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导图读论文｜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阈下翻译系统定位再探

以下文章来自： 翻译技术教育与研究

作者：邢杰 黄静怡

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阈下翻译系统定位再探

邢杰 黄静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　要：随着翻译行业的发展，翻译系统在社会环境中的定位及功能愈发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借鉴卢曼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研究者得以重新审视翻译系统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内部运行机制以及翻译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间的互动联通。本文尝试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系统”和“沟通”等核心概念出发，梳理其与翻译研究结合的方法路径，为翻译系统定位，对其价值和功能做出描述。

关键词：卢曼；社会系统论；翻译系统；翻译社会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翻译现象的观察与考量渐次聚焦于其中涉及的各类社会因素，推进了翻译研究对象的“社会转向”；而在方法论上，逐步引入的社会学概念、框架、体系，又促生了翻译研究在理论及方法论层面的“社会学转向”（Wolf，2007：5－6）。在上述两类同宗同源，但强调重点有所差异的转向力量交互作用下，学界对从社会学视角开展翻译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逐渐形成共识。翻译行动者、翻译过程、翻译产品、翻译行业、翻译教育体系乃至翻译学科皆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有必要置于社会语境之中进行探讨，并充分借助社会学视角来描写、解释既有翻译现象，甚或预测未来翻译活动的发生。

从翻译社会学理论建构相关讨论的数量来看，对卢曼（Niklas Luhmann）社会系统论的深入讨论尚有不足，比如以“卢曼+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相关中文研究文献数量仅为十余篇，且还包括部分评介类文章。尽管卢曼的理论体现出浩瀚丰富艰深与高度抽象化的特点，本文仍尝试通过探讨卢曼社会系统论中部分核心概念，勾勒辨析社会系统论的理论实质，并试图将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力求比较全面地发掘出卢曼社会系统论对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为翻译系统定位。

01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

世界是作为系统的存在，无论是就其本体论意义而言，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待，皆是如此。“人类生活的世界以及人类经历过的整个历史过程，包括自然史、人类社会史，本来就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高宣扬，2005：598）。在哲学和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系统理论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思想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演化阶段。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贝塔朗非（Ludwig Von Bertalanffy） 逐步建立并完善的一般系统论就渐渐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其理论脱胎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但为之后应用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上：598－607）。卢曼的理论即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卢曼（1927-1998）是德国当代杰出社会学家之一，研究触角遍及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整合多学科的理论思想，提出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简称SST），比较全面地探究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受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学思想启发，卢曼基于前人的研究并进一步吸取组织学、生物学和控制论的研究成果，创新性地探究社会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再生现象，讨论系统自身运作的封闭性问题，同时关注沟通与环境的关系，分析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步将社会系统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大到经济、政治、法律等不同学科（丁东红，2005：36-37）。正因为集各家之所长，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体现出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适性，这为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鉴于社会系统理论的复杂性，卢曼讨论了众多的理论概念，比如“环境”“意义”“区分化” 和“双重偶然性”等， 但“系统”（system）和“沟通”（communication）两个概念对理解该理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系统

“系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ynistanai，意思是由各部分集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卢曼认为，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或操作组成。简单来说，当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行为相互关联，并产生意义的时候，即是说系统已告存在。而且，系统的形成是由于内在事件或操作与外界环境具有差异，环境中的其他要素无法融入系统的内部结构（Bechmann&Stehr，2002：70）。环境的复杂性在于其中信息泛滥，事物之间存在多重联系，因而难以理解；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在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从而形成特定的复杂结构（Tyulenev，2009：148-149）。环境的复杂性使特定要素选择性相互关联，渐次形成不同层级的系统与子系统，以降低环境的复杂性（Luhmann，1995：xvii）。因此，系统形成的实质是原本存在于环境中杂乱无章的要素联结分化，进而依照特定机制展开的体系化运作。但是，随着环境中系统分化的频次与密度渐次升高，环境与系统的样态又会不断随之变化，整个社会继而逐步朝向专业化、精细化与复杂化的方向演进。

