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晟：蒸花取露:西方药露知识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摘要：香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西方的香料自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在唐宋时期尤盛，其中有一种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蔷薇露，深受时人青睐，但阿拉伯通过蒸馏制取蔷薇露的方法并未在中国被全面接受。阿拉伯的蒸馏技术传入欧洲后，与本草知识结合，于16世纪产生一场以蒸馏为标志的“医药革命”。明末入华耶稣会士熊三拔以当时欧洲著作为底本，编译《药露说》(附于《泰西水法》刊行)，专门对药露的功用及蒸馏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不仅使欧洲药露知识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也使蒸花取露的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士人继而以各种花草制作了名目繁多的药露，药露亦逐渐被吸纳为中药制剂的一部分。西方药露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反映了阿拉伯、欧洲、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

 

现在广泛运用于医疗和保健行业的精油或纯露是20世纪以来精油工业的产物，但用精油或纯露作为香水或进行芳香疗法(aromatherapy)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只不过当时多是使用挤压或脂吸等方式提取。9世纪阿拉伯人发明的以蒸馏制取的蔷薇露风靡世界，早在唐宋时期便传入中国，颇受时人青睐，相应的蒸馏方法在宋代亦有一定流传。但直到明末耶稣会士入华，欧洲蒸馏提取花露的方法经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人引入，尤其是熊三拔编译《药露说》(后被附于《泰西水法》刊行)详细介绍，蒸花取露的方法才逐渐被中国人所掌握并广为流传，药露则被吸纳为中药制剂的一部分。

 

古代的蒸馏技术与炼丹术密切相关。荷兰学者福布斯(Robert J.Forbes，1900—1973)对从古代到法国精馏塔发明者布鲁门塔尔(Jean Baptiste Cellier-Blumenthal，1768—1840)的蒸馏技术进行了极为系统的论述，至今仍为唯一的一部蒸馏技术通史。李约瑟等深入研究了与炼丹术相关的中国古代蒸馏技术，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介绍的蒸馏方法亦多有涉及。周嘉华从蒸馏酒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古代有关蒸馏(包括唐至明初关于蔷薇露)的史料，并对一些出土文物进行了分析。这些对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于西方药露之传入中国，范行准于20世纪40年代即指出熊三拔最早将欧洲炼制药露法传入中国，使中国药学史“又添一新叶”，并述及纳兰容若(1655—1685)、石天基(约生于1660年)等人对药露法的记载。方豪进一步论及徐光启(1562—1633)、刘侗(1594—1637)、纳兰容若、石天基、沈德符(1578—1642)、周亮工(1612—1672)、尤侗(1618—1704)、恽恪(1633—1690)等人关于西方药露的看法。曹增友在其《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一书中对熊三拔《药露说》在中国的传播亦有较为详细的介绍。王征、关雪玲探讨了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传教士在清宫中的医学活动，其中便包括药露的制作。董少新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医活动与医学知识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欧洲药露在澳门的传入和在宫廷中的制作与收藏亦有涉及。扬之水通过对古代诗文的翔实考证，在《玻璃瓶与蔷薇水》一文中论述了五代及宋元时期大食国蔷薇水在中国的传播，其中常伴有玻璃瓶的出现，并指出时人对蒸馏提取花露的方法已有一定的了解。孟晖从文化史的角度阐述了蔷薇露自唐宋传入中国后的种种妙用，蒸馏之法亦渐有人仿效，而明末熊三拔关于欧洲药露的文字更是激起时人的兴趣，纷纷仿效制取，还对阿拉伯的蒸馏技术，尤其是金迪(Al-Kindi，拉丁名Alkindus，约801—873)和拉齐(Ibn Zakariyyaal-Razi，拉丁名Rhazes，约865—923)的蒸馏著作进行过讨论。

 

学界对中外蒸馏技术史、阿拉伯蔷薇露在唐宋时期的流传以及明末熊三拔关于欧洲药露制作的介绍虽已有不少论述，但关于熊三拔在《药露说》中对药露的具体制作及蒸馏技术，尤其是西方药露与蒸馏技术在中国传播所反映的阿拉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尚未有深入的探讨。严小青对中国古代的蒸馏技术及唐宋之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香水制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但一些史实和观点尚有待商榷或深入。因此，本文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首先略述西方早期的药露制作以及蒸馏技术如何在阿拉伯发明并传入欧洲，其次梳理唐至明初阿拉伯香料和药露之传入中国，接着重点探讨熊三拔对欧洲药露制作和蒸馏技术的介绍，及中国士人对药露的仿制与接纳，以期从全球史和物质文化史的视角理解药露以及蒸馏技术在阿拉伯、欧洲以及中国之间的交互传播。

