蒙古与中国接壤处鸡犬不宁。致使新疆、内蒙、青海、甘肃一带妇孺老幼谈虎色变，将其比喻为“丝路罗宾汉”、“魔鬼黑喇嘛”。这4省曾不遗余力抵御防范，均收效甚微。曾经叱咤大西北黑戈壁的“黑喇嘛”一度让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老百姓视为洪水猛兽，在20世纪初叶他的一举一动甚至牵动着整个亚洲的神经。由于黑喇嘛势力越来越大，蒙古及前苏联政府决定消灭这股大盗。1923年外蒙古红色政权派出的一支专门追杀黑喇嘛的、有600名精兵的分队，越界接近他在马鬃山的巢穴，特遣队决定由著名的肃反英雄特工巴勒丹道尔吉伪装成土匪打入城堡内部，巴勒丹道尔吉很快成为丹宾的亲信。但丹宾相当谨慎，又孔武有力，外人行刺根本不可能得逞。他只能孤注一掷，装出快要病死了，丹宾来诀别时趁其俯身相就时突然杀了他，没等部下反应过来时立即砍下他的头颅。巴勒丹道尔吉面对一片对准他的枪口说：“我吃了黑喇嘛的心，继承黑喇嘛的法力！”听到这话后没有人敢开枪。巴勒丹道尔吉连威胁带哄骗制服丹宾的党羽，带着他们回到外蒙古。20世纪初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外国人如发现楼兰古城遗址的瑞典人斯文·赫定以及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俄罗斯人奥勃鲁切夫和科兹洛夫等人都在自己的中亚探险专著里辟出专门的章节叙述与黑喇嘛丹宾的遭遇，或称其“匪帮”，或称其“侠盗”，不同的描述使丹宾成了一个“千面人”，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个一度声名显赫的人物连同他在酒泉以北马鬃山附近已被大火焚毁的要塞逐渐淡忘在人们的记忆中。杨增新对中国传统的道、儒、法、兵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有较深研究，尤对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所校注的《阴符经》研究更精。他注重经世致用，讲究书法养性，从中吸取为政之道、用人之术、治军之策。杨增新一生著述丰硕，有《补过斋文牍》正续编54卷、《补过斋日记》30卷、《读<易>笔记》6卷、《读<老子>笔记》7卷、《阴符经补注》7卷流传于世。

金树仁

（一）金树仁（1879-1941）字德庵，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清末举人。生于1879年，1893年开始求学，翌年入杨增新创办的河州书院。1900年杨升任甘肃提学使兼甘肃高等学堂总办，金树仁由河州进省，就读并毕业于甘肃高等学堂，与杨增新有师生之谊。1909年拔贡，杨增新于1912年主政新疆，914年金树仁应召入疆，供职幕府，长于笔札。1916年金树仁在省政治研究所学习，曾考列第一，颇得杨增新的青睐。金树仁在杨增新面前表现得十分恭顺，极得杨增新的欢心。1919年沙俄将军阿年科夫溃败，窜入塔城、伊犁等地，占据阿尔泰山特区，金树仁协助杨增新将其军队瓦解，并计诱阿年科夫到省被擒。是年金树仁考取一等县知事，先后任阿克苏、疏府（今喀什市）、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县知事。1926年升任省长公署政务厅长，1928年7月7日新疆省军务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的宴会上发动政变，刺死新疆省主席杨增新，闯入省署，企图控制新疆政局。金树仁迅即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等率军包围省署，敉平樊耀南政变，并于当晚将樊耀南处决。7月8日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新疆省临时主席、总司令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平叛经过，强调边情紧急，自己正在统率军民极力维持，意在促使国民政府早日明令他执掌省政。同时他还通电各镇道说明政变经过，并且说他已经控制全局，促使各地文武官员予以承认。金树仁的平乱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喀什、哈密、阿山、伊犁各重要地区文武官员及蒙、哈、回各王公的拥戴，并由各王公联名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虽有意统制新疆，但是鞭长莫及，乃于8月20日以金树仁平乱有功任命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但迟迟不授其军职，直至1932年秋才任命金树仁兼边防督办。金树仁认为杨增新之所以未得善终就是身边没有亲人，因此他上台以后特别注重以乡土集团来巩固政权。

（二）在用人方面一些实权要职都尽量用其家族亲戚、同乡亲友和亲信，在省城首先任命其同乡同学又同事多年的鲁效祖为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长，以监视各厅处的异己分子。接着任命其同乡阎毓善继任他的民政厅长职，同时委派其五弟金树信任军务厅长，迨新疆军官学校成立更兼任校长，其他各厅处负责人凡有异动大都以其亲信或甘肃同乡充任。在地方喀什为南疆首善之区，乃任命其四弟金树智为驻军师长。伊犁为北疆重镇，则以其同乡张培元为镇守使。哈密为通往内地要津，任命其同乡刘希曾为驻军师长。此外金树仁的马弁崔肇基先被擢升为省府警卫队长，继而提拔为旅长。1930年3月哈密贵族沙木胡苏特亲王病故，其子聂滋耳袭爵，希望废除王制的维吾尔农民向省府提出改土归流的要求，驻哈密的师长刘希曾也向金树仁提出同样的建议。金树仁采纳刘希曾的建议，先将聂滋耳羁縻于省城，并于1931年1月正式宣布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宣禾三个县，同时还公布土地开垦和田赋征收的办法。由于地方政府措置乖张引起维吾尔农民的极大不满，终于酿成民变。金树仁发现哈密情况严重，遂将刘希曾撤换，,改派朱瑞樨和熊发友到哈密进行镇压。由于省军实力雄厚，哈密义军邀请回族青年军人马仲英前来支援。5月18日马仲英部攻入哈密东的黄卢冈，不久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将哈密新旧两城包围起来。金树仁接到哈密告急的电报后委派鲁效祖为援哈总司令，率杜治国旅东下，以盛世才为参谋长，参赞戎机。鲁效祖遭到溃败后金树仁忙调伊犁的张培元进省，出任前敌剿匪总司令，率部东下。马仲英部无心恋战，自动东撤，张培元部进抵哈密，解了哈密之围。哈密事变后金树仁对各地的政治、经济统制愈益加深，各地农民纷纷举事，鄯善、托克逊等地农村都出现反对省政府的武装游击队。

