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并存的清王朝

清王朝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在各大历史评论区都有不少相关的唇枪舌战。 这其中有两个观点广为流传却经不起推敲：一说，满清为了防汉做到了自断右臂，主动杜绝先进火器的地步，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都知道满清火枪的配备名列前茅；另一种说法走了另外一个极端，说满清相对于其它封建王朝并没有突出的民族矛盾，认为所谓的民族的矛盾并非满清王朝的特性，而是属于所有封建王朝的共性。但要反驳这一观点的确困难地多，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其它封建王朝当然一定也是有民族矛盾的，既然有，就可以拿来比烂，例如汉代汉族与当地羌人的矛盾，唐代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 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定量的分析并讲清楚，唐代与汉代的民族矛盾大到何种程度，是否普遍，自有历史大佬会来科普，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是尽可能的罗列一些关于清朝的事实，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说清代，甚至于是说元清两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住中原的代表，对我们这个文明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改朝换代的负面影响，诸位可自行分辨。本文只是一个简要摘录，更多内容强推李晓鹏博士的这本《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电子书可以在李晓鹏博士本人的账号 李晓鹏博士 中找到，都是免费的 赵烈文 一 六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八点过，曾国藩又来找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叙谈。他对赵烈文说：“最近北京那边有朋友过来，讲了一些京城的新闻。说现在北京很乱，抢劫杀人之类的大案时常发生，已经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穷人家的妇女甚至连裤子都穿不起。京师之地，竟然民穷财尽到了这样的地步，恐怕天下会有异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烈文对曾国藩说：“天下一统已经很长时间了，盛极而衰、合久必分是必然之理，无法改变。现在朝廷权威犹在，各方势力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短期来看，国家应该不会很快土崩瓦解。据我观察，将来真正的异变，肯定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陷入军阀混战。这样的剧变大约会在五十年内发生。（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这一番直白的预测大出曾国藩意外，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皱着眉头愁了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是否可以效仿西晋和北宋的故事，南迁避祸，延长国运呢？” 赵烈文摇头道：“恐怕只会一次性覆灭，无法重复西晋和北宋故事了。（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仍不甘心，说道：“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本朝的历任皇帝都工作努力、勤勤恳恳，对天下国家非常负责任，与前朝的皇帝不同，是不是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或者起码国运比前朝更为长久一些？ 对这个“君德”之说，赵烈文毫不客气的给驳了回去：“本朝君德确实比较正，但也已经享国两百多年，回报不可谓不丰厚。真正的问题在于本朝在建国初期，杀人太多，夺取天下的手法过于简单粗暴。后来的皇帝虽然努力以德泽加以弥补，但相对于当年惨重的杀戮而言，还远远不够，不可能因此扭转天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这番话说的很露骨，把清朝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抛出来了。话说至此，曾国藩无力再辩，只得叹气道：“那我就只能日夜忧叹，希望自己早点死掉，以免亲眼看到国家社稷覆灭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 [1] 这段对话被赵烈文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死于1872年，赵烈文死于1894年，都未能看到清王朝最终的结局。直到四十六年后的1912年，清朝终于灭亡。覆灭的方式是清帝退位，清政权一夜灭亡，没有再割据偏安的机会。此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赵烈文的预言，精准的让人吃惊。 仔细回顾这次对话，赵烈文的预言，有一个根本出发点：两百多年前清朝统一中国的方式，对王朝最终的命运，有很大影响，那就是——杀人太多，简单粗暴。这让清廷的统治合法性相当脆弱，一旦中央权威垮塌，王朝就会在迅速土崩瓦解，不可能还有机会偏安一隅、割据一方。 赵烈文，江苏常州人。常州位于扬州和嘉定之间，北距扬州约一百公里，南距嘉定约一百五十公里。明清换代之际，清军南侵，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代表的大屠杀给江南人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后来的满清统治者虽然不惜利用“文字狱”来试图彻底消灭关于那场大屠杀的一切文字记录，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失败了…… 二 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关于对南京屠城的记载，“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 曾国藩对南京城内有大量老弱的情况很清楚，因为城破之前李秀成曾经试图把老弱妇幼放出南京逃命。曾国荃向曾国藩请示怎么办，曾国藩最终决定把这些人赶回去，以加速南京城内的粮食消耗。把人赶回去的做法还可以说是尽快结束战争的需要，而明知把人赶回去了，城破之后还要打着诛杀太平军的名义疯狂屠城，那就只能说是丧尽天良了。 多尔衮 占领南京以后，满清统一中国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很多地方望风而降。清政府有望以相对比较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但当时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眼见军事征服进展顺利，得意忘形，悍然颁下“剃发令”，要求所有男人把大部分头发剃光，只保留后脑勺一根长长的小辫。