 

一、从阿拉伯到欧洲:西方药露和蒸馏技术的发展

 

香料在中国或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常用以祭祀、除臭、熏衣、沐浴、医疗、食用，是古代中西方贸易和交流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但以各种植物提取精油或药露的芳香疗法却主要见于西方，这在古代埃及、印度、希腊、波斯都有相应记载。早期的精油大多是通过脂吸或挤压等方式萃取出来的。现在常见的水蒸气蒸馏法制取精油则由伊斯兰学者发明。古埃及、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均有不同传统的炼金或炼丹术(图1)。通过8—10世纪的翻译运动，阿拉伯地区继承了希腊的大部分科学遗产，科学水平大幅提升，并在希腊、波斯以及远东炼金术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完善的制取精油或药露的蒸馏技术(图2)。此技术进而取代传统的挤压法和脂吸法，用来蒸馏蔷薇、康乃馨、紫罗兰、水仙花、丁香等植物，提取各种各样的精油或药露。萨布尔(Sabur)、库法(Kufah)、设拉子(Shiraz)等地成为精油或香水的制作中心，以蔷薇水为代表的各种香水被销往北非、欧洲、印度、中国等地，闻名于世。

 

阿拉伯著名的炼金术士贾比尔(Jabir ibn Hayyan，活跃于8世纪)是较早提倡蒸馏技术的人，他尝试用蒸馏的方法来提炼动物、植物甚至石头中的“精灵”(spirit)。而对于通过蒸馏植物制取药露，则以金迪、拉齐和阿维森纳(Ibn Sina，拉丁名Avicenna，980—1037)贡献最大。他们三人均著作宏富。金迪在《关于香料化学和蒸馏》(Kitab fi Kimiya al-'itr wa-t-tas idat，The Book on the Chemistry of Perfumes and Distillation)一书中，论述了香水的制取和蒸馏技术，并列出100多种蒸馏制取的精油或香水。拉齐在《秘密的秘密》(Sirr al-asrar，Secret of Secrets)中详细探讨蒸馏的原料、装置和方法;他另有一本类似书名的著作《秘密之书》(Kitab al-Asrar，Book of Secrets)，内容更充实，应为《秘密的秘密》的增订本。阿维森纳在《医典》(Al-Qanun fi al-tibb，The Canon of Medicine)中多处提到蒸馏的方法，在《治疗之书》(Kitab al-shifa，The Book of Healing)中则哲学化地将身体比喻为蒸馏装置，胃为蒸馏瓶，头为收集体液(humors)的冷凝器(anbiq)。

 

随着11—12世纪阿拉伯文献在欧洲的翻译，古希腊思想和伊斯兰科学知识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伊斯兰科学的影响下，中世纪晚期欧洲逐渐采用蒸馏的方法来提炼黄金或从草本植物中获取各种药露。15世纪下半叶，以德国医生布朗希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约1450—1530)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蒸馏方法与本草知识结合起来，带动了一场以蒸馏技术为标志的医药革命。布朗希威格在1500年出版的《蒸馏简明手册》(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 de simplicibus)一书中介绍了蒸馏装置，并阐述如何通过蒸馏从植物中提取精油或药露及其药用价值。借助欧洲活字印刷术的推动，此书流传极广。1512年，布朗希威格又出版800多页的《蒸馏全书》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 de compositis)(图3)，获得更大的成功。

 

意大利医生马迪奥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1501—1577)以注释迪奥斯科里斯(Pedanius Dioscorides)的《药物志》(De materia medica)而闻名，同时在推广蒸馏本草植物制作药露方面亦有重要贡献。他1523年获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周游欧洲各国担任宫廷医生。在其《迪奥斯科里斯六卷药物志注释》(Nelli sei libri di Pedacio Dioscoride Anazarbeo della materia medicinale)一书中，附录了水蒸气蒸馏药物的方法及设备插图，在后来的版本中则将附录扩充为更为丰富的内容。瑞士著名的植物学家、动物学家、语言学家、目录学家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16—1565)著述宏富，在《秘密疗法宝藏》(Thesaurus euonymi philiatri de remediis secretis)一书中论述了通过蒸馏的方法获取各种药露以治疗身体的疾病。

 

此外，蒸馏技术还被广泛用于矿冶，这在欧洲“矿物学之父”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1494—1555)的《论矿冶》(Dere Metallica，1556)一书中有系统的阐述，如用蒸馏的方法制取水银、硝酸、王水、硫等。明末来华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曾以《坤舆格致》之名将此书节译，抄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其中“阿奄等矿试法”、“强水法”、“分五槿”等部分即述及蒸馏冶炼之法。