就属性而言，系统可分为生物系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Tyulenev，2012：31）。生物系统包含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物系统等；心理和社会系统则属于非生物系统。社会系统与生物系统虽本质不同，但性质和属性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自我再生”（autopoiesis）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由生物学家梅图拉纳（Humberto R. Maturana）和瓦雷拉（Francisco J.Varela）创造，用于形容生物学中有机物自我再生的能力（Maturana，1980：xi-xxx）。卢曼将该术语类比运用到社会系统论中，具体而言，自我再生系统无法超越自身边界运作，对环境“视而不见”；但与此同时，系统能够建立自身结构，自行生产系统内所需的信息、能量、材料等，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操作封闭性和相对的独立性（Luhmann，1995：xx；2012：32）。

其次，系统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特点。自我指涉与自我再生的差异在于，前者更强调再生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体现为过程导向；后者更强调再生的能力与结果。自我指涉的重点在于，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将自行管理内部事件或操作，在依赖环境的同时建立系统内部秩序，并维持秩序相对稳定（Luhmann，2012：32）。从上述两个特点可以看出，系统处于相对独立的存在状态，依赖内部的自我再生和自我指涉，得以持续运行下去。但是，系统并非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也具有异己指涉（hetero－reference/other－reference）的特点。卢曼认为，在选择与合适要素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系统的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的自产差异便形成了系统的边界（同上：39）。自我指涉确保系统原本所有联系得以维系并稳定运作，而异己指涉是为了使系统找到更加适合的要素，建立更优的联系。若新的要素并不在系统之内，系统将面向环境开放，将新的要素纳入系统之中，系统边界向外拓宽。

（二）沟通

社会系统理论认为，虽然人生存于社会中，但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是沟通（Luhmann，1995：xxiii）。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不体现社会属性，即是说，生理人与心理人不同于社会人。人类大脑储存意识，但社会系统本身并不具有意识，意识存在于心理系统，人携带意识参与社会活动形成沟通，沟通双方产生一系列的关联从而构成系统，因此沟通才是真正构成系统的因素（Hermans，2007：62-63）。用卢曼的话说，就是“只有沟通才可以沟通”（Luhmann，2012：57）。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两个个体相对而坐一言不发，即使双方都有意识与对方沟通，但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告知对方，双方也就无法理解彼此的想法，则可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沟通本身比两个主体对于社会构成的意义更大。而且，卢曼理论体系中的沟通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人际沟通交流，正如同卢曼定义的社会也并非是个体的集合体或者是由意识系统构成的一样。
沟通对社会系统的运行意义重大。一方面，在沟通过程中，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互动，使交流得以实现，意义能够生成。对沟通的关注，可以帮助研究者看清各类符号如何在系统中发展演化，扮演着构筑系统的角色， 无论是生物、医学、经济、法律、宗教、教育，还是本文关注的翻译领域皆是如此。沟通还催生了各类规范、制度的形成，成为社会行动的标准，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系统运行的程序。但另一方面，沟通过程又总是引发新一轮的沟通，为系统内部及外部环境带来变化，使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及系统与环境间的关联都变得更为复杂。“造成这些既简化又复杂化的矛盾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系统中不断进行的沟通过程；但是，也同样是这同一种沟通过程，使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互动能以尽可能简化的程序进行下去，并达到其目的”（高宣扬，2005：658）。可以说，沟通是能够让系统简化与复杂化并存的矛盾体。而且，无论沟通的成效如何，它都将延续下去，因为这是系统得以自我再生、自我指涉的必要条件。

02 卢曼社会系统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纵览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自上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不少翻译理论家在理论构建中都借用了系统论的思想与概念，其对翻译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比如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关系网络，其中各类元素互动联结，元素所属位置决定不同的价值或功能。这在佐哈尔对翻译文学的中心/边缘、强势/弱势、主要/次要等二元属性的描述中有明显的体现。尽管系统论更侧重于关注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但能将翻译系统视为文学系统的子系统，并从宏观视角探究子系统在上级系统中的位置及其相应变化，以及由此引出的价值功能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系统论对理解翻译的意义。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也把系统的概念运用于翻译与文学领域。比如他提出的在翻译理论中影响广泛的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前两者是系统外部的影响因素，而诗学及其载体则属于系统内因素。内外部因素的结合对文学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同时也提供保障。事实上，检索卢曼社会系统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尽管总体数量不多，但国内外研究近年来正在逐步深化，不少学者注意到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并尝试应用到翻译学领域之中。

