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经济——第三章节 斯大林经济模式遭到破坏
第三章节 斯大林经济模式遭到破坏
1、本书原作者为俄罗斯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瓦连京·尤里耶维奇·卡塔索诺夫（Валентин Юрьевич Катасонов，1950年4月5日— ），某站的老胡（up）为译者。
2、本书原名为《Экономика Сталина》，原版资源已被允许在俄罗斯互联网平台公开下载。如有需要请到俄文搜索引擎яндекс (https://yandex.ru/)上搜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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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释中，带圈数字①②③等为译注，【1】【2】【3】为原作者注。
第三章节 斯大林经济模式遭到破坏
破坏的主要阶段
从1950年代后半期直至1991年末发生了一个持续的破坏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过程。她开始丧失了我们前面列举的许多特征——计划特点，高度的中央集中管理，计划定位于实物指标而价值指标扮演辅助作用，有限的商品-货币关系，国有制的主导地位，国有制实质上的全民所有制特点，等等。拿最后一个特征举例来说，在斯大林经济模式存在于苏联的三十年中，一直目标明确地推进将私人所有制和小团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过程。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则一直在发生一次完全相反的变化，进行着把全民所有制转变成小团体所有制的隐秘过程。这里引用致力于研究苏联生产关系变化的阿尔汉格利斯基的文章中的结论：“如果说在1930至1950年代，国家经济是一个统一的综合体，为创造人民共有的成果而奋斗，那么在1960到1980年间这个综合体不复存在了，而是让位于大量孤立的企业以及它们背后的小集体。【1】”作者是在1980年做出自己的分析的。但在接下来十年中，企业在加速孤立，利益集团也在加速强化。
让我们看看斯大林经济模式被破坏的主要阶段：
——赫鲁晓夫的实验时期；
——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和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
“经济奇迹”在赫鲁晓夫时代落幕的原因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破坏的过程始于赫鲁晓夫。发生这一破坏过程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没有成功建立一套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斯大林在战前就曾尝试建立这样的制度，其轮廓可以在1936年宪法中见到。在这部宪法中，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人民代表苏维埃将在管理国家中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必须成为一个执行机构、即作为权力机关苏维埃的分支。而党必须完全从国家管理、包括经济管理中退出。民主制度必须保障出于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生产资料国有制，为使整个国家富强而奋斗。
没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危险在于，社会主义社会逐渐蜕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国有制，但生产资料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少数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被使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说教仍然能保留下来，甚至还会强化①。一些国外的批评者公允地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口号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存在于古代东方国家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从事劳动的是奴隶，但却没有以个人形式存在的奴隶主，有的只是以专制国家面貌存在的集体奴隶主。这种生产方式的“受益者”是顶层的高级官僚集团成员。此外还应该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说法正是马克思本人在他那个时代引入的。
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就开始了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缓慢转型。这一过程在赫鲁晓夫治下开始，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治下继续，在戈尔巴乔夫治下最终完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开始进入了私有制资本主义的时代。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90年代全面私有化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开启了创办私营商业银行的热潮，在一系列经济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中小型私营企业。