（三）1931年岁末马仲英的部下马世明率部进袭达坂城，随后驰赴省城迪化。1933年2月22日夜马部主力袭击省城西大桥，金树仁令守军焚烧西大桥街，攻城部队失掉掩蔽，向西北方向撤退，省城局势稍趋平缓。4月12日下午1时负责守城的二百余名归化军发生哗变，金树仁在卫队的掩护下携家眷仓皇逃到第一公安分局，后移至城外。当晚东路军指挥杨正中率队反攻，但由于郑润成的东北军参战,杨部被击退。13日杨正中保护金树仁西去昌吉，后再退绥来、乌苏。金树仁想去伊犁，遭张培元婉拒，乃改道到达塔城。塔城行政长鲁效祖劝其引退，并将准备购买汽车的黄金交给金树仁充作旅费。金树仁见大势已去，于4月24日通电下野，之后他假道苏联转往内地。金树仁治新期间对南京是“只拜庙宇不问何神”，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汪精卫等人电请金树仁表明态度，他回电说新疆一向信赖中央，如果汪将来到了中央，新疆当竭诚拥护，但目前未敢妄作主张。尽管金树仁表示服从中央，却极力防止国民党势力渗入新疆。南京曾发表过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名单，遭到金树仁的拒绝，后来建立的省、县党部都是由金树仁派去的人主持，摆个样子而已。哈密事变后金树仁在军事上、财政上感到十分棘手，他曾电请国民政府发给飞机、坦克、重武器，南京方面未予理会。马仲英部入疆后金树仁又几次致电南京：“请令邻省派兵兜剿。”也无结果，因此金树仁只好求助于苏联。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苏断交，但新疆、苏联间的贸易依旧进行，1931年10月金树仁在没有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任何汇报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当时金正向英国、德国洽购军火和机械，希望借助该协定将这些东西假道苏联运入新疆，后来金树仁在南京被押、判刑的唯一罪名就是擅与苏联签订这一协定。1933年10月金树仁由天津去南昌谒见蒋介石，后赴南京，幻想国民政府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不料曾遭金树仁通缉的艾沙伯克已在行政院将其告下。金树仁甫至南京即遭拘捕，连同控状一并送交江宁地方法院，管押讯办。法院据艾沙伯克的控告起诉，并函请新疆省政府查复。

（四）盛世才于1933年12月30日函复江宁地方法院云：“被控各节或为时势需要，或为行政处分，均属正当行为，依律不能为罪。”替金树仁解脱。同时甘肃省军政要人赖世俊、马鸿宾等多人亦纷纷致电南京，代为说项，青海省主席马麟还面见蒋介石替金求情。直至1935年5月江宁地方法院才开庭审理，最终将金判刑三年六个月。193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颁令特赦，谓金树仁商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是为了维护地方，应付环境，因公致罪，情有可原，应予特赦，以示宽典。金树仁出狱后移居天津，后转兰州。抗战时息影于兰州，以书画自娱，1941年9月12日金树仁病故于兰州。尧乐博斯又名尧乐娃子，经名马木提·乌守尔，维吾尔族，新疆巴楚县人，其父乌守尔·米拉甫曾在哈密回王府任职。尧乐博斯生于1889年8月13日，当尧乐博斯呱呱坠地时父亲乌守尔·米拉甫按照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请来当地的阿訇为儿子命名，阿訇进门后对乌守尔·米拉甫说：“尧乐娃子！尧乐娃子！意思是你生下一个“像老虎一样的儿子。”然后阿訇才按《古兰经》给小孩取名马木提，谁知阿訇的这句祝贺语“尧乐娃子”从此叫开，而马木提之名却少有人提了。直到尧乐娃子长大成人后自觉“尧乐娃子”不雅，因而按其谐音改名“尧乐博斯”。尧乐博斯3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也离开人世，从此尧乐博斯开始和姐姐金乃斯汗相依为命。姐姐金乃斯汗天生丽质、聪明贤惠且能歌善舞，远近闻名。尧乐博斯8岁那年姐姐嫁给喀什道台黄光达，尧乐博斯也随之来到道台府，并被黄道台收为养子，改名为黄景福，从此尧乐博斯变成道台府的小少爷。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两年后由于喀什黄道台在处理塔什库尔干中俄边境纠纷中有辱使命，被召进京，进京后不久即被定罪处斩，尧乐博斯和姐姐再次沦入孤苦深渊。无奈之中几经波折姐姐再嫁哈密艾则孜哈兹（哈密王沙木胡索的亲信），尧乐博斯也随之进入哈密王府。

（五）但是艾则孜哈孜的妻子不愿接受年轻漂亮的金乃斯汗，把姐弟俩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打骂凌辱、指桑骂槐更是家常便饭，不到一年艾则孜哈兹只好与金乃斯汗解除婚约。不久尧乐博斯又随姐姐嫁与哈密大台吉玉素甫的表弟伊不拉音伯克，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尧乐博斯学会奉迎，学会察言观色，学会事事琢磨。尧乐博斯十几岁时开始走上生意之路，没几年尧乐博斯经营的生意在哈密已具规模，从此尧乐博斯开始频繁活动于商界上层，广泛接触王府官员。1910年尧乐博斯成为王府的通事（翻译）和掌事（商务帮办），开始他的仕途生涯。尧乐博斯知道通事只是一个小翻译，在通事之上还有大通事、总通事哈兹，还有师爷、伯克、小台吉、大台吉、最高统帅王爷。而掌事则是一个商务小帮办，是王府专管商贸经营的一个最低层的小官。尽管如此但尧乐博斯还是看到恢复道台天地的一线希望，决心充分利用此职务逐步接近大通事、总通事以及台吉、亲王。他也认真地剖析掌事这个职务的重要意义，表面上掌事仅是一个商务帮办而已，但他觉得在这个位子上可充分显示出他的商业经营的精明和才干，另可利用职务之便为王府的大官们捞取好处。他逢人送笑脸，遇事认真办，不久就赢得通事和台吉们的信任，开始在王府中崭露头角。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激发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热情，时任新疆巡抚袁大化为围剿革命军，命哈密王沙木胡索特征兵助战。沙木胡索特支持巡抚袁大化，规定每二丁抽一，自备马匹，应征入伍。农民铁木尔尼牙孜被强征入伍，铁木尔尼牙孜利用应征的广大农牧民的反抗情绪来聚众起事。农民军先是夺取哈密附近的三堡，后又消灭驻守巴里坤的省军并活捉总兵易盛富。农民军的节节胜利使起义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以山区为据点进行袭击回王府武装、打击省军的活动，有效地遏制袁大化的围剿，有力地支持辛亥革命。

