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下） 作者：　小林多喜二

信

　　出入此地者，此信务必一读。

　　小君的爸爸用**磨锉刀的时候，转得飞快的砂轮飞出了一块，打在他的胸口上，把他打倒了，于是被工人们抬回家来。医生说伤口要用冰冰着。可是他们家买不起冰，小君的妈妈就一次又一次地到一里开外的井边去打水。那口井里的水是最清凉的。小君的妈妈一个劲地哭，还抱怨说，为什么现在不是冬天呢？

　　爸爸也哭了。小君问他：“是不是胸口痛？”他摇头说：“不是。”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是不是胸口痛？”他不作声，闭上了眼睛，然后他说：“胸口算不了什么。”一边瞧着小君的脸，一次又一次偷偷地擦眼泪。

　　妈妈也瘦了，眼睛洼了进去，还直掉头发。大家都饿啦。整个房子里都泛着潮气，一走动，脚底就跟铺席粘在一起。厂里的人到家来，都说“臭死啦，臭死啦”的，那也是开头的那几天，后来，厂里的人就逐渐不来了。小君爸爸临死的时候，大伙儿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她爸爸躺了半年，临到家里已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也就死了。

　　可是，妈妈打第二天起也躺倒了。她比死去的小君爸爸还要瘦，头发也掉了，起不了床。工厂虽然给了一点钱，可是不够呀。因此，她们就搬到东歪西倒、又大又旧的房子的三楼尽上边的小屋里去住了。上一次楼，得在半途中歇上几次，喘喘气儿。那幢房子里乱哄哄住满了好几十口子，闹得厉害。有时候半夜里打起架来，房子就左右摇晃。

　　小君妈妈卧床不起，眼窝深陷，她的被子随着她的呼吸而起伏，可是看着看着，这种起伏也越来越小了。有一天，妈妈对小君说，每天夜里要是醒了，就把妈妈推醒，因为，说不定妈妈睡着睡着就死了。从那以后，小君只要半夜一醒，就悄悄把手伸过去，推推妈妈，她浑身哆嗦，害怕得要命。等妈妈在黑暗里出了声，她这才放了心，知道没有死。于是小君就放心地翻个身，踏着腿睡了。每天都是这样。

　　可是，一天天下去，小君的妈妈不那么马上就回答了，每夜每夜把妈妈摇醒来，小君觉得出妈妈的身子越来越瘦得皮包骨头了。好不容易把她摇醒，她长长地叹口气说，妈妈活不了几天了。

　　有一天夜里，小君不知为什么突然惊醒，她急忙把手伸到妈妈那边去，夜里不敢发出声音来，所以只是用手摇晃着妈妈；可是妈妈怎么也不醒过来。小君还是默不作声地用力摇了一会儿，越摇越厉害。最后小君就喊出声来：“妈妈，妈妈……”声音在黑夜里回荡，妈妈就是一动也不动。

　　小君突然“啊呀”地尖声一叫，跳起来就往外跑，踩错了地方，发出很大的声音，从深夜的高高的楼梯上滚下去了。原来，小君的妈妈已经死了。

　　这样就只剩下小君和她的弟弟妹妹了。她从楼梯上滚下去，碰伤了要害的地方，所以也起不来了。那幢房子里的人凑合在一起，要想法子替小君的妈妈办葬礼。那幢房子里住的都是穷人，他们说，穷苦人要是大伙儿不联合在一起，那才是可怜呢。

　　可是，守灵的那天夜里，守灵的人深夜醒来一看，本来供在灵前的东西一件也不剩，都不见了。这下子大家就闹开啦；看样子不象猫或老鼠干的事情——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也在守灵。我无意中走进了隔壁小君睡的那间屋子，把我吓得在那里站住了。我的天呀，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小君和她的弟弟妹妹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给自己死了的妈妈上供的那些东西呢。我不由地惊叫起来，于是，大伙儿都跑进来了，问道；“出了什么事？怎么了？”那时，我不管怎样也觉得小君这群孩子，简直象一群张着血盆大口的可怕的魔鬼。