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所站的高度不够。斯大林多次重复同样的想法：“没有新的理论我们的事业将会失败。”社会科学家们只是在继续嚼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死教条，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创新。甚至在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不再有任何公开讨论了。当权者害怕这个说法——它和现状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在这一时期人们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刻板印象：国有的就意味是社会主义的。很遗憾，这种法律形式的刻板印象至今还没被克服。现在很多有爱国倾向的政治家提出将生产资料领域的私有制因素全部国有化的任务，并认为这样能自动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国有化是必要的，但对于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来说，只有这一个条件是不够的。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英国政府为了挽救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那些陷于危机中的银行，向他们注入了大量预算资金，这事实上是秘而不宣地完成了把这些银行巨头国有化的过程。但这只是战术意义上的国有化，是为了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利益。金融危机浪潮过去之后，国家从银行资本中退出，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
与前面提到的重大任务（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相符合，斯大林解决了另一项任务，即削减党在经济管理中过度积极的作用。他试图克服经济管理中的双重权力问题，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在1920至1930年代党和政府同时管理经济。这样的双重权力使国家的经济生活杂乱无章，拖慢了工业化的速度，侵蚀了个人责任原则②。斯大林在解决双重权力这件事上取得了不少成功。党不为人注意地从决策经济问题中退出，他只保留了两个决定性的作用：发展思想理论和培养（选拔）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建设）的干部。关于这一点，今天有不少相关记述了。但在赫鲁晓夫治下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
今天人们经常会想起二十大，在那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就这份报告来说，不同的人对报告本身、对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已经带着不同的立场讨论过不少于一千次了，但我要冒险做第1001次讨论。如果仔细地反复读报告，您会看到报告不只是也不仅是在批判斯大林，而且是在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经济模式。在报告中赫鲁晓夫为变革斯大林经济模式、强化党管理经济的作用铺平了道路。换句话说，是开始退回了双重权力。
党管理经济的强化是从1957年打倒“反党集团”开始的。而“反党集团”中刚好有着那些在此时相比于党的领导人已经更像是经济学家的大人物们。其中有Г.马林科夫，Л.卡冈诺维奇，М.萨布罗夫，Г.别尔乌辛，В.莫洛托夫。之后在第二轮“清洗”中又有一群天才的经济领域领导人被从自己的岗位上撤职，比如财政部长А.兹维列夫、国家银行董事会主席А.科洛乌什金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干部。如果头一批人被从自己的职位上走人，那么就会有数十名乃至上百名较低层级的官员跟着自己的“老上司”被解除职务。此外，对经济领导人的“清洗”甚至不是在1957年开始的，而是更早。这里要说到Л.贝利亚，他在1953年被逮捕并被枪决。我并不想对他作为政治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但作为经济领域的领导人，他为创建斯大林经济模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回到经济中的甚至不是双重权力，而是多重权力。在斯大林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依据工业部门管理经济原则。绝大多数中央部委是按照工业部门划分来组成的。即使从某个部委的招牌上看不出它属于哪个工业部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银行），这个部委的内部结构也一定是按照工业部门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管理原则只是作为补充。
斯大林逝世后，严格的中央集中垂直管理开始瓦解。第一只“幺蛾子”在斯大林不在了之后立即就出现在了地平线上。1953年，物质-技术供应的中央管理系统被解散，供应机构转而归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管理（苏联国家供应委员会在1965年才被恢复设立）。同样在1953年，苏联部长会议中的工业部门分管部局开始逐渐消失，大量企业从全联盟中央所属转归为加盟共和国所属。
1957年，赫鲁晓夫开始改革国民经济管理。改革的实质在于大大强化地方管理原则③。为此创建了国民经济委员会（СНХ），这一机构建立在划分“经济行政区域”基础上（总共有105个区划）。同时大量管理工业部门的联盟中央部委被撤销。1960年起，开始在加盟共和国层面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1962年，设立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ВСНХ）。改革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管理经济原则的类似行政系统，1920年代也在我们国家实行过。但这是迫于形势的措施，因为布尔什维克当时接手的就是一个没有中央管理的经济局面。当工业化开启并建立起了一批强有力的管辖各工业部门的联盟中央部委时，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消失了，它的职能被转归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门。
