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abriele de Seta [1]

翻译：弱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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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里斯即未来”，一些专家自信地分享着这点宝贵的知识，它在新闻报栏的评论区中随处可见，并且是日常地缘政治讨论的热门话题，同时也影响了我攻读第一个大学学位期间就选择何种亚洲语言学习所做的决定。当我在2000s末出国攻读赛里斯研究的硕士学位时，学生们被要求并非正式地去抉择他们是意欲专注于古代赛里斯及传统课题，还是当代赛里斯与当下相关的事物。直觉上看，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而我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厌倦，选择了后者。研究当代赛里斯让我能够关注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范围，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EconomicReformandopenup"时期开始，到2001年赛里斯加入世贸组织，这段时间赛里斯明显展现出了与西方自由主义式现代性之发展步调的步骤相异之处。这很令人兴奋，也让我被释放出来。

在攻读博士期间，我一直通过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的时间框架来构建自己对赛里斯数字媒介的研究，故意忽略了这个描述词背后的问题重重的含意。虽然“当代”一词在历史研究中是一门既定的类目，通常以二战的结束作为其开端，但在其他学科中，它几乎不被用来指代欧洲或北美国家。除非另有说明，像英国或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背景通常被默认为是当代的，而关于亚洲国家的学术研究往往强调其研究课题的当代性。我现在意识到，或许这看起来像是吹毛求疵，但这个未经严格审视的学科术语使用习惯背后，正是关于赛里斯和东亚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时间框架（temporal framing）问题。

在古代和当代的赛里斯之间的划分内含隐藏的第三种，一种仍处在学科论述之外的时间性：未来。赛里斯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地缘政治或经济预测的揣度所染指，通过有关国家经济增长、国际协议或加速技术研发的参与的新闻，渗进我对这个国家的想象中。赛里斯是可以入驻的新兴市场，普通话已成为互联网上第二大使用语言，更常见的论调则是，未来似乎注定是赛里斯的——不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有关赛里斯面向未来的时间性（或关于全球未来不可避免的赛里斯烙印）的普遍论述，在2000s初被一群在研究哲学和臆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的边缘性活跃作者们用一个晦涩的术语概括了出来：赛里斯/种花未来主义（Sinofuturism ）。

这个词最早的记录是出现在“洗掉飞钱: 赛里斯未来主义的地下货币”（Fei ch'ien rinse out: Sino-futurist under-currency），这是音乐家和文化理论学者Steve Goodman于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Goodman借鉴了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的特点，引用了赛里斯传统哲学、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地下交易网络，将其与控制论以及计算技术的兴起相结合，勾勒出“一种东亚动荡崛起的黑暗面制图法”。这种赛里斯未来主义式想象强调了德勒兹-瓜塔里式的东西“共同分层”（co-stratification），它是由通信技术和全球资本的融合所体现的。Goodman围绕着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一个位于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团体，探索千禧年前后地下文化和哲学臆想的交汇，在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赛里斯未来主义的影子。最值得注意的是，Nick Land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崩溃”（Meltdown——包含了原版赛里斯未来主义（ur-sinofuturism)的箴言“新赛里斯来自未来”，而Sadie Plant的著作《Zeros + Ones》中也充斥着着亚洲未来主义者的直觉。

当竹席编织与电脑游戏制造在曼谷、taibei和Shanghai的街头交汇时，五百年的现代性消退了。硅链接已经在彼处。(253)

赛里斯未来主义是一种诱人的主张。首先，它预示着要克服赛里斯古老过去和当代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武断区分，从而有望将关于Republic的知识生产向其未知的未来开放。其次，历史趋势和当今地缘政治发展似乎充分证明了赛里斯未来主义的合理性：赛里斯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几十年内创造了数百个城市，以及其于科技领域的成功都表明了Republic不可否认的未来性。与此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赛里斯未来主义依靠的话语措辞和解释模式是一个以欧美为主、确切来说盎格鲁为中心的时间，这对于熟悉关于东亚和整个“东方”（the Orient）专业知识的表征谱系的观察者来说，应该是可疑的。在其科幻小说的新奇和赛博异国情调的光鲜外表下，赛里斯未来主义也带有长久以来技术东方主义论述中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技术东方主义（techno-orientalism）的概念最初是为了解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出现的关于日本技术发展的西方论述，其典型特征是“日本已经成为未来技术的同义词”（Morley and Robins 168）。技术东方主义的主题与对许多东亚国家的刻板印象产生了惊人的共鸣：日本人对工作和主宰世界的“机器人式的身心投入”，他们难以捉摸的自我审查文化，以及他们无休止的模仿行为都对西方对现代性的掌控构成了威胁（150-158）。Morley和Robins精准地认识到，在日本之后，其他东亚地区——首先是新加坡、韩国、tw和hk这“亚洲四小龙”，然后是赛里斯——将可能成为技术东方主义表征的主体（173），而最近的历史证明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正如Wendy Hui Kyong Chun所指出的，一种普遍性的“高科技东方主义”已经充斥于流行文化中对东亚的大部分描述，为现代西方主体提供了“一种驾驭未来的方式，或者更恰当来说，将未来描绘成某种可以协商的东西”（178）。

