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说词 第二季 第1集 惊变

《中国》第二季第1集 惊变

                                                        ——巍巍大唐的飞扬与沉潜

42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

公元742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惊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试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荐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

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

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

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三十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大唐的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音乐和美酒，但真正的主角是诗歌，那是最适合大唐帝国的语言。

在没有文字之前，民间就有了诗。先民们对自己生存情状的记录和吟唱，变成了诗。

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由孔子编撰，更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

而飞扬的精神孕育了飞扬的唐诗，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众口相传、家喻户晓的诗句是最好用的社交名片。

唐朝诗人群星闪耀，那些被后世不断提及与怀念的名字，正流传在帝国的大街小巷。诗人们以诗相交，扬名立万。

诗人之间的吟诵、欢饮，常常通宵达旦。有人醉卧，有人醒来，梦中的佳句就这样飘然降落到人间。

李白永远都是聚会的焦点，他散发着独特的气质，那是与大唐最契合的气质，洒脱、豁达，天性流露。朋友们都喜欢他，他似乎就是那个“手可摘星辰”的“天上人”。

只是，除了举杯邀明月，李白还有更大的志向。寻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一鸣惊人，这是他矢志不移的两大追求。

诗意折射人心，人心映射时代。李白的性格恰好承接了盛唐的两面：浪漫与进取。

生逢开元盛世，是李白的幸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好遇上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华，而他几乎就是开元时代的化身。

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经百余年积累，历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一代，一切都达到了巅峰。

街市繁荣，乡野殷实，人口从唐初的二百余万户增长到了约九百万户，国力空前强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安乐祥和之气。

这一切，源自唐初的一系列制度建设。

经完善后的三省六部制确立了新的组织结构，既有互相制约的权力设置，又强化了皇权的力量。

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成为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科举制度在唐朝最终成熟，源源不断地为治国安邦输送人才。

唐朝的政治制度，全面积淀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优势。有这个强大的基石支撑，唐帝国昂扬向上，一路升平。

接替开元的天宝元年，距立国已有124年，大唐的盛宴还在继续。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依然那么动人，自信与从容遍布在寻常巷陌。

初唐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中即写到“物华天宝”，意思是指各种珍美的宝物。相对于带有开创之意的“开元”，天宝或许更符合唐玄宗此时的心境。

他正在进入人生的晚年，该打的仗已经打过，该走的路已经走过，是时候安享太平了。

他对自己的国家甚为满意，他希望自己治下的这个伟大时代，能和那些不朽的诗篇一起，被永久传诵。

于是，唐玄宗想起了那个久富盛名的天才诗人——李白。在大唐的万千气象中，诗歌是那个流芳百世的精魂。在大唐的无数诗人中，李白是一面万众瞩目的旗帜。

在李白兴冲冲准备奔赴长安时，在东都洛阳，而立之年的诗人杜甫刚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成家了。

杜甫生于书香之家，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官，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

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前行。2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并不灰心，独自一人登上泰山。

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先师孔子曾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慨叹。杜甫则以一首体势雄浑的《望岳》，在诗坛以气骨峥嵘的姿态登场。他期待着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但现实，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杜甫的时间年轮上，一直接连不断地布满哀伤。

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家境日渐衰落。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际，现在，他只能越加发奋地读书，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

除了埋头苦读，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

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快要等不起了；有时候又觉得太慢，属于他的机会迟迟不肯降临。更多时候，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滞。

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他和唐帝国一起，度过了“开元”年号的最后时光。

独自一人的时候，杜甫会想起，自己的心底始终还有一个向往：成为李白那样潇洒风流的人物，一边访名山大川，一边写诗交友，“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11岁的李白，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带着仙气的诗句。

不过，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科举出仕是唯一的途径。

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无论对于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

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地离开，诗人的天真，在一年多时间里，就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

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嘉奖，并被赐予官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那是一种伎术官，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

李白突然意识到，在皇帝眼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无比失望的诗人，恢复了呼朋唤友、豪饮欢歌的本性。

虽然皇帝待他足够宽容，但奢靡禁锢的宫廷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也无法见容于权贵。终于有一天，李白递上辞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金放还”。

性格决定命运，李白的命运其实一早就由他的天性注定了。

在洛阳，杜甫终于见到了偶像李白。长安失去了李白，却成全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相遇。公元744年，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时候的李白，仕途受挫，无限风光烟消云散。这时候的杜甫，前途未卜，郁郁多年仍不得志。这样的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见面了。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让他们很快相熟。

后来，高适如约而来，三人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甚至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写诗、畅饮，忧思和欢愉都无比纯粹。

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在小天地里纵情时，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

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在那以前，“夏曰岁，商曰祀，唐、虞曰载”。或许，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政清人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

对杜甫来说，和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

两年时间里，他们见了三次，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因为遇见李白，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

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

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即便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依然会有“东风吹梦到长安”的眷恋。进则儒，退则道，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