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斯大林是怎样着重强调A部类的产品不能成为商品（生产资料只能且必须由国家进行中央分配）。赫鲁晓夫则在A部类中打开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溃口”。斯大林时期，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从机械制造工业部门出厂后，不是送交集体农庄，而是送交国营机械技术站（МТС）。集体农庄只能在与国营机械技术站的协议基础上使用这些农用机械。早在1930年、之后在1950年，在国家领导层中都有人提出关于将国营机械技术站转交（卖给）集体农庄是否可行的问题。这两次提议都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被否决，原因是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农业生产效率。而一切在赫鲁晓夫坚持下发生改变，1957年起停止通过国营机械技术站分配农机，而1958年国营机械技术站本身也被解散，机械转而卖给集体农庄。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9月22日的命令，所有农用生产资料和设备纳入商品-货币关系系统中，允许买卖。之后发生的事就像斯大林所预言的那样，农业生产资料发生急剧分散，机器无法满功率运转，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农机很快就大量停用并报废。这也同时导致不得不再去花钱生产这些必需的机械，一句话概括就是接连不断的损失。更不必说，远不是所有集体农庄都有财力买下国营机械技术站、而后再买下农用生产机械。
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也遭到了沉重打击。赫鲁晓夫禁止集体农庄庄员从事自留地的副业经济，向果园、向每一头牛加税，关闭了城市中的集体农庄市场。农民因为税负负担，只能宰掉了他们的牲畜，数次缩减蔬菜种植面积，砍掉了果园。城市里不再为居民供应肉类、面包、面粉、谷物粉和食用油。很多种类的食品，比如蜂蜜，完全从商品流通中消失了。广大劳动人民纷纷起来游行抗议反对这样的政策。最大的一次游行抗议发生在新切尔克斯，最后不得不以武力镇压、向抗议者开枪而结束。
此外，赫鲁晓夫还在发起诸如同小商品经济成分进行斗争的新行动时，还在同时考虑不周地提高了不同行业工人的工资（包括第一次实行为集体农庄庄员发放最低工资）。从1937年起就担任财政部长、积极参与了斯大林经济模式建设的兹维列夫也积极反对这种政策。他指出，这种做法将打破货币供应量和消费品供应量的微妙平衡。1960年掌管财政部的兹维列夫被赫鲁晓夫撤职。打击小商品生产但又没有扩大国营部门的消费品生产，赫鲁晓夫无意间助长了影子资本的扩张，后者的扩张则是部分调平了货币供应增加和消费品缺乏之间产生的失衡。
赫鲁晓夫的改革对于强化国民经济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国家的经济问题在加深。经济问题在1963至1964年表现得越发清晰明了：苏联发生了大规模农业歉收，整个国家处于饥荒的边缘，为了防止发生饥荒不得不从国外大规模进口粮食，为此花费了1244吨黄金（要注意到，这是苏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贵金属流失量）。
对经济的严格中央垂直管理也因为规定中央部门、主管部门、生产联合体和企业必须完成的计划指标数量的减少而变得弱化。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指标数量在斯大林时期一直稳步增长，1940年有4744项指标，1953年则达到了9490项指标，相当于增加了1倍。之后计划指标数量不断减少：1954年为6308项，1957年为3390项，1958年为1780项【2】。顺便一说，反对这样弱化中央计划的人中就有前文提到的“反党集团”。减少计划指标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科学或思想理论方面的依据。
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大员们”不希望高度紧张并希望减轻自己的责任（每一项计划指标的完成都需要对应的党政官员负全责）。在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赢得了对“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时，莫洛托夫说道：“所有人都想喘口气、想过轻松点的生活……他们太累了。【3】”相比起去奉献自己，“大员们”已经想要转而为自己捞更多好处。在斯大林时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党和国家的高官们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起先只是希望甩掉自己身上的重任，之后才是生出了“捞好处”的愿望。勃列日涅夫时期以隐秘形式偷偷摸摸地谋私利，而戈尔巴乔夫时期则以公开形式明目张胆地捞谋私利。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不被人察觉中蜕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
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机制在柯西金-利别尔曼经济改革时期进一步遭到毁坏。1965年10月4日由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关于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指令标志着改革正式开始（尽管较大规模的“经济实验”更早时就开始了）。
关于这项改革已经用去很多笔墨了，这里我们想简短地指出改革存在的四个方面基本问题：
首先，上述改革使计划彻底倒向立足于价值指标，而自然指标的数量甚至相比于赫鲁晓夫时期都大大减少了。这使得全国范围的企业可以通过不是增加、而是相反地减少经济活动的最终产品来完成计划。追求总产值价值指标会促使企业去不断积累总产值，因而使生产中的耗费不断增加。
其次，从全社会分配收入形式（通过公共消费基金、降低零售价格）转变为按小团体分配形式。工人的货币收入同企业利润挂钩，在不知不觉中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的原则不再起作用了。从前经济效率是通过以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累计结果（收入）为标准来衡量的，而现在则是以个别企业营收（利润额）来衡量。这不得不从整体上弱化了整个国家的力量。我们会注意到，1965年10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已经不再提及将降低成本作为企业运营的计划任务指标了。当然这也是实话，后来由于企业运转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扭曲，晚些时候限制成本的指标又被恢复了。
