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第二章（2）作为游戏和“拒绝”的自由

在心理分析说中，自由被理解为取消或削弱压制性文化首先是“工作原则”的无上命令，而能够与这个“工作原则”对抗的，只有人的还没有被彻底压制下去的本能冲动，首先是要游戏的本能冲动。这种自由观是同相当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绪合拍的。在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尖锐化的条件下人的异化带有普遍的性质，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活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过分组织化、官僚化、僵硬的社会纪律的自发反抗，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强制的、无聊的劳动的反感上。在不了解异化的真正原因和克服异化的途径的情况下，与劳动分庭抗礼的就是这样一种非劳动的活动：它不同于单纯的无所事事和懒散，而是具有积极的和创造的性质，这就是游戏。在心理分析说中在文明条件下被工作和奉命行事的纪律所排挤的原生的游戏是未被压制下去的生命活动（亦即自由）的表现。因此，游戏行为的因素以及任何人都固有的对游戏的向往，就成了同压制性的文化因素进行较量的自然手段。

人的游戏是一种具有各种社会功能的复杂现象。游戏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它的特点是场景的两面性，因为假设的游戏世界总是游戏参加者都意识到的，不同于非游戏的现实。任何一种游戏都是这样，不管所说的是体育比赛或者是军事游戏，因为在这些游戏中，战胜“敌手”并不意味着敌人的真正失败。舞台演出或者儿童的角色游戏也是这样，在那里是有意装扮某个形象。仪式或者游艺也是这样，那时人们便用了模仿、玩笑、夸张等等技术手法。
详细描述游戏不是本书的课题。游戏活动的一些方面只有在同考察对象有关时才涉及一二。对于我们来说，为了分析把游戏生物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把游戏的实质归结为人的天生的本能和欲望的表现），出发点是关于游戏的社会性的命题。这个命题苏联学者已经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Ⅱ。B.埃尔科宁写道，“游戏……就其内容来说是社会性的，不可能是一种按本性来说的生物性现象。说游戏就其内容来说是社会性的，正是因为它按本性来说、按起源来说都是社会性的……”（11）不管游戏有什么具体的作用——教育作用、益智作用、课间保健作用、告诫作用等等，它归根结底都是实现一个总的任务：“人的游戏是这样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抛开直接实用性活动的条件再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
游戏所具有的创造的和启迪的能力，曾经引起过去时代许多思想家的注意。二十世纪的那些对人的异化和实用主义原则的盛行感到忧虑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重视游戏“。（13）看来，把游戏同劳动对立的思想在弗洛伊德主义中得到最尖锐的表现。在心理分析说的范围内，对游戏现象有很多评价，对游戏有很多态度。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游戏是表现本能冲动的直接形式，而在成人那里，无意识东西的游戏欲望被社会的行为规范压制着，于是这种欲望的表现便采取了升华的形式，表现在艺术想象的怪异形象中。埃利克逊也很重视游戏，他认为游戏不单纯是对未被压制下去的童稚性的回味，游戏行为在他看来还是在现代文化世界中使生物的能动性活跃起来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帮助人坚定勇敢地去克服障碍。
埃利克逊认为游戏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是青年在成为成人群中的一员的时候，在克服正常的“认同”危机时期的一种“角色试验”。这是一个“危险抉择”的时期，冲突和“解放式选择”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爆发“青年革命”、嬉皮士反对“父辈”的骚乱；个人倾向于退化，倾向于幼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虽说这些特殊的社会试验最后通常都以接受现存制度的价值而结束，但试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埃利克逊看来，它们是札根于本能欲望的。正象幼年动物的游戏一样，青年人探索角色的游戏也有助于他们适应环境。埃利克逊在这里不认为心理成熟的青年暴乱“突然爆发”不过是为社会制度的胜利作了准备；他认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刻板化的牢狱”，因为这是把社会行为的游戏因素付诸实践，而游戏因素则是自由的体现。