唐朝风气开化，儒、释、道三教并列。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做一个儒者入世建功，还是追随道家出世，追求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

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激流，冲击着、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而他们，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

杜甫理解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背后“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痛苦，谁不想青史留名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需要奋力一搏。

天宝五载，35岁的杜甫启程前往长安。他满怀信心而来，却在次年的考试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阴谋。

那一年，唐玄宗发布诏书，号召天下士人有一技之长的，都到京师就选。天赐良机，杜甫志在必得。

他已为此准备了数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文才学业已精进，甚至生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念。

但他还是落败了。不只杜甫，这次参加招贤考试的人全部都落败了。为确保自身权力无虞，身为监考官的宰相暗中操纵了全过程。

呈报结果时，他甚至上表祝贺皇帝，说这是“野无遗贤”，意思是因为皇帝治国有方，所以有才能的人早就被选上来了，民间再没有能人。

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才的大唐了。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及至天宝年间，维系大唐百余年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

但杜甫还不想离开长安，他仍抱有幻想，这令他饱受煎熬。

一边是生计无着，几度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希望与沮丧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疲惫而窘迫的杜甫在长安度过了匆匆数年。

熬到天宝十载，事情似乎有了转机。皇帝打算举行祭祀盛典，杜甫接连献上《三大礼赋》，受到赏识，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结果，一等就又是4年。

面对长时间的困顿，44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钥匙。

蹉跎寂寞中，杜甫偶尔会忆起和李白的相聚。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大江大河，世外道仙。

但此时的杜甫，已从头到脚都浸泡在苦难之中，而无数个体生命的悲剧，只是更大的危机的预演。

天宝十四载冬，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

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部下史思明，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从河北起兵反叛。

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一个多月，惊天之变，猝不及防。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

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半年后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携家眷亲信，在夜色中逃离长安。

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重用宠信之人。

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唐玄宗在边地设了十个军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节，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受此印信者，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土地、兵甲、税赋。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权力极大，雄踞一方，成为藩镇。

玄宗逐渐擢用武人为节度使，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尾大不掉，终成皇权大患。

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长安，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

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

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国忠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

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安史之乱的源头，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失。但此刻，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性命攸关。

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

当年，李白曾为她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江山无限，情爱无限。

但她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

帝国没有了方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

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

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惊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它成了历史的记录。

新帝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也无人知晓，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

侥幸逃出长安后，杜甫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虽然自身难保，但只要有机会，他仍想报效国家。

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赐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阶很低，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

然而，乱局之下，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险些被定罪杀头。

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仕报国梦，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

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根骨。

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千秋万岁名，不过是寂寞身后事，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

千年以来，政治时有腐败，财富时有困竭，武力时有崩溃，家国时有灾难，但只要维持“大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仗一打就是数年，各路势力纷纷卷入，战祸不断蔓延。

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一叶飘萍，无处归依。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已是哀鸿遍野，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战乱爆发后，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胶着。

公元759年，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唐军一度全线崩溃。为补充兵力，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丁抓人。

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由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晓行夜宿。一路上，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艰难民生。

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没有虚构，没有矫饰，也没有煽情。

后人用“三吏”“三别”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将“史”写成了“诗”。

每一句诗，都如同一柄利刃，刺痛人心。它们是杜甫创作里程上的丰碑，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

据粗略统计，这场历时七年多的变乱中，约有三千万人流离失所，死于战乱或饥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重的震荡，无人幸免。

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而后，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公元763年春，唐军终于打赢了。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前一年的5月先后离世。

在唐朝前后接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之祸未除，民生不安，边境不稳。

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大唐，风流云散，再难中兴。就如杜甫所写：“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杜甫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

他一路流亡，取道关陇，进入川蜀之地。乱世中，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复归为一介平民。

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诗歌，生命一样的诗歌。尽管“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但在诗歌中，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

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他为天下苍生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声。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他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因为他本就是“天地一沙鸥”。

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他自称“儒”、“老儒”，甚至“腐儒”，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

后人称杜甫为“诗圣”，而成为圣贤，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安史之乱，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

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在恣肆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

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

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

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

……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在成都草堂居住的5年，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他就沿着长江，一边漂流，一边借地短居。

行至夔州时，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他问李十二娘师傅是谁，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

听到这个名字，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6岁那年，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

时隔五十余年，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连同往昔的锦绣、蓬勃、痛楚和执念，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

而今回首只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人生如寄，但斯人不朽。

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依然乐观地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

对于李白，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谪仙人”。

杜甫没有成为李白，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李白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下；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

两千多年前，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李杜二人，一仙、一圣，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

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相互照耀，也照耀着中国。

李白辞世五十年后，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诵。在长江南岸的宣歙方镇，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视李白为偶像。

数年寻访后，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墓木已拱，他即刻下令，严禁在周围樵采和放牧，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仙。

又是数年过去，李白的后人找到了，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他猜想，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

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她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形容朴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

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她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她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

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她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

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

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

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