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应该未雨绸缪跟美国主动脱钩

我对上海参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前景非常有信心，但是就目前而言，上海要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仍然面临至少两个不利的限制因素：

第一，是资本项目管制和汇率。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在过去几年有实质性改善，资本项目管制也在渐进地放开，但是仍然有关键环节的管制。这种限制源于整个国家决策体系在经历了80年代的外汇紧缺和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后，对汇率波动和外汇匮乏感的强烈负面记忆。我认为，中国到现阶段再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是没有道理的，保持汇率超低波动性也是没有必要的。持有巨额储备，让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软挂钩，这其实是依附性发展政策的表现。过去十年我一直主张中国经济有节奏地去美国化，未雨绸缪跟美国主动脱钩，但是许多人被每年的对美贸易盈余给催眠了，无法清醒、全面而动态地评估中美相互依赖之中的利弊得失。可以说，只要维持原先那种对美经济关系，上海就无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因为当美国把低端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把金融资源配置的事务外包给美国华尔街了。最近中美经济和政治关系急剧恶化，中美经济金融快速脱钩，从整体系统来看，其实有利于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因为它迫使整个社会意识到依附在美元信用体系上生存越来越困难，最终必然要承受一定的代价脱离美元体系，同时套在上海金融中心脖子上的最大的枷锁也在加速打开。

第二，是中国内部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关系。香港作为成熟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目前是稳固的，但是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深圳其实也是金融中心，有深交所、有珠三角大湾区繁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体经济的支撑。北京作为首都是政治中心，但是由于权力对市场的影响力，各大央企、跨国公司、甚至亚投行都放到北京，这是不太合理的现象。如果中央真正有政治决心要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来，尽可能把大企业总部、国际金融组织都搬来上海。金融行业的竞争主要是人的竞争，它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只有把力量尽可能集中到上海这个地方，中国的金融中心才能压倒新加坡和日本的东京，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并最终在与伦敦、纽约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对全球风险的定价权。

此外，人民币要想真正国际化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上海借此过程成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要通过有针对性的金融外交，让东南亚周边国家和一部分非洲国家强化其货币跟人民币汇率间的绑定关系，强化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和上海金融市场的对接，通过有意识的、系统的教育培训和短期让利做法，让他们主动融入我们金融交易体系中来。

（引自我在“2020国际货币论坛”的发言，关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