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关于目前共产主义局势的几种判断

前言

关于目前的共产主义局势总体上呈现危急但仍可以保持乐观的形势，至于为什么，会在下面探讨这个问题，我接下来要说得是关于这篇文章的目的性。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本质是建立在唯物历史观上的学说，在我看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可撼动的真理，是建立在普遍的发展和联系中的必然结论，我在之前的文中也严肃地来证明了这些事情，更何况以《资本论》为主的各种著作也已经揭示了社会国家的主要矛盾的面，预示了一个主要的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是绝对的，是最主要的，就像人体的颈椎，是探讨其他问题前必须面对的一个矛盾。

有人说，现在有的人喜欢在网络上搞cos，搞共趣，他们其实没有读过共产主义的理论的一点书籍，诚然，在理论上有成熟有幼稚，我也会对一些自认为不是共产主义的投机思想做有优越感的批判，但是这不代表可以肆意的打击人民群众学习优秀思想的热情，照有些人这么说，是不是以前搞土地改革的时候，看不懂资本论就不准拿土地 ？就不许搞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部分右派，敢批判，又不敢正面交锋，甚至没读过几本书，如果别人左派是共趣，那他是什么？是资趣吗？我但凡有些不相信的理论，再怎么有偏见，都是看完了说话，比如《乌合之众》，我看完才确定是一本低级作品，普列汉诺夫，列宁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我也是看完了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才确定他就是个彻底的非唯物主义者。

当然这不代表我真的对现实的左派完全乐观，少而杂是我对他们的第一种判断，杂不要紧，因为理论是可以用实践去证明的，大家可以统一意见，思想幼稚是可以靠读书成熟。少才是严重的一方面，所以要敢说，要敢讲。还有人，他们说左派最喜欢内斗，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的集中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几种派别，批判他们都是有理有据的，就从实际的角度讲，为什么成功的是苏联和中国呢？如果德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真的掌握了大差不差的理论，他们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早就成功了，但是没有，这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纯净性，艰难性，才容易偏离，才容易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所以在基本原理上一点错误不能犯，次要方面可以犯一点小的错误。

最后，可能有人会说，你在这信口开河，就连基本的引用文章都是凭自己理解在讲，不错，我几乎不引用原文，不过也请注意毛选几乎也是不用引用的，我对自己所读的内容有自信，所以敢不查阅原文单讲理解，如果有人不相信引用的真实性，大可以去书店看看，任何成熟的分析都要有自身的理解，况且有些人引用了大段原文不做任何批判继承，你是对自己有信心呢，还是对作者有信心呢？我看有些人讲经济学，一大半的理论国际上都有争议，他难道自己不看看自己的前提有没有问题就来讲，这不比不引用还荒谬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个基本问题

按照马克思到列宁，几个基本的理论都指向一件事，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国家机器的消亡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国家的基础上的，目前看来，这个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应该像资本主义到达帝国主义那样的成熟以后，在生产力到达成熟以后，国家的消亡才是可能自行发生的。而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建立是在资产阶级政权灭亡的前提下的，在过去，从实践到理论方面，和平的过渡和改良都被证明是无法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这里我们很少注意到一件事，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资产阶级政权的毁灭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以暴力的形式夺取政权是其第一步，且不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这也就是说，在暴力之前，一个国家机器的质是资产阶级，之后，则是无产阶级。这里我想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承认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和之后的领导人走到了修正主义的方向，那无论按照理论，还是当前俄罗斯的事实来讲，就国家形式而言，俄罗斯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中间存在暴力吗？或者说，暴力是不是改变质的一个必然中介。

