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大公国

（一）立陶宛大公国（全称“立陶宛、罗斯和萨莫吉希亚大公国”）是一个存在于13世纪至1569年间的欧洲君主制国家，随后该国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组成部分，直到1793年《五三宪法》被颁布后其独立地位被废除，以使联邦统一。该国由立陶宛人所建立，而立陶宛人是起源于奥克什泰蒂亚的波罗的语族部落之一，皈依天主教前信奉多神教。大公国后来向基辅罗斯故土与其他斯拉夫土地扩张，其国土涵盖现今的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爱沙尼亚、波兰、摩尔多瓦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15世纪该国领土是当时欧洲的最大国家，它是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上体现出很大的多样性。立陶宛土地的统一自12世纪开始，大公国的第一位统治者明道加斯在1253年获加冕为天主教立陶宛国王，这个多神教国家在北方十字军时成为条顿骑士团和利沃尼亚骑士团的靶心。直到格迪米纳斯统治时期的后期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才崭露头角，并在其子阿尔基尔达斯治下继续扩张。阿尔基尔达斯的继任者约盖拉在1386年签订克雷瓦联合给立陶宛大公国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两笔：其一是立陶宛昄依天主教，另一是奠定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王国（1385年 - 1569年）的王室联合。在维陶塔斯统治时大公国处在最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时期，并在1410年格伦瓦德之战中挫败条顿骑士团，这个时期还标志着立陶宛贵族的崛起。维陶塔斯死后立陶宛与波兰王国的关系极度恶化，包括拉齐维乌家族在内的立陶宛贵族试图破坏与波兰的君合关系，但是莫斯科-立陶宛战争的失败使得这个联合毫发无损。1569年7月波兰与立陶宛在卢布林重新签订联盟条约，规定两国有一个共同的议会、共同的选王制和执行一致的对外政策，原来属于立陶宛的乌克兰地区直接并入波兰版图。立陶宛大公国保留其政治独立性，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军队和国库，史称卢布林合并。从此两国正式合并，建立波兰立陶宛王国。

（二）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波兰权贵企图继续向东扩张，与俄国发生冲突，在一系列毁灭性的战争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795年遭俄罗斯帝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大公国瓜分而灭亡。史书上第一次提到立陶宛是在奎德林堡编年史中，这个编年史记载日期从1009年开始。12世纪东斯拉夫编年史将立陶宛记载为罗斯人攻打的地方，起初立陶宛异教徒向波洛茨克进攻，但随后势力增强并组织自己的小规模袭击。在1180年至1183年的某一时刻事态发生变化，立陶宛人开始连续不断地进袭东斯拉夫地带，袭击波洛茨克公国和普斯科夫，甚至威胁到诺夫哥罗德，这样星星点点的军事袭击体现出立陶宛人在奥克什泰蒂亚的领土的巩固。军事修士会利沃尼亚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出现于这一地带，前者在1202年建立于里加，后者1226年扎根于普鲁士。基督教骑士团形成对信奉异教的波罗的部落的重大威胁，并进一步促使这一地区形成国家。签订于1219年的与加利西亚-沃里希连的和约证明立陶宛人与萨莫吉希亚人的合作，这份条约罗列出21位立陶宛公爵，其中包括5位来自奥克什泰蒂亚的高等公爵（日温布达斯、道约塔斯、维利凯拉、道斯普伦加斯和明道加斯）和几位来自萨莫吉希亚的公爵。尽管立陶宛人和萨莫吉希亚人双方此前彼此交战，但他们得面对共同的敌人。可能日温布达斯拥有最大权力，至少几位公爵来自同一家族，对共同利益的正式承认和建基于条约签署人的统治阶级的建立预示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兴起。南立陶宛公爵明道加斯在与加利西亚-沃里希连的条约中被提到，是5位高等公爵中一位，根据利沃尼亚押韵编年史记载到1230年代中期明道加斯就已得到统治整个立陶宛的最高权力。

（三）1236年维金塔斯领导的萨莫吉希亚人在苏勒战役中击败利沃尼亚骑士团，该骑士团被迫成为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一个分支，这意味着萨摩吉希亚这一将利沃尼亚与普鲁士分隔开来的狭长地带成为两大骑士团的主要目标。这场战役让骑士团和立陶宛在战争期间得以喘息，而立陶宛利用此机会向鲁塞尼亚地带进攻，吞并新格鲁多克和格罗德诺。苏勒战役是1236年9月22日在今天立陶宛西奥利艾附近的发生的一场宝剑骑士团（又名立沃尼亚骑士团）与当地土著居民——立陶宛人、萨莫吉希亚人和斯米伽联人的战役，战役以宝剑骑士团失败告终，这场战役是北方十字军入侵战争的一部分。骑士团先袭击一群萨莫吉希亚人聚落，但是在向北返回渡河的过程中遭遇到一队意志坚定的萨莫吉希亚人，但由于随行的荷尔斯泰因骑兵认为在沼泽中冒险步行战斗会丢了马，因此大军不得不当晚扎营而失去战机。第二天一早异教徒的主力军队——萨莫吉希亚人连同立陶宛人已经完成在骑士团营地附近的集结，随后立陶宛轻骑兵以狭长的队列投掷标枪，重创还未展开的骑士团重骑兵，包括团长Volkwin在内的大批骑士被当场击毙。骑士团阵列立即陷入混乱，那些被骑士团所指挥的本地轻装士兵迅速逃离战场。战争发生的准确地点已经无从知晓，有人说在立陶宛的西奥利艾附近，有人说在拉脱维亚的包斯卡附近，另外苏勒在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中是太阳的意思。宝剑骑士团于1202年在里加成立，中部设于费林（今天爱莎尼亚的维尔杨迪），其目的是征服波罗的海的异教徒部落并使其皈依基督教。