德国学者波特曼（Andreas Poltermann）最先将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讨论（Hermans，1999：139）。但就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而言，赫曼斯（Theo Hermans）对卢曼理论的介绍与运用在英语世界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他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题名即为《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特别是第十章的标题“作为系统的翻译”更是直指卢曼的理论观点。此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得到拓展，目前在英国杜伦大学任教的屠勒涅夫（Sergey Tyulenev）对社会系统论与翻译研究结合的讨论是最全面、最系统、最清晰的。

波特曼主要是研究德语世界中的文学系统，认为文学系统与宗教、政治、教育等其他系统一样是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差异化的系统，且重点关注其中的规范变化。在此基础上，赫曼斯认为，翻译领域就是一个系统，具备“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自我反思”“自我再生”的特征（同上：139－142）。在系统中，有关翻译实践、翻译标准和翻译评价的沟通连绵不绝，从旧有沟通引致新的沟通，不断地建构翻译系统的结构，推动系统运行。从研究内容上而言，赫曼斯承袭了波特曼的研究关注点，对文学翻译和翻译规范的研究用力颇多。基于社会系统论中系统概念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的特点，赫曼斯指出了翻译系统的自律（autonomy）和他律（heteronomy）的二元特征（同上：142-143）。尽管autonomy 也经常被译为“自主”或“自治”，但伦理学中通常把二者译为“自律”和“他律”。Autonomy来自希腊文中的autos（自我）和nomos（法律）二字，其本意为“自己赋予法律”或“自为法律”，即是说，在行动中不受外在限制。Heteronomy意义则刚好相反，意指受制于外在约束。翻译系统自律和他律的特点一方面揭示出系统内部运行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展示出系统与环境（既系统内外）的互动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屠勒涅夫在翻译研究中更全面地应用了卢曼的系统论。他认为，借助该理论来研究社会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能够充分揭示翻译作为具备调解作用的社会现象的本质（Tyulenev，2014：131）。屠勒涅夫认为卢曼社会系统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三种范式：首先，翻译自身可视为独立系统，翻译活动与其他类别活动运作机制不同，与环境具有差异性，系统能够自我再生；其次，翻译可视为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再次，翻译可被认做是边界现象（Tyulenev，2009：150-151）。三种范式代表三种认知视角，帮助研究者从不同侧面考察翻译领域的本质属性。上文中赫曼斯所关注的实际就是范式一。赫曼斯在论述中表现出对翻译系统独立性的认同，讨论其与环境互动的机制。翻译系统体现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在系统内有一系列独特的符号、规则，系统具备社会功能和价值。第二种范式相对而言较好理解，自“文化转向”以来的多数理论家采用该研究模式。尽管他们未必在研究中提及卢曼或社会系统论，但当翻译被视为一种受政治、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因素影响的社会现实时，翻译作为“子系统”的身份就已经得到确认。而且，对系统概念的运用主要是针对目标语文本而非源语文本而言，图里（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论即是该观点的典型代表。目标语文本及承载文本的语言和文本所负载的文化构成了系统，而源语言文本及相应的源语语言和文化相对而言构成了系统外环境中的元素。换言之，未经翻译的各国文学作品原本存在于自身文学系统中，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无法阅读理解欣赏，但经由翻译的沟通，身处不同系统的文学作品得以跨界，在新系统中完成了从异己指涉到自我指涉的转换，不断形成新的沟通，构建新的意义，最终促进了新系统的生成与发展。最后一种范式并不强调翻译的系统属性，而是更关注它在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认为翻译位于系统的边界，控制系统是否对环境开放。基于该范式，研究者能够探讨翻译是否为系统存在拒绝不利因素、增加所缺因素、修正原有因素等等行为（同上：151－159）。因此，综论上述三类范式，可以看到系统观视阈下翻译领域在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次上的生存形态。