（六）此时尧乐博斯看到农民军的力量不可低估，权衡利弊后便秘密资助农民起义军，在互相往来中对山区牧区参加暴动的农民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杨增新上台后铁木尔尼牙孜被召抚，不久被害，农民起义也随之宣告结束。哈密王沙木胡索特对暴动农牧民恨之入骨，开始对暴动农牧民残余势力进行彻底消灭。为了得到哈密王的赏识，尧乐博斯向沙木胡索特告密，将暴动农牧民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出来，哈密王对他的忠诚给予特别恩惠，封他为巴扎伯克，后又封为主任通事和伊夏克伯克、吾其伯克。三项伯克集于一身，这在回王府里还是第一人，一时间尧乐博斯成为回王府位高权重的人物。由于尧乐博斯善于钻营，不断“进贡”，也得到杨增新的赏识。哈密为新疆东大门，是联系疆内外的咽喉，为保证东疆运输的安全，杨增新决定在哈密设置官车局，并任命尧乐博斯为官车局佐办，此时身兼数职的尧乐博斯一跃成为哈密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正当尧乐博斯如日中天之时“七七”政变爆发，杨增新被刺杀，金树仁以平叛功臣而登上新疆督办宝座。1930年6月6日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病逝，金树仁以沙木胡索特之死为契机实行了改土归流”，废除哈密王特权。由于在实施过程中措施不当，引起维吾尔族农民的不满。1931年驻哈密军一排长强娶民女导致哈密起义，起义军首领是和加尼牙孜。尧乐博斯认为金树仁统治并不稳固，所以表面上与省军站在一起，暗地里又给农民军赠送金银、枪支弹药，并通风报信。和加尼牙孜认为省军实力雄厚，担心农民军难以与之相抗，便邀请甘肃军阀马仲英前来支援。1931年马仲英应邀入新，金树仁任命张培元为“东路剿匪总司令”，后又任命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由于马仲英的加入使农民军一时士气大增，尧乐博斯立即投靠马仲英，马仲英见其精明能干，又通晓维汉两种语言，故命其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但不久马仲英部就遭张培元部的重创，不得已退回甘肃，盛世才围追堵截，使农民军陷入被动，尧乐博斯随即追随马仲英至甘肃。

（七）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金树仁出逃，刘文龙任省府主席，盛世才任临时督办。5月尧乐博斯与马仲英又打回哈密，滋泥泉一役中盛世才大败马仲英，马仲英退出新疆历史舞台。盛世才上台之初哈密群龙无首，尧乐博斯自任县长，趁机把持大权，并通电主席刘文龙和督办盛世才表示拥护，因尧乐博斯曾与马仲英共抗盛世才，盛世才勉强应允。1937年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抵达星星峡，盛世才同意让红军进疆，但尧乐博斯怕红军进疆后会增强盛世才的力量，因而极力破坏和阻挠。而盛世才早有除去尧乐博斯之心，因此率军对哈密形成夹击之势。尧乐博斯见省军迫近，抢劫大量财物出逃至甘肃敦煌后又转到青海。尧乐博斯用金银贿赂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芳对尧乐博斯给予热情的接待，并致电国民党中央建议对其妥为安置。1937年尧乐博斯应召在南京觐见蒋介石，尧乐博斯向蒋介石控诉盛世才在新疆所为，蒋介石听后许诺将来一定送他回哈密。1938年蒋介石任命尧乐博斯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后又加封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秋逃离哈密近10年的尧乐博斯返回哈密，省主席张治中下令发还他当年被盛世才没收的全部财产。同时尧乐博斯还受到东疆警备司令徐进、哈密专员李朗星、县长陈守平等地方军政长官及工商士绅、宗教上层人士的拜谒慰问，一时间尧公馆张灯结彩、车水马龙。1947年经尧乐博斯多方活动被选为哈密区督察专员，根据新疆省府的规定专员尧乐博斯兼任哈密区保安司令、哈密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员，集政、警、党三权于一人，再次圆了“哈密王”的梦。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尧乐博斯感到形势对蒋家王朝越来越不利。1948年春开始尧乐博斯多次与匪首贾尼木汗、乌斯满商讨备战，与巴里坤的少数哈萨克反动头人秘密聚会，密谋如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

（八）1949年9月25、26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包尔汗发表和平起义通电，尧乐博斯对新疆和平起义通电阳奉阴违，尽管新疆临时政府仍留用其继续担任哈密专员、公署专员，其子尧道昌继续担任县长，但他一刻也没停止阴谋叛乱活动。1950年以尧为首的叛匪袭击解放军和过往车辆，抢劫农牧民牲畜、粮食等财物，先后在昌吉、伊吾等地制造大小叛乱十多起。为消灭叛匪，保卫新生政权，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叛匪进行全面剿灭，在解放军强力打击下叛匪狼狈逃窜。1951年尧乐博斯逃至中印边界后又逃往台北，1971年7月27日在台北病逝，享年82岁。归化军是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军队，1931年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令俄籍军官巴平古特雇佣十月革命后滞留和来华的俄罗斯人组成军队，因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被称为“归化族”故名。巴平古特任旅长，赴东路与马仲英等作战。1933年驻守迪化，因欠饷而倒戈，参与新疆四·一二政变。10月边防督办盛世才逮捕并处决巴平古特，骑兵调赴南疆，大部遣散务农，1937年主政新疆的盛世才将归化军彻底裁撤。1911年辛亥革命后哈密王制统治制度不仅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反而在北洋政府的保护下得以发展。1930年3月哈密亲王沙木胡索特去世，其子聂孜尔继承王位，按惯例赴省城请主政新疆的金树仁转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备案。金树仁手下各官员劝其趁机取消哈密王制统治，改土归流，把哈密地区的土地、赋税收归政府所有。金树仁派人到哈密调查，当地军政官员也早已不满“回王”独断专行的行径，力主取消这里的王制统治。1931年1月新疆省政府正式发布公告，将哈密地区划分为哈密、宜禾、伊吾三县，由省政府派驻官员直接治理。金树仁派人清查“回王”原占有的土地，分给当地维吾尔族农民耕种，按规定向政府交纳赋税，取消无偿向王府服劳役的制度。