（四）到了1230年骑士团陷入财政和兵员紧张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声誉问题，骑士团受其主要赞助者——教宗格里高利九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指挥。1236年秋天一支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援助骑士团的骑兵部队抵达，他们要求立即投入战斗，于是团长Volkwin与友军普斯科夫亲王率军从南部进入异教徒萨莫吉希亚人的领地，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骑士团已经接到教宗要求骑士团对立陶宛和萨莫吉希亚发动圣战的命令。这场战斗使得宝剑骑士团这个最先在波罗的海建立的骑士团受到重创（有至少五十名骑士以及两千多名士兵阵亡），其残部不得不于1237年和比他晚介入波罗的海的条顿骑士团合并（但是依旧保存其建制）。这场战斗激起之前被宝剑骑士团压迫的诸如萨莫吉希亚人和斯米伽联人等人民的反抗，沉重的打击基督徒的北方十字军运动。1248年明道加斯与他的侄子陶特维拉斯和埃迪维达斯之间爆发内战，后两者与维金塔斯、利沃尼亚骑士团、加利西亚的丹尼尔和沃里希连的瓦西里科结成反明道加斯的前大同盟。明道加斯利用内战与利沃尼亚骑士团结盟，他保证昄依基督教并献出西立陶宛的部分领土，以换取骑士团对他的侄子的军事打击和王位。1251年明道加斯受洗，教宗英诺森四世发布教宗诏书，宣布成立立陶宛王国。内战结束后明道加斯在1253年被封为立陶宛国王，开始1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明道加斯试图将其影响力向道加瓦河岸重要商业中心波拉茨克与平斯克蔓延，条顿骑士团利用这一时期在萨摩吉希亚和利沃尼亚加强地位，但却在1259年的斯库奥达斯战役和1260年的杜尔贝战役失利，这两次失利激起瑟米加利亚人和普鲁士人反抗骑士团。

（五）杜尔贝战役是中世纪利沃尼亚十字军入侵时期在距今拉脱维亚列帕亚以东23公里处的杜尔贝附近发生的战役，这场战役引发大普鲁士起义（1274年结束）和瑟米加利亚人（1290年投降）与库洛尼亚人（1267年投降）的起义。此役将骑士团20多年来对利沃尼亚的征服所带来的成果化为乌有，利沃尼亚骑士团需花30多年的时间恢复其统治。利沃尼亚骑士团自1253年就与萨莫吉希亚人交战，这时明道加斯加冕为立陶宛国王，并将萨摩吉希亚的部分土地让给骑士团。萨莫吉希亚人不承认这次割让，并为他们的独立而战。对骑士团而言萨摩吉希亚极具战略意义，因为拥有它便能将他们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萨摩吉希亚于1257年在新建立的梅梅尔城堡（克莱佩达）附近杀死12名骑士，此后双方签署为期2年的停战协议。停战期满后萨摩吉希亚人便入侵库尔兰，并在1259年斯库奥达斯战役中击败骑士团，如此胜利激励瑟米加利亚人奋起反抗。骑士团此时转为战略战争阶段，向特尔韦特发起进攻，以期将这个瑟米加利亚前哨变成条顿城堡。进攻失败后他们在附近的多贝莱和格奥尔根堡（也许在现尤尔巴尔卡斯附近）修筑要塞（两地皆位于萨摩吉希亚），瑟米加利亚人进攻多贝莱，但因为缺乏攻城战术而伤亡颇大。萨摩吉希亚人则没有直接进攻格奥尔根堡，而是在附近修筑要塞，阻断其物资供应并连续不断地骚扰骑士团的要塞。利沃尼亚骑士团大团长布尔哈尔德·冯·霍尔恩豪森组织大军与萨莫吉希亚人交战，1260年1月25日骑士团从亚历山大四世得到教宗诏书来保佑骑士团，并与马佐夫舍公爵谢莫韦特一世签订和约。

（六）普鲁士、利沃尼亚骑士团与其盟友的军队在梅梅尔城堡会合，计划增援被包围的格奥尔根堡。但是他们得知萨摩吉希亚大军突袭库尔兰，骑士团决定向现拉脱维亚进军，抵御萨莫吉希亚人的袭击，双方在杜尔贝湖南岸遭遇。骑士团内部发生内讧使其战力大受影响，爱沙尼亚的丹麦人拒绝下马作战，虽然骑兵并不适合在沼泽地作战。战役打响时当地的库洛尼亚人拒绝与骑士团合作，因为骑士团拒绝从萨摩吉希亚营中解放任何被俘的库洛尼亚人，彼得·冯·杜斯伯格甚至称库洛尼亚人甚至从后部攻击骑士团。爱沙尼亚人和其他原住民随后也都和库洛尼亚人一样拒绝同骑士团合作，遭遇如此背叛后骑士团四面楚歌，遭受重大伤亡，150名左右的骑士与几百名世俗骑士或低级士兵战死沙场。1260年7月13日萨莫吉希亚人彻底击败来自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和来自利沃尼亚的利沃尼亚骑士团的联军，150名骑士皆战死于此役，其中包括利沃尼亚骑士团团长布尔哈尔德·冯·霍尔恩豪森和普鲁士地区主帅亨里克·博特尔。这是13世纪骑士团的最大失利，其第二大失利为艾兹克劳克莱战役，共71名骑士战死。战役之后波罗的海地区各地爆发大大小小的起义活动反抗条顿骑士团的统治，其中包括大普鲁士起义、瑟米加利亚人与库洛尼亚（库尔兰）人的起义，库洛尼亚人与萨莫吉希亚人向位于文塔河以西的条顿城堡发起进攻。大捷之后据称特莱尼奥塔公爵说服其舅舅立陶宛国王明道加斯放弃基督教，终结与条顿骑士团之间的休战状态。特莱尼奥塔组织对利沃尼亚的军事行动，并得到立陶宛人的支持。1263年特莱尼奥塔暗杀明道加斯，篡夺立陶宛大公之位，并恢复异教信仰。

