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我的精神家园》 摘抄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
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我的精神家园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
关于幽闭型小说
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
小说的艺术
套用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我写《黄金时代》
像小说中发生的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已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对于个人来说，生命中已发生的事总是值得珍视的。我喜欢不断回溯自我，解析已发生的事。
《黄金时代》后记
本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全是红的。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是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
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tmd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
与人交流——《未来世界》得奖感言
文学是一种永恒的事业。对于这样一种事业来说，个人总是渺小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怀疑三部曲》序
【我的三大基本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因为我自己就热爱智慧，虽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很低能。
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不认为这是罪恶的念头）
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
有位希腊名医说：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
我可以说服别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性爱是好的，但我没发说服一个无趣的人，让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种区别是天生的。
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关于《孟子》：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
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乐之实”这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母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点。
我不能从奉承和顺从中的得到乐趣。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写作的意义不仅是在现在，而且在于未来。坦白不光是浅薄，而且是勇气。
《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
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学领域也不可滥用，它会把文学割碎。
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有一半来自传统文化，另一半来自前苏联，总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想着提升和改造别人的灵魂，炫耀和卖弄自己的灵魂。不知为什么，我不大喜欢这一点。相比之下，我很喜欢福柯的这一句话：“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这也是我的观点。所以一在书里看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感触，我马上就有不同意见。
《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有多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那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及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现实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再聪明再强悍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
但是，那些与命运作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
掩卷：《鱼王》读后
但是《鱼王》毕竟是本了不起的书。除了给评论家提供素材，它还指出：冷和热有同等的魅力，离群索居与过原始生活有同等的魅力，空旷无际与密集生长有同等的魅力。如汤因比所云，我们生活在阳的时期。在史前阴的时期，人类散居于地球上，据有空间，也向空间学习；杀戮生命，也向生命学习。如今我们拥挤在一起，周围的生命除了人，都是可食的肉类。也许这真的值得惋惜。
掩卷：《鱼王》读后——人
在道德文章里，作家对人做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颂扬的工具，也是杀戮的工具。作家给正义者带上花环，还把不义者送上道德的刑台，凌迟处死，以恣快意。在行使这种特权时，很少有作家不暴露出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处死一个人，还给他申辩与忏悔的机会，而道德作家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则往往不容他申辩，只是剥夺他的一切优点，夸大一切缺点，把他置于禽兽不如的地位。
掩卷：《鱼王》读后——掩卷之后
拿破仑曾云：世间各种书中，我独爱以血书写成者。此话颇有道理。
旧片重温
我们这代人，在猜疑的年代长大，难免会落下毛病，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这样才能显出自己能来，这是很不好的。
艺术的深与浅
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
在我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分的。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
在此情况下，应该想到自己的艺术标准浅于大众，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们之一般水平不符，宜往深处开掘——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众生。
毛主席曾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另一种文化
依我之见，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这种文化我老婆是有的。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太监。另一种是各种暧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这种文化她没有，所以，她就不知道要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你别看我说得头头是道，在这后一方面我也是个土包子。我倒能管住自己的嘴，但管不住自己的笔。我老婆是乱讲，我是乱写。我们俩都是没文化的野人。（ps：匹兹堡大学硕士&博士）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推己及人之说，于是中国人仿佛只有一种文化，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行为方式。其实不同的亚文化始终存在，只不过我门一贯对此视而不见而已。
《他们的世界》序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做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种实在的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于是马林诺夫曾言，“科学便被出卖了”。
《他们的世界》跋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有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摆脱童稚状态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者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对我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性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问题，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
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而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出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种做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杜撰的口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下一步”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不管怎么说… …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儿就要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在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我的精神家园》首版序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四周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生活和小说
凭良心说，我希望现实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像这样的事，我们自己是一点也做不了主的。
因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里就包括有有趣的小说和电影，故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现实世界更加不合理了。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在middle of nowhere。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