（九）但是在后来实际执行过程中金树仁对一些问题处理失当，例如把部分维吾尔族农民正在耕种的“熟地”强行划拨给到这里生活的甘肃灾民耕种；在赋税征收上不顾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群众落后贫穷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承受能力，强行按规定数额征收等等，引起维吾尔族农民群众的不满。同时由于封建统治时期长期形成的民族、宗教矛盾，特别是一部分妄图恢复过去旧王制统治的王府官员从中挑拨煽动，终于在“改土归流”、取消王制统治的次年（1931）便因“小堡事件”而引发哈密地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进一步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主要是甘肃马仲英部入疆）引起全疆政局的动荡。小堡事件是1931年新疆哈密小堡镇维吾尔族农民反抗当地驻军的武装暴动，小堡驻军排长张国琥依仗自己是军阀金树仁同乡，强占农民土地百余亩，并常借“麦西来甫”之名戏辱妇女，受到当地维吾尔族人民痛恨。是年2月张国琥竟违反民族习惯和伊斯兰教教规，欲强娶农民阿不都艾米提之女为妻，阿不都艾米提为保全其女，假意允婚，暗约乡邻举事。2月27日将前来娶亲的张国琥灌醉后用狼牙棒打死，随其前来的32名士兵亦被缴械处死。小堡农民随即持枪进驻沁城，准备迎击官军。不满金树仁反动统治的哈密农民纷纷响应，围攻各地驻军，从而揭开哈密农民武装起义序幕。因无力应付局面，金氏政府首先派出派外交官汝孝昌、赵得寿、克富斋等代表省政府与白俄首领交谈，新疆公路局长、实业家格米林肯最终达成协议，后于1931年7月由伊犁屯垦使张培元首次在伊犁招募归化军。白俄军人也企图在新疆发展势力以图反攻，因此至8月中旬募约500余人，初编为1个骑兵团，莫古特洛夫任团长，下辖3个骑兵连、1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后扩编为两个团， 团长分别为安东诺夫和巴平古特（日耳曼裔）”。

（十）归化军与省军于奇台作战，收复镇西（今巴里坤），解围哈密。后吐鲁番、鄯善失陷，归化军前往后再次力克敌手。其后组成的“归化军骑兵第二团”，下设三个骑兵连，又有炮兵和机枪各一连，共有官兵六百余人，团长为赫劳夫斯基，成功解围省城乌鲁木齐。因归化军骁勇善战引起金树仁的猜疑，配发的马匹等战略物资水平都较为低质，再加上扣发军饷，最终使得归化军离心，发动“新疆四·一二政变”。由于金氏政府的贪腐无能，各方反对力量趋于联合，在获得保证政变后归化军后，1933年4月12日下午归化军在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的率领下发动对省城的进攻，省军猝不及防，金树仁仓皇出逃。反对派召开联席会议，向南京中央提议拥刘文龙为主席，盛世才为督办。马仲英闻悉政变后派兵企图再占新疆，盛世才派归化军与东北义勇军联合作战，再次击退马家军。1933年12月张培元在塔城起事反盛，盛世才手下姚雄、包尔汗通过伊万诺夫募集组建塔城归化军，成功镇压。此军后组编为“归化军骑兵第三团”，下设三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连，共有官兵四百余人，被调往省城。1934年1月伊犁张培元和哈密马仲英联合突击省城，盛世才向苏联求救，苏联红军库米齐将军和沃尔根团长率兵越境入疆，伪称“阿尔泰归化军”。红军攻势强劲，使得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逃亡苏联。1937年在盛马之争结束后盛世才恐归化军首领拥兵自重，将军队遣散复员，部分将领调任督办参谋和公路局官员。但在软禁省主席后归化军高级将领巴品古特、安东诺夫、格米林肯甚至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一同被逮捕并栽赃，最终杀害于狱中，而这实际上也是盛世才向苏联方面表忠心的一个手段。归化军实行义务应征制，由白俄商总负责招募士兵，凡年龄30岁以下者皆有应征义务。志愿入伍者不拘年龄，有些原俄罗斯军官应募参军，但新疆省政府要求招募军以中国籍者为妥，规定未入籍者可发给临时执照。归化军待遇薪酬较省军高一二倍：精于枪炮射击技术的任总教练，月薪省票300两；教练120两；技师100两。

白俄

（一）白俄指的是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离开俄国的俄裔居民，通常他们对当时俄国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大多数白俄移民在1917到1920年间离开俄国，人数估计在90万到200万之间，阶层主要为沙俄旧贵族和军官、哥萨克、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国政府的官员和俄罗斯内战期间各种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官员。大多数白俄首先来到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然后前往土耳其以及东欧的斯拉夫国家，例如南斯拉夫王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另外一大批人则移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波斯、德国和法国，在柏林和巴黎都有较大的白俄聚集区。大多数的政府和军队官员以及在西伯利亚及远东抗击红军的人往往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移民到中国的哈尔滨、上海以及其他城市，在中亚和中国西部也有聚集。在英、美两国从西伯利亚撤军后一些人也移民到英国，在二战期间及以后许多白俄移民到英国、美国、加拿大、秘鲁、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至今在这些地方仍保留有白俄移民社群，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给中国送来俄国难民（即“白俄”），尽管“白俄”的迁徙也颇费周折，但“白俄”最终在中国得到收留居停。白俄指20世纪上半叶流亡于中国上海和东北等地的俄罗斯难民，他们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别是上海法租界中。白俄在上海渡过日本占领的艰难时期，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白俄就不得不陆续迁出了。1987年普希金像得到重建，是中国极为罕见的外国作家纪念物，当前上海白俄及后裔分布于俄国、美国及南美国家。俄罗斯人在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区比其他侨民要晚得多，沙俄时代俄国在上海的势力较小，甲午战争以前俄国的对华贸易仅有砖茶一项较为重要，在长江中游的汉口开设三大洋行，经营收购和压制砖茶的业务。然后经水路运往天津，再经过张家口、库伦运抵俄国。上海是俄国商人的必经之处，但是极少有俄国人定居此处。