 

明清耶稣会北堂藏书中有马迪奥利《迪奥斯科里斯六卷药物志注释》1568年威尼斯意大利文版、1712年威尼斯意大利文版、1680年里昂法文版。此外，北堂藏书中还有一些关于蒸馏的著作，如吉罗拉莫·得·罗西(Girolamo de Rossi，1539—1608)的《论蒸馏》(De destillatione，Hieronymi Rvbei Ravenn，1585)，康拉德·昆哈特(Conrad Khunrath，约1555—1613)的《蒸馏和药物精要》(Medulla destillatoria et medica，1614)，巴托洛梅奥·巴斯切蒂(Bartolomeo Paschetti)的《论蒸馏》(De destillatione catharro vulgo dicta，1615)，以及阿格里科拉《论矿冶》的1556年拉丁文本。明清之际传教士对欧洲有关药露和蒸馏的书籍多有携入，这无疑是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蒸馏技术尤其是熊三拔编译《药露说》的基础。

 

二、蔷薇露:唐至明初阿拉伯香水在中国的流传

 

中国用香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至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唐朝的人们普遍生活在香雾缭绕的氛围之中。香料用以滋补身体、怡养精神、祭祀神灵乃至取悦情人。中国本土的香料已经数不胜数，外来的香料亦不厌其多，它们绝大多数是通过海船从南中国海运过来的。这些来自异域的奇香有:檀香、沉香、龙脑香、广藿香、安息香、苏合香、乳香、没药等。此外，更有一种特别的蔷薇露传入中国，很受中国士人青睐。据说柳宗元(773—819)每收到韩愈(768—824)寄来的诗文，总是要先以“蔷薇露”盥手方才拜读。此说真假难辨，但可反映蔷薇露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

 

与其他固态香料不同，所谓蔷薇露或蔷薇水乃是阿拉伯地区以蔷薇花蒸馏制取的香水。关于蔷薇露传入中国的可靠记载，乃是在后周时期。《册府元龟》云:

 

(世宗显德)五年九月，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萧诃散等来贡方物，中有洒衣蔷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黦，而复郁烈之香连岁不歇。

 

可以想见，唐宋时期阿拉伯地区蔷薇露或玫瑰露之类在中原地区已有不少流传。在西域地区应更为普遍，在一篇吐鲁番出土的古叙利亚文书上，还记载了一个关于治疗脱发的药方，其中便提及玫瑰露。

 

宋代用香无所不用其极，并产生大量的香谱著作，如叶庭桂(1115年进士)《名香谱》，沈立(1007—1078)《香谱》，洪刍(1066—1127)《香谱》，曾慥(?—1155)《香谱》与《香后谱》，陈敬(南宋末期)《陈氏香谱》与《新纂香谱》等。这些香谱既全面记载了中国的各种香料，也反映了当时南洋和阿拉伯香料在中国的流传。

 

关于蔷薇水，《名香谱》、《陈氏香谱》以及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均有类似记载:“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时番使蒲歌散以十五瓶效贡，厥后罕有至者。今多采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焉。其水多伪杂，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其泡周上下者为真。其花与中国蔷薇不同。”《陈氏香谱》中并载有一种“大食水”，谓“此香即大食国蔷薇露也。本土人每蚤起，以爪甲于花上，取露一滴，置耳轮中，则口眼耳鼻皆有香气，终日不散。”这或许是以中国传统的花露想象的另一种蔷薇露。

 

蔷薇水在宋朝蔚为风尚，宋人多用蔷薇水之类的花露来熏制各种香料，典籍、诗词中多有记载。与此相关的蒸馏技术在中国亦有一定流传。宋代蔡絛(1097—约1156)在《铁围山丛谈》中云:

 

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其中明言以银或者银合金为甑，用蔷薇花蒸馏成为香水，香气“不败”乃是因为不断往其中添花，“积而为香”。《陈氏香谱》详录各种香之做法及有关香的典故，也提到了蒸花取露之法:

 

沉香不拘多少，剉碎。取有香花蒸，荼蘼、木犀、橘花或橘叶亦可，福建末利花之类，带露摘花一碗，以瓷盒盛之，纸盖，入甑蒸，食顷取出，去花留汗。汁浸沉香，日中暴干，如是者三，以沉香透润为度。或云皆不若蔷薇水浸之最妙。

 

