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红夷炮图文资料集（三）崇祯朝中期

《达观楼集》卷十八所载，崇祯五年，福建巡抚邹维涟拜游击将军郑芝龙为主将，招募水兵，并制造战舰四十艘，海战器械上万，并铸大铳五百门，令郑芝龙出兵剿平海盗刘香，郑芝龙不负众望，同年十一月在福建闽江口击败刘香的舰船，获得了胜利。

巡海道徐应秋的【海寇刘香残稿一】所载，崇祯五年，郑芝龙围剿刘香的巨舰，桅高就有十丈，配备重二三千斤的大铳，炮弹能及六七里。

公历1633年7月12日（崇祯六年农历六月初七)，荷兰驻台湾长官普特曼斯带领船队发现并偷袭了郑芝龙和张永产停泊在厦门中左所海湾内，正在清洗修理的五十多条战船，其中有十几条为游击将军张永产麾下的小游船。 由于此时明军船队的两个主官都不在，正在维修战船的明军遇到突袭猝不及防，明军方面称被荷军烧毁了近二十艘战舰。（荷兰方面人声称烧毁了四十五到五十五艘战船）其中不乏有装载16门到36门大炮的战舰。很大可能就是崇祯五年福建巡抚邹维涟新造的那批。 《明季荷兰人侵据彭湖残档》 “是时，郑芝龙新自广东剿贼回。是日，正在中左阁船燂洗。红夷自外顺风顺潮而入，瞬息数百里，实出我不意。而张永产则奉抚院军令，调兵往北路会剿香贼。是日，正在泉州城下与本道料理兵食船器等物。”

“此番突入中左等处，焚烧郑芝龙与张永产各战船，盖求市而不得，遂愤然于一逞。此失事之情也。郑芝龙部下焚过船十余只，张永产部下焚过梧铜游船五只。”

欧阳泰的《从丹药到枪炮》一书中引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普特曼斯的书信，提到在厦门被荷兰快舰袭击的郑芝龙舰队用的是双层甲板的炮船，战船的质量和荷兰在远东所用战船一样好，战船的大炮比与之交战的荷兰船上的还要多，装备有带轮子的炮架和链拴。而且是可以发射18磅炮弹的“grofcanon”大型火炮。

虽然荷兰人声称通过偷袭的手段摧毁了郑芝龙停泊在厦门港内的战船，但是根据《郑氏史料初编》福州兵备道右布政使张天麟则报告：“是日，芝龙部下焚船十只，张永产部下焚船五只。”可见当时荷军偷袭的匆忙，并被没有彻底摧毁明方的战舰，很多受伤倒沉的战舰最终被补救回来，实力并没有太多折损。否则郑芝龙也不会有底气于三个月后就在料罗湾对荷军发动袭击。 崇祯八年，郑芝龙在消灭海盗刘香的战役中，其舰队的实力依旧比较强大。 《明档》四十五所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登莱巡抚曾化龙回忆崇祯八年自己在广东摄海道篆，协助平海寇刘香时，参观过郑芝龙的舰队，称其舰船坚如铁城，每船安置红夷炮二十四门。 “职猶记粤东与镇臣郑芝龙破刘香时,阅其战舰,坚原如铁城,每船可安置大铳二十四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

咸丰本《济宁直隶州续志》所载咸丰三年，为防备捻军，新办团练时，于济宁普照寺挖到16门可以使用的崇祯年红夷炮，其中有2门为崇祯五年两广总督熊文灿督造。 第四尊：崇禎五年，總督兩廣軍門熊造，嶺西道左布政王，督造官何吾嶷，鑄匠霍成業。用葯二觔，鐵子一觔半。

第五尊：崇禎五年，總督兩廣軍門熊造，嶺西道左布政王，督工官何吾嶷，鑄匠霍俊。用葯二觔，鐵子觔半。

军博收藏的两门崇祯六年铁炮，为两广总督熊文灿督造（何吾嶷参与督造）其中有若干门被解入回京。该炮在清代赐名为严威炮（炮图集） 炮长153厘米，口径6.5厘米，可用铁弹1.5斤，铅弹2斤。