（七）接下来的政局动荡使立陶宛大公国未能充分利用骑士团的衰落，但是骑士团当时正全力镇压叛乱地区，到1280年为止还没有对立陶宛显示出更大威胁。在这一层面上这场大捷为新生的立陶宛国家争取时间，使其成熟、巩固地位并进行扩张，直到面对全面的十字军入侵为止。在特莱尼奥塔的鼓动下明道加斯撕毁与骑士团的和约，可能重新信奉他的旧神明，并与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结盟，他希望将所有波罗的部落联合在立陶宛的统治下。因为军事行动不成功，明道加斯和特莱尼奥塔的关系恶化，特莱尼奥塔与道曼塔斯在1263年刺杀明道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鲁克利斯和鲁佩基斯，立陶宛此后陷入多年的内战阴霾之中。1263年到1269年立陶宛出现3位大公——特莱尼奥塔、瓦伊什维尔卡斯和斯瓦尔恩并存的局面，但是国家没有分裂。特莱德尼斯在1269年掌权，他加强立陶宛在黑鲁塞尼亚的控制权并与利沃尼亚骑士团交战，取得1270年卡鲁塞战役和1279年艾兹克劳克莱战役的胜利。至于在1282年特莱德尼斯死后到1295年维特尼斯宣称拥有大公之位之间的这一段时期立陶宛大公是谁当代仍存较大争议，这一时期骑士团定下他们的征服行动。1274年大普鲁士起义结束，条顿骑士团继续征服其他波罗的部落：1274年到1277年征服纳德鲁维亚人和斯卡尔维亚人，1283年征服约特温吉亚人；利沃尼亚骑士团则在1291年继续征服立陶宛最后的波罗旳盟友塞米加利亚。骑士团可以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立陶宛，由于其他波罗的部落构成的“缓冲地带”消失，立陶宛大公国被迫自己与骑士团作战。

（八）格迪米纳斯王朝统治立陶宛大公国已历几个世纪，而维特尼斯是该王朝第一位统治者，他的统治时期被看做是与骑士团、波兰王国和鲁塞尼亚之间的连年交战。维特尼斯被卷入与波兰王权继承权相关的斗争之中，他在斗争中支持马佐夫舍的博莱斯瓦夫二世，后者与立陶宛女公爵高德蒙达结婚。在鲁塞尼亚中维特尼斯试图收复在明道加斯遇刺后失去的土地，攻下平斯克公国和图罗夫公国。在与骑士团的冲突中维特尼斯与里加市民结盟，里加利用其稳固的地位巩固贸易路线并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提供根据地。1307年重要商贸中心波洛茨克被军队包围，维特尼斯也开始在尼曼河沿岸建设防御工事网，这条防御工事网逐渐成为对抗条顿骑士团的重要防线。图罗夫-平斯克公国是古罗斯封建公国之一，地处普里皮亚季河及其支流地区，居民主要德列戈维奇人。首都是图罗夫城，图罗夫城位于普里皮亚季河畔，今属白俄罗斯，主要城市有平斯克（今属白俄罗斯）、克列切斯克、斯卢切斯克、莫济里等。10—11世纪在基辅罗斯大公国同波兰之间的关系上曾起过显著作用，地处从基辅通往波罗的海重要商道。12世纪末脱离基辅大公国统治，13世纪初分裂成图罗夫、平斯克、斯卢茨克、克列茨克等一系列小的封建公国。14世纪前半期原图罗夫-平斯克的领土被立陶宛大公国占领，16世纪被并入波兰，直至18世纪才重新被并入俄国的版图。

（九）领土扩张在格迪米纳斯治下达到高潮，此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并建立一个国土由黑海向波罗的海延伸的帝国。1320年西罗斯人的公国不是向立陶宛称臣，就是被立陶宛直接吞并。1321年格迪米纳斯攻下基辅，流放统治基辅的最后一位留里克王朝成员斯坦尼斯瓦夫。格迪米纳斯重建立陶宛大公国的永久首都维尔纽斯，这个首都可能是在1323年从特拉凯移过来的，包括16世纪的马切伊·斯特雷伊科夫斯基在内的部分学者认为新格鲁多克是13世纪立陶宛的首都。立陶宛是基辅罗斯西部和南部的理想继承者，几乎周围的所有国家被蒙古人劫掠或击败，但是蒙古的铁骑却在当代的白俄罗斯边界停了下来，立陶宛大公国的大部分地方未受荼毒。立陶宛的扩张浪潮也加快了，因为蒙古人对他们征服的地方统治薄弱。罗斯诸公国从未被直接编入金帐汗国，相反它们一直是附庸国，享有程度尚可的独立性。立陶宛的扩张在东斯拉夫人的领土上只受到非常微弱的抵抗，而蒙古人对他们的抵御也非常有限。立陶宛的崛起进入理想状态，但是立陶宛大公国不只建基于赫赫武功，外交与军队对立陶宛而言一向同样重要。立陶宛所征服的绝大多数城市，但非所有城市虽然在战场上未被打败，也情愿向立陶宛大公国称臣。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此前已向金帐汗国或莫斯科大公国称藩，对它们而言这样的决定不是放弃独立，只是换了个主子而已。

