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得》是在贩卖焦虑？听听原著作者鲁引弓怎么说

继《小别离》《小欢喜》之后，“小”系列作品再次走进大众关注的中心。聚焦于“小升初”阶段众生相的电视剧《小舍得》播出以来，收视率位列省级卫视同时段第一，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微博、抖音热搜榜，话题度和讨论度居高不下，也再次将《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鲁引弓推至前台。

2016年11月左右，鲁引弓在朋友圈随手转发了一篇关于课外补习的新闻，结果大量的评论纷纷表示感同身受，分享自己补习的经历和感想，有朋友直接表示“鲁老师你写一本关于小升初的（书）吧，就写我们怎么补课的！”在这个“随手”的影响下，鲁引弓花费半年多时间，走访北京、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也接到过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2017年7月，一本再现中国教育现状，“贴着地皮写作”的《小舍得》破土而出。

家长们正在从“南俪”变成“田雨岚”

部分观众认为电视剧《小舍得》的教育表现太过焦虑，然而实际上，书中90%的素材都是真实的、有原型的。记者出身的鲁引弓，对于内容的准确性有种近乎“洁癖”的要求，写作的动力和自信来源于真实生活的依据。


剧中，名气大的“择数”培训机构招生异常严格，进入“金牌班”还需要考试，剧中妈妈田雨岚绞尽脑汁用尽各种办法和几乎所有社会关系，才让儿子子悠进入。

为了探究培训班的真正情况，鲁引弓曾在很冷的冬夜，跟着几位主动热心家长，卧底在课外培训班的门口，发现其在组织学生进行民办初中的选拔考试，“小朋友一考就考个好久，几个钟头才放出来”。

“这是个教育生态的问题。”鲁引弓表示，当选拔、升级本身成为了教育的目的，学区房、培训机构自然会涌现，无论是老师、孩子还是家长都被这个教育生态系统推着走。

“如果30个小朋友，20多个都提前学了，你不报班会怎么样？你不往前走你就可能跟不上。”在鲁引弓采访的过程中，有些孩子是自己要求补课，即使有些家长秉承着“快乐教育”的想法，小孩子是很单纯的，当她成绩在班上倒数，发现教室里大家都在讲分数，看到老师、家长、甚至同学们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孩子其实并不快乐，她不希望成绩永远都是落在别人后面的。

而剧中田雨岚式家长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网友为剧中妈妈田雨岚的“逼迫孩子”“唯分数论”作为感到愤怒，“可是家长都是把孩子当做宝贝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一开始就是田雨岚的”，鲁引弓说，“南俪和田雨岚其实是同一个人”。

绝大多是家长一开始都是南俪，她们明白功利化教育的道理。南俪的原型也是鲁引弓的一位朋友，最初朋友对孩子也是“佛系”教育，但后来找关系也要把孩子插进补习班，这给鲁引弓的触动很大。但是如同“剧场效应”一样，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为了看到戏也得跟着站起来，而在这样的压力下，家长失控了。

一回到家就问孩子学得怎么样，考得怎么样，想着怎么报补习班。《小舍得》的一个原型妈妈，在上海的地铁上给鲁引弓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讲怎么去考试，怎么去报名，怎么去想考民办中学，然后民办学校又有什么问题，“家长的那种忧愁，真的是你隔着远远的，隔了两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得到，这种忧愁仿佛是破土而出的”。

一旦是自己的孩子，家长的某些情绪是控制不住的，这也是《小舍得》的关键逻辑，在压力下，家长变成了“怪兽家长”，变成了子悠口中的“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而教育是不能失控的。教育有它的“度”，需要适度，走十步是南俪，再走十步就变成田雨岚。

写作中，鲁引弓一会儿把自己代入南俪，一会儿又得代入田雨岚，极力呈现教育生态下角色的逻辑演变，他用一种近乎悲悯的态度刻画当下教育中的真实心态，“每个家长都能从书中找到自己”，也能看到孩子的孤独和迷茫。

“你别看现在的人表面上坚强忙碌，实际上内心脆弱，渴望暖”


关于悲悯，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关于人道主义情怀，一直是鲁引弓所钟情的。

1986年，鲁引弓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大一大二的时候，鲁引弓看俄罗斯文学，喜欢契诃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被深层次的文学质感和人道主义悲怆的情感打动；大三的时候，又开始阅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新小说，也喜欢看国内作家余华、苏童的作品。广泛的阅读为鲁引弓提供了对于小说的一种视野、一种判断，也让他更加关注人与社会。

199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鲁引弓进入浙江日报集团当记者，先后担任过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他深刻地感受到互联网时代的变化。社会大转型阶段中，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愈来愈大，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挤得满满的。

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开始变远，鲁引弓发现，无论哪一个领域人们，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圈子很窄，“像‘996’的年轻人，他真的没有时间，周末能在家休息都觉得很好，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社会交往”。