光绪本《陵县志》所载该县一门崇祯六年两广总督熊文灿督造的红夷炮，清朝人对该火炮的尺寸数据记录颇为详细，而且对此炮的来历也有考证，事无巨细的态度令人钦佩，现如今很多博物馆都没做到这种程度： 南城楼大炮，崇祯六年总督两广军门熊造，岭西左布政王，监造官何吾嶷、张尚文，闽匠造。

重约五百觔，长四尺五寸，内围径二寸五分，週七寸五分有奇，其外首围一尺七寸，颈围一尺四寸，中围二尺，末围二尺四寸，左右耳长二寸三分，围五寸，距末一尺八寸，末有觚铁若蒂，前窄后博，利于悬发，火门去末五寸。

旧在南城楼，楼废今贮县库。文六行，首曰：崇祯六年，中曰总督两广军门熊造，左曰岭西左布政王，右曰监造官何吾嶷，又曰张尚文，末行曰闽匠造。

考明史熊文灿传，贵州永甯卫人，万厤三十五年进士，崇祯五年由福建巡抚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此炮次年造也，馀三人无考，文灿自闽来，故用闽匠。又云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募粤人及鸟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此炮所由北移欤。

黑龙江博物馆两门崇祯六年铁炮（严威炮）为两广军门熊文灿，何吾嶷督造。 第一门长154厘米，内口径8厘米，可用铁弹3斤，铅弹4.5斤。 第二门长153厘米，内口径7厘米，可用铁弹2斤，铅弹3斤。

中山博物馆同类型的一门崇祯六年红夷炮

《南山博物馆拟征集文物清单》所载崇祯六年铁 炮长154厘米，口径7.5厘米，可用铁弹2.5斤，铅弹3.5斤。两广军门熊文灿， 督造官 文浩，马继龙闽匠造。

湖南文管会所藏崇祯六年（1633年）铁炮以及吴三桂三藩反叛时期铸造的昭武元年（1678年）。这门崇祯六年的炮恐怕也参与了那次对清朝的战争。连同出土的还有崇祯十六年郑芝龙督造铁炮、永历元年铁炮。

郧阳博物馆保存的明代崇祯总督两广军门熊文灿督造之铁炮

《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所载，崇祯六年山西造完红夷大炮25门，二号红夷炮11门，三号红夷炮并涌珠炮59门。

《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中关于崇祯六年宣府各堡所补充的137门西洋炮，大部分来源应该宣大总督张宗衡于前一年提及的新造之西洋炮。 居庸关长城上保存有明代西洋炮，该名类的火炮就目前出土实物来看，为一种双层铁炮，内部是熟铁锻造，外部浇筑生铁，且炮尾带有瞄准装置。

乾隆本《赤城县志》中所载崇祯八年，宣府赤城各堡的西洋炮和红夷炮，应该是崇祯六年的派发之物。（由于图片限制，具体的可以看我发在知乎的贴）

居庸关南北券城所列四门西洋炮，炮长1.7米左右，口径7-8㎝

这类双层铁炮，明代是使用分块泥范铸造，外层铸铁有大量砂眼，且炮身有很多范缝，如果是单层铸铁炮身，此炮必炸。 但得益于内层炮管为百炼熟铁锻造而成，故而外层炮体损坏，而内层炮体依旧完好无损。因为外层的生铁仅仅是起到加固内层锻铁炮膛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浇铸外层炮体的工匠才能如此随心所欲。 使用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就是提高了铁火炮的成品率和生产效率，因为铁匠只要把内层锻铁炮管做好就行，这一步还可省去打磨炮身的工序，泥模无需特意阴干，更省去了制造一体式的泥范工费，工匠甚至可以利用手边的铁箍将军炮的半成品亦或者废品，将其制造成前细后粗的红夷炮。 毛病就是，锻铁炮管的口径受限于中式笋壳结构限制，口径很少有超过15厘米的，故而大口径炮还是得靠铸造。其次就是锻铁比较耗费人力。