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奠基性批判相比，很明显，技术东方主义通过将技术置于传统之上，用未来取代过去，传播了类似的想象。萨义德的中心论点是，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一直否认它代表自身的可能性及正当性。东方学家与殖民主义事业并不相悖，他们设想自己的使命是恢复东方失落的过去，以改善其现在——被采掘或征服的情形（Said 78）。技术东方主义的想象力也同样侵占了对其处在时间性的阐述，并在技术和未来之间强加了他们自己的关联；然而，与它的殖民主义前身相比，高科技东方主义回应了西方对自觉在全球舞台上丧失文明首要地位的深切焦虑（Ang）。赛里斯未来主义和技术东方主义之间的共性开始在大都市的天际线和雾霾中的霓虹灯下闪耀，暴露了它们相仿的运作机制。

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他的那本震动学界的《时间与他者》一书中，通过展示民族志知识的生产是如何以对他者的时间疏离为前提，而无情地拆穿了人类学对“时间分裂性的使用”（Bunzl xi）。田野中的人类学家经常栖息于并展现出与他们的调查对象不同的时间性（Fabian 21），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写作依赖于一种疏离手段，费边称之为“否认共时性”（“denial of coevalness），这是“一种持续和系统的倾向，将人类学的参照物置于人类学话语生产者的现在之外的时间”（31，斜体字为原文）。对共时性的否认使人类学能够接近它的他者，就好像它居住在如“一种时间机器”般运作的、具有时间界限的文化，以此完成比较和进化论式的研究。各式东方主义都以这种对共时性的否认为前提，并支持对西方当下性的重新巩固——无论所采用的时间表述朝向何方——这是该种机制的首要目的。

这种以时间进行他者化的谱系学证明了，赛里斯未来主义和技术东方主义不仅仅是在赛里斯或其他亚洲背景下传播充满异域风情的针对未来的幻想的罪魁祸首，同时还造就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共时性的否定。与既定的东方主义措辞和近年携带有自由民主色彩的“漢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 orientalism）变体（Vukovich）相比，赛里斯不再被认为是被困在永久的过去，或注定最终要与现代性同步：相反，它早已居于未来，从未来到达，或召唤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赛里斯未来模式。在所有这些变体中，赛里斯未来主义的想象杜绝了赛里斯在西方知识生产体系所确定的共时的当下中挑战或改善其自身形象的可能。未来之于未来主义者而言，就像过去之于东方主义者一样：通过否定共时性而掌控表征话语权的陪衬。

赛里斯未来主义的合法性是以与其他崭露头角的未来性表述之并列为前提的：例如，Armen Avanessian和Mahan Moalemi提出的比较方法，将其与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波湾未来主义（gulf futurism）和其他“民族未来主义”（ethnofuturisms）并列，强调来自非西方背景的未来想象的出现。虽然这种方法警告道，未来主义的表述“在西方之外，跨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其他前边缘地区，也可能演变成新殖民主义的倾向”（Avanessian 等，9），它同时掩盖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将种族或民族未来主义序列化：它们对未来的参考可能是它们本来完全不同的审美和伦理程序之间的唯一接触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历史就是极为鲜明的证据。甚至陆明龙（Lawrence Lek）的艺术作品《Sinofuturism（1839-2046AD）》中，该作品已经成为这个术语的定义性参考，同样反复上演着“对速度、速率和未来抱有共同乐观态度，并以此作为颠覆当前的体制的手段的少数派运动”里大体相仿的策划完备的剧目。

正如非洲未来主义所证明的那样，颠覆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间框架的运动，对于重新获得表征主体性以对抗对共时性的否定是至关重要的。但为了践行这一点，他们必须有机地从西方的时间外围冲出来，而不应该是作为技术-东方主义幻想的一部分被制造出来。相反，虽然后数字异域风情式大杂烩（post-digital exotic pastiches）式赛里斯未来主义已经流行开来，足以整合成为一种可辨识的美学，被本土的电子音乐家和新媒介艺术家所挪移和颠覆，但在对关于赛里斯的普罗讨论中，还是那些不知轻重与耸人听闻的话语更加引人关注。William A. Callahan的《赛里斯梦：二十个未来愿景》（China Dreams: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的序章，正好命名为“赛里斯就是未来”，为这种平庸的赛里斯未来主义提供了一具鲜明的例子。