　　大家追问小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君脸色发青，一声不吭，接着就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着，小君说了真情。原来小君这些孩子们，自从妈妈死的四五天以前起，就什么也没有下肚，饿得头晕目眩，软弱无力，瘫软地躺着。很长时期没有看见吃的东西，忽然间看到了上供的那些东西，那简直是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了，两眼冒金星，再说，弟弟妹妹们也都小，所以虽然感到这样做对不起妈妈，但还是趁着没人瞧见，大伙儿什么也顾不得就把上供的东西吃光了。

　　大杂院里的人们听了这番话，没有一个不同情得掉眼泪的。

　　现在，小君也活不了几天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常对我这样说，咱们这些穷人，都是这样，爸爸死了，妈妈死了，自己也得跟着死，这是怎么回事呢！假如身体能复元，希望能成为****，*着**，到处走。

伤 痕

　　“红色救援会”[1]打算在群众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组织，决定以“小组”为单位，直接在各个地区的工厂中扎根。××地区的××小组，每开一次会都要增添一两个新组员。新组员在加入时都作简单的自我介绍。有一次，新加入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组长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中山同志的母亲。中山同志最近终于被送到市谷监狱里去了。”

　　中山的母亲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觉得，因为自己的闺女进了监狱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救援会里来，总有点儿不好意思……闺女只要两三个月不回家，管区的警察就打电话，叫我到某某警察局去把她领回来。我每次都大吃一惊，几乎是哭着跑去的。他们把她从下边的拘留所里带上来。她的脸又苍白又脏，不知在里头待了多少天了，浑身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据闺女讲，她是因为当什么联络员被他们抓去的。

　　“可是她在家里只待上十来天，突然间又没有影儿了。过了两三个月，警察局又来传我啦。这回是另一个警察局。我到那儿一个劲儿地鞠躬，说都怨我这作娘的对孩子管教不严，认了错，赔了不是，才又把她领了回来。大概就是这一次吧。闺女说警察嘲弄她说：‘你还干联络员吗？’这使她很气恼。我说这有什么可气的，只要你能早出来就比什么都好。

　　“闺女回到家里，给我讲了她们干的许多事情。她说：‘娘，您根本用不着给警察那么鞠躬。’闺女说什么也不肯放弃搞运动，我也只好由着她了。没多久她又踪影不见了。这回却半年多没有消息。这样一来，我反而像傻子似的，天天眼巴巴地盼望着警察局来通知我。（笑声）特务常到我家来，我每次都把他们让到屋里，端茶倒水，转弯抹角地探听闺女的消息，可是一点也探听不出来。——这样大约过了八个月，闺女突然间又回来了。不知怎的，她脸上的表情好像比以前更严肃了。想到这期间闺女遭的罪，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不过，我还是和她有说有笑的。

　　“那天晚上我们娘儿俩一块上澡堂去，我们有很长时间——也许有一年没一块去了。闺女很难得地说：‘娘，我给您搓搓背吧！’我听了这话，高兴得把过去的苦恼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当进到池子里，一眼看到闺女的身子，我一下子呆住了，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凝住了似的。闺女看到我的样子，也吓了一跳，向我说：‘娘！您怎么啦？’我说：‘什么怎么的不怎么的，哎，哎，你的身子是怎么搞的哟！’说着说着，我竟当着别人的面小声地哭了起来；闺女浑身上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啊！‘喔，您说这个呀，’闺女毫不在意地说，‘是××[2]的耶。’接着她笑着说：‘娘，您要是知道我被毒打成这个样子，就会明白，说什么也不该给那帮家伙喝一杯茶的！’这句话虽然是闺女笑着说的，可是它猛烈地震动了我的心，真比讲上一百遍的大道理还要强啊！闺女打第二天起又不见了，这回可真的被关进监狱了。闺女身上的伤痕，一直到现在我也忘不掉！”中山的母亲说到这里，使劲地咬住嘴唇。




[1] “红色救援会”，全称“国际革命运动牺牲者救援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成立的国际革命者的救援组织。

[2] 据《小林多喜二全集》第五卷，青木书店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四○页注，这两字可能是“拷打”。

母亲和妹妹的生活道路

　　听说，比谁都孝顺而且最老实的，学校里成绩一直优良的健吉，竟然干出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来了。