（二）直到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政府发现日本准备觊觎辽东半岛，开始将经营重点转向满洲，因此中国与北方邻国之间的贸易额猛然剧增。海参崴与上海之间开通定期轮船航线之后俄国茶叶商人立刻开始定居在这个中国的商业首都，到1905年大约有350名俄国侨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定居。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在1896年开设俄国驻上海领事馆，今天当年的古老建筑仍然为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所使用，是外滩地区一座规模较小的建筑物。1915年有402人，多数住在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提篮桥地段（又名汇山），住在法租界的只有41人。他们在北河南路距离北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建造一座小型的东正教堂，称为主显堂，这座上海最早的东正教堂后来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战火。俄国“十月革命”后曾有过几年内战，到1922年10月苏俄红军已取得全面胜利，俄国资产阶级滨海地区临时政府最后一任首脑季捷里赫斯将军下令所属军队向中朝边境附近撤退，并宣布让所有自愿离境者随同出国。在人潮滚滚的白俄流亡者中首批是博罗金将军率领的第一团和莫尔恰诺夫将军的第三团，夹杂着没钱的男女平民逃到中国境内的珲春附近，总共有7000人左右。其后跟随而至的白俄辗转到哈尔滨和东北各地，人数多达20万。比较有钱的两千多名白俄则争相投奔斯塔尔克海军少将，买票坐船从海路逃亡，当时斯塔尔克麾下有大小军用船只三十多艘，其中战舰、炮艇、军用运输船、客轮、货轮、破冰船、军用驳船、军用通信船、扫雷舰、海关缉私舰、快艇等应有尽有。这些船只早已装满原有的沙俄海军官兵和军需品，还有与军队挂边的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在这种满员待航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逃亡到滨海地区的白俄难民又手举卢布潮水般地涌上船。为逃避苏俄红军的追赶，这30多条战船满载9000多难民驶往朝鲜元山港，但这些逃难船队刚进永兴湾便受到日本警察的阻拦（时朝鲜半岛处于日本殖民时代）。斯塔尔克一面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派人与驻元山的各国领事馆交涉，呼吁救助白俄难民。在西方外交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允许老弱病残5300人上岸，暂居在元山海关的空屋中。

（三）在30多人相继病死后斯塔尔克万般无奈，只得带领15艘最为坚固的舰船，载着3000多人向中国的上海驶去。白俄难民船队开到距上海100海里时突然遭到强台风袭击，“德德莫夫中尉”号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1922年12月5日斯塔尔克率领14艘舰船终于驰抵吴淞口，这使中国官方和上海租界当局慌乱不堪，北洋政府立即下令除有特殊情况者外白俄难民一律不准上陆。斯塔尔克决定实施小股登陆，但都被中国官兵发现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难民中有朋友和亲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亲靠友，上海当局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好拒绝，于是沪上军政要人和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美国驻沪红十字会会长白汕脱与俄国难民领袖斯塔尔克、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会办格罗谢等共同协商解决的方案。斯塔尔克说明舰船上的粮食所剩无几，燃煤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恳请中国当局允许难民上岸脱离苦海。上海当局根据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筹款赈济，并当场认捐二万元，供给燃煤2000吨、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难民尽早离沪。斯塔尔克回到旗舰“贝加尔”号传达中国当局的处置方策，决定力争使中国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儿士官生，几经交涉后中国政府终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沪有亲戚朋友的1200多人在上海登陆，其余的人随斯塔尔克分乘12艘较好的舰船前往马尼拉。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难民180人又到达上海，他们在朝鲜元山将乘用的俄舰卖掉，然后到日本转乘“长崎丸”抵沪。1923年6月28日第三批700名白俄难民乘俄舰“埃利多拉多号”又到了吴淞口并滞留不走，9月14日由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率领的两艘战舰又驶进上海长江口，与前艘战舰汇合。中国海军派“永绩”号军舰上前阻拦，并上船检查，发现所载军火颇多，遂限格列博夫48小时内率部离开上海。格列博夫素以性格倔强著称，他拒不降下俄罗斯帝国的三色国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为达到离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设法混上岸去。

（四）真有100余人偷登成功，他们拿出银两买通上海租界当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养病为名让哥萨克官兵24人一组轮流上岸休养。格列博夫发现吴淞口浦东沿江有两处房子，被称作验疫所闲置未用，就与江苏特派交涉员许秋帆联系，将两所房子借给白俄难民轮流居住。1925年春格列博夫因食物中毒到岸上休养，白俄难民发生冲突，三艘战舰相互开枪开炮，死伤三人。中国当局担心他们闹出更大的事情，就与苏联方面联系。这时白俄难民另一首领阿尼西莫夫将军带74人也向苏联驻上海领事提出请求，被准予回国。另一艘战舰“扎希特尼”号则开往东北，卖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剩下的“鄂霍次克”号年久失修接近报废。格列博夫手下已有40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剩下的120人最后被中国当局收容。时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上海，其中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两所士官武备学校的700名孤儿士官生经一年多学习后已有530人前往塞尔维亚深造，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军官，其中170人自愿留在上海。上海当局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又有大批白俄难民自哈尔滨南下，这些难民大多一贫如洗，沦入社会底层。正当白俄难民苦不堪言时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给他们提供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机会，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在邓中夏领导下举行大罢工，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在共产党领导下5月30日上海举行大规模罢工，发生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汉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当局急得火烧眉毛。格列博夫敏锐地发现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兵力极其微弱，于是他大力宣传他指挥的远东哥萨克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可供列强保卫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还带领上海租界头目实地察看。列强大员也大吃一惊，这些剽悍的哥萨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风依然未减，天天进行军事训练，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练。

