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梳理清代的重要文学家及其作品！

胡天游

胡天游（1696—1758），清代骈文家、诗人。榜姓方，一名骙，字稚威，一字云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为人气刚好奇，恃才使气，所作诗文往往即席挥毫，一气呵成。代表作有《大夫文种庙铭》《逊国名臣赞序》《柯西石宕记》等。

他的骈文作品“锦摛霞驳”，深得世人好评，“天才绝特”“横绝海内”“国朝冠冕”这样的赞誉之词在当时比比皆是。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更以“旷世奇才”许之，认为非但清代“无偶之者”，即使置身于自古以来骈文大家之列，亦丝毫不逊色。

胡天游的骈文，无论炼字造句，还是谋篇布局，皆力避软媚俗熟，追求独出奇秀，最为独特的便是他将中唐古文浑灏流转的笔调和气势融入骈文创作中，奥衍奇肆、矫健纵横的行文，以及遒劲的力度，雄奇强烈的气势，无不给人以“虽偶实奇”的强烈印象。

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清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阮元、焦循同为“扬州学派” 的杰出代表。三十岁以前能诗善文，尤工骈体，后专注于经学，和同里王念孙、刘台拱为友。

汪中的骈文，突破四六程式，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沉博绝丽，磊落不平，感情深挚，韵味悠长，用典属对精当妥帖，是清代骈文中兴的高格。

汪中的骈文创作，善于借用古典以述今事，抒写人生的苦难和悲悯，刘台拱在《汪君传》中对此推崇备至，赞其“哀感顽艳，志隐味深”。《自序》作为汪中骈文的代表作，通过自己和南朝文学家刘孝标人生经历的比照，列举“四同”“五异”。在“四同”中，充分反映了“古今”文士学富命啬、才高运蹇的共同悲剧；而后又通过“五 异”对比，翻出新意。诚如作者在结尾所说：“敬通穷矣，孝标比之，则加酷焉；余于孝标，抑又不逮。”在古今“两两比较”中，笔调抑扬顿挫，行文“兀奡恣肆”，情感激昂悲愤，慨当以慷，写尽世态炎凉。汪中骈文的其他名作，诸如《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经旧苑吊马守贞文》等，都是这种“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陈寅恪《读〈哀江南赋〉》）境界的绝妙之文。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今属安徽）人。方苞提出的“义法”说，称为后来桐城派散文最为核心的理论。

方苞要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他的《又书货殖传后》一文中对“义法”有较为详细的论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 然后为成体之文。”他主张散文要有益于世教、人心、政法，提倡清真雅正的文风。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皆属于这类简练雅淡的佳作。

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早年所作散文，曾得到方苞的激赏。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刘大櫆发展了方苞“义法”理论中的“法”，在《论文偶记》中提出了“因声求气”之说。在刘大櫆心目中，“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所以他主张散文的写作，当以“神为主，气辅之”，至于散文的“神气”，则应该认为“得之于音节”，而“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在这一文章观念的指引下，刘大櫆的散文喜欢铺张排比，以辞藻气势见长，具真气淋漓之格调，所作《焚书辨》《书荆轲传后》《送姚姬传南归序》《黄山记》皆是这类文风的代表作。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榖，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他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同时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作为文的八大要素，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都不偏废，主张“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 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观其为文，如《登泰山记》《伍子胥论》《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答翁学士书》《朱竹君先生传》诸作，多有简洁清淡、纡徐要渺韵致。

姚鼐自己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绩，再加上他曾多次出任山东、 湖南等省乡试考官以及会试同考官，先后执掌梅花、紫阳、敬敷和钟山等书院的讲席长达四十年之久，以其个人影响及所编《古文辞类纂》，真正使桐城文脉张大其帜，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极大影响。

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是明代进士，作为东林党领袖之一，声望很高。虽然他在南明弘光时期任礼部尚书，可是在清兵南下时却率先投降，不久任礼部尚书。尽管在人品、气节上钱谦益遭人诟病，但他在诗学上颇有创见。他站在清算明代文学弊端的前列，反对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和竟陵诗派深幽孤峭的诗风，主张转益多师，出入唐宋，又从以诗补史的角度出发，盛赞宋代遗民诗歌，开启了清代学宋的诗歌风尚。