可见制取香水不仅可用蔷薇花，各种有香味的花均可，所蒸得的“汗”便是精油或纯露之类，然后再用之浸沉香，即可制成“李主花浸沉”。但这远不如用来自阿拉伯的蔷薇水浸润所得为佳。以上蔡絛和陈敬所言，均反映了对阿拉伯蔷薇露的极力推崇。

 

元末日用杂书《墨娥小录》对蒸花取露的方法亦有记载:“春天采百花头，装蒲甑，以盆合盖，周围络以竹筒，半破，就取蒸下倒流香水，收贮用，即名百花香。此广南真传之法。”其中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蒲甑，而且是用多种花一起制成混合香水。

 

明初陈诚(约1365—约1457)曾多次出使西域，在《西域番国志》中对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的蔷薇花和蔷薇露有生动记载:

 

花色鲜红，香气甚重，采置几席，其香稍衰，则收拾罏甑间，如作烧酒之制。蒸出花汁，滴下成水，以甆瓯贮之，故可多得。以浥酒浆，以洒衣服，香气经久不散。故凡合香品，得此最为奇妙也。

 

目睹了当地蔷薇露的蒸馏方法和用途。

 

明末周嘉胄(1582—?)《香乘》为集历代香谱大成之作，煌煌28卷，其中多处提到用蔷薇水来调和各种香，产生特别的香气与氛围。如大家所熟知的采自《陈氏香谱》“江南李主帐中香”:

 

沉香(一两，剉如炷大)，苏合油(以不津磁器盛)，右以香投油，封浸百日，爇之。入蔷薇水更佳。又如“复古东阁云头香”谓:

 

真腊沉香(十两)，金颜香(三两)，佛手香(三两)，番栀子(一两)，梅花片脑(二两半)，龙涎(二两)，麝香(二两)，石芝(一两)，制甲香(半两)，右为细末，蔷薇水和匀，用石之，脱花如常法，爇之。如无蔷薇水，以淡水和之亦可。

 

《香乘》虽对各种香品、香事广为搜罗，但对阿拉伯地区制取香露的蒸馏之法殊少关注(除收录上述《陈氏香谱》和《墨娥小录》中的条目有涉及外)。这可能与阿拉伯香水在明代的流传减少有关，因此蒸馏技术亦似被人淡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露者，阴气之液也，夜气着物而润泽于道傍也。”他根据古人著作，指出露水往往特指白露时清晨草木上的露水，颇受古人崇尚，可“愈百疾，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泽”，各种花草、树叶上的露水又具有不同的功用。然而博学的李时珍并不知西方药露与传统花露之区别，谓“番国有蔷薇露，甚芬香，云是花上露水，未知是否?”可见当时对从中亚或西亚传入中国的药露及技术似已了解不多。

 

三、《药露说》:熊三拔对欧洲药露和蒸馏技术的介绍

 

晚明随着传教士入华，西学得以大规模传入，蒸馏制取药露的方法正是这个时候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如前所述，阿拉伯地区的蔷薇露在唐至元代多有传入，时人对相应的蒸馏技术也有所了解。但或许是因为明代海禁，西方文化传入稀少，人们对蔷薇露及蒸馏技术似已淡忘。因此利玛窦虽说中国出产很多香料，但对从花草中提取香精或药露的方法却毫不了解:“花草的种类也应有尽有，但中国人更看重其美丽的外观，而不重视其香味，因此他们从不知道从花草里提炼香精的技术。”

 

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西方答问》介绍欧洲医药时云:“有制药一家，专炼药草之露，如蔷薇露之类，特取其精华，而弃其渣滓，则用药寡，而得效速，不害脾胃，而渐渍消除。”但同时表示:“中国尝有用此法者，如生紫苏炼为露，置酒中少许，饮下则寒气顿除，而身生快，比用本草更便且验矣。”这似乎表明中国曾有用生紫苏获取药露的办法，但明末之时已不流行。

 

也许正因如此，熊三拔才专门编译了一部《药露说》的小册子，后被附于《泰西水法》第四卷“水法附余”一节刊行于世，对欧洲药露的功用和制作进行详细介绍:

 