　　这对于母亲来说，怎么也想不通。

　　巡逻途中时常顺便来聊天的那位为人憨厚、脸色红润的派出所警察说；“世上有可怕的杀人罪，也有像抢劫啦、强奸啦那样的罪。但是要论什么罪可怕的话，那恐怕再没有比要颠覆日本这样的罪更可怕的了。”

　　母亲心里思忖：让儿子到东京去，还是不行。

　　“无论怎么样，在村子里，全家老小准会饿死。要是到了那边，我尽量多干些活，好让你们过得宽裕一点。”他就是这样笑着离开家里的，却不料……

　　母亲那只老是夹着眼屎的眼睛，由于好多天没有睡，已经肿得发红，即使没有什么外界的刺激，也不由得会扑簌扑簌地流下泪来。

　　在本地的地主开设的“角记”杂货铺帮佣的阿安，由于哥哥的事情而被解雇回家了。

　　“阿安呀，健到底干了些什么啦？”母亲一只眼睛扑簌扑簌地流着眼泪，一边向挟了个小包裹回家的女儿打听。

　　“说是什么共产党……”

　　“什么，共……共什么？”

　　“共——产——党”。

　　“噢……？”

　　可是，过了一会儿，这个名称母亲就忘掉了。

　　“你哥哥的事怎么把你也连累了？真是……”健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母亲好象自言自语地唠叨着。

　　从小跟健亲密无间的阿安，打算今年秋天无论如何要去探望一次关在东京监狱里的哥哥。

　　阿安由于在地主开的“角记”杂货铺里帮佣，因此她懂得，咱们农民的生活是何等悲惨，与“角记”杂货铺全家一天天的生活相比，是多么的不公平。因此，虽然由于哥哥的事，而立刻使母女俩感到在村子里“见不得人”，但阿安并不象母亲那样感到丢脸。

　　阿安渴望能早日见到哥哥。

　　健吉时常有盖着查讫印章的书信寄来。为了那位不识字的母亲起见，他的信都是用平假名或片假名写得很大，以便请邻居或妹妹读给她听。

　　信一到，母亲就叫阿安大声念，她自己就闭着眼睛细听。

　　阿安不知不觉因焦急而读得快一些，母亲觉得太可惜，就要她慢慢地对那一段信重读一遍。

　　在下一封信寄来以前，这一封信总要反复读好几遍。

　　秋收结束后，母亲与阿安到东京探监去了。

　　母亲从来没有坐过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她一边探头窗外，眺望着一片片从眼前飞驰而过的田野，一边接连不断地说：“啊，这里还没有收割！”“这儿的庄稼长得真不错！”

　　母女俩在法院的院子里慌慌张张地到处乱闯，甚至走错了楼梯，好不容易才从预审审判员那儿领到了探监许可证，便赶往监狱。

　　监狱在市郊。

　　前往监狱的路上，玻璃窗上装有铁栅的汽车有两次从母女俩身边开过。

　　母亲起初似乎并不知道，以疑惑不解的眼光瞧着那囚车，后来，她的身子突然抖抖索索地打起战来。

　　“阿安，那是监狱里的车子吧？”

　　到了监狱门前，母亲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然蹲在路旁，双手捂住了脸。阿安吓得赶紧摇了摇母亲的身体。

　　母亲是特地乘了火车远道而来的，可是监狱的混凝土围墙比她原来所想象的更厚更高。这就足以使母亲吓得神魂颠倒。而且，一想到围墙里边那个孝顺的健吉穿着“红衣裳”，也许正在仰望那高高的小铁窗时，心中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接着眼前一片漆黑——母亲的贫血症又发了。

　　毫无办法，阿安只得让母亲到一家“商店”的柜台那边等着，自己一个人去见健吉了。

　　不久，阿安满面泪痕，跟一位陌生的城里女人一起回来了。阿安侧过脸去，不停地擤着鼻涕。

　　那位妇女向母亲讲述她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并且安慰母亲说：“你那监狱里的儿子丝毫不用担心。”但是，母亲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人敢来照顾那个干了象派出所老爷所说的那种可怕事情的儿子，却感到不可理解。阿安在旁边一边抽泣，一边告诉母亲，听说这位大姐在“救援会”工作，她的任务是给那些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进行斗争而坐牢的人们送东西，或者为其家属做些鼓励工作。临走时，这位妇女送了五张明信片给健吉。