（十）在诺夫哥罗德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国家经常进入立陶宛的势力范围，但只是偶尔附庸立陶宛大公国。一定程度上立陶宛的统治是城市内部斗争的结果，这些城市试图避免向马佐夫舍投降，但是这样建国并不稳固。城市内部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将其拉出立陶宛的统治范围，诺夫哥罗德和其他东斯拉夫城市多次出现这种情况。立陶宛在1387年昄依基督教，此次改宗由约盖拉发起，而此人又将基督教祈祷文译为立陶宛语。立陶宛在维陶塔斯大帝统治时期（1392年到1430年）国力达到顶峰，维陶塔斯是立陶宛大公国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在1401年到1430年是大公，此外还是格罗德诺（1370年-1382年）与卢茨克（1387年-1389年）王公。维陶塔斯是科斯图提斯之子、约盖拉堂兄、瓦西里二世祖父，他的堂弟约盖拉在1386年成为波兰国王。1410年维陶塔斯亲帅大公国军队参与格伦瓦德之战。此战波兰-立陶宛联军对条顿骑士团取得决定性胜利。维陶塔斯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进行多次改革。维陶塔斯在统治时期内在立陶宛大公国逐步推行中央集权，他用忠于自己的地方长官取代那些与大公有着血缘关系的本地王公。这些地方长官为富有地主，形成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阶层，在维陶塔斯治下拉齐维乌家族和戈什陶塔斯家族开始获得影响力。莫斯科大公国因其影响力而迅速扩张成立陶宛大公国的敌人，在1478年吞并诺夫哥罗德后莫斯科大公国确实是东北欧最突出的国家。1492年至1508年间伊凡三世在关键之战维德罗沙战役取胜后收复基辅罗斯故土，譬如切尔尼戈夫和布良斯克。

（十一）立陶宛的领土遭到莫斯科的侵占以及后者对立陶宛国家产生威胁的局面迫使立陶宛与波兰走得更近，1514年立陶宛在波兰支持下取得奥尔沙会战的胜利。立陶宛与它的西部邻国在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中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两国联邦），根据联合时过去由在很大程度上被鲁塞尼亚化的立陶宛大公国的诸多领土被转给波兰王国领地，立陶宛自身在波兰的统治下也逐渐被波兰化。大公国在联邦仍保留诸多权力（包括也已拥有自己的政府、国库和军队），直到1791年五三宪法通过。波兰立陶宛王国成立初期开始对周围各国展开侵占，如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并与沙俄君主伊凡雷帝于1558年展开维持25年的拉脱维亚战争，争夺拉脱维亚。战争中王国虽获胜，但之后又与沙俄及瑞典持续战争与冲突，国力因此日渐消耗。16世纪中期开始沙俄以蚕吞方式逐渐入侵该王国并兼并大片土地，王国摇摇欲坠。18世纪普鲁士崛起，最终该王国土地遭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1795年波兰立陶宛王国正式灭亡。在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后前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被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而不置入波兰会议王国（由联邦的剩余部分构成，君主是俄罗斯沙皇）。但是在1812年在俄法战争前夕前大公国领土发生反抗俄国的暴动，在拿破仑抵达维尔纽斯后他宣称成立立陶宛大公国临时代表政府，并相应地重建波兰立陶宛联合。但是因为仅半年后拿破仑的大军被俄国击退并继续向西撤退，联合从未实现。1812年12月维尔纽斯被俄军重新占领，将所有重建大公国的计划画上句号。

（十二）1260年立陶宛大公国所处的就是立陶宛公国的位置，立陶宛民族在其40万人口中占大多数（67.5%）。因为新占领鲁塞尼亚，1340年立陶宛人的百分比降至30%。到13世纪末和14世纪项罗斯土地扩张得最大的时期立陶宛大公国领土80万到93万平方千米，只有10%到14%的人口属立陶宛民族。1493年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总人口估计为750万，按种族分375万人属鲁塞尼亚人（种族上可分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325万波兰人和50万立陶宛人。1569年因为卢布林联合，立陶宛大公国将大片领土献给波兰领地。在17世纪中后期因为俄罗斯和瑞典的入侵，整个立陶宛大公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大量人口，其中包括维尔纽斯周边地区的立陶宛人口。除遭到破坏外因为领土被俄罗斯帝国吞并，鲁塞尼亚人人口也相应减少。到1770年立陶宛大公国占地面积32万平方千米，居民484万。其中最多的是鲁塞尼亚居民，139万（占29%）是立陶宛本部居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口因为三国瓜分联邦而减少。13世纪立陶宛大公国中心地带居民大多讲立陶宛语，但到16世纪此语言才有相应的文字。在大公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白罗斯，那里大多是读写鲁塞尼亚语的鲁塞尼亚贵族与平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贵族会适应这个新地方并接受当地的宗教和文化，那些迁至东斯拉夫地区的立陶宛贵族家族会很快一代代地采纳当地的文化。鲁塞尼亚人是立陶宛大公国的中部和东南部原住民因为在卢布林联合后鲁塞尼亚人分布在整个大公国超过一半的地方，在联合以前也占较大比重，从这个意义来说立陶宛大公国是东斯拉夫国家。

（十三）鲁塞尼亚语以及拉丁文和德语被用来记载法律，在维陶塔斯统治时期现存的用鲁塞尼亚语写成的文件比用拉丁文和德语写成的文件少，但后来鲁塞尼亚语成为记载文件和书写的主要语言。在16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立陶宛被逐步波兰化，并开始用波兰语取代鲁塞尼亚语，在1697年后者被波兰语正式取代其波兰立陶宛联邦行政用语的地位。拥有较多立陶宛人口的省份包括维尔纽斯省、特拉凯省和萨莫吉希亚公国，特拉凯省南部和维尔纽斯省东南部也有很多白俄罗斯人，在一些东南部的县他们也是重要的语言群体。除立陶宛人和鲁塞尼亚人之外整个立陶宛的其他重要民族群体包括犹太人和鞑靼人，维尔纽斯和周边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在这里居民所讲的语言包括立陶宛语、波兰语、白俄罗斯语、意第绪语、德语以及鞑靼语和卡莱姆语等。被用于立陶宛大公国官方文件和大部分文书工作的语言是鲁塞尼亚语（东斯拉夫语、旧白俄罗斯语或旧乌克兰语），拉丁语、德语和波兰语次之（上述三种语言多用于外交通讯中）。1468年的卡齐米日法典和三版立陶宛大公国法规（1529年、1566年和1588年）都由旧白俄罗斯语书写，立陶宛大公国法规随后被译为拉丁语和波兰语。鲁塞尼亚语被用来与东方国家沟通，拉丁语和德语被用于与西方国家相关的外交事务中。在卢布林联合后波兰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波兰语的使用也日益广泛。1697年波兰语取代鲁塞尼亚语作为行政用语，但鲁塞尼亚语写成的文件仍在被抄写，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 