鉴于系统观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认识以及国外学者对该领域所做的探索，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尝试以社会系统论的观点思考翻译研究中的问题，比如胡牧（2006）、黄德先（2007）、杨晓华（2011）、陈水生（2012）、傅敬民（2014）、宋安妮（2014）、邢杰等（2016）、郝俊杰（2017），等等。上述学者的研究对社会学中的系统论思想作了梳理与剖析；介绍了卢曼理论概念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比如系统、自律和他律等；把翻译和语言服务产业看作是社会子系统，指出翻译系统需因应变化做出自我调整；此外，也有研究把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翻译文本和新型翻译管理模式的分析上。这些研究彰显出翻译系统及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众包翻译系统的出现表明翻译系统可以能动地应对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对翻译系统的运行及其与其他系统的互动作了思考，指出了吸纳新要素对构成更优更稳定的翻译系统运作模式的重要意义，凸显出思考翻译系统社会属性的宏观整体性思维特征。

03 翻译系统自我再生的反思与展望

通过分析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及其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外学者的应用研究，可以看出它对于思考翻译领域的系统特征及其实际运作过程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借助卢曼的理论框架，研究者可以把翻译视作一个系统，通过剖析翻译系统的内外部关系、结构和功能，进一步思考翻译系统形成的历史沿革、存在状态与再生条件。

首先，系统论有助于研究者重新界定并评估翻译系统或翻译领域的本质。相较于文学、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翻译学科确立的时间并不久远。尽管翻译作为实践现象已存在了几千年，但学者们真正围绕翻译产品、翻译过程及各类翻译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实际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自彼时起，翻译领域不再被简单认定为仅仅是从属于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领域，也不再仅仅承载作为研究材料或研究工具的角色，因为不少研究的最终目的实际是旨在揭示语言差异、文学比较等研究问题；而是作为研究对象本体，成为独立于其他系统，内部有一定结构秩序，充满各类沟通事件并能与外界互动的独立体系。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窥探翻译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可以发现诸多表征，比如：翻译协会及各类研究会的成立及运行，翻译标准规范的拟订与实施，翻译项目在中外高校的设立，翻译资格考试的研发与推广，翻译期刊的创立与发展、翻译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等等不一而足。即便仅就系统内部狭义层面关于翻译的沟通而言，实践者和研究者也在不断修正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与认知，这也是为什么不时可以见到有关文化外译作品、重大活动口译现场、机器翻译质量、影视字幕翻译效果等讨论见诸报端或学术期刊的原因所在。正如赫曼斯指出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翻译，是因为翻译系统内部对翻译存有共识，同时在翻译或讨论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考量那些影响界定何为翻译的制约因素。因为翻译系统内部对认识翻译本质的期待，新译本和新讨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实现系统的自我再生（Hermans，1999：142）。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卢曼系统论对翻译研究的参照作用同时体现于“一阶观察”（指观察本身）和“二阶观察”（指对观察的观察）两个层面，前者可以体现为对原文、译者及翻译过程的观察，后者则具体表现为各种反思性的评论和活动。在两重观察活动中，研究者对翻译领域的认识从统一走向差异，再由差异趋向新的统一，循环往复中完成了系统的自我指涉及自我再生过程。
其次，系统论有助于研究者准确理解翻译系统要素的发展变化。伴随着新技术革命与世界人文样态的演进发展，新的实践内容、知识形态不断生成演化，围绕着新的实践问题与领域不断催生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对其所做的相关研究也促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及研究路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对翻译系统产生影响。比如近年来面对大国崛起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背景，如何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乃成为核心议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做好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因此译者如何处理中国的特色语言及文本中的中国元素，并能在表达上通达世界就成为翻译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话语体系建构原本属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重点关注的话题，但既然翻译在其中能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意味着翻译系统与其外部环境发生了沟通，原本属于系统外部环境中的话语建构元素沉降至翻译系统内部，并在系统内与原本就存在的翻译方法、策略、规范、效果等元素相结合，进而在翻译系统内部形成了新的子系统，而且就近年来的发展来看，该子系统逐渐成型并愈来愈壮大，相较于传统的外译汉实践，已经成为翻译系统中趋近中心的领域。此外，翻译领域中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子系统也经历了同样的迁移旅程。原本人工智能、大数据元素属于翻译系统外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及语言学等领域，但伴随着翻译服务和语言服务社会实践的发展，这些元素也沉降至翻译系统中，与翻译系统中的语言解码、转码和编码元素相结合，在翻译系统的结构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新子系统形成的过程中，系统内外部的沟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环境中的要素纳入至系统中，起到了简化环境的作用，故而环境与系统的面貌看上去更为清晰。此外，新形成的子系统与系统中原本固有的元素又形成了新的沟通，这又会重塑系统内部的结构，改变系统的状态，循环往复的沟通实践保证了系统的活力，使其能够不断实现自我再生与自我生产，在迭代循环中使系统不断走向成熟。