再次，小团体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部门性。部门性一直存在（哪怕是斯大林经济模式中也存在部门性），但在1965至1969年的改革中它获得了更加鲜明的表现形式。工业部门摆脱了很多计划中自然指标的约束，给了它们背后的中央部委以更宽泛的可能性来从事优化自身利益的活动。归中央部委和下属部委所拥有的基金产生了，基金的数额取决于其所管理工业部门中的企业的财政状况，以及部委官员的“渗透能力”（包括通过上下打点来修改计划以便本部门容易完成，从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供应委员会获取更多资金和物质资源等等）。中央部委和下属部委之间发生了就瓜分“全社会共同做大的蛋糕”的隐秘竞争。以下是安东诺夫在分析部门性急剧强化这一问题时作出的结论：“由经济管理者们支配的国有制不再是统一的，它被在一群中央部委和下设部委‘垄断者’们之间被分割了，又在每个‘垄断者’管辖的企业和机构之间被分割了。每个部门都在警觉地注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不让别的部门得了好处。结果就是从全国利益出发进行任何决策时，都会遭到想维护自身利益的部门的阻挠，这往往会引发巨大的且不必要的浪费。【4】”
最后，引入从企业基金中的收费，激化了社会和企业职工集体之间的矛盾。我们记得，计划中盈利企业的必须把利润上缴预算以满足国家的基本建设和国防基金需求。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似乎基金被从国营企业中抽离了，国营企业不是基金的拥有者而只是使用者，而事实上的基金拥有者是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从这里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样子了。阿尔汉格利斯卡娅对这一新情况评论道：“引入这种支付证明了国家与集体关系的改变。以前，企业职工集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的，因而企业职工自然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必为使用生产资料而付钱。现在发生了企业职工集体必须为使用属于自己的企业基金而付费给官僚国家机器的情况④，因此，企业职工们看起来不像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反倒像是付费租用者。所有制相对于直接生产者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异化’，让直接生产者与国家之间产生对立。【5】”
以上提到的所有（前三条）都证明，在苏联开始了从社会主义经济退化成转而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决定性转变，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而这对于1960年代、特别是197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已经是十分抽象的了。那时候的大学生既没法用经验、也没法用智慧去理解什么是直接社会性（我当时就在大学学习，并且成绩优异，因此这也是我凭借个人经验来叙述的）。阿尔汉格利斯卡娅写道，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实际上给“劳动的直接社会性”挖好了坟墓：“人们的劳动的本质特性改变了。当人们是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工作计划而劳动时，他们的劳动就具有直接社会性。当一个集体、一个人不再去考虑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并且只为了他自己获利而去生产时，他的劳动就不具有直接社会性并且变成了私人劳动。”【6】
我们今天总是说，俄罗斯正被消费主义所统治。这种消费主义的精神恰恰就是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时期所栽培的。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消费依赖情绪，一种想靠着坑蒙拐骗祸害别人来生活的愿望。这还不是已经形成了的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剥削关系，而是对这种剥削的潜意识（无意识）的渴望。关于企业对利润的追逐（也因此产生的对“共同做大的蛋糕”最大的一块的追求）从官方统计中可见一斑：从1960至1980年国营企业利润增长4.6倍，而根据官方数据，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6倍，农业和建设领域下降更多。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继续重复社会主义社会中唯一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而现实生活中却发生了按利润分配。而这两者不但不能兼容，很多时候还会互相排斥。在一些企业中，从基金中用于劳动的物质激励的支出高过了工资支出（这样的情况存在于试验类型的企业中）。
顺便一说，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结束10年后，又一项革命性创新被引入了支付劳动报酬的法规中。从1931到1979年，企业支付工资的基金是依据工人数量和平均工资计算的，基金的具体数额由国家高层规定。1979年7月12日出台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规定改变工资核算方式，从现在起支付的工资将依据产品的售价来计算。这样一来，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量将不再与企业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挂钩、而是与产品价格挂钩。这导致了产品价格变动将使基金的量发生变动，因此企业职工普遍会对产品价格的上涨感兴趣。
应当特别关注外国人对于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的反应。西方对这次改革兴高采烈，国外的大众传媒对那段时间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大加称赞。请注意，这是发生在“冷战”的背景下。假如我们真变得强大了，我们的地缘政治敌人会来赞美我们？——当然不可能。我们被称赞，只是因为我们在变得衰弱。如同戈尔巴乔夫因为毁灭了苏联而在西方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盛名赞誉。