凡诸药，系草木果蓏谷菜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今所用蔷薇露，则以蔷薇花作之，其他药所作，皆此类也。凡此诸露，以之为药，胜诸药物，何者?诸药既干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陈米作酒，酒多无力，小西洋用葡萄干作酒，味亦薄焉。若以诸药煎为汤饮，味故不全，间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并其查(渣)滓下之，亦恐未善。凡人饮食，盖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烂;二曰口化，细嚼缓咽;三曰胃化，蒸变传送。二化得力，不劳于胃，故食生、食冷，大嚼急咽，则胃受伤也。胃化既毕，乃传于脾，传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达于周身。其上妙者，化气归筋;其次妙者，化血归脉。用能滋益精髓，长养肌体，调和荣卫。所云妙者，饮食之精华也，故能宣越流通，无处不到。所存糟粕，乃下于大肠焉。今用丸散，皆干药合成，精华已耗，又须受变于胃，传送于脾，所沁入宣布，能有几何?其余悉成糟粕下坠而已。病人脾胃有如老弱，秖应坐享见成饮食，而乃令操臼执爨，责以化治乎?今用诸水，皆诸药之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裁下于咽，即能流通宣越，沁入筋脉，裨益弘多。又蒸馏所得，既于诸物体中，最为上分，复得初力，则气厚势大焉。不见烧酒之味，醲于他酒乎?西国市肆中所鬻药物，大半是诸露水，每味用器盛置，医官止主立方，持方诣肆，和药付之。然且有不堪陈久者，国主及郡邑长吏，岁时遣官巡视诸肆，令取过时之药，是水料者，即倾弃之，是干料者，即杂烧之。盖虑陈久之药，无益于疾，或反致损也。其制法，先造铜锅，平底直口，下稍广，上稍敛，不论大小，皆高四五寸。次造锡兜牟，用铅或银尤胜也。制如兜牟，上为提梁，下口适合铜锅之口，罩在其处;锡口内，去口一寸许，周遭作一锡槽，槽底欲平，无令积水;锡口外，去口一寸许，安一锡管，管通于槽，其势斜下，管之底平于槽之底，宁下无高，以利水之出也。次造灶，与常灶同法，安锅之处，用大砖盖之，四旁以砖甃成一窝，涂之黏土，以铜锅底为模，铜锅底入于灶窝，深二寸，窝底大砖并泥厚二寸。欲作诸露，以物料治净，长大者剉碎之，花则去蒂与心，置铜锅中，不须按实，按实气不上行也。置铜锅入灶窝内，兜牟盖之，文火烧之，砖热则锅底热，热气升于兜牟，即化为水，沿兜牟而下入于沟，出于管，以器承之。兜牟之上以布盖之，恒用冷水湿之，气升遇冷即化水，候物料既干而易之。所得之水以银石瓷器贮之，日晒之，令减其半，则水气尽，能久不坏，玻瓈(璃)尤胜，透日易耗故也。他凡为香，以其花草作之，如蔷薇、木樨、茉莉、梅、莲之属。凡为味，以其花草作之，如薄荷茶、茴香、紫苏之属。诸香与味，用其水皆胜其物。若药肆多作诸药露者，则为大灶，高数层，每层置数器，凡数十器，或平作大灶，置数十器，皆爇火一处，数十器悉得水焉。其薪火人力，俱省数倍矣。

 

注曰:如本图之甲壬癸子，铜锅也;乙庚辛，兜牟也;戌，提梁也;庚辛，锡口也;戊己，槽也;丙丁，管也;丑卯辰，灶也;丑寅，灶面也;申酉，窝也;申酉与壬癸相入，甲子与庚辛相入也;午未，灶门也;亥角亢，大灶也;氐房心尾，平灶也。

 

在这篇专论中，熊三拔首先指出各种药露乃是以新鲜植物具有水性的部分蒸馏而得。接着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将药露与中药对比，谓药露“皆诸药之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裁下于咽，即能流通宣越，沁入筋脉”，并且蒸馏所取乃是植物最佳的部分，故远比中国用干的药材制成的汤剂或药丸效果要好很多。欧洲药店所售大多均为这类药露，“每味用器盛置，医官止主立方，持方诣肆，和药付之”，与中国以药方配药类似。然后才详细说明如何用蒸馏器具制作药露，所述器具为铜锅、锡盖配锡槽和锡管(铅或银更佳)，蒸馏所得之药露则“以银石瓷器贮之”，以玻璃瓶储存更好。若药店需要大量制取药露，则可采用或高或平的大灶，上面放置数十个锅，同时蒸馏取露，以节省柴火和人力。此外，还配有相应的插图(图4)。

 

