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有他的特色。

我的思想来源，是七七八八凑起来的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大学教书。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召集不同项目的朋友讨论课题。

台湾自从土地改革以后，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有一个农村社会学工作小组，杨懋春先生曾经在山东做农村社会学研究，他领导这个队伍，叫我一起参加。我就对台湾的农村，有机会做持续、深入的观察。

这个工作组的任务，就是追踪土地改革过程当中，呈现农民收入如何变化——研究他们记账，持续十年，就知道怎么挣钱、怎么消费：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内部村庄里的结构、职业的转换、人生规划方向的改变等等。

当时我们还用科学技术帮助改进农产品，好处、坏处都出现了：好处是水果改良了，改得真是无以复加地好，帮台湾挣了许多外汇——寒带水果种在山顶，热带水果种在平地，必须在热带成长的水果在南部种植。

台湾的水果之多：从梨、桃子、葡萄，以致热带的释迦果、莲雾、香蕉……这些专业种植，都仰仗细致的实务研究：其品质好坏，究竟是依仗肥料，还是依仗品种？

农业改革的研究，也注意到农业资本转变为工业建设资本的情形。这时候，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费景汉也应邀访问台湾，他的研究是农业经济，主张“非农收入”在农业经济里面的地位。

后来，我写作《汉代农业》时，也特别从他的指导，注意到“非农收入”的比例。

“非农收入”，就是“农舍工业”的农村手工业。

中国农村没有一个单纯生产食粮的作业，农产品都是“一篮子”的作物。

照我的计算，从汉代开始呈现农村产业的多样化，这一传统到宋代以至于今日，宋代农业与台湾现代农业中，“非农收入”所占比例，都是差不多1/4；而在无锡一带的农村，“非农收入”（丝绸生产所得）占了一半——这个比例很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汉代的农村成为帝国的基础，道路系统是维持帝国的网络，这是我从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那里学到的观念。

这个结论，却也正可以印证董仲舒提出的各个不同的层次和空间的“感”和“应”，也能印证帝国从上到下的血脉贯通，以及为何到了近代，居然呈现血脉不通的毛病。

我的思想来源，是七七八八这么凑起来的。

从讨论中得到“好处”

1970年，我到匹兹堡大学教书。

匹大历史系有五个科目，研究五个地区；还有两个研究项目，农村社会跟工业社会。

大家举行定期的讨论会，跨组的不跨组的都有。我一进去第一班就是农村组，他们假设土壤决定农业生产，我说不对，土壤被人创造。

我将中国农村的情形分析给他们看，向他们介绍汉代农书里面讲的高密集、高肥量的土壤的制造，小面积、高产量的精耕农业。

这就将他们的基本假设打翻掉了。

后来我将“非农收入”摆进去，他们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为什么非洲农业不发达，为什么两河流域的农业无法转变等等，都有了解答。

为什么埃及农业那么高的丰产，而终于不能转换，甚至埃及帝国不能扩张，而为什么两河帝国可以扩张，用商业来抵制游牧，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都得到解释。

以至于到后来资本主义发展，非农收入被工业扼杀、农村凋敝，这就是中国在道光以后农村凋敝的原因。

这都是在自己同事之间讨论得到的好处。

通常读汉学科目的人，在一个专业读得细的时候，不可能碰到这种机会。只有跨学科、跨地区的研究彼此讨论，才能学习到。

而因为这种讨论，我才懂得美国的工会、商会等等在不同阶段的功能，不同的社会、社群、社区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我曾经到欧美，恢复台湾学术机构与国际的接触。

每次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像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等，一家一家看，我就对他们各家研究的方法、主要的趋向有了基本了解。

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近代英国在学术方面较少重要创见。

中国将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派翻译为“功能学派”，这个名称是不对的。

“function”是数学方程式里面的一个“函数”，这个符号在方程式里面的地位一变，方程式本身也必须跟着改变——方程式内部是彼此呼应的，所以这个学派的名称必须要回归其原意：“函数学派”。

我对法国、德国最看重。

在法国，我相当彻底地与几位研究“大历史”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从他们的定义，李约瑟的研究不是“大历史”。

我同意他们的话，“大历史”不是以一个点来见全貌，“大历史”要看长程演变的因素，要着重在内部不同因素变化的快慢：地理因素不变或者变得慢，个人因素变得快、变得频繁。

韦伯和“大历史”之外，我还有一部分得到益处的，是雅思贝尔斯的分类比较。他们独特的特性，决定他们特定的方向。

这个课题，对我认识每个文化都是独特的影响。像《水浒传》里讲“人各一面，面面相视”，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谱系、独特的性格、独特的走向。

中国学者之间的讨论，总牵扯到辈分、身份等等社会因素

最后一段，让我们说明，我在美国学术界讨论的两个部分。

一种是气候跟生态，内政部专门研究生态环境的人员，邀我参加他们讨论森林的维护、水源的保护等等问题。

我答应参加，但是也说明：我也想先听你们的讨论和做法，将来我再从你们的角度撰文加入论集。

那时候，我们介绍中国的风水和生态的观念，而且中国农民在农村建屋、填土等等都要考虑到风水，约请风水师指导，以求趋吉避凶。

其实中国人的风水，并不是只为了吉凶，也是为了生态——人不能破坏水道，因为河流会影响沿途的全部。

这类观念的讨论，使我对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工程”产生质疑。

后来我说明自己的观察：从飞机上看，每条河流的出海口，在其他国家越到海边出口，河道越宽；美国的河流，却是越到出海口河道越小——水都被用掉了、堵住了、吸走了。

我说你们让河道的功能倒过来走，将来会受天谴。

我平生经验最得启示的经验，是参加了艾森斯塔德的讨论团队。

我参加他的集体讨论，至少有五次。他的团队基本成员大概十位学者，这些讨论会轮流在各处进行。

我自己参加的几个课题，一个是现代化的问题，后来我们得到结论，没一个固定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是多样性的，有种种不同的“现代”（multi-modernities）；第二个是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的特色其实也是多样性的。

我们也讨论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是统一的还是分开的？有的国家（比如中国）是统一的，有的国家是分开的。这一类的讨论，使我受益无穷。

与不同国家的学者讨论不同课题，每个人讨论的风格、证据提出的过程，他的专业之中到知识的背景，怎么样讨论，怎么样融合……这个受教无穷。

中国学者之间的讨论，很少有如此形式。

中国的讨论牵扯到辈分、身份等等社会因素：对长辈讲的话不要反驳，不要提问题；对可能的仇家不必介入，以免无谓的争吵……因此之故，我至少到了六个国家，在当地与他们学者讨论，也就对这六国的人情风俗有所了解。

我们不去观光，只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小旅馆，借用课室进行讨论，我们并非学校的客人，往往自己申请补助经费。

我担任蒋经国基金会的董事，主持北美审核小组，每年要审查大概百件申请案，核准大概15%，三十年看了三四千件。

这种服务，对我也是教育：我的“杂学无章”，很多是看这些申请案得来的。

所以我的经验非常复杂，没有办法给它归类。人家不大愿意去参加这类东西，我愿意，而且乐此不倦，得益良多。

我的平生经历，并不在常轨之内。

这篇文章，我是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形成“杂学无章”的风格。我的教学经验，总觉得不能完全按照一定的模式、按照一定的进度，每个人有他的特色。

我主张放牛吃草，凭牛的造化，凭牛的本事，造就什么样的人物。

本文编辑：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