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

国人提倡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欧西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工商制造，显而易见者也。推之万国，无甚差别者也。得其学理技巧，措之实用，而输进之能事已毕。吾非谓国人于工商制造已尽得欧西之长。然比较言之，所得为多。若政治法制，则原于其历史民性，隐藏奥秘，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于彼者，未必适于此，非仅恃模拟而已。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则原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窥之益难，采之益慎，故国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惟其难也，故反易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会诡随。窥时俯仰，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败，尽人皆知，无待余之晓晓。独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故特揭其假面，穷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非余好为苛论，实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 诡辩家之名（英文为sophist）起于希腊季世。其时哲学盛兴，思想自由，诡辩家崛起，以教授修词，提倡新说为业，犹吾国战国时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希腊少年靡然从风。大哲苏格拉底辞而辟之，犹孟轲之拒杨墨、荀卿之非十二子也。今所传《柏拉图语录》（The Dialogues of Plato）多其师与诡辩家驳辨之词也。盖诡辩家之旨，在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在以成见私意，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贻讥明哲，更无论矣。吾国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颇亦类是。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时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zlis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绪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呆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彼等又谓思想之在脑也，本为白话，当落纸成文时，乃由白话而改为文言，犹翻译然，诚虚伪与不经济之甚者也。然此等经验，乃吾国数千年来文人所未尝有，非彼等欺人之谈而何。昔者希腊诡辩家普罗塔果拉斯（Protagoras）力主真理无定，在于个人之我见。苏格拉底应之曰：既人自为真理，则无是非贤愚之分。然则普罗塔果拉斯何以为人师，强欲人之从己乎？今之主文学革命者，亦曰文学之旨，在发挥个性、注重创造，须“处处有一我在。”而破除旧时模仿之习，易词言之，则各人有各人之文学，一切模范规律，皆可废也。然则彼等何以立说著书、高据讲席？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不许其有我与个性创造之自由乎！ 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 彼等最足动人听闻之说，莫逾于创造“新”之一字，几为彼等专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无一不新。侯官严氏曰：“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审慎之士，已不敢用新字，惧无意义之可言也。”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其所以称道，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或倡于数十年前。今已视为谬陋，无人过问者。杜威、罗素，为有势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斯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唾余。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派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庄周曰：“井蛙不可以语海者，拘于虚也。”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以彼等而输进欧化，亦厚诬欧化矣。特国人多不谙西文，未出国门。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稚之中小学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伪学，视通国若无人耳。夫国无学者，任伪学者冒取其名，国人之耻也。而彼等犹以创造自矜，以模仿非笑国人，斥为古人奴隶，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且彼等非但模仿西人也，亦互相模仿，本无创造天才。假创造之名，束书不观，长其惰性，中乃空虚无有。彼等之书报杂志，雷同因袭，几乎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特点之可言，与旧时之八股试贴，有何别异？而犹大言不惭，以创造自命，其谁欺哉。 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 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吾国大师，每诫学者：毋轻著述。曩者牛津大学学者，以早有著述为深耻。夫如是而后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乃可见。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澈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专制时代，君王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今之中小学生，即昔之君王卿相也。否则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话诗文，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盖恒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稚人尤然。其于学说之来也，无审择之能。若使贩自欧美，为吾国夙所未闻，而又合于多数程度，含有平民性质者，则不胫而走，成效立著。惟其无审择之能，以耳代目。于是所谓学问家者，乃有广告以扩其市场，有标榜以扬其徒众，喧呼愈甚，获利愈厚。英谚曰：“美酒不需招牌。”（Good wine need no bush）酒尚如此，况于学问乎？彼等既以学问为其成功之具，故无尊视学问之意，求其趋时投机而已。杜威、罗素之在华也，以为时人倾倒，则皆言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亦为少年所喜者也，则皆言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而真能解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有所心得，知其利弊者，有几人乎？学问既以趋时投机为的，故出之甚易，无切实际探讨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学政治经济者，所在多有，后生小子，未有不诧为广博无涯涘者。美国有某学者，曾著书数百种，凡哲理算术文学科学及孔佛之教，无所不包。论者以无学问良知訾之，不许以学者之名，此在美国，有甚高之学术标准，故某学者贻讥当世，不能行其博杂肤放之学。若在吾国今日，将享绝代通儒之誉矣。东西学者，多竭数年或数十年之力而成一书。故为不刊之作，传之久远。今之所谓学者，或谓能于一年内成中国学术史五六种；或立会聚徒，包办社会主义与俄罗斯、犹太、波兰等国之文学；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夫以功利名誉之薰心，乃不惜牺牲学问如此，非变相之科举梦而何。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 近年以来，蒙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国政治外交之险恶，社会之腐暗，教育之堕败，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视。然必牺牲全国少年之学业道德，不为国家将来计，而冀幸获目前万一之补救。虽至愚者不出此，不谓号称教育家者，首先倡之。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遝，万众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又况有爱国大义以迫之，多数强权以扶之哉。其尤捷黠者，则声誉骤起，为国闻人。夫人材以积久陶育磨炼而后成，否则启其骄惰之心，易视天下事，终其身无成矣。至于学校内部，各种新名词亦乘机而兴，如“奋斗”、“学生自动”、“校务公开”，意义非不美也，而以置诸中小学生之简单头脑中，鲜有不偾事者。美儒某氏曰：“授新思想于未知运思之人，其祸立见。”故今日学生，或为政客利用，或启无故之衅。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然则当世所谓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群众心理、人性弱点与幼稚智识之浅薄，情感之强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泻水，以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而已。或又曰：子之言亦太苛，教育界现象，岂彼等始意之所料，且彼等已知悔过矣。子不闻“提高程度”、“严格训练”之说，又顺时而起，以为补救之策乎？应之曰：“扬子云有云：‘无验而言之为妄’”。彼等据教育要津，一言之出，举国响应。乃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诳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为“应时势之需要”一语。今则时势异于数年以前。其数年以前所主张，已完全失败，故悔而知返，认目前时势之需要，为“提高程度”、“严格训练”矣。然责任所在，乌可既往而不咎也。军法战败者以身殉，否则为戮。西国航海家遇险，船亡则与之惧亡。惟言说之士，以其主义祸人，无法律以绳之，只有舆论与良心问题而已。故就舆论与良心问题而论，彼等言而不验者，已无再发言之资格，而犹腼颜曰：“提高程度”，“严格训练。”亦已晚矣。 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非如菲律宾夏威夷之岛民、美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二十世纪之文化，又乌足包括欧西文化之全乎？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澈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观也。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创此大业，标袭喧攘，侥幸尝试，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毕露。明达青年，或已窥底蕴，觉其无有，或已生厌倦，别竖旗鼓。其完全失败，早在识者洞鉴之中。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势所必然，无足怪者。然则真正新文化之建设，果无望乎？曰：不然！余将不辞愚陋，略有刍荛之献。惟兹限于篇幅，又讨论建设，似不在本题范围之内，请以俟之异日耳。 原载《学衡》杂志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