钱谦益的诗学思想在清代影响深远，康熙年间编纂的有影响力的诗歌总集中，吴之振等人的《宋诗选》和顾嗣立的《元诗选》，就承续了钱谦益推崇宋元诗歌的理念。钱谦益著述丰富，除诗文集和史学著作外，还编选了明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 撰写诗人小传。仕清后，他经常在诗歌中流露出缅怀故国的情思，甚至秘密参加反清复明斗争，如为郑成功顺治十六年（1659）率师北伐做策划，因而到了乾隆时期，他的诗文集被列为禁书。即便如此，钱谦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容置疑的。

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灌隐主人，太仓人，通经史，擅诗文，学识博洽，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著作有《梅村集》，戏曲有传奇《秣陵春》和两部杂剧《临春阁》《通天台》。

在诗学主张上，吴伟业取法盛唐，同时师法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擅长用 长篇歌行来叙写时事，以明清易代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社会变故和人生悲剧，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用典贴切，声律工稳，辞藻艳丽，通俗流畅，风行一时，被称为梅村体。代表作《圆圆曲》写的就是清军入主中原的大背景下，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悲欢离合的故事，谴责了降清辱节的吴三桂，隐晦地表达了对故国的思恋。《圆圆曲》情韵深长，结构精巧，在清诗中享有极高声誉，标志着中 国古代叙事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梅村体在清代诗坛影响深远，追慕者甚多。吴伟业诗也得到日本人的喜爱，被称为“学诗者之准” （方濬师《蕉轩随录》，引安积信《梅村诗钞序》），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诗的典范。

《秣陵春》又名《双影记》，2卷41出，演南唐徐适和黄展娘在南唐灭亡后发生的爱情故事。《秣陵春》借南唐故事隐喻内心眷恋旧朝，寄托哀吊故国之思。吴伟业早年因涉入党争，陷入困境，崇祯皇帝曾亲自为其解围。剧中徐适身为南唐世裔，受李后主冥恩的情节，显然寄寓着吴伟业眷恋明末亡国之君的情结。吴伟业见到 夏完淳殉明难前所作《大哀赋》，“大哭三日，《秣陵春》传奇之所由作也”。同时，作者示感恩新朝剧中“圣主”宋主、爱才重才， “把一个不伏气的书生款款降”，赏识徐适的才华，擢为状元，传递出吴伟业徘徊于旧恩与新宠、名节与功利之间的矛盾心理。

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是继钱谦益之后的诗坛领袖，官至刑部尚书。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妙悟说曾遭到钱谦益的排斥，王士禛却作为旗帜，提出神韵说，主张诗歌含蓄慰藉，风格清远冲淡，以期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王士禛一生中的诗风发生了几次变化，早期学习明代七子，中年转入宋诗，引发宋诗风尚，晚年回归唐诗，但在他的诗歌中，神韵诗风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易代悲歌占主流地位的时代，诗歌创作多涉及家国兴亡主题。含蓄委婉神韵说的提出，客观上顺应了清朝统治者的审美需求，体现了新王朝文化秩序重建的要求，因而神韵说提出后迅即风靡一时。而王士禛《唐贤三味集》的选编，是神韵说宗旨的集中体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初年词人，原名纳兰成德，一度因避讳太子保成而改名纳兰性德。大学士明珠长子。

纳兰性德的词以“真”取胜，写景逼真传神，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

他在论争纷纭的诗坛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诗乃心声，性情中事”， 强调不拘门派，抒写个性。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多，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情中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纵观纳兰性德的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纳兰词》在纳兰容若生前即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身后更是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家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