《药露说》的内容应该编译自上述由传教士携入中国的有关医药和蒸馏的书籍，但为适应中国文化且多与中医药比较，行文已作了明显的调适与改动。经粗略对比，文字很可能编译自马迪奥利的《迪奥斯科里斯六卷药物志注释》中附录关于蒸馏的部分，如其中也多次说到蒸馏用铅铃、铜锅、锡盖等，但关于相关技术流程则做了大幅简化。《药物志注释》中附录了6种炉子和蒸馏类型的插图，且每一个图都做了详细的说明，而《药露说》则概而论之，表达上因多与中国传统比较或糅合而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药露诸器图”虽可能参考马迪奥利一书的6幅插图(图5)而绘制，但与欧洲蒸馏著作中的插图颇不相类，很大程度上已经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炼丹器具的示意图更为相像(图6)。灶台、锅盖等全是中国的画法，与欧洲的蒸馏器具大相径庭，蒸馏的特征极不明显，得仔细配合文字才能明白其原理。作为对比，我们通过日本最早从荷兰翻译的药露制作图(图7)，可看到日本对西方蒸馏的制作方式有更为直接的接受。

 

 

自《泰西水法》刊行之后，药露制作和蒸馏技术便广为传播。作为《泰西水法》的主要翻译者，徐光启(1562—1633)对其中药露的制作无疑有深入的理解，同时他还尝试亲自制作药露。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从天津寄出的一封家书中他谈到:“庞先生教我西国用药法，俱不用渣滓，采取诸药鲜者，如作蔷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腑肌骨间也。”并请在上海的家人广为寻求各种草药种植，“各种要用之药，凡成熟时，便可取了露，各种收藏。又经久不坏，待用时合来便是，所以为妙。”其中的庞先生指的即是庞迪我。《帝京景物略》中亦记载邓玉函尝试在中国以草木制取药露:“函善其国医，言其国剂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所论治及人精微。每尝中国草根，测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将遍尝而露取之，以验成书。”

 

入清以后，外国使臣来华时常贡有各种药露。如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团访华，受到顺治皇帝接见，使团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中即有蔷薇露;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兰宾先吧芝(Vincent Paats)使团的礼品中亦有丁香油、蔷薇花油等。雍正五年(1727)，葡萄牙国王遣使进很多方物，内有药露50瓶及鼻烟、葛巴依瓦油、圣多默巴尔撒木油等各种药物。

 

张诚、白晋则在宫中为康熙帝制作各种药露。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表示:“我们参考时任皇家实验室主任查拉斯(Charas)先生的药典，在皇帝分配给我们在宫殿的房间里，我们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其中有各种形式的炉灶和适于化学操作的仪器和用具。皇上毫不吝惜，大量使用白银制造这些实验器具。我们工作了三个月，制作各种蜜饯、糖浆和精油。在我们工作期间，皇帝偶尔加入。试过这些药后，皇帝对它们非常满意，都打算留下供他使用。”此外，当时宫中还曾以满文编纂了一部《西洋药书》，其中便介绍了西方制作药露的蒸馏法(teliyembi)。

 

康熙时期还在宫中专设露房，用以制作并存放各种渠道获得的药露。康熙六十一年(1722)，露房归并武英殿，地点在武英殿东梢间，随着时间推移，积累了大量药露。嘉庆十九年(1814)，清廷对露房进行修缮，所存药露或交造办处收存，或赏赐给内廷大臣，露房随后不设。姚衡曾谓嘉庆十九年露房修缮，其父姚文田(1758—1827)以户部侍郎和入直南书房获赐药露122种，其中便有花露油20瓶、百花油20瓶、花露6瓶等。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嘉庆间，以西洋贡药赐军机大臣。有所谓噶几牙油、容几拉油、郭巴益巴油、白尔噶木德油、桂皮油，贮玻璃瓶，油色备五。有所谓德里雅噶，贮锡盒;达末利地，贮磁盒，皆黝色如膏。有所谓色噶谋牛、蛇木、若木，贮木盒。皆康熙间贡入者，年久未详其用。”

 

熊三拔介绍的欧洲药露及其制取之法在民间亦多有流传。方以智(1611—1671)是较早了解西方药露制作的学者。他在《物理小识》中对蒸馏装置作了详细记载:

 

铜锅平底，墙高三寸，离底一寸。作隔花，钻之使通气，外以锡作馏盖盖之，其状如盔，其顶圩使盛冷水，其边为通槽，而以一咮流出其馏露也。作灶，以砖二层，上凿孔以安铜锅，其深寸，锅底置砂，砂在砖之上，薪火在砖之下，其花置隔上，故下不用水而花露自出。凡蔷薇、茉莉、柚花，皆可蒸取之。收入磁瓶蜡封，而日中暴之，干其三之一，露乃不坏。服一切药，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近法以砖上砌臼，置沙石，厚一二寸，铺花其上，而以锡盔盖之，但以盐泥泥其外缝。陈则梁曰，以重汤蒸锡甑取露，更无焦气。

 