柯西金改革意味着商品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扩大。一些1965到1969年的改革的评论者说，这次改革的主要目标大概是纠正那些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制造的被扭曲的东西，是回归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尝试。有一些被扭曲的东西确实被克服了，首先，取消了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了按工业部门管理的原则，全联盟物质技术供应系统（苏联国家供应委员会）被重建起来。但从整体上看，改革是从斯大林经济模式滑向了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这个反面。斯大林曾指明了发展方向，即取缔商品-货币关系，这使我们前文已经指出的。
此外，一些对斯大林恶意抹黑的人也在关注1960年代后半期的历史。他们专门强调说，改革的开启者（柯西金和利别尔曼）为摧毁“该死的斯大林遗产”做出了现实贡献。我并不认为柯西金给自己设置过这样的任务。准确地说，他只是没有斯大林那样宽广的视野，并且直至最后也未能理解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实质。米哈伊尔·安东诺夫给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描绘了一幅思想政治画像：“在所有苏联最高领导人中，柯西金是最倾向于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相互走近并和解）的领导人，他支持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中提出的使国内的生活自由化的路线。比如说，他不止一次试图向他同为国家领导人的同事们证明，股份制公司是人类文明最为杰出的发明。这些为人特点使得他对那些‘市场化支持者’的建议大有好感。按照柯西金的意见，当需要把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时，政治局里的反对者都是在胡说八道。”【7】
想要指出的是，我不赞同把改革造成后果的所有责任都归罪到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头上，因为所有改革的决策都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集体作出的。
关于经济计划的变异
在各个层级的经济计划过程本身也出现了更多新的特点。出现了“有利的计划任务”的表述。企业追求降低计划任务要求，以便自己能轻松完成任务并获得奖励，这样一来还会产生企业在某一年的运营情况比前一年差、但仍然能完成计划并获得奖励的情况。在计划制定完成后去“改计划”也成了生活中的日常现象。事实上在这里面已经可以瞥见企业方的游说活动（向直属上级、中央部门提出改计划），以及中央部门和下设部门的游说活动（向国家计委、政府、苏共中央提出修改本工业部门的相关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腐败丛生，因为为了改计划肯定要出点“好处费”。随着时间推移还出现了这样的事——不去在计划周期的初期去改动计划中的指标，而是在计划周期末尾、根据实际生产活动的结果去改动计划的最终指标。这已经完全就是对计划的亵渎了。
这样改革后的计划系统会推动企业不去开发、而是去隐瞒自己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潜力，因为这会使得他们更加没有压力地完成计划。计划中也几乎不再去考虑科技进步的作用。曾有人提出建议，考虑到转产新型产品特别是机器和设备（A部类）对国民经济效率的影响，应当在计划中引入这类指标。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取代它的是各层级都在用的最原始的原则——从“当前达到的”（上一个时期结束时的实际发展结果）出发制定计划。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了能够通过严格计算来完成制定计划过程的电子计算机的背景下，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十分奇怪的。
此外，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也有备选方案。可以回忆起工程师季托夫上校的设想，他在1958年提出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大规模运用电子计算机是被证明可行的。季托夫的思想后来成为了创立全国计算机系统（ОГАС）。之后格鲁什科夫院士举起了季托夫的接力棒。1962年起他开始研究运用全国计算机系统使经济过程全面信息化的大纲方案，此方案也要基于建立起全国计算中心统一网络（ЕГС ВЦ）。在1960至1970年代后半期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遭到了来自作为“经济运行优化系统”（СОФЭ）创立者的学者们的批评。这一小组的带头人是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院的院长费多连科院士。经济运行优化系统的作者们建议将创建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运算系统作为改革的备选方案。作为描述性政治经济学的替代品，经济运行优化系统可以完全以经济控制论的运行系统来取代商品生产。起先，经济运行优化系统是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院的科学理论研讨会上被设想出来的。科学院内部、国家计委、政府、苏共中央机构对于经济运行优化系统的态度各不相同。创立者们被指责（尽管也不无道理）为左倾冒险主义，理由正是在于他们计划完全取缔商品-货币关系，不仅要把中间产品、还要把最终产品（用于个人消费用途）也纳入中央集中分配。尽管如此，由于“经济运行优化系统”专家小组成员们的积极活动，还是使得人们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的界限进行积极讨论并有助于揭露了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中的消极方面，加速了改革政策的取消。