顾太清

顾太清（1799—1876），是清代最为著名的满族女性作家。她诗、词、曲、画兼擅，又以词作为最佳，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品有《浪淘沙》《步蟾宫·自题画扇》《钗头凤·秋海棠》等。顾太清现存的作品，绝大多数写于回到北京的婚后时期，题材并不宽广，不出节令、出游、题画、咏物诸类。晚年以道号“云槎外史”之名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因而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顾太清）”之语 。

洪昇和《长生殿》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或作稗村，又号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昇以诗闻名京师，诗作高超闲淡，不落凡境，诗集有《稗畦集》。时人又称其“尤工院本”，早年有《沉香亭》《织锦记》等剧作享誉一时，“旗亭壁间，时闻双鬟讴诵之，以故儿童妇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此后，他潜心十余年，三易其稿，终于在康熙二十七年44岁时完成了皇皇巨著《长生殿》。

《长生殿》共2卷，50出。剧中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主线。唐玄宗李隆基是开创了开元盛世一代明君，在晚年时宠幸杨玉环，封为贵妃，并任用其兄杨国忠为相，导致国家政治日趋腐败。在内闱，唐玄宗寄情声色，赐杨玉环金钗、钿盒，并在七夕之夜与其指牛郎、织女双星密誓，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妇。在外朝，杨国忠专权营私，导致安禄山起兵攻打长安，唐玄宗携杨玉环出逃，至马嵬坡，将士哗 变，杀死杨国忠，又逼迫玄宗赐死杨玉环。此后玄宗传位肃宗，肃宗令郭子仪领兵平定安禄山之乱，收复长安并迎玄宗回宫。玄宗夜夜思念贵妃，遣临邛道士杨通幽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贵妃之魂魄。剧末，中秋之夜二人相会于月宫之中，永结同心，永居天宫。

洪昇认为戏曲的创作重在言情，他创作此剧的初衷，无疑是写 “情”。洪昇创作《长生殿》，取材于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白朴《梧桐雨》和《开元天宝遗事》，又借鉴了历代吟咏李、杨二人情事的诗、词、曲、诸宫调和笔记小说，从旧题材中发现新意，为李隆基、杨玉环故事的总结式作品。总体而言，《长生殿》再现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抒发了“逞侈人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幻灭感和作者以古喻今的幽思，乐极哀来，垂戒来世。

《长生殿》不仅具有深刻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且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文本和音乐均备受赞誉。在人物塑造上，主人公唐玄宗的钟情、痴情，以一句“愿此生终老，白云不羡慕仙乡”，让风流天子跃然纸上。李、杨二人“愿生生世世共为夫妇，永不相离”的密誓，也成为戏曲文学史上的经典场景。在结构安排上，此剧以李、杨爱情悲剧为全剧故事主线，“安史之乱”作为叙述副线。李、杨爱情以 “钗”“盒”为喻，贯穿始终，随着情节的进展，钗盒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既使全剧的情节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体现出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变化。在语言风格上，《长生殿》善于化用李、杜、元、白的名章佳句，曲词流畅清丽，富有诗意。

洪昇善于融情入景，形象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及心理活动，同时富于性格化和动作性。在音律上，《长生殿》也取得了不凡成就，一向为曲家激赏。洪昇在曲牌、用韵上，真正做到了曲辞与音律俱佳，文情与声情并茂。

《长生殿》问世之后，轰动一时，勾栏中争相上演。“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王应奎《柳南随笔》还记载，此剧亦曾上达天听，备获赞许。后因在皇后祭期内演剧导致“演《长生殿》之祸”，洪昇下刑部狱，被革除国子监籍。虽终获释，但一生备极坎坷。晚年归钱塘，居于孤山稗畦草堂。康熙二十四年，友人招饮，醉后失足落水身亡。当时之人遂为之叹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孔尚任和《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世孙。存世诗文作品有《石门山集》《湖海集》《长留集》《享金簿》《人瑞录》等多种。

孔尚任尚未出仕，已有创作《桃花扇》之念，尝谓朋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当时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五十二岁时，《桃花扇》历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成，轰动朝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甚至惊动了康熙帝，“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迫不及待一睹其貌。