很明显，这些文字大多取材于熊三拔的《药露说》。方以智弟子揭暄(1613—1695)则在《璇玑遗述》的“水火各征”一节，基本全文转述了熊三拔的《药露说》，还附有蒸馏器具图示，并表示“中土又有以生紫苏蒸为露，置酒中少许，饮下则寒气顿除而身快，比用苏梗煎汤更便”，虽然说的是中国的生紫苏露，但其说则来自艾儒略的《西方答问》。

 

正如上文所说药露不仅是药物，同时也可作为香水。李渔(1611—1680)在《闲情偶记》中谈到女性化妆时说:“富贵人家，则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甑，酝酿而成也。蔷薇最上，群花次之。然用不须多，每于盥浴之后，挹取数匙入掌，拭体拍面而匀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无其气息，是以为佳。”其中便言及花露乃蒸馏而成，女性用之为香水，远较其他各种香料为妙。

 

清初顾若思善用西法制作药露，恽寿平(1633—1690)“赠顾若思”云:“顾子若思，性磊落好古，美遨游，喜方术，能以炉鼎炼烹草木花果，皆成天露，以治疗百病。虽沉疴，投之立起，久服可以扶衰引年。盖药露之妙，去滓诟而取精华，则通灵而无滞。此用之所以神也。”并有赠诗:“海岳闲身物外期，参灵曾得至人师。蒸花炼草成仙露，转笑坤农未得知。神人用药不用药，药有精华用不同。谁知至妙传金鼎，一滴能分造化功。药鼎氤氲生紫烟，抽添火候自天然。金茎玉露寻常有，不许铜人忆汉年。大药原从简易求，先天灵气此中收。直教老病从今减，为尔新添海屋筹。……”顾若思医术高明很大程度似乎得益于蒸馏药露之助力。

 

屈大均(1630—1696)因身处广东，且曾游历澳门，对药露及其制作有深入的了解。他特别介绍了岭南盛行的荼蘼露，可通过三种方式制成:第一就是通过蒸馏荼蘼花所得;其次是用荼蘼花瓣拌糖霜而成，这两种多用作广式点心粉果的馅料;此外，采集荼蘼花上的露水亦可为荼蘼露，这可能是因为与其他花不同，荼蘼花上露水尤为甘冽，故而可直接采集露水而成，也体现了花露在中国传统中的特别蕴含:“露本秋金凝液之气，味甘性凉，故凡百草之露皆可润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颜。”他还指出荼蘼露以大西洋诸国所出最佳，多出口至暹罗、马六甲、占城，进而传入澳门，成为珍贵的香水或饮品，这里所说西洋荼蘼露当为蒸馏所得。

 

屈大均还顺带介绍了大名鼎鼎的蔷薇水，指出蔷薇水乃是以南亚(三佛齐)种植的蔷薇花所制，并经暹罗、爪哇、马六甲等国进贡，当时广人亦以土蔷薇效仿制作，但质量低劣。为辨别真假，可摇晃玻璃瓶内蔷薇水，四周能产生气泡者则为真。并谓“蔷薇蛮妇手，茉莉汉人头”，说明西人对蔷薇露的青睐。

 

药露和蒸馏之法自清中后期还被一些士人认为是养生绝佳方法。曹庭栋(1699—1785)在《老老恒言》中引用《泰西水法》，提倡蒸露和蒸食:“蒸露法同烧酒，诸物皆可蒸，堪为饮食之助。盖物之精液，全在气味，其质尽糟粕耳。犹之饮食入胃，精神上输于肺，宣布诸藏，糟粕归于大肠，与蒸露等。故蒸露之性，虽随物而异，能升腾清阳之气，其取益一也。如稻米露发舒胃阳，可代汤饮，病后尤宜。他如藿香薄荷之类，俱宜蒸取露用。《泰西水法》曰:‘西国药肆中，大半是药露，持方诣肆，和露付之。’则方药亦可蒸露也。须预办蒸器，随物蒸用。”对蒸馏之法大加赞赏。

 

顾仲在烹饪著作《养小录》中记载各种花露的制取及食用方法:“仿烧酒锡甑、木桶减小样，制一具，蒸诸香露。凡诸花及诸叶香者，俱可蒸露。入汤代茶，种种益人。入酒增味，调汁制饵，无所不宜。”并列举宜蒸之花叶30余种，其中以野蔷薇蒸露最佳。

 

对西方药露制作和蒸馏技术介绍得最为系统的当属赵学敏(1719—1805)。他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详细阐述了药露的制作方法:

 