《靖江县志》崇祯七年知县陈函辉所造军械及武库所存军械： 至於城守諸備，先期鑄西洋神器十大位，分置四門。又從庫中淸出銅烏銃、如虎蹲、虎尾、佛狼機、馬鞭銃、三眼銃諸項分頭安放。又從道府借到火藥及自行買辦硝黃等物如法製用，又遣役親往鎭江買造弓箭及鑿，運江陰石塊堆積城垜，其燈竿、灰瓶、懸簾、檑木一一整㮶，以防旦晚之用。

天津宝坻区文化馆馆藏明代崇祯七年铁炮，长度158厘米，内口径8厘米，可用铁弹3斤，铅弹4.5斤。 《天津宝坻区文化馆馆藏明代火炮考》

舟山博物馆保存的明崇祯七年铁炮，于1978年在舟山滩涂的沉船中发现，一共出水两门，还有一门大炮被中国军事博物馆征集并展陈。 炮长193cm，内口径9.1cm，炮口有破损，长宽比约为21.2，可用铁弹4.5斤，铅弹6.5斤。

嘉庆本《犍为县志》所载该县驻防署有铁炮一尊，长七尺，过心八寸，为崇祯七年铸造。原本布置在城北门，最后搬到驻防衙门。

《全潍纪略》所载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清军攻破山东昌邑县，缴获该县红夷炮，其中有三门在攻打潍县的时候被该县明军缴获，这三门红夷炮为崇祯八年，昌邑知县陈启元铸造。

崇祯八年二月，崇祯十年五月两广总督熊文灿北解红夷炮共二百门，重量在300斤到400斤不等。样式应该与黑龙江博物馆的两门崇祯六年的红夷炮相当。

《饶阳县志》所载崇祯九年，知縣唐順徵所造西洋大炮二位。

崇祯九年，宣府总兵按令计划打造红夷炮50门

《增城县志》崇禎九年增城知縣陆清源和县丞杨九韶所制军械，其中包括红夷炮八门： 軍器：舊有紅彜（夷)大砲八門，署縣事經厯何言同縣丞楊九韶鑄。附黃拱寅創造銃器火藥記畧：丙子春，増城缺令當事以毘陵何公由臬幕來攝篆務，増故去天萬里地遠法疏公至問俗得，庚午寇薄城下，狀而城守空虛不能一矢相加，遺慨。然圖久安長治之䇿條爲六款。其一曰，創火器，念守城惟火器可以致遠，因造大銃一十六門，城凡四門，每門四門各有十子銃，以隨其母銃則流連不絶。并置硝四百觔，磺一百五十觔，鉛彈四百斤。捐俸不足佐以贖鍰不費公帑半緡。

又佛郎機、虎蹲、百子砲二十七門，有子砲以隨其母，何言铸八門，餘知縣陸淸源铸。舊铸銃二百二十八門，復有萬人敵、火礶、噴筒、長鎗、古弩俱稹貯分發四門各民壯。日久壞爛，自鼎革後或解省或移用征勦散失不全。

18世纪中后期，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对于清军武器的记载，每种武器都有名称和造价以及尺寸，材质。 《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 Vol 1-16》第 7 卷 【作者：Joseph Marie Amiot， Francois Bourgeois， Pierre Martial Cibot · 1782】 其中他看到了三门铸造于崇祯九年的小型红衣炮。 一号：全长三法尺九法寸，膛长三法尺五法寸，口径二法寸，炮重四百磅，药重二磅。 二号：全长三法尺四法寸，膛长三法尺，口径一法寸五莱尼，重二百七十磅，药重一磅八盎司。 三号：全长三法尺二法寸，膛长三法尺，口径二法寸，重二百五十磅，药重一磅八盎司。

康熙本《堂邑县志》：所载该县明崇祯十年，知縣裴希度置造紅衣礮一具。

德胜门箭楼的明代西洋炮和长城博物馆明代西洋炮（双层铁炮）

1912年，山海关附近的百姓正在废弃的城墙上游玩，已是断壁残垣的炮墙边上，还留有一门明朝崇祯十年的西洋炮。

唐山博物馆崇祯十年密镇捐造西洋炮

天津瓷房子博物馆，疑似一门明代双层西洋炮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保存的崇祯十年西洋炮，一共出土两门，长度均在170厘米，一门口径7.5厘米，重约1000斤，炮尾已破损。一门口径14.5厘米，重量不详。