（十四）尽管立陶宛语在维陶塔斯和约盖拉之后在大公国的地位仍存争议，但有人相信大公亚历山大一世会认会讲立陶宛语，而最后一位大公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保留使用波兰语和使用立陶宛语的法院。自维陶塔斯时代起可能时间还要向前推，立陶宛语就已不被政府用作行政用语了。自16世纪初起（特别是在1508年米哈乌·格林斯基武装起义后）就有奖鲁塞尼亚语转为拉丁语的尝试，但鲁塞尼亚语显得根深蒂固，鲁塞尼亚语在教育结构上的地位不仅在罗斯很强势，在立陶宛也是如此。在波兰语进入立陶宛大公国的背景下立陶宛大公国宫廷总管莱夫·萨皮耶哈称法典使用大公国自己的鲁塞尼亚语编写的，米卡洛尤斯·道克沙在他的《后》（1599年）的前言中用波兰语写到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贵族们）较立陶宛语而言更愿讲波兰语，尽管他们中大部分波兰语讲得很蹩脚。这种气氛在1564年到1566年间的政治改革中出现，这场改革创立波兰式的政治法律制度：贵族构成的用于推选大瑟姆议员的地方议会、地方土地裁判所、特别法院、和上诉法院。拥护王室的大公国居民自身更愿用波兰语，尽管立陶宛主要依靠和平手段获得其大部分的鲁塞尼亚领土，但如果需要时还是可以召集军力，且它是东欧唯一一个能够有效抗衡金帐汗国的势力。金帐汗国试图抵御立陶宛的尝试，最终常常无功而返。1333年和1339年立陶宛军击败试图从立陶宛势力范围重夺斯摩棱斯克的蒙古大军，到1355年摩尔达维亚国成立，金帐汗国未能使此地称臣。

（十五）1387年摩尔达维亚成为波兰藩国，更广泛地说是立陶宛的藩国，到这个时候金帐汗国直到第聂伯河为止的领土皆为立陶宛所征服。在1398年一次针对金帐汗国的十字军中（在与脱脱迷失结盟的情况下）立陶宛入侵北克里米亚并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在1399年立陶宛向金帐汗国进军，以扶持脱脱迷失当金帐汗国大汗。但在沃尔斯克拉河战役中立陶宛军被金帐汗国大败，失去东欧大草原地区。沃尔斯克拉河战役（1399年8月12日）是帖木儿·忽格鲁特大败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的战役，从而粉碎他控制南俄草原的机会。金帐汗国内战之后帖木儿支持的埃迪古将军成为大汗，前可汗脱脱迷失兵败捷列克河（帖列克河战役）之后西逃，并向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求援。1399年8月维陶塔斯率领一支由立陶宛人、波兰人、鞑靼人和条顿骑士组成的联军入侵金帐汗国，帖木儿·忽格鲁特和埃迪古组成联军迎战。同月12日两军在第聂伯河支流沃尔斯克拉河畔相遇，并展开战斗。维陶塔斯的军队起初打的很出色，但当帖木儿·忽格鲁特分兵一部抄维陶塔斯的后路，联军随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大部被歼，维陶塔斯仅以身免。此后维陶塔斯就放弃干涉金帐汗国的计划，从而致力于与波兰、条顿骑士团和北俄罗斯打交道。自明道加斯1252年受洗和1253年加冕为王之后立陶宛被认为是基督教国家，直到1260年明道加斯支持库尔兰起义（根据德意志骑士团的说法）并放弃基督教信仰，直到1387年为止立陶宛贵族仍公开信仰自己的多神教。

（十六）立陶宛民族对他们的信仰十分虔诚，正因为在民间影响根深蒂固，这些异教信仰才能在传教士与外国势力的重压之下仍能幸存。直到17世纪立陶宛仍有从异教信仰流传下来的习俗，譬如喂养草蛇神、祭祖等。但是居住在当代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居民以及这些地区的本地王公都是坚定的东正教徒（布列斯特联合后为希腊天主教徒），虽然立陶宛的异教信仰足以在军事修士会和传教士的压力下坚持几个世纪，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了。1387年立陶宛改宗天主教，而鲁塞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仍保持东正教信仰。1569年的布列斯特联合有分化东正教徒的作用，通过这次联合后希腊天主教徒承认教皇的威权，接受天主教教义，但保留东正教礼仪，大公国也成了宗教改革的重要中心之一。17世纪后半段加尔文教派蔓延至立陶宛，得到拉齐维乌家族、霍德凯维奇家族、萨皮耶哈家族和多罗霍斯塔伊斯基家族和其他家族的支持。到1580年代立陶宛议员大多是加尔文派信徒，甚至还可能是阿里乌斯派信徒（扬·基什卡）。1579年波兰国王暨立陶宛大公斯特凡·巴托里成立维尔纽斯大学，这是东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因为反宗教改革中耶稣会会众的努力，该大学随后发展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科学与文化中心，与立陶宛大公国最有名的科学中心。耶稣会的工作和立陶宛议员家族的昄依改变时代的潮流，到1670年代加尔文主义失去它旧有的影响力，尽管它在立陶宛族农民和一些当时彻底波兰化的中等贵族中仍有一定影响。