“你别看现在人一个个都是那么坚强忙碌，风尘仆仆地来来去去，但实际上内心脆弱，渴望温暖。”压力之下的“内敛”，距离感产生的“孤独与脆弱”，鲁引弓挖掘出现代人的内里。

在媒体做总编的时候，鲁引弓每天下午都需要判断各部门报上来的选题，他总是力所能及地从里边抽一个稍微温暖些的新闻，“因为我太知道了，读者心里边最渴望、最需要的还是温暖。尤其是这一代人。”

2013年，工作偶然间，鲁引弓注意到《杜拉拉升职记》这本小说，写职场中一个叫杜拉拉的女孩通过不断努力升职的励志故事。然而鲁引弓发现工作周围的有些女生，其实并不愿意那么拼，相反，她们更加偏向“道家系”（类似于现在说的佛系），甚至以日剧中有点颓又“人畜无害”的大叔形象自比。

鲁引弓觉得，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在快节奏中退一步，做一个深呼吸，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因此写下了第一部小说《姐是大叔》。

由此，鲁引弓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各领域的观察、采访上。他写《爱情课》，聚焦都市“剩女”的情感困境；写《音乐会几种开法》讲述当下青年的“比较”心结，都引发不少读者的共鸣，以及写成被称为“中国教育四重奏”的《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小痛爱》，其中弥漫的温情与反思，也是“送给中国家庭的一颗糖”。

“我的文章必须是温暖的，必须是现实主义的。”鲁引弓接受环球人物人民文娱采访时说。

在创作线索的征集中，有中学生在放学后跟他倾吐少年心事，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有职场青年跟他聊买房故事，聊得泪流满面；有时他会在学校门口听听家长们的对话，有时他也为了写相关小说去房地产公司待上三四个月......鲁引弓试图做一位现实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和创作者。

“温暖现实主义”也成为鲁引弓作品的标签。

一念之间也是对现实的反馈

有些奇妙的是，鲁引弓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某种“神预测”，比如2013年作品《姐是大叔》中“道家”女孩的状态现在被称作“佛系”少女；2018年两会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各地开始整治奥数杯赛，再后来又整治不合规的培训机构，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这些都在2017年完成的《小舍得》提及过。

鲁引弓认为，这些内容实际上都表达对一些现实中实际问题的反思，而这些发展都符合必然规律，自己只不过在某一刻作为“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提前做出了判断。这种“预测”实际上是来自于采访、来自于生活，也是记者出身的优势。

随着认知的深入，鲁引弓对现实愈发感到敬畏，“看得越多，写得越多，我越感觉现实是写不尽，笔力还达不到那样的感觉”。

“但别以为一部电视剧、一首歌或者一部小说不能改变什么，好像讲讲焦虑，就是放过了，其实不是的。”文学或者其他作品是可以给现实反馈的，改变很可能就在“一念之间”。

比如《小舍得》，它不是在“贩卖焦虑”，而是让大家反思“什么是舍，什么是得”？当我们念头一转，心理产生一点是否“值得”的怀疑和犹豫时，改变已然发生。

人民文娱：有争议称电视剧《小舍得》是在贩卖焦虑，您是怎样看待的？

鲁引弓：实际上真正的家长观众是没有说贩卖焦虑的，因为他们接触的焦虑比我们想象的多多了。家长朋友圈、家长群里，铺天盖地的培训班，那种才是活生生的焦虑，我真的写不过生活。但归根到底还是这一点：你看到它你才会去反思，才会考虑一下什么是舍，什么是得。

人民文娱：您特别喜欢《小舍得》这个名字，那么怎样理解教育中的舍与得呢？

鲁引弓：第一个舍肯定就是孩子的身心健康。第二个舍是快乐，整天在那补课，玩的快乐就没有了，还有就是对学习的快乐也没了。我做《小欢喜》采访的时候，高中老师就和我说，从小补课补到高中的学生，实际上你看他们都是考得很好的，但实际上他们对学习是没有感受到什么乐趣的。

你从小就帮他拿主意，实际上剥夺了他自己权衡的这种机会，到一定阶段，他会困惑自己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得当然也是有的，刷题对于考试多考几分是有用的，补习也是有用的，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人民文娱：您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呢？

鲁引弓：首先得看到成长的未完成时态，就是人的成长永远是未完成的。他是一点点往前走的，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从容，还有多一点善良。

人民文娱：能分享一下您现在的创作心得吗？

鲁引弓：小说中的人物是有他自己的发展逻辑的，你不能取代他，作者的观点不能够完全覆盖到他身上。写着写着可能会看到人性的某种黑洞，实际上对自己也是一种消耗。作家实际上都要把别人的生活给过一遍的，这种共情的感受除了对体力、脑力，实际上对人的价值观，对整个生命的能量也是一个考验。所以那些大作家真的非常厉害，特别是创作以后，你就会觉得他们了不起，对世界的认知有巨大的格局，用智慧的能量托起一个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