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2月1版  2013年7月5印

第五章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只是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   

一    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18世纪初，西川如见《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新井白石《西洋纪闻》中区分了“西洋”“东洋”，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

“兴亚论”：

以“东洋——西洋”为认同的基础，强调地缘性的作用。

“脱亚论”：

以“文明——非文明”为认同的基础，强调近代性的意义。

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藩阀还是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东亚盟主的意识。

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二中日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

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

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拜托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

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

“亚洲”突然成了具有天然亲和感的远亲。

二    晚清至民初中国对“亚洲主义”的复杂反应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快速膨胀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提携支那”的热情和“同文同种”的想象。

与日本方面一致的说法，出现的语境，常常是因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警惕，或是处于困境时对日本支持的感铭，或是出于反满的汉族民族主义，或出于反观中国时的痛心疾首。

另一方面，这也只是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下的中国知识人，对日本迅速“富强”与“文明”的艳羡，这种艳羡的价值基础恰恰是对西洋文明以及近代性的认同。

三    世界图像的各自想象：中日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当日本人要进一步进入中国甚至干预中国内政时，这种鄙夷和悲愤就演变成了激烈的反抗和拒绝。

1917年，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大亚细亚主义》：“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嫁祸于全亚之同胞”。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国民》上发表文章。他察觉“亚洲主义”背后一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二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

四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者传统性与近代性

日本：
“亚洲主义”言说背后，潜藏着日本的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它相当强地体现着日本迅速近代化以后，希望确立自我以及确立“他者”的意识，而在“托亚入欧”之类的口号背后，才更多地体现着日本进入世界，追求近代性的心情。

中国：
并不多的“亚洲主义”言说背后，表现着强烈的现代性追求，看上去“全盘西化”之类激烈世界主义的口号背后，才隐藏着更多凸显民族与国家的心情。（试图摆脱日本“转手西学”。摆脱日本文化、政治、精神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