（五）当时上海租界当局正紧急从外籍雇员里选拔青壮年，组织“万国义勇队”，于是拨出专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筹组“俄国义勇队”。大笔金钱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数千白俄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成为“万国义勇队”的主力。这些原哥萨克官兵住在营区被免费供给膳宿，还能支付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雇员，生活一下子变得相当优裕。不久后上海万国商团的俄国分队被扩大为俄国联队，其他白俄侨民发现这是个机会，也纷纷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求援。此时上海许多工厂、企业停工，急需召募人员，格罗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难民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以此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这正中外国资本家的下怀，于是由俄国联合会出面，向上海各大工厂和外国人开办的企事业单位派去所需的俄国难民。大多数白俄难民找到工作，得到较为优厚的报酬。大批滞留在哈尔滨的白俄得此消息也纷纷南下到上海谋生，致使上海的白俄达1.35万多人。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白俄义勇队”又追随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蒋介石搜捕和屠杀工人及革命者。为奖赏白俄在上海万国商团的“卓著表现”，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还把没收的俄国三色国旗作为一种荣誉交还他们，作为万国商团俄国联队的队旗。格列博夫也成为上海俄侨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此白俄难民在上海站稳脚跟。192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在哈尔滨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进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公共租界在1935年有俄侨3017人），使上海成为除哈尔滨以外一个重要的俄国人聚居地，同时也构成上海人数最多的白种人群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白俄难民参加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洛契科夫斯基，他1926年来到中国，先任军阀张宗昌属下的白俄铁甲车队指挥，后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六）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莫洛契科夫斯基积极参加“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他率领白俄勇士组成的一列铁甲车，向盘踞上海北站与闸北的日本侵略者猛烈炮击。后为掩护中国部队撤出上海出了大力，堪称淞沪抗日英雄。其后为重庆特务机关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59号处架设秘密电台，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莫氏开枪自杀，年45岁。虽然上海租界是一个相对自由与安全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生存条件还是与白俄难民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首先由于苏俄政府在1921年废除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都是无国籍者，他们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证件只有国际联盟签发的南森护照。与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不享有中外条约赋予治外法权的特权，而且由于他们不具备在上海这个国际城市谋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语，无法在外资企业中得到像样的职位。由于不通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同中国苦力竞争。有许多俄国难民就依靠妻子或女儿当舞女来维持全家的生计，1935年国际联盟还发现在上海的16岁到45岁之间的俄国妇女中有22%从事卖淫业，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则从事犯罪活动。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计有多达85%的上海外国罪犯都是俄国人，正是因为俄国妇女投身于娱乐业、舞蹈等，当时的城市指南中经常强调上海这座城市的异国情调。许多人寻求成为其他外侨的妻子或情妇，詹姆斯·艾佛瑞导演的电影《伯爵夫人》（ 2005年）就描绘这种处境。但是还是有一些白俄终于找到正当职业，例如教授音乐或法语。其它人找到鞋匠、售货员或理发师的工作，虽然地位较低，经历许多困难。上海的俄国社区不仅维持强大的凝聚力，而且确实开始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走向繁荣。到1930年代中叶他们在上海创办2所俄国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体育俱乐部，上海还拥有《上海柴拉报》（1936年发行量达6000份，在外文报纸中仅次于《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与《上海泰晤士报》并列第三）、《斯罗沃报》（1936年发行量达5000份）等俄语报纸和俄语广播电台。

（七）当然俄国东正教也构成上海俄侨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1930年代他们在法租界还修建2座美丽的东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建筑物都保留至今。前者还是东正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位于亨利路（新乐路）和劳而东路（襄阳北路）路口西南转角，紧邻今日的襄阳公园；后者位于高乃依路（皋兰路），当今是一个饭店。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仅有210名俄侨，1934年增至826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在霞飞路中段，所谓的小俄罗斯区域，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成为上海最浪漫的一条商业街。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歌剧、芭蕾舞在上海盛极一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乐队成员大部分都是俄国人，1934年工部局交响乐队的45名队员中有24名为俄国侨民。还有不少俄侨音乐家任教于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如钢琴系主任扎哈罗夫、大提琴系主任舍夫佐夫、声乐系教授苏石林等，他们培养一批出色的中国音乐家。近两万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得到超常发挥，创造辉煌的俄罗斯东方文化。白俄在上海最叫得响的是话剧演出，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白俄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上海俄国话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轻音乐喜剧、滑稽短剧，在“法国公学”演出严肃戏剧。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作为著名导演还亲自上台领衔主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聪明误》、《伊凡雷帝》、《白痴》等俄国古今名剧，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普里贝特科娃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中国的话剧事业，她亲自辅导上海业余剧人演出俄罗斯名剧《大雷雨》。她还导演过中国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周繁漪，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了作用。

（八）白俄音乐家对上海的音乐发展也有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乐队”的多半成员都是极有音乐造诣的白俄音乐家，他们每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室内音乐会，夏天则在工部局公园里进行露天演出，演奏的都是欧洲著名音乐作品。由于白俄音乐家声誉很高，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聘请扎哈罗夫担任钢琴系主任，聘请苏什林等担任教授。上海俄侨还组织著名音乐团体“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利德钦男声合唱队”、“东正教堂合唱队”等，都很有影响。俄国芭蕾舞在国际上素具盛名，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克·彼·马克佐娃1923年来到上海定居，应邀开办芭蕾舞学校，培养一批中国和白俄芭蕾舞演员。她又联合塔坡·斯韦特拉诺娃另开设一所芭蕾舞学校，还联合一些俄国芭蕾舞艺术家组成“俄国歌舞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上海还产生一批白俄作家，他们反映白俄的逃亡和流浪生涯，其中较著名的是俄侨诗人、社会活动家斯韦特洛夫，他出任俄侨文艺团体“上海丘拉耶夫卡”的会长，出版过几个诗集，曾翻译过鲁迅的小说、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阳》。逃到中国来的白俄共有25万，大都与东正教有关（东正教、天主教（罗马公教）、基督新教为基督教三大流派）。著名俄侨领袖西蒙主教于1926年在当时上海俄侨聚居中心百老汇（今大名路）一带的惠民路，修建一座提篮桥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圣像，还组织起一个颇像样子的教堂合唱队。1927年春侨居上海的白俄大都迁入上海法租界，在复兴路建起一幢三层楼、顶上有钟楼的圣母堂。为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圣尼古拉斯教堂，成为上海白俄侨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侨民还在上海先后建立“主显堂（闸北俄国礼拜堂）、霍山路圣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国商业提唤堂等。