从汉族的审美标准来看，极为难看。凡是不愿意剃头的，一律除以死刑。 “剃发令”在辽东地区就执行过，为的是区分哪些辽民真的屈服于满清的统治，哪些不愿意。当时就遭遇到了辽民的激烈反抗，“剃发令”的执行本身也导致了清军对辽民的多次屠杀。现在江南再次执行，江南地区的人民再次群起反抗——人民的反抗并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而是无法接受清军仅仅因为留头发就要杀人的暴政。大部分起义者并不是因为自己被逼着剃头而造反，而是因为看到有很多人仅仅因为不剃头就被杀害而造反。清军也就掀起了第二阶段的屠城潮，著名的“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就与人民反抗“剃发令”相关。 此后，南明各路抵抗军与清军在南方进行反复拉锯，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城市也因此也因此被清军多次屠城，这是南征屠城的第三个阶段。 此类屠杀除了一般性的历史记录以外，还有部分残存的家谱可以为证。江阴范氏家族是当地大族，其族谱从第1世到第31世，历时九百多年，其中保留下来比较详细的是从第11世到第31世，几乎完整的涵盖了明清两个朝代。这个族谱里边把家族的所有男性的生卒年月都记录下来。根据族谱记录，其17、18世的男性有超过一半死于清军的江阴大屠杀[2]。这样一个大家族应该遍布江阴城乡各地，男性死亡达到一半，说明江阴城中的居民应该确实是被几乎全杀光了。 郑廉 由于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目前能看到的历史记录都是仇视农民军的文人们写的。他们把农民军描写得特别坏，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杀人放火过来。但就算在这样的文献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无差别滥杀的行为基本没有，无非都是一些“杀掠甚惨”、“焚杀甚酷”之类的修饰词汇。《豫变纪略》是亲历过明末农民战争的的文人郑廉所作，基本立场也是反农民军。这本书里边，提到李自成军队攻克过的城市总共有五十四座。根据杜车别的整理，这些被攻克的城市，郑廉大概有三种记叙模式[1]： 第一种是说贼破某城，某知县骂贼而死，某举人骂贼而死，或者是投井自杀之类，没有滥杀的记录。这种情况占了四十五个，比例为83%。 第二种情况是除了点名被杀的官员士绅以外，还要加上一句“杀掠甚惨”、“死者甚众”之类的话。这种情况的城市有五个，占9%。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合城屠戮”、“怒而屠之”、“屠某某城”，这种情况的是四个，占8%。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证，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城市中，大部分都是修辞性质的渲染，没有实际事例。比如对李自成军队打下襄城县的记载说“当是时，全军覆没、合城屠戮”。但分析上下文，“合城屠戮”其实只是为了跟“全军覆没”对仗而做的修辞，并非实指屠城。根据郑廉的记载，襄城县被破以后，参与守城的一百九十多个生员被割了鼻子作为惩罚。连守城的人都不杀，当然也就没道理屠城。唯一靠谱的就是归德府，城破以后，有组织的杀了一万多人，原因不明。大规模杀戮的比例是五十四分之一。 起义军不仅不滥杀百姓，对官员士绅也会加以区分。郑廉记载，商水县城有一个乡绅张质，在山西当过知县，很有清廉的名声，退休在家。商水县被起义军攻破以后，军中有很多山西人，感激他在山西时候的德政，不但不杀，反而请入营中款待。起义军围攻开封的时候，专门开了一条逃生通道，放出城中妇女老幼三万余人。围攻商城县，也是一样，《豫变纪略》里面还记录了当时守城的知县和生员王承统的一段对话。知县说，这些乱贼还知道网开一面，是不是也有仁慈之心啊？王承统说，那不过是让老百姓都跑掉，好削弱守城的力量而已。 ——围城的时候，城里人越多，粮食消耗越快。守城的一方，一定会把青壮年都组织起来参与守卫，不会放他们逃走。即使围城的一方故意放人，能从城里逃走的也只能是老弱，不会削弱守城力量。放走平民对攻城弊大于利。兵法虽然有“围师必阙”的说法，但开一个口子是为了让被围的敌人放弃抵抗逃跑，在逃窜中好予以冲杀的。起义军放开一个口子却不在两边布下埋伏杀人，当然是因为怜惜普通百姓而不是为了方便攻城。 总之，明军和起义军双方虽然彼此恨之入骨，但大体上还是遵守了“文明的底线”，无差别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极少发生。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以及安徽、江西东部，明末农民军主力从未进入过这些地区。明军与农民军反复拉锯的主战场一直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因此，战争对全国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即使把饥荒的因素考虑进来，人口减少也应该在千万这个数量级。 吴思 ——有很多人以为，清朝的情况就可以代表中国所有古代王朝。比如，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讲了一个“出售英雄”个故事：浙江宁波监生周祥千带领农民要求降低税赋，却因为聚众闹事的罪名被官府杀头。吴思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顺口就说了一句——“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 这句话看似不经意，其实代表着许多许多的人，包括像吴思这种历史专业人士对中国历史的偏见。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古代的汉民族大一统王朝，“聚众”都不是重罪，甚至根本就不是罪。只有在清朝这个落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聚众才是重罪。比如，我们在前面几卷书里一再讲了，朱元璋就非常欢迎人民群众“聚众闹事”，三五十人也好，三五百也好，都可以找官府闹事，不服气还可以一起到南京来找他反应情况，驿站还必须接待。朱元璋死后，这个规定不再执行，但明朝也从未将“聚众”作为一个罪名写进国家法律文件。至于结拜兄弟、拜师学艺之类的事情，则完全不管。 明末，江南地区发生过无数次读书人领头的聚众闹事，有抗粮抗税的，也有要求罢免不合格地方官员的，这种方式几乎成了解决官民冲突的常规做法。聚众闹事的结果，有的抗议无效，也有的抗议成功——真把地方官搞下台或者少交了钱粮。但不论结果如何，几乎没有闹事者因此而被定罪。后来，这种聚众的自由还被滥用了，地方豪强组织人手以“人民反抗”的名义打杀皇帝派来征税的太监，放火把税监的衙门都给烧了，很大一部分主谋竟然也没事，或者虽然判刑也没有杀掉，象征性的关几年就给放了出来。 汉朝有禁止三个人以上饮酒的法律，看起来是防止“聚众”，但仔细一看处罚——“罚金四两”，原来就是罚款了事。这条规定的本意并非警惕人民结社造反，而是避免聚众喝酒之后出现治安问题，比如打群架之类的。