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巴黎广播电台！今晚一位俄国老头拿着一张没有历史考据的照片，自称自己在这支抵抗日本人的部队！哈哈哈！老头，你叫什么？ 老人：西……西科夫下士。 主持人：哦！“下士”二字就不提了。那么，西科夫，请开始……你……刚编好的故事吧。 （以下是西科夫下士的自述） 我是西科夫斯基，其实，这本不是我原来的名字。我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富农，有着几百个农奴和收成极好的果园。当时我还小，只知道叔叔是为沙皇效忠的勇士还有那叔叔带回来的糖果。 当然，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记得我16岁时，革命来了，我们家多少与沙俄沾点关系。当晚我父亲与母亲就被带走了。叔叔也急忙赶来，把我拉上马车，与他的战友们仓皇撤离了。枪声响了一晚上，惨叫声与火光让我印象深刻。自此，我有了新名字——西科夫斯基。我与那些兵们用了将近一个月逃出了边境，大家甚是欢喜，可没过多久，我们就被一支中国军队抓到了。 见我们是逃难来这的，一位中国士官便把我们安插在一支部队——第65白俄独立师。进了军团，我们发现这里都是像我们这些逃难的俄国人，我们才知这支军团的意义。进行了几个月的整训，我们便被发往战场。 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也不想知道敌人是谁，我们有着普通中国士兵2倍的军饷，肯定卖力干活。战场上虽说枪弹不长眼，可很少伤到我们这支军团。慢慢的，我们打出了名声，获得了更多好处。每打下一座县城，叔叔与其他士兵就会去民宅拿钱，我当时年少，不敢进去，感觉愧对良心。 听叔讲，等我们安顿好了，便带着我们这些人杀回去，拯救沙俄，可我们不知道的是，离开沙俄那天起，便是对故土的永别。 可上帝喜欢捉弄我们这些不清不白的人，我们所在的部队失败了，总长官（好像姓张）败了，叔听说去上海有条活路，便带着我，与他的战友逃窜到上海的公共租界。 到了租界，我们顺利当上了租界警察，每天做的也就是巡视租界，毕竟，没有哪个蠢蛋回去进攻这鬼地方的。我本以为可以幸福生活在这片乐土，可好景不长。那是1937年末，日本人居然打过来了，整个上海岌岌可危。租界警察大部分被编入“万国义勇队”，去阵地阻击日本人。当时我与叔也是气愤，一来工作被夺，二来我也吃不到上海饭店的甜品，再加上从小听别人讲日俄战争时日本人的无理，我们便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 我们被发往阵地，再次到达战场的我们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我们也只是摇摇头，开始修筑工事。正当一位士兵点烟时，一颗子弹打烂了他的手，惨叫声传来，让我们也紧张起来。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日本人的叫骂声与装甲车压在路面的声音。我害怕了，眼泪从眼角流出，叔握枪的手也打着哆嗦，有些战友拔出手枪准备自我了断，还有些人手握着十字架不断祈祷…… 我们哪里想过，纵横中国数年的白俄军团面对日本人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无奈，看着后面的督战队，我们也只好瞄准日本人，决定与其决一死战。 一场激战过后，日本人丢下尸体退了，我们也损失殆尽。这时那些租借里的欧洲人才来“支援”。他们看着阵地，拿起相机给我们拍照，就好像照相能把日本人打跑一样。那些欧洲人停留几分钟，拍了几张照片，对着我们喊几句口号，便走了。 我望着满目疮痍的景象，想着曾经在故乡的生活，叹了口气。阵地上，叔吹着口琴，有些士兵写着永远寄不出去的家信，有些士兵吸着烟闲聊，大家都等待着生命的流逝，一切，都结束了。 叔看向远处，发现督战队因换岗迟迟不来，便把我一把丢出阵地，把士兵们的家信、他的口琴都给了我。叔让我快跑，我却只是站在那里。叔急了，一把拿起步枪对着我脚下开枪，嘴里骂着：“跑！拿着这些东西！”我拼命向前跑去，大概跑了好久，才停下来，回头看着阵地。 后来，我在租界做起了杂工，并找到了那张印着我们照片的报纸。我把它剪下，一直保存，直到现在。 1945年，日本人走了，我在上海开了家餐馆，并在上海小有名气，我也始终无法忘记1937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那张照片我始终带在身上。 我们所做的被世人遗忘，我们拼死力争的事迹被世人所讥讽，我们的牺牲被世人所忘记，留下来的只有1937年以前的不光彩的记录，白俄军团在上海抵抗日本人几乎无人知晓。反而，那些在租界观望的人跻身上流，那些躲在后方吃空饷的人被捧为英雄，那些拿着笔写着虚假战报的人变成了学者专家……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啊。 所以我要活着，因为我的存在，我们的白俄军团，才……才能……得到真正的……真正的永生与……与尊严！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名白俄士兵的故事，西科夫斯基下士的故事…… 主持人：哦！谢谢这位老头的分享！哈哈哈！真有意思！那么请问，老头，你用了多久编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老人：我……我用了一辈子……一辈子。 （伴随着笑声bgm与观众和主持人的大笑声，西科夫下士缓缓低下头，看着手中泛黄的照片，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