埃利克逊指出，游戏除了特有的规则和规范以外，还有本身的游戏空间。他把这种游戏空间描述为自由的空间。由于这种自由空间，自由就成了游戏领域的指示器。游戏作为自由的体现者就变成了克服环境压力的方法。游戏的涵义“可以说是再造或创造事件系列或实际情况系列中的统治权。在德文中就是专门的一个字：Spielraum，这个字不能照字面翻译为‘游戏空间’。这个字……意味着在规定好的范围内的自由活动。这样一来，至少就把现象的界限确定了，就是说，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也在那里终止了”（14）
按照心理分析说的思想逻辑，从这里也可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如果自由是为游戏空间划出了界限，那么，游戏的扩张也就能成为扩大自由领域的工具了。游戏作为解放本能潜力的方式，既表现在狂风暴雨式的青年反抗行为中（“革命”），也表现在静悄悄的青年反抗行为中（同性恋、嬉皮士行为、吸毒行为），并且起着克服压制性文化的工具的作用。这个思想在埃利克逊那里是以相当含蓄的方式表达的，这与他的整个来说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相符，而在左翼弗洛伊德主义中就采取了尖锐的表述形式。
在马尔库塞那里，游戏不是多余的（“超越规范”的）活动，而是人的自然存在方式。游戏具有内心自生性，因而使个人和自然世界的联系不用通过理性（压制性文化的伴生物）作为中介。马尔库塞把希腊神话中的那耳喀索斯和俄耳甫斯两个形象描写为通过游戏和对文明的否定而解放的象征，他拿来同这两个形象对立的是普罗米修斯，这是压制性劳动的化身。孤零而忧郁的那耳喀索斯是幸福的，因为他与自然界的统一不用通过文化作为中介。他甚至拒绝女性的爱，因为他不愿牺牲自由。俄耳甫斯也有未被社会规范压制的创作上的内心自生性，因此动物、树木甚至石头都注意听他，对他作出反应。他失去欧律狄刻以后就拒绝了文化社会生活的规范，始终孤身一人，只同自然界相联系。折磨俄耳甫斯的酒神们是不理解他的，这些酒神代表着压
制性的文化。
总之，那耳喀索斯和俄耳甫斯保持了自由，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绝对拒绝压制因素，包括拒绝象婚姻这样的文明制度。马尔库塞甚至利用了俄耳甫斯由于古代传统而成为自我爱恋的创始人这一情况，他写道：“象那耳喀索斯一样，他反对压制性的、生儿育女的发泄性欲的制度。俄耳甫斯式和那耳喀索斯式的性欲归根结底是对这一制度的否定，这是伟大的拒绝。在以文化英雄普罗米修斯为象征的世界中，这是对一切制度的否定，但在这一否定中,俄耳甫斯和那耳喀索斯却发现了新的现实，那里有自己的结构，被自己的原则管理着。俄耳甫斯的性欲改造着存在的面貌：他通过解放而制服了残酷和死亡。他的语言是歌唱，他的工作是游戏。（15）
于是“拒绝”的原则就成了反抗运动的“反文化”的旗帜，“反文化”的拥护者指望通过虚无主义的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拒绝，不区分其中的民主传统、进步的和反动的倾向，而使自己摆脱压制性的文明。马尔库塞在《简论解放》中把“伟大的拒绝”定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抉择”，力图使之具有政治性。但是，与马尔库塞的希望相反，“自由的本能”并没有引起革命的运动。嬉皮士对通行的举止和服装的鄙弃本身所产生的是青年的时髦，“被拒绝的资本主义”也不放弃机会利用这种时髦做一笔生意，而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否定则更念地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空谈（有时则给青年刑事犯作了道德免罪符）。
为骚乱辩护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尖锐的并且在很多地方符合实际的批判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成效。这首先是因为，对人的“不自由”所作的生物化的解释根本没有可能提出建设性的抉择来代替压制性的社会。在我们的时代，看出资产阶级制度的不公平并不特别困难，但如果不揭示产生这种不公平的真正的社会经济原因，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嚷声再高也无助于根除这种不公平。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抽象的批判是很容易扩大到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身上去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求有劳动纪律，要求遵守法制和社会主义共同生活的规则。马尔库塞就这样做了，他宣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压制性社会的样式，从而使反抗运动的意识形态具有了反共性质。（16）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马尔库塞派的生物化思想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用抽象人道主义维护人的自由中起着主要作用。心理分析学家论证人的本性不变，自然而然就使自由成了一个超历史的范畴。马尔库塞否认自由是社会状态的特性，否认这个特性是在人类的前进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实现的。在马尔库塞那里，自由成了人类发展的天然的量初出发点。