苏联经济效率的下降部分地被立足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石油、金属、木材、黄金出口量的增长所掩盖和弥补。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苏联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制品从1965年的7570万吨增长到1985年的1亿9350万吨，而换取国际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出口量为1965年的3660万吨和1985年的8070万吨。1965年从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中收入6.7亿美元，到1985年就增长了19.2倍，达到128.4亿美元。除此之外，从1970年代起，天然气的出口量也显著增长，这一时期天然气开采量从每年1277亿立方米增长到6430亿立方米。事实上所有新开采的黄金也都卖到了国际市场。从1970年至1979年苏联出口了超过2000吨黄金【8】。大多数出口换得的外汇被用于采购食品和居民消费品。国家开始依赖于自然资源维系生存。
斯大林经济模式与新人
我们前面已经列举了一些斯大林经济模式瓦解的原因，这些可以称之为政治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原因。而这里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是外部环境原因。西方在不断实施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我们是在“冷战”的条件下过活的。老一辈人不是只听过传闻，而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知道外部威胁的严重性。而接替老一辈人的新一代人，对于外敌入侵威胁的理解已经是没有切身感受、极为抽象了。那些写在苏联党和国家文件中关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武力威胁的正确话语没有进入到年轻一代人的意识中。持久的和平状态引起了放松警惕、粗心大意甚至一些“西方看起来没有一些人描绘得那么坏”的暗想。曾有一句玩笑话是这么说的：“资本主义正在腐朽，但闻起来还是挺香的。”知识分子中（特别是那些曾经成功穿越“铁幕”到过另一边的人）也出现这样的议论，说我们的经济就是个装灰尘的“簸箕”；说“他们的”市场经济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因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搞出的在苏联建立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社会主义”的号召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支持者。
其次，如果可以这么表达的话，应该叫人类学原因。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了最严重的冲突。斯大林所创建的经济模式需要新人——也就是那种准备好让奉献多于索取的人，那种视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人，那种不是把劳动当成被强迫背上的负担、而是把劳动当作生活需求的人，那种可以在似乎一成不变的劳动机械过程中实现原创革新的人。斯大林完美地理解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将劳动的物质激励和道德激励结合起来将能够创造的伟大动力。斯大林在各种工作场合和讲话中列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三重任务（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新方案，这三重任务此时刚刚被公开宣布）。事实上这是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
1）全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2）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以保证生产力可以持续发展；
3）培育新人。
现实生活中，前两项任务被优先关注了。而第三项任务的解决明显落后，首先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中，人首先是被理解成达成物质目的的手段。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人首先也被定位为完成物质目标。一直都在说，衡量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尺是人们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增加，这种自由时间可以供人们去自我发展和完善（参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点是真实的。甚至可以说，真正的斯大林经济模式，伴随着她特有的节约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必需时间（人参与社会生产的时间），因而会有助于不断增加自由时间。当一切像这样不断向前发展，就已经是共产主义了——这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个公式完全是围绕物质展开的。而问题在于，人将要怎么去自我完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不知道，列宁不知道，他们在苏联的继业者们也不知道。从本质上说，斯大林也不知道。
“唯物主义的人”不能发掘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全部潜能。她曾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苏联人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超越经济本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首先，这种目标是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人们身上设计出“永恒”的、“超越经济本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悖论在于，斯大林经济模式只有在由基督教来确定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中才能发挥自身的全部潜能。斯大林开始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尽管这种尝试不是公开的，而是继续在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见词汇来解释世界），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但他不能转向东正教（至少作为国家领导人是不能这样做的）。他既没能成为第二个圣康斯坦丁，也没能成为第二个弗拉基米尔大公。而他完全有可以这么做的条件。这也正是他的弱点。