《桃花扇》是一部基于史实创作的历史剧。此剧以明末动乱之世为时代背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揭示坐拥“六朝金粉之地”的明朝基业和弘光小朝廷兴亡的原因。

《桃花扇》虽然以爱情故事为主线，却反映了朝代更迭之时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桃花扇》中对人物的刻画极具功力，突破了传统的绝对“忠”“奸”的划分。生死存亡之秋，朱由崧关心的只是“天子之尊”，“声色之奉”，不顾君主之职责。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只谋一己富贵，无视社稷安危。作为一贯被赞许和肯定的正面形象，左良玉虽对崇祯皇帝无限忠心，但骄矜跋扈，缺少谋略，轻率挥兵东下。

《桃花扇》一剧创造的几位小人物形象极其丰满。女主角李香君是最为光辉的女性形象之一。她身陷青楼，处于社会下层，但勇敢忠贞，不让须眉。她与侯方域的新婚之夜，当她得知妆奁来自阮大铖后，毅然拔簪脱衣，斥责侯方域不辨是非。她一口回绝再嫁的威逼，头撞翠楼，血溅诗扇，让桃花扇成为爱情、国家兴亡的见证。此外，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等也是剧中突出、耀眼的经典形象。这些人属于倡优贱流，为衣冠中人所不齿，却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高尚的人格。柳敬亭以说书为业，不事权贵，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苏昆生在明亡之后重游南京，无比凄凉，宁愿归隐，不做新朝之民。

《桃花扇》自问世起，在舞台长盛不衰。时人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完稿次年的正月十五日，都御史李楠总宪买下“金斗班”排演《桃花扇》。三月中旬，孔尚任突然被罢官。罢官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有研究认为，罢官是与《桃花扇》的创作无关的，而且，也并未影响《桃花扇》在清代演出中广受欢迎。

李玉和苏州派

李玉（1616—1677？），字玄玉，后因避康熙讳改作元玉，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江南吴县人，李玉是“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和中坚力量。李玉既富才情，又娴音律，专心治曲，剧作数量很多，计有传奇三十余种，今存十余种。

李玉的早期作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一、人、永、占”，即指《一笠庵四种曲》中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部作品，均创作于明亡之前。成名作《一捧雪》写严世蕃与莫怀古争夺一只古玉杯的故事，情节脱胎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所载严嵩当政时为《清明上河图》而构陷他人的逸闻。《人兽关》一剧据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桂员外穷途忏悔》改编，描乌桂薪一家忘恩负义，终遭报应的故事。《永团圆》演江纳嫌贫爱富，江纳与蔡家攀亲，蔡家败落便翻脸悔亲，后来蔡子中试，因缘巧合娶江家二女的故事。《占花魁》演冯梦龙《醒世恒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歌颂卖油郎秦钟与花魁娘子莘瑶琴之间的纯真爱情。这四种传奇反映了社会下层的世态人情，表彰了微贱中道德高尚者，嘲讽鞭挞了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

入清以后，李玉的作品，更明显地趋向于“即当场之歌呼笑骂，以寓显微阐幽之旨”的创作意图。他与钱谦益、吴伟业等名士交好，受到他们遗民思想的影响，更加关注朝政军国之事，编撰出许多颇有寄托寓意的历史剧作。最为著名的是《千忠戮》，又名《千钟禄》，演明初燕王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建文帝和臣子程济化装僧道流亡西南的故事，颂扬了方孝孺、程济等一批忠臣义士。李玉另一部著名的作品《清忠谱》，亦是出自明末史实。明代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派厂卫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市民颜佩韦等聚众万余至府衙请愿，要求释放周顺昌，最后慷慨就义。此事造成了极大轰动，《清忠谱》即以此事为背景创作而成。作者敢于选择现实题材，贴近生活，也注重题材的多样化。同时，他生长在演出中心，熟悉舞台，了解观众欣赏要求，由此，他的剧作广受欢迎，常演不衰。