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还出台过禁酒令，禁止一切酒类交易和饮酒，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专制政府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而制定的。这跟清朝结拜兄弟就要判刑甚至杀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总之，古代中国人民，在大一统的皇帝制度下，过的是一种——从古代的标准来看——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汉、唐、明三代的皇权合法性高，无需对人民结社过度警惕。皇帝主要负责征集全国资源保障国防和国家统一，人民在完成国防义务的前提下，其它方面十分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尺度很大。只是到了清朝，在野蛮民族的屠刀之下，在理学士大夫们的配合下，中国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才出现了空前的大倒退。 方以智 守寡乃至殉葬等风俗并未被废除。社会上层看起来变得洋气了，但夫权、神权、族权等宗法伦理依然残酷的压迫着中国人民。对此，鲁迅在《阿Q正传》、《祥林嫂》等一系列作品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要一直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大搞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土豪劣绅和官僚买办阶层以及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清算了他们豢养的文化吹鼓手，摧毁了农村宗法体系、砸烂了各种宗族祠堂，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才算是才真正的对儒家道学和理学这个从宋朝开始就祸害中国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2] 遗憾的是，这一幕原本应该在三百年前明朝灭亡的时候就发生的，它被清军入关推迟了三百年。 满清贵族和东林党人的联合，产生了一种民族压迫政策和理学宗法思想相结合的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西方世界在逐步打破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时刻，原本思想学术自由开放的中国却陷入了空前沉重的枷锁之中。 以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小识》的作者方以智和他的家族为例。方家在江西桐城，原本是以程朱理学传家的。“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但是，清朝的统治开始以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3] 在清朝集民族压迫和思想文化专制于一身的“文字狱”屠刀之下，遭遇灭门惨祸的知识分子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 部，79070 卷，同时禁毁6766 部，93556 卷，且存书半数以上被篡改。所毁书目大部分是明史、军事、科技类著作，自此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戛然而止。西学更是被朝廷视为奇技淫巧，下令禁止研习，自此无人敢碰。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乾隆年间被销毁的中国古代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十六、七万卷以上”。历史学家吴晗也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清朝的专制统治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清朝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知识分子进行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朝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文字狱之下吹出来的所谓“康乾盛世”，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 清朝的文字狱本来是不反西方科学的，主要是用来镇压知识分子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满清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但理学思想是坚决反对西学的。理学士大夫投降满清，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员，把理学思想搞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也就很自然的借助文字狱的威力来帮助他们扫荡西学，关闭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大门。 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在顺治年间还继续得到清廷的礼遇，让他们继续编写历法。但是理学士大夫很快掌握了权力，开始对来自西方的异端思想进行打击。康熙三年，对历法一窍不通的理学士大夫杨光先上书弹劾汤若望、南怀仁等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他荒谬的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这个杨光先跟东林党应该是很有渊源。他是安徽歙县人，是汪文言和吴养春的同乡，在崇祯年间温体仁当政的时候，就曾经抬棺死劾东林党的政敌温体仁，结果被判充军。温体仁下台后被赦免。现在他再次拿出弹劾温体仁的劲头，公开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4]  最后，汤若望和南怀仁都被流放，跟西洋传教士合作编订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被处死。 清朝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舆地山海全图》里面已经把英国和葡萄牙的位置都标出来了。可清朝居然连“佛郎机”都不知道是哪儿，把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叫“澳门夷”了事，等鸦片战争英国人打进来之后，才开始找人研究这些国家在哪里。其实标注着欧洲各国位置的地图就躺在清朝的宫廷档案馆里面，三百年前就画好了。 