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文良，〈康熙五十年代社會像〉[1]

一、內容大要

本書[2]第二部分〈康熙五十年代社會像〉包含本書四到六章，主要講述康熙四、五十年代臺灣的社會經濟環境產生明顯的變化。此變化體現在長期華南地區缺糧的商業機會，促成一波臺灣土地開發的風潮，並導致閩籍地主與粵籍佃戶之間的關係變化與土地使用權力消長，在此社會經濟背景條件下，此時形成的地方志對客民書寫也產生負面形象。

 

首先關於第四章「水田化運動」，其講述在華南缺糧的影響，使得原先具有治安考量的繳納本色(實體米穀)制度被忽略，導致走私米穀成為兩岸的貿易商品，使其價格飆漲，吸引華南投資人來台，米穀經濟因此崛起；為了供應華南市場需求，大量旱地隨集資興建的水利設施成為水田，但受限於先天地理差異，如屏東平原等易於建立水田的湧泉帶，該地發展使得墾佃獲得相較於業主更多的經濟實力，同時當時的開發熱潮也能從朝廷封禁政策中略悉一二。回到地方社會，為了儲存米穀，興建維護大量糧倉與社倉成為民眾負擔；官員私下透過折色換銀，賺取田賦差額，但不定的稅額也為朱一貴事件埋下隱患。

 

接著第五章「番租與田底：下淡水社文書的案例」，透過處理漢番租業爭議的非官方契約「下淡水社文書」，分析租業、土地與土地權的關聯，而進一步藉由漢番交涉「借粟減租」案，探討頓物莊客民逐漸從淡水社業番手中取得名為田底，實則為永佃的權力。當時田底契約繁多除反映土地市場熱絡外，有關禁止對小租戶業土地權交易權狀「稅佃」的爭議，也間接表示官方對田底權商品化的認可，至於粵莊居民之間彼此的土地流通，則是以田底為主，即便有地主也不會像閩人居住城中，而是會鄰近田地而居，並且形成類似合股且富有利益導向的開墾模式。所以伴隨粵籍佃戶對於土地的掌控力越來越強的社會趨勢，進而形成穩定的村落社群，也就開始對原先的社會秩序產生衝擊。

 

最後第六章「方志的『客民』書寫與社會像」就是關於閩籍文人透過方志的書寫對客民帶來社會衝擊的回應。起初諸羅、鳳山縣的知縣以治區缺乏辦公處為由，暫居生活條件較好的臺灣縣城，但伴隨五十年代諸縣人口增加，受上級官員要求後縣官歸治，並開展地方政治，如縣級地方志的編修即為一例。而三本方志中對客民的書寫，除對祖籍和分部空間的描述外，也有閩籍官紳對於客籍人群的文化書寫，其中不乏負面形象，間接體現此並非完整的族群論述，而是非客人群對客的偏見與焦慮；若體現在康熙五十年代的社會實像，則是增加的客民與未跟進現實的行政體制的矛盾，為將來的動亂埋下火種。

二、評論分析

作者介紹與導論

        本書作者李文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治時期台灣山林史、清代臺灣社會史等。至於與本書相關的客家研究如教授所說[3]，起初完全是個意外，起因是教授於求職期間將臺灣方志當作休閒讀物閱讀時，發現三本臺灣方志編纂時間都在康熙五十年，並且首次使用「客」來稱呼身在拓墾前緣的粵籍移民，其中對於異群體「客」的負面描述，使得教授發現方志其實是閩籍官紳書寫者面對客民心態的映照物，由此為引子再結合教授對於大量明清臺灣史料的整理，使其能夠以清代客家來理解臺灣社會的發展。

        作為本書第二部分的〈康熙五十年代社會像〉在段落結構上是具有極強的承上啟下的意義，尤其是透過土地開發、私人契約、方志書寫等面向討論閩粵之間的生存競爭壓力，以此構建出全面的社會像，為後續章節搭好朱一貴事件發生的舞台，並為義民論述的產生，粵人勢力擴張破壞社會平衡，以及粵籍人士透過科考對自身利益維護等做好鋪陳，但本文主要還是將視野放在第二部的三章，以及用學界較為經典的案例比較本章節的幾個議題。

 

地方治理視角下的清代台灣開發

        在台灣史研究早期階段，常帶有消極治台的預設將政府的力量忽視：比方關於水利設施與漢人土地開發的研究，會強調漢人克服困難以體現企業精神[4]，但這樣的說法只在歸納表層的現象；陳其南在《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中對水利工程與水稻耕作的討論[5]，也較偏向以經濟學家看待相對靜態的東南亞社會的內衍化案例，解釋旱地轉往水田是為供養更多的人口，但上述兩者對於「水田化運動」脈絡缺乏更加細膩的論述，以及對於背後的經濟動機沒有特別書寫。因此在本章有效回答前兩者的問題，除了藉由前人用地理因素角度來看水田化運動在各地差異外，也考慮清代兩岸之間更大的時代背景，即當時民眾順應市場經濟鋌而走險行走私貿易並赴台拓墾。而且將作者將國家的角色放入討論，用地方治理角度來看官方實際如何與百姓複雜的互動，比如說官倉制度徒增下淡水熟番與漢人困擾，或是官員違反規定私下收折色成銀為稅等。