“苏州派”在当时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也没有集中、定期的活动。他们由于身份相近、兴趣一致而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审定音律，编写剧本。李玉的《清忠谱》，毕魏、叶时章、朱素臣曾一同参与创作。朱素臣又协同李玉编撰《北词广正谱》。朱素臣、朱佐朝兄弟合撰《四奇观》。朱佐朝与李玉合撰《埋轮亭》，与朱云从合撰《轩辕镜》。叶时章、丘园等四人合撰《四大庆》等。

苏州派的剧作家历经易代巨变，目击丧乱，大多无意出仕为官，而寄情度曲。他们心怀拯救世风，惩恶扬善之念，又因洞悉世情，了解民间疾苦，故能切中时弊，反映社会现实。他们擅长利用历史题材，描写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斗争，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曲词中自然带有一股慷慨激昂之气。

“苏州派”剧作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善于塑造小人物。在他们的作品中，作为配角的净、丑，大多塑造得比主角生、旦更具个性，更为出色生动。个中原因，是他们大多熟悉舞台演出，了解并注重市民看戏的口味，不为自遣自娱而填词度曲，而是为演出提供剧本，注重舞台要求和演出效果，从而改变了以曲词为核心的传统戏曲观念。他们把戏曲结构放到了重要位置，运用南北合套的音乐方式增强艺术的表现力，曲词质朴，宾白通俗。苏州派打破了以生旦为主角的惯例，在净、丑等角色中塑造了多个经典的形象，并由此展现出既真实又富有幽默感的舞台效果。他们的传奇作品适合演出，受到广泛欢迎，因而对明末清初的传奇创作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李渔

李渔（1611—1680）是清代一位戏曲奇才。初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祖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如皋。少聪慧，然屡试不第，顺治七年（1650），李渔携家眷移居杭州，以卖文为生。他自幼年便常常观场，时闻弦管之声。小说、戏曲等通俗作品可以获利，激发了李渔创作的欲望。《怜香伴》《风筝误》两部传奇，即为徙杭未久之作，李渔声名日隆由此开端。他共著传奇十种：《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玉搔头》《奈何天》《比目鱼》《巧团圆》《凰求凤》《慎鸾交》等，合刊为《笠翁十种曲》，其中以《风筝误》名声最响。戏曲创作也的确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声誉。此十种剧本“喧传都下，价重旗亭”，一时擅场。

李渔久负才子之名，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重机趣，求尖新。他的创作目的很清晰：“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这与当时文人热衷制曲，或借之以浇胸中块垒，或凭之以展露锦绣才华，迥然有别。以牟利为动机，决定了李渔的创作必须迎合读者和观众的需求。其传奇多演才子佳人艳遇故事，善于运用误会和巧合来组织情节，关目生动，结构新颖，宾白通俗机趣，生动活泼，符合人物身份，便于演出，所以在舞台上流传甚广。李渔在戏曲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的《闲情偶寄》中，《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均阐发了创作、演出的认识和主张。

《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姻缘奇传》）一百回，成书于顺治十八年（1661）。作者西周生，真实姓名不详，目前有蒲松龄、丁耀亢、贾凫西等说，但难以定论。小说上承《金瓶梅》，以家庭夫妻日常生活为中心，外延及广泛的社会环境，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尽管小说以两世姻缘为情节框架，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但具体描写以写实为主，语言生动自然，极富个性和山东地方色彩。

《续金瓶梅》

《续金瓶梅》六十四回，刊于顺治十六年（1659）。作者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紫阳道人、木鸡道人，山东诸城人。出身仕宦，少负隽才，明朝时多次应试不第，入清后任容城教谕、惠安知县。著作甚丰，有《丁野鹤诗抄》十卷、《出劫纪略》一卷、《家政须知》一卷、《天史》十卷等，传奇有《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等六种。