（十七）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的见解称立陶宛统治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前基辅罗斯的居民进行民族划分，由此看来立陶宛大公国的成立在对东斯拉夫人划分的方面上起主要作用。在征服罗斯后蒙古人试图保持东斯拉夫人的统一，并使对鲁塞尼亚大部分土地的征服取得成功。因为（波罗旳语系的）普鲁士部落攻打马佐夫舍，马佐夫舍的康拉德公爵邀请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附近扎根。普鲁士和条顿骑士团之间的冲突使得关系更为疏远的立陶宛部落有时间统一。因为南北都有强敌，新成立的立陶宛将其大部分军力和外交工作放在向东扩张上。鲁塞尼亚剩余土地（白俄罗斯诸国）在很早时就并入立陶宛大公国，而乌克兰的部分未被蒙古征服的领土随后也被立陶宛收为藩属，两大势力对东斯拉夫人的征服使得这个人种内部产生巨大的差异并延续至当代。根据这种说法时在基辅罗斯时期鲁塞尼亚内部肯定有巨大的地区差异，而立陶宛对鲁塞尼亚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吞并使得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有着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异。其他人则争论称鲁塞尼亚居民之间的民族和语言差异并非自蒙古和立陶宛对这个地区的瓜分开始出现，这种差异早在立陶宛大公国成立之前就有，他们称在二十世纪之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的种族和语言范围与政治版图并不一致，尽管如此但在明道加斯于1253年被罗马教皇有条件性地加冕后立陶宛才成为一个王国。格迪米纳斯和维陶塔斯大帝虽称拥有国王头衔，但并未加冕。1918年立陶宛国会试图恢复立陶宛王国，并举乌拉赫亲王为王，但这次尝试并不成功。

萨尔马提亚主义

（一）萨尔马提亚主义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波兰贵族占领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思想，并与贵族民主制一起构成联邦文化独一无二的一面，这一主义的名称和文化可以在扬·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的回忆录或瓦茨瓦夫·波托茨基的诗之类的波兰现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贵族穿着由毛皮修剪成的长袍（茹潘）和及臀的长筒靴，并配着马刀，蓄胡也很流行，他们力求达到的“萨尔马提亚式”形象是骑在马背上、享有均等的权利（“贵族民主制”）、让外国人感到不可战胜的理想。萨尔马提亚主义赞颂波兰军队过去的胜利，需要波兰贵族维持这种传统，他们不可分元的一件节日饰品是被称为“卡拉贝拉”的马刀。萨尔马提亚是波兰富有诗意，带有传奇色彩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整个18世纪都很流行，其特点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广大疆域上的文化人息息相关。波兰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萨尔马提亚主义的影响，它是东西方与本土文化融合所构成的独一无二的产物。这个流行趋势对其他国家（譬如匈牙利、摩尔多瓦和斯拉夫地区）的贵族文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后来波兰文化继续深受萨尔马提亚传统的影响。在受到波兰启蒙运动的强烈批判的同时萨尔马提亚主义也得到同时代的波兰浪漫主义者平反昭雪，在经历常识上的实证主义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后它通过波兰首位诺贝尔奖得主（1905年）显克微支所著的《三部曲》而得以成功回归。十五世纪的波兰编年史作者扬·德乌戈什是第一位将史前波兰和萨尔马提亚人联系起来的学者，他的学说也得到其他历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譬如马尔钦·别尔斯基、马尔钦·克罗梅尔和马切伊·梅霍维塔等人）的支持。

（二）其他欧洲人关于波兰萨尔马提亚主义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梅霍维塔的Tractatus de Duabus Sarmatiis，这篇文章通过大量关于国际流通语言方面上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领土和人民文献来吸引位于南欧的读者。这个名字来自于贵族所谓的祖先——萨尔马提亚人，它实际上是位于黑海以北的伊朗人的部落联盟，被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称为是斯基泰人和亚马逊人的后代，并在二世纪被哥特人取而代之。经过好几代人的口口相传后这演变为波兰人是来自于亚洲，后来移居到东南欧的蛮武民族撒乌洛马泰伊人的后代的传奇故事，按照传统说法时萨尔马提亚人是诺亚之子雅弗的后代。萨尔马提亚主义这种信仰成为贵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进生活的各个环节，并用来区别波兰贵族和西方贵族（这被波兰贵族称为“长裤”，波兰贵族不穿长裤，但在西方那边长裤却很流行）和他们的习俗。萨尔马提亚思想的核心是所有贵族权力平等、维护传统、游牧生活、乡村生活、和平和与其相关的和平主义，普及东方的服饰（茹潘、康图什长袍、苏克马纳、康图什腰带、德利亚长袍、沙布拉刀）。通过建立跟国家主义对“大一统”的观点差不多的，由贵族对贵族民主制的自豪所引发的，多民族贵族的统一和融合。萨尔马提亚人将自己与社会和家庭之间的联系看得很重，女士们被认为是应受尊敬，并且殷勤的人。交谈是最受喜爱的，使人全神贯注的事情之一。客人们不论亲疏，甚至是外国人都永远会受到东道主的欢迎。