　　母亲特地为探望儿子才出来的，到头来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就回家了。路上，那位妇女跟阿安说了很多话。分别的时候，阿安再三向她道谢。

　　“阿安，健怎么样……？”上了火车，母亲才象涉及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似地、提心吊胆地问道。

　　“哥哥笑着对我说，比起劳动再卖力也吃不到饭的村子里来，那儿要快活得多。他还说，在他出狱之前，希望妈妈保重身体……”

　　母亲一字不漏地听着。

　　“那儿快活？我的天哪！他这是说什么话，什么话！”

　　母亲用手巾掩住自己的脸。

　　跟以往丝毫没有变样的、和蔼可亲的哥哥头戴斗笠，衣襟上缝着号码布，一看到这副神态，阿安就感到一阵心酸，本来准备要说的许多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虽然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议论我的事情，但你应该根据自己每天所接触的生活，好好加以判断。懂吗……？”

　　哥哥摆弄着斗笠，这么说。

　　阿安一直思考着救援会的人和哥哥说的话。

　　大约过了半年之后，救援会的那位妇女接到了一封来自农村的，用铅笔书写的信——这信是阿安写的：

　　大姐说的话，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们这儿大家身体都很好。从那以后，我们这里进行了减租斗争，我也参加了。大姐的话果然不错。母亲已经想开了。如今她给我做饭团子，这是为减租斗争做的饭团呢！不过，她仍然不会说“共产党”这三个字。

　　写完这封信，我就给在“里边”的哥哥写信。我这才懂得，最能使哥哥高兴的，就是写这种斗争情况的信。好吧，祝您健康。我也要好好加把劲……。

失业货车

一

　　身子一动，肚子就饿。可是，天气冷，就不能不动。大家在尚未开门的“职业介绍所”门前不停地跺着脚。

　　身穿工作服的[1]失业者，接连不断地聚集到这里来。

　　“哎！今天怎么样？”由于每天都来这里，人们已经混熟了。

　　“说什么战争开始后，情况一定会好起来。哼，上了它的大当了！”

　　“可能就会好起来……”

　　由于天冷，嘴唇也僵硬了，说起话来总有点吃力。大家不停地跺着脚，嘟嘟哝哝在发牢骚。不到九点，竟然聚集了三百来人。

　　“提起战争的话，自从开战以来，连市政府也撒手不管咱们啦！是不是？”有人啐了口唾沫说。

　　“是……啊！”

　　“什么是啊不是的！我们一提什么要求，他们就拿战争来搪塞。近来，他们竟想从咱们身上摊钱呐！”

　　蹲在另一个地方的满脸络腮胡子的临时工大声喊道：

　　“俺今天要把那穿西服小子的下巴打个稀巴烂！”

　　于是，他身旁的一个伙伴耸了耸肩膀笑道：“外面常有人说要打死他啦，砸烂他的头啦，可一次也没听说那穿西服的人被打死或被砸烂过呢。”

　　“别打岔！那小子竟说什么‘你老是到这儿来纠缠不休，难道就有工作了吗？想一想在满洲的那些士兵多辛苦！你们就是两、三天不吃饭，也是理所当然的呀！”络腮胡子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喊起来了。

　　“人家也这么说……”

　　身穿工作服、胸膛瘪塌、个子瘦长的人一日痰壅塞在喉咙里。

　　“托福，我们饿得越来越瘦了！”

　　“我这已经是第九天了！”

　　“这还算好的……”

　　“浑蛋，还能九天不吃东西？到底是人呀！”

　　“我有一个想法——”

　　络腮胡子这回踮起了脚，向大家扫视一周，大声说：

　　“咱们即使天天到这种地方来百般央求也不中用！俺认为不如到市政府去打听一下他们的真实意图，这样太欺负人了！”

　　三百来个工人立刻起哄了。

　　“走吧！”

　　到市政府已经去过好几次，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来！”

　　“这次，哪怕是一块玻璃也要把它*****回来！”

二

　　市政府对于这类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并不那么吃惊。

　　工人们伺机“噔噔噔”地从楼梯上去，涌进二楼的市长办公室。看到这批“不速之客”，市长冷不防从柔软的椅子上蹿了起来。但他随即揿电铃呼唤工友，嘱他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对大家说；