河州事变

（一）河州事变又称河湟事变，是指1928年5月马仲英率部围攻河州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是中华民国时期甘肃最大的一次动乱，历时六载，祸及甘、青、宁、新四省，死伤几十万人。1926年国民军刘郁芬部在甘肃扩充军，抓丁派饷，横征暴敛。1928年3月马仲英在河州首先发动回族群众起义，提出“反对国民军，赶走刘郁芬”、“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的办事员”等口号，得到广大回、汉农民的响应，拥众数千，号“黑虎吸冯军”。马仲英自任司令，马腾为副司令。制作军旗，成立执法队，并约法三章，宣布不准抢劫、杀人。后改名“西北边防联盟军”，以马良为军师，下编3旅，以马虎山、马培贤、普照明为各旅旅长。进而三围河州城，后遭刘郁芬5万之众围剿，寡不敌众，败走甘肃南部，继而转战临潭、岷县、巩昌、天水，西进青海。1929年入山丹，攻永昌城不下，败走银川。马仲英出走北京求援，余部分裂，部分被国民军改编，河州起义失败。1930年7月马仲英回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后聚集旧部，组成“甘宁青联军”，自任司令，由山东进步人士张雅韶、吴应祺分任总顾问、参谋长之职。整顿军队，欲以甘州为据点，建立政权。1931年4月与马步芳军作战，败走新疆，后回甘肃。1932年曾一度为蒋介石收编为新编36师，马仲英任师长。1933年初率师再入新疆，在哈密、古城子击败盛世才军，迪化（今乌鲁木齐）一战失利，败走南疆。后与杨正中部汇合，消灭分裂势力，同年7月率余部200余人赴苏联。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崛起，被段祺瑞政权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开启冯玉祥之国民军（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俗称西北军）在甘肃的统治。1925年10月刘郁芬以代理甘肃军务督办身份，替代冯玉祥率领一部分国民军来到兰州，消灭前任督军陆洪涛的残余势力。冯玉祥统治时连年用兵，对本来贫瘠的甘肃更是极尽榨取之能事，激化甘肃的社会矛盾。针对陇南重镇河州，刘郁芬派赵席聘代替裴建准任河州镇守使， 引起回族军阀特别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的注意。

（二）赵席聘与冯玉祥同营当兵，曾结拜兄弟，又是刘郁芬的表兄。他刚愎自用，用强制手段征兵、征粮、索款，根本无视定制，也不管人民的承受能力。他更不顾河州回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其部属在演剧时把扮演的五个乌龟比作甘肃的“五马”。1928年4月河州西乡、南乡发生新、老教之争，赵席聘听信谗言说回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新老教之争便是他们要造反的烟幕。这时不管他谁是谁非，逮捕几个首脑，枭首示众，就可以镇压下去。赵席聘把这情形报告给刘郁芬，刘郁芬说： “好！他们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我这次要叫他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 于是指示赵席骋以“回民造反”罪名将双方头目捕杀，涉案教民开始组织起来向河州进攻，这是河州事变直接的导火线。马麒等地方军阀与刘郁芬为首的驻甘国民军的矛盾是河州事变扩大到不可收拾地步的重要原因，马麒等河州籍回族军阀一直对国民军入甘心存疑虑和不满，赵席聘在河州的作为正好给他们一个削弱国民军的借口。一天马麒对一些亲信说：“国民军灭回灭教，对我们逼得太紧，难道任其宰割？没有一个儿子娃出口怨气！”当时在座的17岁的马仲英是马麒的堂侄，宁海军的代理营长（营长马宝是马仲英的父亲，因病离队）。马仲英从小深慕二祖父马海晏在太子寺新路坡歼灭湘军的奇迹 ，于是在马麒的影响下马仲英联络7个同伙于5月2日突击循化城，劫持县长，搜索公款，破狱出囚。又在大力家山伏击国民军征兵官佐，杀13人，夺得枪支弹药，到达河州三法观时已有人枪数百。5月8日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部的马廷斌第二团在宁河阻击马仲英，随后马廷斌大部哗变，投到马仲英一方。马仲英部聚集在韩家集等地，策动回族、汉族、东乡族、撒拉族各族群众反对国民军。这时有几个伊斯兰教阿訇跟随马仲英，马仲英打出“黑虎吸冯军”的旗帜，自任司令（人称“尕司令”），并提出“官逼民反”、“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办事员”等口号，规定“杀一回民一人抵罪，杀一汉民二人抵罪”的律例。这些口号在第一次围攻河州时曾起过不小的动员作用，但很快被民族仇杀所代替。

（三）1928年5月10日—23日马仲英部1万余人围攻河州、宁河城，赵席聘战败，闭城待援。马麒派“银褐”、“海骝”等3支马队（相当3个营）尾随马仲英部到河州，先后“哗变”，加入马仲英部，实际上马仲英部队初期的军事骨干和重要枪械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马麒、马廷勷部。刘郁芬派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五师击败马仲英部，马仲英退走西乡，赵席聘被调走，新任二十五师师长陈毓耀继任河州镇守使。6月27日—7月14日马仲英第二次围攻河州，这时马廷勷胞弟马廷贤将马廷勷在河州的2个窖藏银38万元交给马仲英作军饷，联合反对国民军。马仲英部改称西部边防联盟军，马仲英任司令，马廷贤任副司令，率部数万（有两万、三万、六万等不同记载）围攻河州。第一路集中攻击河州八坊的国民军工兵连驻地（马安良的“上将府”），工兵连480人死伤2/3，只有1/3从地洞中逃出，刘郁芬的参谋长俞嘉培也负重伤，“上将府”被马仲英放火烧光，在作战中国民军第四十九旅旅长赵重华被击毙。马仲英部第二路沿北塬东乡至唐汪川一带，在莲花渡口把大西乡难民砍死数十人，逼入河中淹死者千人，河州至兰州道路断绝，兰州告急。刘郁芬急调赵席聘、佟麟阁、李松昆3个师进军河州，7月14日再次解河州之围。8月11日马仲英聚众三万，第三次围攻河州。国民军守住北塬至兰州通道，其余三面被围。刘郁芬令赵、佟、李3个师加上刘兆祥旅会剿，8月18日与守城部队会师，第三次解河州之围。10月24日马仲英部主力出槐树关，攻陷临潭、卓尼、岷县，后又聚集于河州四乡。11月驻甘国民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孙连仲部）和第七方面军（刘郁芬部）。29日刘郁芬下达总攻击令，孙、刘5个师约6万人全面向马部出击，攻占韩家集等重要据点，马部伤亡也较大。马仲英部再次退至卓尼、洮岷。马廷贤离开部队，同凉州事变失败后的马廷勷一道去青海化隆。在马仲英三围河州期间冯玉祥、刘郁芬曾多次派人与马部议和，但双方都缺乏诚意。国民军的目标是通过改编马部来削减其军力，使其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马仲英的目标是改编后仍然是一支独立的、能作战的、不受限制调遣的武装力量，因此双方谈判注定失败。