（三）拉丁文被用于很广泛的领域，带有大量酒的豪华宴会具有组织性，男士们之间的争吵及因此发生的争斗非常正常，波洛涅兹舞、玛祖卡舞和奥贝雷克舞在宴会中是最受欢迎的舞蹈。荣誉属于是首要关系，即使男士比女士长好几岁，他们也可以结婚，结婚被视为是“深层次的友谊”。男士要经常外出（去参与瑟姆、瑟米克（地方瑟姆）、行乐、去法院或进行日常活动），女人们留在家中打理财产、照顾孩子和牲畜。虽然每家都有很多孩子，但他们很多都未成年便死掉了。男孩和女孩分开照料，分别和父亲或母亲生活在一起。打官司甚至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情而起诉他人都是常事，但大部份官司的解决方法是私下和解。萨尔马提亚式服饰主要突出其与其他欧洲国家贵族服饰的不同，这和它的东方血统有关，这种样式的服装通常较大、高贵、华美、鲜艳。最富这种样式特色的服饰是康图什长袍，而这种长袍要配上用作装饰的康图什腰带。在康图什长袍里面通常穿的是茹潘，在茹潘里面通常是德利亚。豪族的服饰通常由胭脂虫染色，或由红布制成。沙拉瓦雷裤（类似于灯笼裤）是很典型的下身穿着，卡尔帕克帽是戴在英雄父亲上的装饰性帽子。萨尔马提亚式的葬礼极不寻常，且在欧洲其他地区都不为人知。这些葬礼是小心策划的仪式，极为华美并极具仪式性。在贵族死后到他的葬礼期间通常要有一个精心的安排，并要雇用一大批工匠、设计师、油漆工、仆人和厨师，有时完成这些准备工作要花上好几个月。

（四）在葬礼之前带有尸体的棺材被放在一座教堂中间，建筑式样非常复杂的“丧屋”中，置于棺材一边的纹章和写有墓志铭的锡板具有补充的作用，注明死者的情况。宗教仪式通常以一列以教堂为终点的队伍开始，这列队伍由模仿逝去贵族、穿着逝去贵族盔甲的骑师领头。这名骑师会进入教堂，并会伴随着巨大的撞击声和低沉的金属声下到地面，这么做体现出逝去贵族伴随着人间的权力和骑士的英勇，成功地离开人世。一些葬礼会持续四天，以与仪式的严肃性无关的苏醒告终，并很容易就成为一完全的狂欢，有时候牧师的军队会出席葬礼（在18世纪有10名主教、60们加农炮和1705名牧师出现在一名贵族的葬礼上）。萨尔马提亚人认为波兰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自成为波兰贵族的贵族民主制的绿洲后它就被专制国家包围，但同时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堡垒，受到新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四面八方向其进攻。同时代的波兰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传统最基本的特征并不属于萨尔马提亚主义思想，而是对“共和制”国家的要求。民主对于法律与秩序、自治和选举制的看法构成萨尔马提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选举产生的国王虽然依旧把持着国家的中心位置，但他的权力受到各种各样的法律行为和要求限制。此外只有贵族得到政治权利，也就是瑟米克和瑟姆的选举权，每位瑟姆议员享有能够一票否决制所有被提出的新议案或法律的“自由否决权”。最后如果国王未遵守国家法律，或尝试限制或怀疑贵族的特权，他们就有拒绝国王指挥的权力，并通过军队把他拉下台。

（五）受到贵族尊重的“共和制”的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最好的制度，而波兰瑟姆在事实上是当时最古老的议会，这个制度常常与最后向寡头投降的罗马共和国和希腊城邦的制度相比较。亨利国王条款被看做是这种制度的基础，每种试图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都会被看做是偌大的罪行。在宗教领域上天主教是最主要的信仰，天意和上帝的恩典经常被强调，所有尘世的事情被视作通往终点——天堂的中间环节，苦行被强调为是脱离原罪的一个环节。萨尔马提亚人认为上帝能看到一切事情，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感官。人们很乐于参与宗教生活：弥撒、赎罪券和朝圣；对圣母玛利亚、圣人和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特别奉献是惯例。宗教宽容非常普遍，艺术在萨尔马提亚人看来具有宣传的作用：其作用在于让家族的功名不朽，赞扬祖先的美德和功绩。因此个人肖像或全家福是非常必要的。其主要特点是写实、颜色多样、富于符号性（墓志铭、纹章、武装），人们通常画在缓和、较暗、占四分之三的背景中。19世纪显克微支在他的三部曲（《火与剑》、《洪流》、《渥洛杜耶夫斯基先生》）中描绘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萨尔马提亚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20世纪显克微支的三部曲被拍成电影，萨尔马提亚文化成为很多现代著作（雅切克·科穆达和其他人所著）、歌曲（例如雅切克·卡奇马尔斯基所谱）甚至是角色扮演游戏，例如齐凯·波拉等的主题。萨尔马提亚人最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是墓棺画，这是构成波兰巴洛克绘画的独特的肖像画，在欧洲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画。

（六）这种八边形或六边形的画像被嵌在棺材中死者头部的位置，基督徒与其不朽的灵魂永远被描绘成依然在世的，在毫无节制的葬礼中能够与哀悼者对话。这种画像是能够构造死者在场的假相，这也是让生者与死者中间带来联系的仪式用品。常常能体现出一个人一生的、不多见的、还存在的肖像是获得关于17世纪波兰贵族信息的可靠来源，自从人们相信死亡是一次通往未知的旅行后死者经常被画成穿着正装或行装的样子，波兰已知的最老的墓棺画是在17世纪末绘制的斯特凡·巴托利的墓棺画。很多贵族宅邸是木制房屋，很多宫殿和教堂在波兰萨尔马提亚时期建成，建筑的流行风格是以哥特风格外加以本地特有的粉饰灰泥装饰的拱顶构组成的本土建筑风格，那些为祖国贡献颇多的人的墓碑被竖在教堂中。波兰全境有好几万领主宅邸，其中大部份是木制的（松木、冷杉或落叶松）。宅邸入口处有门廊，招待客人的中屋是一个巨大的门廊。领主宅邸通常会有为女士搭建的私人角落，和为男人搭建的更加公共的地带。领主宅邸经常会在角落搭建附属建筑，墙上会挂上祖先的画像、纪念品和战利品。旧波兰时代的领主宅邸没有多少会保留下来，但他们的传统延续至19到20世纪。在现代波兰中“萨尔马提亚主义”是讽刺性的自我认同，有时候是波兰特色的同义词。在早期萨尔马提亚主义的理想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文化运动：它支持宗教信仰、诚实，为国家而骄傲、勇敢、平等和自由。但是无论哪种学说，如果将社会阶级放在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位置上，它就会随着时间而不断被扭曲。