军博馆藏的崇祯十年密镇双层铁炮，炮长206厘米，口径8厘米。

山海关区东罗城东南角台出土的明代崇祯十年的密镇捐造天字一号 西洋炮，此铁炮前细后粗，通长240厘米，重约1500千克，炮体有明显范缝痕迹，为内熟外生的双层铁炮。炮口内径10厘米，外径25厘米，其后12.5厘米炮口外壁区间环饰凸起回形纹饰，上有高1.4厘米方锥形准星。回形纹饰后铸凸起炮箍一道。炮体中部两侧横出圆柱形炮耳，直径7厘米，各长13厘米，距炮口110厘米，两耳间炮体上下铸凸起炮箍3道。炮体后部有凸起的长方形火门，上有直径0.8厘米双引线孔，距炮口185厘米。炮体最后部铸凸起炮箍2道，最大直径处为39厘米。其后炮尾层层收敛呈覆笠状，有不规则尾珠，长9厘米，直径16.5厘米。该铁炮目前以运至山海关长城博物馆保管。

山西大同城墙遗址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崇祯十年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炮 （双层铁炮，内层为熟铁，外层为生铁），长239厘米，口径10厘米，重1800公斤，可用铁弹6斤，铅弹9斤。

就现存实物来看，崇祯十年五月至于九月，密云地区至少铸造过54门西洋炮。（但就民国时期留存的实物来看，密镇至少铸造了92门西洋炮） 图为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的崇祯十年九月密镇捐造的五十四号西洋炮，用火药二斤，散铅子四斤，合口大弹一个。 炮管内部为熟铁锻造，外部为生铁浇筑，浇筑时因为采用传统的泥范，故而留有大量的范缝，较为粗糙。

滦平博物馆所藏一门崇祯十年十一月西洋炮，炮长170厘米，内口径7.5厘米。

玉田县明代铁炮。图①为崇祯十年九月密镇捐造五十二号西洋炮，内口径7厘米，长147厘米。图③为天字二十一号将军炮，口径9.5厘米，长231厘米。

《傅斯年全集》卷六中提到的民国二十年，北平已征集到的明代红夷炮长度以及铭文信息，尺寸为英寸（和现存的同款火炮对比，民国所记录的尺寸都略短了几公分） ①北平中门道旁古炮：密镇捐造西洋炮8门

对于双层铁炮的由来问题，郑诚在“《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这一论文中指出，铜芯铁体炮在印度和中国都有发现，且出现的时间也相仿，现存铁心铜体炮明代是1533年的佛郎机子铳，要更早于印度现存的那门相同材质的火炮。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史料和更多实物佐证，谁先谁后已经难以考证。

铁芯铜体佛朗机子铳

济南博物馆所藏崇祯时期山东制造的复合铁炮。

但是同为复合金属炮的双层铁炮，目前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未发现，应该为中国所独有，郑诚认为，中国工匠善于铸造铁器，而印度善于锻造，这种技术可能是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在澳门葡萄牙炮厂工作中，由中西两方互相交流得来的产物。