凡物之有质者，皆可取露。露乃物质之精华。其法始于大西洋，传入中国。大则用甑，小则用壶，皆可蒸取。其露即所蒸物之气水，物虽有五色不齐，其所取之露无不白，只以气别，不能以色别也。时医多有用药露者，取其清冽之气，可以疏瀹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也。名品甚多，今列其常为日用、知其主治者数则于左，余俟续考，以补其全。

 

接着记录了以蒸馏法制取的金银花露、薄荷露、玫瑰露、佛手露、香橼露、桂花露、茉莉露、蔷薇露、兰花露、鸡露、米露、姜露、椒露、丁香露、梅露、骨皮露、白荷花露、桑叶露、夏枯草露、枇杷叶露、甘菊花露等20余种及其功效。其中特别指出蔷薇露“出大食、占城、爪哇、回回等国，番名阿剌吉。洒衣经岁其香不歇，能疗心疾，以琉璃瓶盛之，翻摇数回，泡周上下者真。功同酴醾露，皆可以泽肌润体，去发腻，散胸膈郁气。又一种内地蔷薇露，系中土蔷薇花所蒸，专治温中达表，解散风邪。”指出进口和本土制作蔷薇露的区别。

 

《本草纲目拾遗》所记各种露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即将蒸馏之法用于童子鸡、新鲜白米、姜和鲜椒，制取所谓鸡露、米露、姜露、椒露。鸡露具有“消痰、益血、助脾、长力、生津、明目”之效，为“五损虚劳神药”;米露“补脾胃亏损，生肺金如神”;姜露“辟寒、解中霜雾毒、驱瘴、消食化痰”;椒露则“明目、开胃、运食、健脾”。这是蒸馏之法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推而广之用以制取更多中药制剂的努力与尝试。

 

随着逐渐为人所熟知，来自欧洲的药露自然不自然地被同化为中药制剂的一部分，晚清的很多医书均将药露纳入其中。如晚清胡雪岩在杭州创立著名的胡庆余堂中药店，制作各种中药丸散膏丹，有“江南药王”之誉。在他所编的《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中，收录了21种药露:鲜生地露、地骨皮露、枇杷叶露、夏枯草露、金银花露、玫瑰花露、白荷花露、早桂花露、甘菊花露、黄菊花露、茉莉花露、霜桑叶露、薄荷叶露、鲜佛手露、鲜藿香露、鲜橄榄露、鲜稻子露、陈香橼露、马兰根露、野蔷薇露、香青蒿露。书中仅简单介绍它们的各种功用，对其来源及制作方法均未涉及。在丸散膏丹汤之外，露已经成为中药的一种新剂型。

 

五、结语

 

无论是出于宗教目的还是日常生活，香料的使用在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极为普遍，因此也成为中西方交流中的重要商品。9世纪形成于阿拉伯的蒸馏花草制取香露的方法，使得香料王国变得更为丰富，阿拉伯的各种香水行销世界各地。唐宋时期传入中国的蔷薇露便是其中的头牌，极受中国士人的青睐，其制作方法也被中国人约略知悉，但并未获得广泛传播，以致到明中后期渐被淡忘。明末入华耶稣会士熊三拔在其《药露说》中详细介绍了欧洲蒸花取露的方法和药露的功用。不同于唐宋时期之作为香水，熊氏首用“药露”一语，强调蒸花取露的药用性，远优于以干草木制成的中药。随着熊氏关于欧洲药露的介绍，相应的蒸馏技术亦在中国广为传播。徐光启、方以智、揭暄、屈大均、李渔、赵学敏等纷纷加入学习药露制作的行列，并逐渐将药露吸纳为中药制剂的一部分。从唐宋至明清西方药露在中国陆续传播的历史中，熊三拔堪称第一个系统将西方蒸馏技术人传入中国的西人。

 

外来物质文化在一个地方流传的深入程度，往往依赖于接受者对其背后技术或科学原理的掌握。因此，尽管蔷薇水及蒸馏之法早在唐宋时期即传入中国，但可能是国人疏于对蒸馏技术背后原理的认识，因此其法未能广为传播。直到明末欧洲蒸馏技术及其原理由传教士系统引介，并将其产品的功效从香水推广至药露，通过蒸馏的方法采用花草制作各种药露才得以在中国推广和运用。与此类似，中国虽然很早就知道透镜的制作，且眼镜亦于元明时期即从西域传入中国，但直到汤若望的《远镜说》之后，中国掌握了透镜的光学原理方才学会如何制作眼镜、望远镜等光学器具。这也反映了唐宋元时期的中西方交流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的层面，而明清来华传教士则更多涉及了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且多有士人响应，使得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步入到更深的层次。

 

孙承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