1793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清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出访日记中写到：“（中国）自从被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清朝是）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5] 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清帝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裸体，一路上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认为清朝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清帝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嘉庆四年（1799年）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6] 朱世杰 一直过了六百年，到了南宋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秦九韶和朱世杰为代表的数学家，提出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研究了高阶等差级数的，证明了射影定理和弦幂定理等等。 等元朝消灭了南宋，这个高峰再次中断。 朱世杰是元朝初年的人物，但他的数学成就是建立在南宋秦九韶、李治、杨辉、蒋周、洞渊等诸多数学家成就的基础上的。朱世杰死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就再次后继无人了。元朝还有一位天文学家郭守敬，但他也是出生于南宋灭亡之前四十八年，而且主要是天文学水平高，在数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南宋灭亡之后，元朝就再也培养不出来像样的基础理论人才了。 成书于元朝中期的《重订河防通议》一书，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讲数学的。里面举了一道例题计算河堤土方，方法运用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而正确解法其实在《九章算术》中就已经讨论过。此书中还试图运用朱世杰的“天元术”来解一道高次方程，但是解错了，求解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搞懂天元术。[7]从这本书来看，到元朝中期，数学家的水平已经低于《九章算术》，更低于南宋末年的最高峰了。 等到了元朝末年的时候，数学著作就只有小学、初中的水平了。成书于元朝灭亡前十四年的《丁巨算法》只能搞得清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乘方、开方，求解方程组的水平低于《九章算术》。元末数学书还有《算法全能集》和《祥明算法》等，则只是一些四则运算的口诀加上一些简单的例题，用来指导商业活动的，没有理论价值。[8] 等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中国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又只能再次从头再来。 《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对此点评道：“中国数学……从元朝末期开始，一直是沿着实用性、技巧性的方向发展。” 这句话反应出来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基础数学理论研究从元朝中后期开始就彻底荒废了。南宋以前的高级数学理论已经没人搞得懂了，数学家们只能搞点实用的算法口诀、技巧之类的东西来传播数学知识。 根据之前的历史发展判断，基础数学理论发展一旦中断，两三百年的时间是恢复不过来的。从秦灭六国，到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数学理论水平超过《周髀算经》，用了四百五十年；从隋灭陈，到秦九韶完成《数书九章》，用了六百多年。基础数学理论的发展在古代社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古希腊文明覆灭以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再次被阿拉伯人发扬光大，中间隔了一千多年；而欧洲人在古希腊数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出近代数学，则距离《几何原本》的成书年代相隔了最少一千五百年。 明朝在这方面和唐朝、西汉很像，就是虽然经济高度繁荣，在一些材料类、工程类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也很多，但是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成就。中国的数学理论要想再次达到新的高度，正常发展下去，也至少还再需要两百年左右。 到了明朝末年，西方数学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传统数学研究向学习西方近代数学转型。 崇祯二年，明朝开始组织学者重新编订历法。根据徐光启的建议，朝廷确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编订思路。历法编订局请来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了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以及相关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及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等等。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陆续编成《崇祯历书》。 但是这个转型刚开始就结束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断了。《几何原本》剩下九卷的翻译工作要等两百多年以后的1857年才能完成。 康熙皇帝倒是组织人手继续了历法的编订，最后把历法编完了，用来指导农业生产。但历法编完以后，学习西方的过程就全面停止了。清朝统治者决定对西方关闭大门，中国学者被禁止和西方传教士交流，他们不得不又开始转向研究中国传统数学。虽然清朝数学家们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当时显然不是研究传统数学的时代。西方数学早就超越了《几何原本》的高度，也超过了秦九韶、朱世杰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中国学者在古书中浪费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机械知识的基础，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根基。两个文明之间的竞争，如果一方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领先，即使另一方在材料、机械等方面大幅度领先，那么数学领先的一方注定会追上来并超过应用科学领先的一方——尽管这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