目前我对郑老师的看法存在一些疑问，西洋炮早在崇祯五年六月，宣大就已经开始生产，当然，目前没有实物证明崇祯五年生产的西洋炮和崇祯十年的双层西洋炮是同一种。但是就这些双层铁炮的出土地点来看，基本都在北方，南方目前未还曾见过。如果双层铁炮相对于单纯的铸铁炮来说有一些优势，为何南方没有广泛使用？ 目前从出土西洋炮的制造工艺上来看，外层的生铁炮管范缝十分明显，可以确定是泥模分段铸造的，这铸炮手艺和南方还是有一些不同，对于铸造一体成型的火炮来说，这种分块范铸工艺虽然更简单，但是也较为落后，接缝处未必就很牢固，加上未干的泥模会导致铸铁多产生砂眼，故而火炮炸的四分五裂的几率会很高。所以更像是北方工匠铸造红夷炮不精，借用传统锻铁将军炮管再加工的产物。 明代现存西洋炮多出自密镇，且均为裹铁复合炮，为何明代北方地区会采用内锻外铸的方法制造红夷炮，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明代中后期锻造炮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目前现存带铁箍的（竹节）将军炮大都为熟铁锻造炮，就实物而言，最大的锻铁将军差不多两米左右。万历末年，福建地区便开始引进仿制红夷炮。而北方制造红夷炮起步较晚，且缺乏广东福建地区的工匠技术支持。 由于明代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粮食富足、又少战乱，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全国优秀工匠多汇集于此，在十六十七实际的大航海时代，面向大海的浙闽粤地区首当其冲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前沿，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技术以及西方人才也是以此为门户进入内地。多方优势使得南方在技术经济人力层面都要优于北方，生产的铸铁产品质量也非北方能比。徐光启就曾一度想调任广东，参与造炮工作，这样不仅可以给明廷节约不少工费，且所造火炮质量更好。 通过南方输入火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北方地区为了生产堪用的欧式火炮，且减少造价，便在制作工艺日颇为成熟的熟锻造炮上做了一些改进，取消了锻造炮原有的铁箍（加固之用），改为分块泥范浇铸生铁的方法来加强炮管强度。 其二，北方尤其是山西多用煤炭炼铁，而明代没有洗煤提纯技术，故而煤炭中含硫化物比较多。由于硫是由燃料带进生铁中的杂质，它会促使铁与碳的结合，使铁硬脆，容易发生断裂，并与铁化合成低熔点的硫化铁，使生铁产生热脆性和减低铁液的流动性，顾含硫高的生铁不适于铸造细件。（目前铸造生铁中硫的含量规定最多不得超过0.06%） 其三，明代铸铁火炮基本都是用传统的泥模制造。虽然泥模铸炮整体性好，但它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铸范及型芯的粘土透气性低，在用炭火烘烤时，经常是外干内湿，浇铸时水分蒸皎潮气，所铸火炮常有蜂窝状孔穴（砂眼）， 发射时容易炸裂。而内层的炮管由于是经过人力反复锻打的，甚至有些达到了低碳钢的标准，打磨后甚至光亮入镜，故不存在出现砂眼的情况，等于给火炮增加了一层保险。 北方工匠总结多次铸炮失败的教训，为了解决生铁浇铸大型火炮易脆易裂以及泥模产生砂眼的问题，故而先用熟铁锻打出炮管 （锻打能消除金属在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铸态疏松等缺陷，优化微观组织结构，同时保存完整的金属纤维组织的连续性） 其后再用泥模分块浇筑生铁，这样一来大大提升了火炮制造的成功率和生产效率，而且也降低了火炮炸膛风险。 总的来说，虽然明朝的工匠已经知道使用熟铁能够减少炸膛的概率，但北方出现内锻外铸的双层铁炮，我认为主要还是由于北方工匠铸造大型火炮技术不足以及生铁质量差的被迫选择，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清朝也清楚双层铁炮可以大大降低火炮的炸膛率。咸丰初年，为对抗太平军，清廷派晚清名臣骆秉章巡抚两湖，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就看到了清军铸铁炮的弊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骆秉章上奏了《报琦善误国情形并陈战守之策》的奏折 “逆夷炮无虚发，我炮虽发无准，火药半杂沙泥轰击无势，不能及远”

“将令不严，赏罚不明，大炮不坚，战船不固，军情同变，人心悲怨……大炮以铁沙搀泥料外包铁皮，所以施放之时，火药不能加足，炮子不能奋飞，而何能伤及坚厚之夷船哉。”

他吸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亲自在长沙设有火药局、炮局和船局，专门打造给湘军的军需。他的标准就是所造之炮，无论大小，皆要求用熟铁来制造炮芯，以防炸裂。光绪本《善化县志》载： 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骆秉章、张亮基等会奏的《奏报遵筹船炮情形并请敕拨银两摺》，详尽叙述了对水师组织、船炮设置等设想，并附上了《改造战船配拨炮位兵勇章程》和《李防御熟悉水师，请调来楚验视战船片》骆秉章指出，锻造的熟铁炮管能装填的火药量是生铁炮管的一倍，而且还没有炸裂的问题。 “铁炮不及铜炮，铸生铁炮不如制熟铁炮，斤重相同、而熟铁炮食药可多至一倍，无炸裂之虞，且体质轻便，施之于船尤宜。惟熟铁炮打造费工，刻难集事……臣骆秉章亦饬省局委员一体赶紧打造……又火药制作极精，亦可多收一倍之力。”