我们可以首先回顾一下199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代领导人领导下，苏联引发了寡头并起，官僚腐败等多种问题，在经济危机的周期折磨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而宣告苏联的解体。在最后的政治斗争中，显然，叶利钦是强势的，戈尔巴乔夫是弱势的，而其他苏联领导人更加弱势，但要说暴力，除了8月19日的国家紧急状态安全委员会外，就是几辆坦克。我们当然可以对暴力的形式做一点定义，或者说，就干脆承认这就是和平演变的结果。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问题想得更加具体和实际一点，首先看苏联在和平演变路上的三个重要推动力，一个是思想上的松懈，夸大了斯大林的错误而放松了在经济建设中的对分配问题的重视，第二是官场的腐败，整个行政体系的制度成本扩大，最后尾大不掉，第三是寡头的并起，提供了政治支持和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其实我们很好奇地一点是，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已经提出了对官僚的消极看法，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转变管理体系，其中就提到了公社，轮换制。而苏联在实际管理中还是容忍了官僚的存在。因此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假如要分三个黑帽，第一顶官僚主义的黑帽首先就不能承认，这就算不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至少是压迫阶级的产物，第二顶，是经济改革的恶性结果，是资产阶级的产物。由此看来，和平演变是真的？在苏联解体前，就已经给它掘好了坟墓。但是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事物变化的量变和质变。民主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后来帝国主义带上了这顶帽子，帝国主义者还给无产阶级福利，用法律建立工时八小时制度，那他们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吗？就像苏联解体前，它还是苏联一样。说明在之前所讲的“暴力”之前与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权间互相产生了各种量变，前者是内生性的推动，是生产力的进步，导致国家的对立矛盾日益严重的机制性产物，但是正是因为是资产阶级政权，在量变的过程中，只存在资产阶级的内生量变和内在矛盾，在质的方面产生变化后，打碎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是新的机制来不及建立，而旧的制度随着对制度成本的减少需求，而暂时继承下来的一种政治惰性。所谓制度成本减少需要，是建立管理机制的紧迫性和外部矛盾的紧迫性的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因此在质变后，存在一股内生的倒退的力量，朝着相反的方向产生新的量变，而对共产主义生产的要求又不断前进，形成一股拔河一般的内生对抗。坚持暴力推翻，在质上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很难不认同，这是由于主要矛盾而形成的，但是坚持暴力从结果上是这样的，不是慢慢的，把国家机器改良成一个新的模式，而是必须地打碎过去地模式而创造一个新的体系。这些体系，虽然历届无产阶级战士都有过自己的看法和论述，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是怎么样建设的，因此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言，过去的许多批判其实相当不实，因为凡是出了问题的地方无以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成本，凡是在量变上走倒车的地方无一不是继承资本主义的衣钵，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矛盾的不同，前者在性质上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是暴力的，后者在形式上几乎都继承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成本，是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隐形改造，在矛盾上是可以掩盖的，所以是和平的。

两种政权中一定都因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而存在内生机制在相互对抗拉扯，而资产阶级被不断推进，推动到暴力不得不爆发的地方，无产阶级不断抵抗，拉扯的强度基本上是各种制度的占比，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被短暂的拉扯到对立面去，但是从唯物史观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二次高潮，外部矛盾的对立就会被缓和，所以共产主义的推进应该是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对立和外部不断统一中螺旋式推进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历史固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想到，历史的终点，我们走向何处走向何方，这固然有的虚无主义的味道，但是实际点来讲，人类并不一定能在自然还袒护我们前不断内耗还活着。

需要团结的朋友

左派不但不能内斗，还要团结更多朋友，有人说，他们的力量和我们不统一，如何团结呢？我认为这就像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我们在讲主流，在主流上有人想逆流，我们就和他们对抗，但是那些支流，不管怎么流，他们自然会顺势推上来。