因此他把自由的丧失同那些外部因素的作用联系起来，这些外部因素由于变成了社会规范（“超我”），就限制或压制着人要无阻碍地实现本能性的欲望（“本我”）的永恒的自然的癖好。这就必然要把自由说成是不存在压制因素。换句话说，马尔库塞这样就把自由同那种不妨碍性欲本能的生存环境联系了起来。这一点在下述情况下将可以达到，即：“社会为个人提供条件，使他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人得到同可能享有的自由、和平和幸福的机会相适应，亦即同他的生命本能的机会相适应的发展”。（17）但是，由于社会环境不符合这样的要求，所以人或早或迟都会对社会环境采取好斗的否定态度。由此可见，骚乱将成为机体本身的要求。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骚乱将扎根于个人的本性、‘生物学’之中，骚乱者将在这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政治斗争的目标和战略。”（18）
马尔库塞对社会政治要求的根据以及对机体和文化需要所作的说明，最后都归结为确认这些要求和需要的生物性，它是自由的根据。“我用‘生物的’和•生物学’这种术语来表示癖性、行为方式和奋斗方式在其中成为生命需要的过程和范醒………如果生物性的需要被规定成那种·…不可能用任何相当的代替物加以保证的需要，那么，某些文化需要便会‘沉没’在人的生物学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到对自由的生物性需要了。”（19）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物根据”的思想，这个思想最后归结为确立一种生物人本主义的互相团结友爱的基础，归结为“新感性”的纲领。这个思想要求从人际关系中清除社会所强加的一切颠倒、歪曲和虚礼，这就会把“真正的”和“自然的”爱情、尊重、美、公正等等感觉解放出来。而实质上，马尔库塞是希望改变人对世界的态度，但又拒绝提出如何改变社会关系以利于实际的团结友爱、促成可贵的感性情感的胜利的问题。
文化是真正人的东西的对立物（由于人的东西被归结为或者是被文化权力埋葬、或者是以在文明条件下未能实现的潜力的形式而存在的“与生俱来的东西”）——这个观念是许多现代哲学人本主义思想都有的，实质上已经成为世界观的固定模式。例如，著名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M·福柯认为人的自由的基础就是本能的活动。本能的活动被制度化的权力稳稳地压制着，这样人通过本能的“自由活动”而得到解放的希望就消失了。福柯的思想在用人本主义解释人的时候歪曲了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不是把这种上层建筑看作阶级统治的工而是让它成为压制天然自由的手段。（20）
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G·里德也用自然生物性与文化社会性对立的眼光来考察人的问题。他写道，“我承认（我们大家全都应当承认），存在着被称为‘我们本性的动物源头’的东西。”（21）他的另一个命题是：“大多数人的存在都分为如同白天和黑夜一样明显不同的阶段。我们把它们叫做工作和游戏。”（22）在社会因素首先是在工作的影响下,人的自然动因已经支离破碎。里德认为，通过游戏活动（其主要因素是艺术），就可以实现人的完整性。（23）
由此可见，认为通过取消人的文化政治因素,或者使这些因素不起作用的途径，人、人的自由和幸福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企图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是极为流行的。这不是赶心理分析说的时髦。心理分析说只不过更明确地表现了相当流行的意识形态程式，给它提供论据，而这些论据在那些担心和不满意现状的人的心目中不仅具有学术权威性，而且还由于简单明瞭而具有说服力：要知道，从资产阶级的中等教育水平上能够看到的全部历史都证明，文明的发展过程使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而又提供不出充分理由作乐观的预言。
当然，今天谁也不去到远古历史中寻找那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但所谓人的自然状态却越来越经常地提供一种使人的存在不再为恒久的压力，失望和神经官能症所苦的状态。这种“自然主义的”回溯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对现代压制人的因素的理解方式服务。因此，弗洛伊德主义的论据远远超出心理分析说本身的范围。问题就在于那种以不变的、始终与自身同一的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的社会生物主义的伪历史主义。由于取消了人的社会本质，自然性就成为那些决定着人的状况的因素互相作用和冲突的场所了，而在这个场所也就更容易确立自然性的首要地位。不过，真是自然性吗？根本不是。那种以被文化约束的、个性的自然要求的面貌出现的东西，乃是确定的社会立场和社会要求的表现，是具有历史具体性和社会制约性的要求的表现。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他们的原则和价值观的论据生物化，以便让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具有恒久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