明代崇祯十一年卢象升督造铁炮，目前存放于山西艺术博物馆，根据金相显示，局部为亚共析钢材质。

《明後期に鋳造された紅夷大砲の金属学的調査.》

​

山西大同博物馆两门明代崇祯十一年红夷炮。 为山西总督卢象升制造。两门炮长度均为190厘米，内口径为8厘米，重500斤（实际应该约900斤）。可用铁弹3斤，铅弹4.5斤。也可以使用一明斤大铁弹外加群弹九枚。

下图左侧为同款火炮，目前炮口有破损

太原文庙内的崇祯十一年卢象升督造铁炮 ，两侧炮耳已经断裂缺失，长1.9米，口径8厘米，重500斤（实际约900斤）

河北涞源也出土了两门崇祯十一年卢象升督造的红夷炮《河北省明代長城碑刻輯錄 下》

1980年，阳高城内西北隅城墙附近，出土一尊铁炮，炮重五百余斤，炮身铸有铭文：“崇祯戊寅岁仲夏吉旦捐助建造”，并有兵部侍郎、宣大总督卢象升等将领的名字。

石家庄也出土过一门同类型的崇祯十一年铁炮，规格都大同小异

长城博物馆保存的崇祯十一年卢象升督造铁炮(有可能双层铁炮) 炮长285㎝，口径10.5厘米，现重1500公斤，可用铁弹7斤，铅弹10.5斤。火炮倍径22，炮身前细后粗，一双炮耳已断裂遗失。 《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

《明档》47【为分布设防奴夷入晋事宜事】所载崇祯十一年11年17日，宣大总督陈新甲为防备清军进入山西，将新铸的五百斤到两千斤红夷大炮中抽调出四十八门（前任卢象升督铸之火炮），分发朔州、浑源等九州县以及平虏、得胜等军堡防御。（感谢好友夜阑卧听风吹雨提供的资料）

咸丰本《济宁直隶州续志》所载咸丰三年，为防备捻军，新办团练时，于济宁普照寺挖到16门可以使用的崇祯年红夷炮，其中有1门为崇祯十一年曾姓督粮道的官员督造的红夷炮 第六尊：崇禎十一年孟夏吉日，欽差督糧道曾造，標下督造官尤起來，福建官匠曾玉、曾坦。用葯二觔半，鐵子二觔。

民国《井陘縣志料》所載該縣保存的一门崇祯十一年古炮（記載頗為詳細)： 西洋護國將軍礮：右礮原在縣治西北城角上土中埋沒，民國十七年晋奉之役，奉軍在城牆上挖掘戰溝時發見，二十年春乃移於縣政府內，此礮共三節，長二百四十生的，口端直徑三十三生的，出口徑十一生的，上下粗細相等，中間有雙耳，口端處有【西洋護國將軍】六字，中節有字六行第一行爲【崇禎十一年六月吉日造】第二行爲【欽命總監太府軍門方】第三行爲【欽差分守眞定太府陳】第四行爲【欽差巡撫保定都察院張】第五行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張】第六行爲【欽差井陘兵備道僉事李】第三節有字，五行第一行爲【欽派井陘道中軍守備指揮僉事】第二行爲【殷□□□造】第三行爲【差役管隊肖承業】第四行爲【□人劉國相邵魁張壽常文思王加成】第五行爲【金火匠人張一忠張愛】下節有火門，方形，每邊五生的二米粒。此礮現尙完好無缺，當日必係守城之用，除西北城角外，其餘三城角上，意者亦有同式之礮埋於土中，惜未曾發見耳。

民国《井陘县志》所载该县有一门崇祯十一年六月敕造红夷铁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