（四）马仲英起事之初提出“杀一汉民二人抵罪”的纪律，就是为防止汉回两族间的仇杀。马部也是由回族、撒拉族、东乡族、汉族等各族人民组成的，但赵席聘却借口消除内应、处死回民囚犯42名。后来赵席聘又命令以汉民为主的民团火烧八坊、抢劫财产、滥杀无辜，汉、回民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此后回民妇女有在夜间偷烧汉庙的，男子们也残杀汉人以为报复。西乡汉民逃往藏族聚居区，北塬汉民逃往莲花堡一带，此后马仲英部队中再无汉人，成为清一色的回民反冯军。6月下旬河州大小南乡一带汉民村庄中全家被杀的不下800户，八旬老人、七岁小孙都不能幸免。在三打河州失败后马仲英部窜扰甘南、青海、河西、宁夏，1928年12月马仲英部经临洮、陇西攻破武山、甘谷、秦安等县城，21日攻天水，被国民军吉鸿昌部击败，再退窜扰藏族聚居区，驻岷县宕昌。在此之前马廷贤率卫队、家眷及财物从循化到卓尼，卓尼土司奉刘郁芬命令截击。马廷贤向马仲英求救，马仲英率部至临潭、卓尼，焚烧、抢掠藏族群众村庄，著名的禅定大寺也被焚毁。1929年2月勒索掠夺拉卜楞寺后进入青海，一路洗劫保安镇、屠五屯、过贵德，到西宁南，劫掠塔尔寺，震惊西宁。又屠湟源，经门源出扁都口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马部先攻入山丹，2月26日在永昌受到抵抗，马部攻破城后屠杀男子2000多人，永昌成为“寡妇城”。3月15日马仲英攻破不足万人的民勤城，屠杀平民4600人。31日吉鸿昌部刘兆祥旅在民勤红柳墩、大庙中大败马部，4月10日马部抵达宁夏阿拉善定远营，自称“西北联军总司令”，受阿拉善塔王（塔旺布里甲拉）的怂恿进攻宁夏。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因轻敌而致兵力部署不当，马仲英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先占宁朔，4月30日，占宁夏城，门致中逃出广武。此时吉鸿昌部已抵达广武、大坝，同从河州回师的门致中军吴鹏举部联合作战，先败后胜，5月6日收复宁夏城，马仲英退守黄渠桥镇。马仲英在宁夏收敛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恶行，除了战斗外不伤平民，从宁夏城撤退时只烧了马福祥的将军府。对冯玉祥的态度也有改变，称其为“冯总司令”，甚至向冯军提出在宁夏由门致中主政、马仲英主军的分治方案。吉鸿昌从减少百姓损失出发，提出招抚马部意见，但被门致中拒绝。当时冯玉祥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关系恶化，蒋介石欲与西北回族反冯势力合作。

（五）1929年5月国民政府北平行辕参谋长何成濬接见原马廷勷部参谋长马培清、马廷贤，要求他们回甘肃进行反冯活动。马培清随即到黄渠桥会见马仲英，决定由马培清任总指挥，率马仲英部七八千人攻打宁夏城，结果马部失败，转往磴口等地。12月马仲英经人介绍，准备带两千骑兵到徐州与国民党马鸿逵部合作，但刚出发时部队哗变，马仲英带少数随从到北平。1930年3月马仲英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五路军第二旅旅长，并发给军饷。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为马廷勷，马仲英不服从马廷勷领导，此时马仲英部驻后套，约3000人。1930年夏马仲英到南京，蒋介石将他安排在中央军官学校学习，经蒋介石批准后马福祥将马仲英安排到山东泰安马鸿逵部任参议，在此期间马仲英结识一些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1930年7月马仲英利用甘肃空虚的机会，溜出马鸿宾军营，重返宁夏，新任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任命他为教导大队长。不久后马仲英约千人又来到甘肃张掖，其旧部马谦时任甘州警备司令，马谦部大多投向马仲英，马谦出走天津。12月马仲英自称甘宁青保安司令，1931年2月又设立河西省，自任省主席，辖个11个县。此后马仲英开始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干部，其中有几个是在泰安认识的。陆续整编军队、整顿军纪、改变军队成分，将纪律很差的“枣骝队”缴械，有的遣散，征发酒泉等地居民、农民约2000人入伍。马仲英在河西的扩张引起马麒的警惕，1931年4月马麒之子马步芳率骑兵突袭马仲英部，激战于民乐，马仲英败走酒泉，马步芳部进驻张掖。1931年5月新疆哈密王府总管尧乐博斯路经酒泉时邀马仲英进新疆，19日马部进入新疆。9月马仲英作战受伤，回到酒泉疗伤、练兵。1932年3月国民政府给予马仲英部新编第三十六师番号，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节制。1933年5月马仲英率全部人马1万余人第二次进入新疆，介入新疆内战，与新任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对抗。1934年7月去苏联学习，其部由马虎山（马仲英姐夫）率领，1937年10月马虎山部因叛乱被消灭。马仲英部先后在新疆共约6年多时间，参与新疆内乱，加深新疆人民的苦难。1934年马仲英部马福元先后消灭“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和田“伊斯兰教王国”两个非法政府，马仲英去苏联以后下落不明，一说在苏联肃反中被杀。马虎山师被消灭后其河州籍官兵大部分也下落不明，只有极少数人回到河州家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期）

（二十八）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前提。“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极其惨痛的教训。“文化大革命 ”期间党和人民对 “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二十九）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重要进展。“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 ”持续十年以未曾想见的形式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及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左”倾思想表现为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采取盲目的冒险的行动。

（三十）或者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革命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在建设时期“左”的表现一方面在于不顾眼前实际和条件，急于求成；另一方面表现在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已经变化的客观实际，不容易接受，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党内的“左”右倾问题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上的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人们对政治形势及政治任务的认识水平不同，从而对政治路线的领会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形势千变万化，人们的认识有时超前于政治形势，有时落后于政治形势，于是便产生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政治思想或言行。“左”和右正是政治路线方向上的这种倾向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右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苏共斯大林指导错误）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不要联合，只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江南新四军的发展。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三十一）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党内的“左”右倾问题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上的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人们对政治形势及政治任务的认识水平不同，从而对政治路线的领会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形势千变万化，人们的认识有时超前于政治形势，有时落后于政治形势，于是便产生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政治思想或言行。“左”和右正是政治路线方向上的这种倾向性问题，也就是说“左”和右指的是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政治路线确定前后带有落后于或超前于政治形势的倾向性的政治观念或政治言行。凡是趋后的、守旧的一些政治观念或政治言行都是右，凡是超前的、激进的政治观念或言行都是“左”。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共产国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有多少差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3年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1927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下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期）见直奉战争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