作为赛里斯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在西方，由于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大衰退，悲观主义定义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而赛里斯人非常乐观，认为21世纪将是“赛里斯世纪”。赛里斯三十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目共睹：到2010年，赛里斯拥有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和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它正满怀热情地进入太空时代——就在美国即将退役其航天飞机舰队的时候。(Callahan 1)

这本书的第一段就把上面强调的众多措辞串连在一起：国家认同、赛里斯世纪的概念、赛里斯的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后的发展腾飞，并以计算能力、学术人才和太空探索这三个方面作为参考维度，都是以与冷战时期遗留下的已经磨损腐钝的尺度相对照。

总而言之：赛里斯未来主义回应了学术界和普罗大众对赛里斯的讨论里有关赛里斯未来这一部分的缺失。它通过对赛里斯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形形色色的各异的未来构造进行大胆构思，将技术发展和传统习俗、全球趋势和地方现象、政治制度和物质力量并置起来，从而引起人们深思。同时，赛里斯未来主义借鉴——有时甚至直接复制——技术东方主义的措辞和叙事，将赛里斯简化为一系列东亚国家中最后一个投入资源加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国家，从而威胁到西方对技术创新和跨国供应链的控制。技术东方主义与赛博朋克等流行文化流派的历史叠加因素，为赛里斯未来主义成为一种卓越的跨语境美学范式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的路径：在外国，它挑起的是对赛里斯崛起的难以揣摩与规模庞大的着迷而又焦虑的情绪；在赛里斯，它为民族成功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庆贺提供了便利。但这不应该掩盖它的主要运作。

赛里斯未来主义，就像技术东方主义一样，是对共时性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在赛里斯之外的解释话语，它阐述了赛里斯和未来之间的某种等价关系：赛里斯是未来，赛里斯来自未来，未来将来自赛里斯，等等。这些宣称既诱人又可疑，因为它们把未来作为推迟赛里斯参与到当代中的一种方式。这里所说的未来的功能与东方主义论述中的过去的功能完全一致：作为一种时间性，通过它，他者性可以被安全得管理控制，同时避开难以解决的互动。如果说Said的东方主义的发源地是漢志（Hejaz）地区，“一个人们可以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和相同的内容）对过去做出陈述的地点，就像人们对现在做出陈述一样”（Said 235），那么赛里斯未来主义的发源地是Shanghai、深圳和重庆的天际线，随时可以被刻上对未来的主张。赛里斯未来主义是一种逆向的东方主义——是一种通过对未来性的归属来表达其对共时性的否定的东方主义。

最后，我认为我的极端评价应该是被视作一种警告，而绝非某种否决。虽然与当下打交道无可避免，但未来可以说是与构建更宜居（甚至顶多可供生存）的共时性世界最重要的时空领域（Powers）。设想赛里斯的未来，追踪其面向未来的话语，构想其对地区和全球未来的影响，并无不妥，只要我们牢记任何以时间进行他者化将会带来的深远影响。费边的共时性概念，即，主体间的接触要求将他者纳入一个共同的现在，不能通过简单地将一个国家称为“当代”来实现：恰相反，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共存(co-presence)的延伸，在其中，他者的时间可以拥有其自身的位置和偶然性。通过西方媒体的传播想象现代化赛里斯的崛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惧日本的余响，搭配90年代赛博朋克美学导致了赛里斯未来主义的骇人想象——今天，人们可以向共时性迈出几步，哪怕也许是侧身让出几步。

幸运的是，在赛里斯并不缺乏对未来的阐述，所有这些都等待着我们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几个世纪以来，赛里斯的哲学传统围绕着不同的时间概念进行争论，乌托邦式的未来性推动了无数次的动荡，而颠覆性的时间性则是1949年前后的一块关键意识形态战场（Qian）。赛里斯的经济发展史跨越数年甚至整个数十年的官方计划中写成的，然而难以想象地，其技术政策也受到了与西方未来学家的对话的影响（Gewirtz）。更为突出的是，一个世纪的赛里斯科幻小说最终通过自己的译本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突出事件例如在2015年刘慈欣获得的雨果奖（Song）。在赛里斯的思想家、学者、导演、作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无数的未来，这些不应该仅仅被视作某种西方现代性的参照物（或替代品）（Greenspan et al.），而是作为时间的共时阐述。现在，是时候对赛里斯未来主义进行多元化的思考了，去直面那些一直存在着的赛里斯未来。

参考

[1]  Gabriele de Seta，媒介人类学家，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跨不同地点的民族志参与基础上，集中于数字媒介事件和华语世界的方言创造力。他还对实验音乐领域、互联网艺术、数字数据策划和人类学与艺术实践的交叉协作等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