再次，系统论有助于研究者重新审视翻译系统对其他系统开闭的制控作用。鉴于卢曼理论的宏观性和包容性，以其为框架，可以把人文、艺术、科技、商务、法律甚至医学等不同系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更加全面地看待翻译系统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传统翻译研究在向社会维度寻求解释时，大多关注外在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较少关注翻译活动对外界系统、元素的反拨，而卢曼社会系统论认为系统与环境存在动态的交互过程，这对进一步探讨翻译的功能具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描述并阐释社会背景对翻译选材或策略运用的影响，同时应能反转视角，把目光投向翻译行为对其他社会子系统发展的推动作用。比如，以往研究者考察商务翻译，会分析其受到经济系统术语权威性、表达专业性、文体适配度等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扭转视角，翻译系统不仅仅是受到制控的系统，而是发挥着调节经济系统的作用。国际贸易中，商业机构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商务活动，为了达成共识，就需要商务翻译的介入，经济系统中围绕国际贸易的沟通事件因此运作更加顺畅，商业机构甚至可能达成本来有挑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经由卢曼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研究者能够重新审视翻译领域的属性和边界等问题，并确立翻译系统的目标、功能及与外部环境中其他系统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领域的形成，实践活动的特征以及对其开展的相关研究活动。当然，这也并非是要说明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包治百病，能对翻译研究中重点难点问题都做出有效回答。比如，卢曼认为系统是由沟通组成，并不包含“人”的因素，这意味着理论框架本身隔绝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翻译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作者、译者、读者、编辑、项目经理等社会人作出分析，故而形成主客二元割裂；社会系统论理论表述宏观抽象，部分表达甚至晦涩难懂，也不易为研究者，特别是社会学领域之外的研究者所把握，等等。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导致卢曼社会系统论的效用未能完全彰显。

04 结语

卢曼社会系统论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的理论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产物。在卢曼的理论中，当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就体现为社会的区分化，“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专业化和自律化”（高宣扬，2016：4）。因此，一个个独立系统从复杂的社会大整体中分化出来，体现出自我再生、自我指涉、自我协调的特征，并具有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翻译系统亦遵循同样的准则。翻译系统处于社会大环境中，与其他系统互为指涉，与环境互动，同时也体现自我运行、自我适应的特征；翻译系统同时处于其他系统的边界位置，负责协调其他系统是否对社会大环境开放以及开放程度的问题。因此，借助卢曼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有助于研究者重新界定并评估翻译系统或翻译领域的本质；有助于研究者准确理解翻译系统要素的发展变化；也有助于研究者重新审视翻译系统对其他系统开闭的制控作用。卢曼社会系统论为定位并理解翻译系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宏观视角，研究者能够从中追踪考察翻译系统的分离与形成，内部要素发展演化，沟通事件的进展，与其他系统及环境的互动关系，这都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并重估翻译本质、翻译系统、翻译教育、翻译行业等之间的关系。

文献来源：本文发表于《中国翻译》2021年第6期，第15－22页。特别说明：推送分享限于篇幅，此处省略参考文献。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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