　　“你们进来这么多人，不好讲话！选派三个代表来谈吧！”

　　大家坚持说：“就这样不是很好么！”

　　最前面的人不断地被朝前挤，只听得屋子里的东西“咯嗒咯嗒”都被挤坏了，到处挤满了人。大家隔着一张又长又宽的桌子，与市长正面相对。市长惊恐万状，脸无人色。

　　“太放肆了吧！……”市长开了腔，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不让他讲下去。

　　“你说什么？”

　　“我们饿着肚子呢！”

　　“到我家来看一看吧！”

　　“各位！眼下正是我们日本举国进行战争的时刻……”

　　市长正在作这样的讲话时，下面的群众突然骚动起来，紧接着就是打碎玻璃的声音。“警察来啦！”有人喊了一声。

　　“什么？警察？”

　　工人们勃然大怒，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刹那间，市长的桌子被掀翻了，上面的电话机哗啦一声落到地上。

　　O市是座海港城市。码头工人和日工很多。(该市把日工叫作“临时工”)自从市政府的殴斗事件发生以后，该市的码头一带，气氛总感到十分紧张。这个不满十五万人的城市，失业工人倒有五千。包括家属在内，就有一万以上的人没饭吃。

　　这个问题很早以来就成了这个城市的“恶性肿瘤”。然而，自从战争开始以后，各方面的情况都被带到了“**”的气氛中去。因此，市政府也稍稍松了口气。可是如今，这类情况比以前更糟了。而且，根据警察局的报告，被拘留的人中有参加“全国协议会系统”的[2]。市政府听说有“全协系”的，这回当真慌了手脚。汽车开始频繁地来往于警察局和市政府之间。与此同时，码头及港口一带也戒备森严。只要有工人三、五成群在一起谈话，不管你谈些什么，警察都会前来干涉。

　　但是，来到“职业介绍所”门前的失业者比以前更多了。年底就在眼前，还不知道如何过这个年呢！而且，由于黄金解冻不解冻的问题，闹得物价飞涨，这也首先是从“米”这个玩意儿开始上涨的。要是对此情况表示沉默，那只能是“死路一条”！更何况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市政府对失业者已经丝毫也不关心了！

　　市政府即使派了警察，人们照样在“职业介绍所”门前大吵大嚷。但只要有哪一个人大声谈论这类事情，就立刻会被逮捕。谁要是被捕，大家就会以艳羡的眼光目送他离去。因为进去以后，无论如何一天三顿饭不用愁了；而且以前在屋檐下、公园角落里和衣而睡的人，现在也可以在正规的房间里裹着毛毯睡大觉了。

　　还有，如果“全协系”的魔掌伸进到具有这种心理状态的失业者中间去，那么，这次市政府可能会被***了。那么，“战争”之类的话，也就不顶事了。

　　失业货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三

　　在码头的“堆煤场”里，蛛网似的调车线路上，由于业务不振，货运量减少，不少地方闲置着许多货车。市里就把这些货车集中起来，让那些实在无法过冬的、袭击“介绍所”和蜂拥闯进“市政府”的三百来个常客住进这些货车，并开始每天供应他们一次粥。然而即便如此，却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货车比潮湿的大杂院牢固、暖和，最重要的是有“粥”供应！于是，大伙儿好象换了人似地变得温顺了。

　　警察局派巡警轮流在周围进行巡逻。

　　每天的报纸大肆渲染这件事。从此，“失业货车”这个词在O市就流行起来，市里各界知名人士也来这儿参观了。

　　一天夜里——这是一个大雪天的黑夜，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模样的男子从堆煤场黑乌乌的煤山后面，向“失业货车”走来。他在中途停了一会儿，后来又慢慢地走来。接着他悄悄地贴近最后一节货车。他的身影就象被吸进去似地消失在货车的黑影里。于是，他从怀里掏出一张传单，塞进装有金属零件的门缝里。同样的动作，他重复了三次。——下雪天的夜晚，万籁俱寂。

　　接着，他移向隔壁一节车厢。只有在货车与货车之间的隙缝处，才能看见他的身影。脚底下很黑，从枕木上一失足，就会咔嚓咔嚓发出轻微的声音。当他刚要移到第三节车厢时，突然从那一头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那人急忙越过一条条铁路，一溜烟奔向原来那堆煤山。