只有在基督教中，才能让一个真正培养新人的机制在生活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实际施行。这样培育出的新人将把物质生活置于第二位、从属于精神上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并且不是一时、而是永恒地带有新人应有的品质。顺便要指出，正是基督教才深刻地懂得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团结一心、什么是共同事业。此外，“礼拜”一次就翻译自希腊语，意为“共同事业”。而如果没有共同事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同时这个培养新人的设想不仅应该用智慧去理解，更应该用心去理解。现代的东正教对斯大林经济模式极为警惕，不是因为这个经济模式本身不好，而是因为这个名字会让东正教的主教和信众联想起一些他们所抵触的东西——如果不是对教会的迫害的话，那么至少也是无神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这种不信任和矛盾能够克服且必须克服，要把作为精华的“麦子”从斯大林时代那个“谷壳”中剥出来。
遗憾的是，所有和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时代相联系的东西，总是被人们从极端的情感出发去加以理解。我想再次指出：我现在讨论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不是他的世界观，不是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点。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全都明白。况且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敢把手放到心口，对上帝宣誓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切都一清二楚的人。我的任务要简单得多：拆解分析这台由斯大林（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建立起来并最后命名为“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机器。假如某个人说，他不想了解这台机器，因为这台机器是暴君、独裁者、布尔什维克（还有一系列理由可以说，完全取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态度）建造起来的，这会是十分奇怪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也抱着这种态度，那么他就应该拒绝使用那些红军从德国领土上缴获来的设备和技术，理由就是这些都是法西斯德国创造的、并被阿道夫·希特勒所指挥过的。
斯大林是实践家（这一点不容否定）并且清楚地了解意识形态与物质文化、技术之间区别。我们也一样，应该独立于我们的世界观和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去务实和清醒地研究作为一个系统组织和管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机器的斯大林经济模式。这台机器与此前人类所熟知的那些经济模式有着惊人的不同。这台机器是复杂的，只有当有了更加完善的人和一个按照新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时，机器的效率才能体现出来。机器是建立起来了，但新人和新的社会没能成功建立起来，所以机器的运转很快就变得不灵了……
我想，结合我前文所述，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苏联在1990年代初的土崩瓦解不是因为“纯粹的经济原因”，不是因为官僚指令经济证明了它自身的“低效”。苏联瓦解的原因，在于人类没能达到建设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度。只有在俄罗斯出现了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所拖累的新人之后，斯大林经济模式才有恢复的可能。这个问题能够也必须首先由东正教会来解决。马克思主义不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也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并且，如果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至少是开始解决），届时我们还将需要这台名叫“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机器的草图来绘制出新的未来。⑤
【1】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60–1980 гг. // http://rksmb.org/get.php?5009
【2】Сорокин Г. 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 М.,1961. – С. 234.
【3】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Из дневника Ф. Чуева. – М., 1991. –С. 312.
【4】Антонов Михаил. Указ. соч. – С. 174.
【5】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60–1980 гг. // http://rksmb.org/get.php?5009.
【6】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Указ. соч.
【7】Антонов Михаил. Указ. соч. – С. 342.
【8】Green T. The New World of Gold. – London, 1981. – P. 69.
