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正当”，“正义”与“正确”（二）
一
什么是“正当”与“不当”？
又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维护合理的权益就是正当的”。相对的，“维护不合理的权益就是不当的”。
其实，这叫做“正义”。因为它指向的关键点是“合理”。但是，什么是合理呢？法律不能完全界定。比如，在爱情故事中，“忠诚”是合理的。而在战争行为中，“欺诈”也是合理的。
由此，定义“合理”就是属于一个“利益集体”的道德价值观念。所以，它是“正义”，而非“正当”。
正当，不涉及“价值判断”。可能一个举报行为是“令人不耻”的，比如，司马举报韩红慈善基金会违法违规。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却是“正当”的。第一，司马是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利”进行举报。因为慈善基金会是“社会公益团体”，它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司马具体举报人的资格，举报并非不当行为。
第二，司马提供了相关举报材料。这表明，举报人的“确认”并非出于主观臆测，因此也并非不当行为。
虽然有人说，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涉嫌“伪造”，但是没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再次强调，只要材料本身是真实的，那么举报人依据材料做出的“确认”，即使最终证明与事实不符，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实际上，我很怀疑，司马是早有预谋，所以在行为上不会真正出现“不当”之处。当然，怀疑是“主观臆测”，不能作为证据的。
那么，司马就不能被认为是“恶意举报”了？
就法律层面来说，是的。不然大家能放过他？因为他连“不当”都算不上，所以法律不能把他怎么样。此外，北京民政局的调查结果和公告，也证实“韩红慈善基金会确实存在违规行为”，至少在一个侧面表明，司马的“确认”并非单纯的“个人臆想”。
可是，为什么司马都是“正当”的，却让我们如此反感，甚至认为是“恶意举报”呢？
因为，法律层面的“正当”判断，并不由道德价值观念出发。法律只注重举报这一行为本身的“正当性”。
而在道德价值层面，也就是“正义”方面，这个评价就完全不同了。
大多数人的直观感觉是，“韩红忙着做慈善，司马忙着举报做慈善的人，司马你的良心呢？”
其实，这只是直观的情绪表达。因为我们也知道，韩红做慈善，与韩红慈善基金会是不是有违规行为，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也不是说，韩红做慈善，别人就不能调查韩红慈善基金会有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
我们真正气愤的，是还没有说出的后半句，“如果你真的关心公众利益，为什么只盯着韩红，别的基金会呢？”
我们并不傻。不管是司马举报行为的正当，还是韩红基金会确实存在某些违规行为，都不表示司马的举报是“正义”的。司马就是在针对韩红。是的，这个说法是拿不出证据的，它是“主观臆测”。但是，也正因为它只是“主观臆测”，它就是“正义”的判断，是对社会正当的公众利益的积极维护。这种方式，就叫做正义的“自由心证”。
二
自由心证，它可以是纯粹的主观臆测。前面已经讲到，举报行为中的“确认”，不可以是纯粹的主观臆测，必须有相应的能够必然产生主观臆测的证据。因此，如果只凭借“自由心证”，或者只凭借“一腔正义”，举报某一个现象，这属于“不当行为”。
比如，当事人认为一篇文章的内容是“影射”自身，对自己构成了侵权伤害，这就属于“自由心证”。金庸的小说很多人都看过。也有很多人认为，《笑傲江湖》中的魔教，与《鹿鼎记》中的神龙教，带有“影射”含义。这就是“自由心证”。如果让这些人拿出支持这个判断的证据是拿不出的。金庸本人也从未真正确认过“影射”的事情。
由此，当事人如果在“举报”维权之前，必须首先从文章中找出明确的，不含歧义的“指向性”，能够表明文章影射的确实就是当事人。然后，当事人通过举报这一行为，将证据提供给相关部门，作出最后确认。
三
这就是举报的整个过程。
第一步，举报的主观性。
举报是维护自身或者公众利益的手段。利益是不是受到侵害，由举报人自行“确认”。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被“冒犯”，也经常“冒犯”别人。这些是不是构成了“利益侵害”？对于当事双方，可能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
比如，“我为了你好”，讽刺你。你却觉得我是侮辱你。在我看来，你的情绪是“不合理的”，“不识好人心”。而你则认为，我的做法表现出的正是我的“自以为是”。我的做法，是对你的人格和精神的侵害。
在现实中确实会有“冲动举报”的产生。但是，举报本身是一个“行为”。它必然也有当事双方。一方是举报人，另一方则是受理举报信息的公共资源。虽然法律不会对“冲动举报”的行为追责，但它会大量地消耗公共资源。
第二步，证据的充分性。
为了避免无谓的公共资源耗费，举报人需要在举报的同时，提供足以表明利益侵害真实产生的证据。
比如，在上一个例子中，你感觉受到了“人格和精神侵害”。这是举报的主观性。你举报了，受理了。相关部门不可能直接处罚我，只能先找我了解情况。而我却认为，即使我有一些言语不当，但并没有恶意侵害。
最后的处理结果，这里不重要。我们必须看到，在举报正是受理后，也同样必然产生公共资源的消耗，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资源。
因此，就现实意义来说，不可能任何举报受理后，都必须给出处理结果。如果真的这样做，必然会有大量的公共资源被无谓的耗费。
可是，受理举报并给出相应结果，这是管理机关存在的意义。
因此，举报行为中，有必要设置一定的限界。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举报不会被受理。这是为了保障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三步，举报结果的认定。举报的终结。
这也是举报人最关心的部分。必须先有侵害行为的发生，然后才有举报。因此，举报人需要制止侵害行为，并且获得相应的赔偿。严重的侵害，还有追究侵害者的法律责任。
在举报行为的前两个步骤中，举报人都是作为“主动发起”的一方。但是，举报结果的认定，并不由举报人的意愿决定。
举报受理后，举报中的侵害行为，需要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依据调查结果和法令法规，由相关部门给出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需要先反馈给当事双方。如果当事双方共同认可，举报就此终结。
如果当事双方存在异议，则由相关部门首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双方仍有分歧，相关部门有权依据法律，做出最终认定结果。
当事人对最终认定结果仍然不认可，需要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也就是“打官司”。此时已经与举报无关，举报终结。
了解到整个举报行为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举报常常会被忽略。虽然就我们个人的感受来说，举报行为往往都是不得已的，因此特别渴望得到回应。但是，就现实来讲，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个问题。毕竟，公共资源，它同样是公众利益，我们也有责任维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格外强调，举报的“正当性”。
举报作为维护利益的手段，它必然需要被重视。一个举报中的侵害行为，可能在别人眼中无关轻重，比如在例子中的“精神侵害”。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它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即使微小，也难以承受。
正因为如此，让每一个举报都能够不被忽略，这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这又必须需要足够的公共资源的支持和满足。
正当举报，是提高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唯一方式。而正当举报行为，只能来自于举报人的自我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