　　“在那边！在那边！”两个警察奔了过来。

　　他们一只手按着剑，去追赶那个男子。约莫过了十分钟，这两个警察空着手回来了，不停地擦着汗。

　　“他妈的，到底让他逃掉了！”

　　后来，警察就到每节“失业货车”里去搜查。从左边的三节车厢里，搜出了二、三十张传单。

　　“还是那全国协议会！”一个警察用手电筒照着传单，感到可恨地咬了咬嘴唇。

　　“哼！我们还是特地设下罗网，天天候着他的呢！这个混蛋！”

　　“什么玩意儿？”另一个警察用手电筒照着传单说。“什么‘不—要—上—统—治—阶—级—的—当！’嗳呀呀！‘一碗粥—已—使—你—们—丧—失—斗—志—啦。我们等待着你们……’嗳呀！”说着，警察用一只手敲了敲传单。

　　“他们写着：‘立刻从货车里出来！’真是一群怪人！”

　　传单上还写着：“他们之所以以一碗粥为诱饵，把你们塞进‘失业货车’，乃是出于他们那些家伙的可恶意图：他们想完全割断我们这些牺牲一切、站在斗争前列的人跟你们之间的联系！”

　　四

　　可是，过了两、三天，对整个“失业货车”进行突击检查时，却不管从哪一节车厢里，都搜出了大量内容相同的传单。从此以后，警察就决定对从外面回来的每一个人逐个进行严格的抄身。

　　尽管如此，传单照样带进了“失业货车”。他们把传单塞进分趾胶底鞋里，要是被发觉了，那么就卷到绑腿里带进来，办法多种多样。带传单进来的人要被送进警察局去。自从产生了“失业货车”以后，一度不再有人故意要进拘留所去，可现在拘留所里却又人满为患了。

　　再加上北海道内地遇到了几乎颗粒无收的大灾年。农民们为了找点冬天的活儿干，相继来到了O市。他们互相争夺少得可怜的活儿。这些伙伴闯到市政府去，要求把他们安排到“失业货车”的空额中去，市长和警察局长束手无策。城里那些原来给“失业货车”施粥的财主们，见此举毫无效果，终于停止了供应。市里感到问题非常棘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旦停止施粥，货车里的人就骚动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大家才明白，市里并不是真正为了救济大家而设立“失业货车”的，而是要束缚住大家的手足所耍的一个骗局。而它所利用的仅仅是一碗粥！

　　一节节的货车里，每天都在私下商量。“失业货车”里的人，都是没有老婆孩子牵累的，商量起问题来，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为了要求继续施粥，他们决定大队人马再次冲击市政府。

　　“明天大家要分散一点，尽量不要惹人注意。”人们相继传告其他货车里的人。

　　“三点半整一个个地集中到××布庄旁边的空地上，免得被人发觉。”

　　“明白了吗？”

　　“明白啦！”

　　“三点半，过迟过早都不行哪！要马上集合，马上冲过去，免得被他们驱散。”

　　“知道了！”

　　各节货车里的人都商量好了。

　　五

　　挂在××布庄正面的大钟的时针，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走走停停，终于走到了三点半。

　　正当这个时候，突然从旁边的空地上发出了“哇”的一声呼叫。

　　说也奇怪，集合的人不光有“失业货车”里的伙伴，连每天挤在“职业介绍所”门前的两、三百人也一起来了。正当大家集合完毕，突然有人向上面散发传单。一次，两次，三次！每次人们都“哇”地叫了起来，象孩子一样认真地趴在地上拾传单。☆　让“失业货车”成为“红色货车”！☆　誓死保卫“失业货车”！我们失业者的生活，当然要由他们这批家伙负担。给全市失业者以空货车和饭食！

　　心情激动的失业者们“嗨哟嗨哟”地吆喝着向街上涌去。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报纸上刊登了副市长的讲话。其中谈到：“为了防止失业者的赤化，我们无可奈何想出了‘失业货车’这个策略。而这伙人简直象炼金术士一样，不管什么措施，最后都能使它变成‘赤化’的工具。失业者的问题，完全是个‘恶性肿瘤’！可是，‘恶性肿瘤’这玩意儿，听说把它切除的话，那就同时连母体也杀死啦。我总觉得问题完全是这样……”