有人问乡村派是朋友吗？这个问题是，可以是。过去在马克思得出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结论的年代，马克思所处的环境是大工业极其发达的年代，在英国，圈地运动已经完成，农民被以地租差的方式剥削并赶到城市，最终，所有的小有产者都消失了，无产阶级会随着生产力扩大而不断扩大。中国的形式并不一样，一开始我们的暴力就是靠着工农实现的，而工农主要就是农，如果按照原始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原因在于没有大工厂，没有成熟的资本积累，所以在初期，我们靠着农民的剩余价值来建设，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二，马克思所处的环境下，很难不把大城市工业化当作生产力不断进步的主要标志，当然，他和恩格斯都留下了供后人实践的余地，工业化的进步随着城市占地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扩大而扩大这不是真理，而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下的内生机制，现在大城市所呈现出的危机一部分是金融资本的运作的危机，另一部分是城市病造成的，比如各种城市污染，以及大灾变，和瘟疫等等的危机。实际上，我们已经在生产力上实现了基本内循环的重要突破，但是这个生产力在分配端仍然保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在意的是生产力结果分配的问题，乡村派在意的是一个国家建设的方向，也就是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在具体的制度和建设上的探索问题，我们应该明白，生产力的进步随着时代进步和信息管理的成熟，已经可以和城市化划清界限，因此乡村派强调的二元建设在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可以尝试的，它看上去至少比纯粹的城市化合理，也就是说，乡村派的思想是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是可以被理解和消化的部分，只要在主流上信仰支持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并非中间派，而是可以团结的朋友。但是不代表乡村派可以拿实际建设的逻辑去替代主流的逻辑，比如黄宗智在谈论乡村建设的时候就犯了这种错误，把制度成本和社会主义建设混为一谈，给了集体化农业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那工业党是不是朋友，或者，我们这个问题已经改成了是否可以作为朋友，我想，不言而喻，虽然工业党在对抗公知的路上也许走向了另一个不好的极端，但他们依旧可以作为朋友，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好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工业党人不应该对政治指指点点，政治问题是一个长期内生问题，发展问题是一个短期外生问题，前者一旦变质，后者一定会跟着变质，认为发展高于斗争，发展高于政治本质都是投机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不可团结。

左派能不能互相团结？答案是唯一的，只要承认资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在质上对立的事实，其他问题是可以坐下来探讨的。

有些人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远离政治怎么办？这是一个悖论，有多少人之前对政治避而远之，今天又在网上和我们讨论问题，因为矛盾永远存在，两股力量永远在拉扯，当矛盾激烈到一定程度后，所有人必然地要站到一面，而站在另一方地对立面，这是由矛盾论所决定地，不以个人意志转移的。有些人不知资产阶级却认同资产阶级学说，这说明对他个人来说，矛盾还在初级阶段，这个时候，他的个人其实不重要，难道当有人要把资本家吊死的时候，他还要跑出来制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类的人并非不可团结，要讲道理，要讲事实，早争取，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通俗化这些无产阶级著作很重要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制度对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生矛盾就是力量的拉扯拔河，使用官僚主义的制度收益是在短时间内易于管理，制度成本是信息差下产生过密化，内卷以后，腐败的官僚会成为实际上的新的统治阶级，这一点是和公社化相对立的。

我之前提出过制度成本的说法，和其他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我所说的制度成本是存在二重性的，是个人信息经验在宏观上的扩大形式和对立群体相互影响信息的对立统一，统治阶级在信息上存在优势，所以构成了剥削的必要条件，因此按照制度成本学术，资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个体系中的差别在于，是否存在重要信息差，这是是否完成剥削和决定内生机制走向的一个节点。如果我们把逻辑基点设计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正朝向，那内生机制朝后退则代表产生制度成本，反之则是制度收益。

在改开以后的屡次经济危机中，所谓的软着陆的前提都是在增加制度成本，透支制度收益，比如国企改革，比如乡镇企业破产。长期看，不能说是成功的。

在农村，集体化经济一方面本质上遵守中国国情，在建设中体现了二元建设的思想，一方面，防止了二次剥削，是比较成功的计划经济，有人说，集体化没有提高效益，本质是内卷，然而这样的论点基于的事实不过二十年多，没有考虑到生产提高的渐变性，没有看到量变到质变的思想，提高效益的说法明显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经济结构改革时体现的，如果按照纯粹的内卷论，那工业也是内卷，城市也是内卷，人口增加好像成了一件坏事，所以后来人大手一挥，减少人口就有效益。结果劳动力危机又高于了效益危机，这就是当初就没有理解共产主义发展的本质，批判公社时速胜论，强求效益摧毁集体化我看不但也是速胜论，而且是灭亡论！

相关的材料和数据我都保存着，现在还不便全部公布，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重见天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