《续金瓶梅》故事情节接续在《金瓶梅》之后，以北宋末年战乱为背景，写西门庆、李瓶儿、花子虚、潘金莲、庞春梅、陈经济等转世投生、牵缠孽报的故事。小说杂引佛、道、儒三教经义，又以《感应篇》为归宿，意在劝善惩恶。小说对金人南下、北宋灭亡的描写，显然与作者亲历明清易代动乱的痛苦经验有关。康熙三年（1664），《续金瓶梅》被人举发有“违碍语”而遭查禁。此后不久，四桥居士将书中描写宋金战争的文字删除，改易人物姓名，压缩为四十八回，改题《隔帘花影》出版。民国四年（1915）在报刊连载的《金屋梦》六十回，也是《续金瓶梅》的删削本。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蒲松龄《聊斋自志》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可见故事来源广泛。他在四十岁左右创作完成这部短篇小说集，此后不断修改和增补。蒲松龄生前，此书只以抄本形式流传，虽部分手稿曾获王士禛等人激赏，但第一个刊本直到蒲氏去世五十年后才得以付梓刻印。今存稿本、抄本和刊本三大类。

从文体上看，既有记述鬼怪传闻的魏晋六朝志怪体，又有叙事宛转、寄托遥深的传奇体，后者最能代表《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这类传奇故事大多以花妖狐媚为主角，尤以花妖狐媚和人的恋爱故事最为动人，表现了超越生与死、人与物之间界限的真挚情感，狐鬼可以转世为人，人也可以化身为物。《莲香》中莲香为狐，李氏为鬼，一狐一鬼同事桑生，并先后转生人世。

《聊斋志异》虽然谈狐说鬼，虚幻的情节中却包含着丰富的现实内容。以文言叙事，文言精练含蓄，摇曳多姿，长于抒情状景，有助于营造诗一般的意境。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工诗善文，除《儒林外史》外，尚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收四十岁以前诗词文赋；《诗经》研究专著《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久已失传，近年来有手抄本重见于世。《儒林外史》大约完稿于乾隆十三年（1748）至十五年（1750）间，书稿以抄本形式在友人中流传，吴敬梓去世之后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才得以版刻行世。初刻本不得见，今存最早版本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儒林外史》在艺术手法上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方式，一是叙事方式。从结构上看，“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从叙事方式上看，《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的拟说书人口吻，采取了史传常见的客观叙事方式，尽量不直接评价人物，只是让事实和人物言行说话。

《红楼梦》

通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作者不止一人。前八十回的作者为曹雪芹，后四十回的作者另有其人。一百二十回全书的编订者则是程伟元和高鹗。

《红楼梦》以贾府这一世代富贵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由盛而衰为背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情节，同时描写了一群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顶峰，在它之前和它之后的古代小说，都没有达到和超过它的水平。鲁迅称赞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首先表现在它通过全方位的网状结构和灵活自如的视角调度，构建了一个逼真的艺术空间。

《红楼梦》能够描画出生活的真实面目，还因为它较多运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客观叙述手法。《红楼梦》的概述，不是由作者亲自出面，而是委诸书中人物，借用人物的眼和口来描叙环境，交代背景和介绍人物。《红楼梦》熟练运用限知的客观叙述手法，突破了说书人全知全能叙事的传统，不同叙述者从多个角度对一个对象的反复叙述又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单一的叙事方式，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红楼梦》为闺阁立传，描写得最多的是女性，而且主要又是写那些在年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很相同或近似的一群少女。曹雪芹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她们的个性，而且对于某些个性比较类似而又有所差异的细微特征，也能纤毫毕露地镂刻出来。

在人物语言的表现方面，《红楼梦》是继《水浒传》之后我国古典小说的又一个最高典范。《红楼梦》以北方口语为基础，洗练、自然和富于表现力。此外，虽然《红楼梦》沿袭了古代小说的书写传统，在叙事中穿插有较多诗、词、曲、骈文。但这些韵文能够与人物、情节融合为一体，毫无多余赘疣的缺陷，而是成功地辅助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著名的如黛玉的《葬花词》、《秋窗风雨夕》和《柳絮词》，同时，这些诗词还预示情节发展，象征人物命运，如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的判词及警幻仙子所演《红楼梦十二支曲》等，均不可跳过不读。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因《红楼梦》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和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而产生了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