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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从被告防御的视角来看，也会有一个问题，我举几个条文作为例子。

其一，善意取得制度在《民法典》311条规定，有一个要件是，受让人为“善意”。

《物权编解释一》14条第二款，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这就意味着，善意与否的举证证明责任不在于善意取得人，相反，真实权利人反而要证明受让人不构成善意，不能成立善意取得。

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请求权基础的思维方式，是要去区分什么是要件，什么是抗辩，要件和抗辩的举证分配不一样，还会影响到攻防结构进一步的法律解释的问题。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善意是善意取得的要件，还是说善意取得不以不以善意为要件，它只是以非善意作为抗辩？这是从被告防御视角来看，第一个要件和抗辩的区分。

第二个，是抗辩内部本身，是不是称为抗辩的，它实际的法律效果，或者说它在诉讼上意义都是一样的呢？我检索了一下《借贷案件规定》的15条（当然16条也有类似的问题），这里简单地提两点：

15条第一款提到，被告（借款人）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该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15条第二款说，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这里也用了一个“抗辩”，但抗辩的内容是说借贷行为并没有发生，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基于借贷产生的返还请求权没有办法成立。这时候用词不是“提供证据证明”，而是“作出合理说明”，那我们不免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也是一个抗辩，条文表述在举证的分配和证明标准问题上会不会产生差别？

本来在我之前的研究和学习过程中很少去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教学过程中的请求权基础分析，或者鉴定式案例分析的时候，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给学生的案件事实是给定的，甲乙之间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事情，你不需要再去探知案件事实到底如何，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但是在真实的诉讼中不是这样，真实的诉讼中案件事实如何需要通过举证来确定。那么这时候，它到底是一个要件还是一个抗辩，以及它属于什么类型的抗辩，对于举证标准以及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这就直接影响到法院裁量、介入的程度，以及双方诉讼攻防的动态过程。这个实际上是请求权基础往下延伸，与法律实务相对接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觉得值得探讨的是，抗辩与抗辩之间可能也不同，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些不同的抗辩？

第三个是司法裁判视角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哪儿来呢？

因为请求权基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火热，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人士，谈到民事问题的时候，都愿意去说一说请求权基础的问题。

我也常常会听到说，某律师到法庭上会被法官训斥，因为法官会问“你的请求权基础到底是什么？”法官常常会要求当事人、律师说明自己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

这就产生了一个争议——到底找请求权基础是当事人的任务还是法院的任务？法院到底有没有权利问这个问题，当事人是否有义务回答？

当然寻找请求权基础是重要的，那么这个任务到底是谁的？

第二个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有些当事人请的律师自己对请求权基础的问题非常重视，自己有很多的体会，也很有经验，那他就自己认为，我有一套诉讼策略，我去找寻请求权基础，我检索之后认为我这套诉讼策略是最好的，我认为我就要选择这个规范、依据作为我的请求权基础。那么，当事人或者他的律师对请求权基础的主张或者选择，对法官有没有约束力呢？

也就是说，假如法官认为这个案子，按照你选的请求权基础来判你可能会败诉，但实际上有别的请求权基础可以支持你的诉讼请求，那么你的请求权基础的主张能不能约束法官，这本质上到底是一个当事人权利行使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可能背后有一点就是，它到底是法官的职责、义务，还是当事人选择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应该是我觉得，请求权基础继续往下走，也许没有办法逃过的原告视角、被告视角、司法裁判的视角上来讲的问题。

前面这些是引导性的问题，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