 

「客家」與異群人的書寫

        如果順著本部脈絡進一步思考水利設施與族群之間關聯，可以發現有粵籍透過地理優勢與長期的經營開墾，在原來屬於閩籍勢力較勝的社會下，逐漸提升自己對土地的控制力，而透過下淡水文書的記載，也能得知漢佃透過番社明文承諾永佃權的契約，使其能夠長期定居並形成粵莊。在此趨勢之下本來相較弱勢粵籍佃戶變得愈發強悍，反而使閩籍地主感到焦慮，進而影響到方志書寫的意識形態。不過以往的關於客家研究，常將客民視為一個同語言的族群，在客家一詞抽離原始脈絡下討論，所以作者跳脫桎梏，站在方志書寫者立場來看這一群被視為「客家」的集合，論述三本縣志中被視為好事、強悍的客民所反應的社會現實，如同王明珂教授用人類學視野討論人類原初社會排外的心態一樣，人們會用汙名化的方式界定我群與他群，將異群視作毒藥貓[6]以凝聚自己的團體，並以較低成本抒發群體對外的恐懼與壓力，閩籍官紳的方志書寫應該也是在此心態下形成的。

 

史料運用與研究方法

        本部在史料選用方面囊括方志、土地契約、清宮檔案、文人作品、日方記載與行政檔案等，尤其在官方意識形態材料的使用上，相較於前輩學者對於史料記載的全然相信，作者回歸史料書寫脈絡的方式解讀，則更能夠回到當時社會語境當中，如對方志書寫者的討論、日方分類等；在解讀契約時也注意到契約帶有漢人本位的意識。作者在論證方面，會強調在史料的背後當地居民的追逐利益行為，以及跨足地理學對於空間感的描述，對聚落社會的論證如聚落分布實則有連續性，並非記載般「割裂」，以此構建符合當時情景的歷史圖像。

 

結論與延伸討論

        根據許雪姬在十餘年前在〈2007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7]所言，清代台灣史研究的急需被「復興」，而本文放在當時台灣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下，除了時逢客家研究的開始興起外，正好為台灣清代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即教授所提倡的臺灣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以此視角解釋方志，便能書寫出粵籍墾戶的自主能動性與如何被統治的藝術。而十年後的今日，應如林欣宜教授在其對本書書評所言[8]，本書的研究範式可以成為清代台灣歷史研究者，以及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領域讀者的必讀書目，因為其跳脫地方史的框架，使區域歷史研究能有更新的局面。

        此外，藉由研究討論方志的書寫背後本身意識形態的新範式，是否可以將其推展到同時期的閩粵贛等有客籍居住區域，乃至於從清代移民史的角度來看湖廣填四川，是否會出現與台灣類似的情況，這點有待未來學者進一步討論，不過透空間上的比較，關於移民的歷史敘述變化，也能對此看出臺灣發展史在清代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也能使方志歷史書寫本身回到更大的歷史背景討論。

       回應歷史地理學的脈絡，地理學本身有要求空間以符號化視覺呈現的特性，所以如果能添加地圖，則更能讓讀者具體看到諸莊的發展過程及相對位置，而且除了用現代地圖具體定位外，假使方志材料當中有地圖，或是有保留官方圖冊、墓碑、廟宇等等其他非文字的材料，應該也能還原當時族群對自身的空間定位，進而與南台灣移墾史連結。

註釋

[1] 李文良，〈康熙五十年代社會像〉，《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頁75-149。

[2]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

[3]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1-11。

[4] 溫振華，〈清代漢人的企業精神〉，《歷史學報》九，(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81)，頁11-13、25。

[5]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出版，1987)，頁75-79。

[6] 王明珂透過田野調查川西岷江居住寨子的羌人、藏人，發現當地居民會用毒藥貓傳說，將在村中不受待見女性視為毒藥貓，一種對具有妖術女性的稱呼，並對其流言蜚語，甚至有「無毒不成寨」的說法，但卻沒有形成如同西方獵巫的暴力行動，原因可能在於並未上升到國家權力介入。王明珂，《毒藥貓理論》，臺北：允晨出版，2021。

[7] 許雪姬，〈2007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6(2)，（2009，台北），201。

[8] 林欣宜，〈書評：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國際文化研究》7期，(2011，臺北縣)，頁113-116。

引用書目

一、近人研究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出版，1987。

宋怡明（Michael Szonyi），鐘逸明譯，《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21。

王明珂，《毒藥貓理論》，臺北：允晨出版，202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1-16。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編著，《臺灣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頁102-112。

許雪姬，〈2007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6(2)，（2009，台北），201。

林欣宜，〈書評：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國際文化研究》7期，(2011，臺北縣)，頁113-116。

陳翠華，〈書評，《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歷史人類學學刊》9卷2期，(2011，臺北市)，頁153-157。

溫振華，〈清代漢人的企業精神〉，《歷史學報》九，(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81)，頁11-13、25。

 

二、網路資料

陳志豪，〈【書評】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大出版中心，https://blog.press.ntu.edu.tw/?p=32（2021年10月29日檢索）。

訪談人林文凱，撰寫人倪紹恩，〈專訪李文良教授〉，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577(2021年10月30日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