①“Ярким примером та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егодня я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 власти которого продолжают твердить, что они строят социализм.”——此处为原作者在文中所述，因不可抗力原因，在翻译时删掉。
②一个问题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而不是“全民党”。但工人同志们的经验很多来源于参加生产劳动的直接经验，来源于系统学习理论知识的间接经验并不充足，这也直接影响工人出身的干部的能力，所谓只是“红”而没有“专”。而间接经验充足的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因为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脱离于劳动人民，（就整个阶级而言并非就个人来说）则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脱离人民（很多人拿自己当真资产阶级，身为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却不自知，以为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获利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多），因此很多技术专家只是“专”而没有“红”。
用“红”还是用“专”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斯大林出于时间紧迫，虽然大力推行崇尚不断学习研究之风，但时间紧迫不能短时间让工人都变成大学问家，因此显然选择了“用专”（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就是真·专家，贝利亚虽然很多时候充当“特务头子”但也是技术专家出身）。所以需要让只是代表“红”而不是“专”的党组织逐渐退出经济管理这样的专业事务，将他交给政府部门。此外党组织日益官僚化而失去了“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用也让人们越发不满，所以推行民主选举希望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有利于自我净化，以免一些人躺在功劳簿上洋洋自得尸位素餐。
苏联各种权力部门之间的政治斗争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它的存在极大影响了苏联后来的经济发展。
③管理经济的好处不仅在于“近水楼台先得月”式的有利可图，更关键的是容易获得政绩。因为经济状况是可以统计的，“只要经济增长了，就是政绩”。赫鲁晓夫能够夺权的原因在于他实际负责党务工作，掌握有州、市、区各级党委，因此自然要对地方大员们有所“回馈”。
④通俗解释就是，之前“全社会分配”，干部们也在社会运转中发挥了作用，因而也是脑力劳动，劳有所得。既然已经是“以企业为单位分配”而不是“全社会分配”，那么国家官僚从工人们创造的“属于自己”的企业基金中提成，不劳而获，自然造成了工人的质疑，助长了社会冲突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团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脱节。
在阅读“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部分时，读者们可以思考，为什么1960-1970年代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之后，中国人民仍然在“批判苏修”。
⑤卡塔索诺夫教授是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出生于1950年，斯大林时代后期），因此不可能是一个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他曾亲历过苏联由盛转衰直至毁灭的过程，我们应当对他所述加以深思。
老胡（译者）认为，俄罗斯族（苏联主体民族）的集体主义传统，更多地来源于自然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等客观现实因素形成的村社制度（也是马克思本人晚年时曾与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者探讨过的）。如果只是从东正教这种宗教角度出发，那么同样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就没有类似的集体主义意识（苏联最大的民族矛盾不是别的，正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尤其是苏共高层中，勃列日涅夫所代表的“乌克兰集团”与俄罗斯出身官员的冲突）。当然东正教与传统俄国社会紧密融合，忽略其对于俄罗斯人的思想文化影响是不现实的，但分析问题还是应该从现实（物质世界）的角度出发。
实际上，在俄国从19世纪末期起，就有对于这种“中央指令完全调控各环节”的经济模式的研究。苏联（包括作为苏联最主要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条件可以说就决定了无法按市场经济模式来发展。有一句更加极端的话是，“如果按市场经济原则，俄罗斯这个国家都不应该存在”。
宗教其实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对人的思想感召能力，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鲜见的。假如所有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都有着像是教徒对宗教那般的虔诚，愿为信仰而殉道，“叛道者死”，一个自发感受到、或者被人揪出他背离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即使没有人去处死他，他也会因背叛信仰而遭人终身唾弃，乃至于无脸苟活自杀身亡一了百了的话，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将不会有这么多叛徒，而内部的叛变永远是比外敌更大的威胁。
斯大林思想可以视作“苏联本土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则是脱胎于那个不平等的沙俄旧社会。当他们看到工业化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包括看到在团结起来的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不是不能战胜，这让他们有信仰、有力量，相信共产主义事业是必然胜利的。
但后来就如文中所说，修正主义的官僚（这些人恰恰也是东正教占主流的时代里长出来的，但他们显然是“旧人”而不是新人）瓦解了斯大林经济模式，使生活水平的提高陷于停顿（并不是完全没有提高了，相反，与艰难而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和平稳定的18年可以称为“全盛”。只是对比西方国家而言），加上托派分子赫鲁晓夫自己首开历史虚无主义的先例，当没有亲身经历、对“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没有直接感受的新生代成长起来时，感觉未来无可期望，自然陷入了对主义的怀疑之中。
苏联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或者叫做“苏联本土化”的过程继续发展下去，而是执着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原本”，可以说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另一个极端则是有大批廉价劳动力做基础可以走一条低价卷死别人的市场经济道路，但是过于“独特”化，让人们不禁怀疑其是否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苏联以意识形态立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苏联人自己对意识形态丧失了信心。
俄罗斯是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如果他们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一种具有“本土化”、或者未来发展出一种“俄罗斯本土化”的“有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一种理论发展，我们应该抱着学习观摩的态度去了解与研究，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这就是异端等等。但目前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与产业资本时代形成的理论的具体适用条件已经有所不同，培育新人的土壤已经被那些当了官僚的“旧人”毁了，短时间内也看不到新的可能，所以事情何时起变化，还有待于继续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