　　这是发生在去年年底的事。




[1]身穿工作服——指工人、匠人穿的领上和背后染出姓名、店名的一种衣服。日文是“半缠着”，指穿这种衣服的人。

[2]全国协议会系统——“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1928—1937）”的简称，亦称“全协”。

小健的作文

一

　　北海道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但是，对于没有御寒衣服的穷苦人来说，北海道的冬天就显得格外寒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就连寒暑、地震、洪水等现象，对有钱人和穷苦人来说，其影响也还是有所不同的。

　　住在东京的蜂须贺老爷，在北海道拥有几千町步[1]的土地，全叫佃农给他耕种。去年尽管大歉收，他却丝毫也不减租，反而派了一批人粗暴地闯进佃户家里，看到什么就封什么，把佃户们的东西全都查封起来。可怜啊！所有那些跟大家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们都冻得直打哆嗦。

　　蜂须贺农场的地租纠纷就是这样引起的。

二

　　这是二月十一日清晨，小健突然伤心得要哭起来。原来二月十一口这一天是纪元节[2]。小健他们是多么高兴地盼望那天能穿上“裙裤”[3]去参加学校的庆祝典礼啊！可是，衣柜里的“裙裤”被查封了，连碰都不能碰。

　　第二天起，蜂须贺农场的小学生全都不去上学了。佃农们借用寺庙，开办了自己的“争议团小学”[4]。

　　小健是个很活跃的孩子。他的哥哥由于在争议团里活动得最积极，终于被警察抓去了。小健在寺庙的学校里也是个首届一指的“大将”。

三

　　有一天，小健他们都在舔着铅笔做作文。

　　由于蜂须贺老爷非常顽固，减租斗争一直拖延不决。因此，佃农们打算发表正在罢课的小学生的作文，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关心。减租斗争一延长，不管什么地方也就经常采用这种办法。

　　孩子们写好的作文，由争议团的人收集起来带走了。小健翕动着鼻子，得意得不得了。因为他的作文是按照他那个干劲十足的哥哥被警察抓去之前常说的那些话写的。小健暗自思忖：“俺可得第一名啦！”

四

　　第二天，看到《北海时报》和《小樽新闻》上以“听听可怜的儿童们的控诉吧——蜂须贺地租纠纷日趋恶化”为标题，刊登了“争议团小学”的三篇作文。那是小朋友中最懦弱、老是哭哭啼啼的阿芳和直吉他们写的。但不知怎的，小健写的却没有登出来。

　　“……我们到寺庙去的路上，有时碰到去镇上的学校念书的同学们，那时就真正感到寂寞、孤单，希望这场地租纠纷能早一天结束……”

　　“寺庙太冷了，我真不愿意去。我想求求蜂须贺老爷，求求爸爸和哥哥，让我们早日到学校去读书……”

　　他们在作文中净写这些内容。

　　小健不由得握紧了小拳头猛击报纸。他心里想：与其写这种苦苦哀求的文章，还不如到关押在警察局里的哥哥面前去上吊自杀的好。

五

　　那么，小健的作文到底是怎样写的呢？小健是个很顽强的孩子，他是这么写的，请大家读一读吧：

　　“寺庙里，听了工会里的人给我们讲课后，我才明白了以前学校里教的修身课[5]和国语课，全是胡说八道。懂得了这个道理，我感到非常愉快。据说蜂须贺老爷是盗贼的头目。我们虽然年纪还小，但我们决不落在父兄后头，誓死跟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把那些家伙打翻在地。

　　我的哥哥被警察抓去了。警察不是好人的朋友，而是只会对有钱人点头哈腰的野兽。这一点，过去学校里教的也是骗人的鬼话。我们的朋友，只有我们自己……”

　　怎么样，我们大家也不要落在小健的后头吧！




[1] 町步——土地面积单位。一町步：约合我国的十五市亩。

[2] 纪元节——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现称作“建国纪念日”。

[3]“裙裤”——类似我国蒙古族人穿的裙裤。

[4] 争议团——佃农为了同地主进行减租斗争而组织的团体。

[5]修身课——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学校里的公民课。日本现改称为“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