（七）后来萨尔马提亚主义的信仰被扭曲为偏狭和狂热（但是若与瑞典、德国、俄罗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比较的话波兰还是更为自由、宽容的），诚实被扭曲为政治上的天真，骄傲被扭曲为自大，勇敢被扭曲为莽撞，贵族的平等和自由被扭曲为虚无。波兰文艺复兴的产物、被确立为波兰巴洛克风格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萨尔马提亚主义遭到波兰启蒙运动的反对，在18世纪后期时“萨尔马提亚主义”这一单词重新出现在台面上，其意义完全是贬义的。“萨尔马提亚主义”成为退步和愚昧思想的代名词，成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锐意进取的国王）反对派头顶上的高帽子：迂腐、保守的卑鄙贵族。这些意思最开始源于新闻业，后来的流传至文学作品中。启蒙主义作者视萨尔马提亚主义的政治和文学观点为一个便于嘲弄批评的靶子，由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赞助的激进改革者报刊《监视》和弗兰西谢克·扎布沃茨基的喜剧【例如《萨尔马提亚主义》（1785年编）】中将该词用作贬义词。萨尔马提亚主义和旧波兰贵族的复兴出现在波兰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充满起义和与其有关，帮助复兴萨尔马提亚主义和带有它对勇气轰然军事胆量的崇拜的记忆的时代，特别在十一月起义期间和它之后这变得非常突出。由亨里克·雷乌斯基发明的体裁——贵族故事中间与对萨尔马提亚主义的赞颂有着深厚的关系。波兰弥赛亚主义可以在很多波兰诗人，譬如亚当·米茨凯维奇（《塔德乌什先生》）、尤柳什·斯沃瓦茨基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以及作家（显克微支和他的《三部曲》）的著作中看得到。总体而言波兰浪漫主义感谢波兰历史并未走与过去的荣耀与痛苦之间不存在差别，或根本不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道路。

波兰立陶宛联邦

（一）波兰立陶宛联邦是16～17世纪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又称波兰立陶宛王国，该国在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结为联邦时宣告成立。联邦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贵族民主制或金权自由制，法律与由贵族（施拉赤塔）控制的议会（瑟姆）限制君主的权利。该联邦的两个主体国家在原则上是平等的，而波兰是事实上的统治主体。该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且呈现出一种宗教多样化，该国以在当时少有的宗教自由而闻名。在空前繁荣的几十年后联邦在17世纪中期遭遇政治混乱期，军事和经济日渐衰微，直到1795年被日益强盛的邻居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三度瓜分，最后亡国。波兰立陶宛联邦雏形成于1386年，起因为改信天主教的立陶宛大公国君主雅盖沃/约盖拉于该年迎娶波兰国公主雅德维嘉，该结合不但使立陶宛成为欧洲最后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也使立陶宛渐趋接受波兰文化。在1569年经过卢布林联合后成立联邦是雅盖隆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齐格蒙特二世的标志性成就，他为了维护君主立宪制还创造选举君主制。他于1572年逝世，紧接着就是三年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创造增强贵族（施拉赤塔）权力的宪政制度，并确立真正的选举君主制。联邦在17世纪的早期达到它的黄金时代，它强有力的议会（瑟姆）被在三十年战争中勉强参战的贵族控制，让波兰在当时基本被宗教战争摧毁的欧洲中，尚且能保持实力。由于金帐汗国分裂，东欧出现政治真空，这给联邦崛起带来极佳的外部环境。联邦能够单枪匹马地与瑞典、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诸侯作战，有时还能成功地打败它的邻居。

（二）在波俄战争（1605年-1618年）中联邦在克鲁希诺战役中打败俄瑞联军，占领在17世纪早期被俄罗斯空位时期折磨的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并在1610年9月27日至1612年11月4日的时间内坚守这个城市，直到在下一场战争中俄罗斯军队才重夺该城。在1648年的双重打击下联邦国力衰微，第一个打击是在历史上最大的哥萨克暴动（发生在外围地区东部，受克里米亚鞑靼支持的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哥萨克起义中野心膨胀的俄罗斯开始企图入侵乌克兰，并巧妙利用哥萨克，起义最终以1654年哥萨克人请求俄罗斯沙皇的保护收尾，这被看作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结盟的起始，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逐渐大过波兰。对联邦的另一个打击是瑞典在1655年的入侵（受到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捷尔吉二世和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军队的支持），这次入侵被称为大洪水（洪流），惹怒瑞典王室（瓦萨王朝）出身的联邦国王。在17世纪末期在约翰三世领导下江河日下的联邦与利奥波德一世军队联合，大败曾一度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是基督教的欧洲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324年的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几百年对穆斯林入侵的反对立场，联邦获得一个称号——基督教前哨。在下一个16年（大土耳其战争）后土耳其人虽然击溃基督徒军队，但只能安守自己的多瑙河南部，不再挺进中欧。在18世纪联邦面对很多国内问题并容易受到国外的影响，在1768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国，控制波兰成为俄罗斯的外交重点和军事战略。贵族民主制的不稳定性将波兰带到无政府主义的边缘，改革的尝试（例如1788年至1792年在1791年编纂五三宪法时达到高潮的四年瑟姆议会所做所为）都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遭到邻居俄罗斯帝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的三次瓜分。

（三）在1795年波兰立陶宛联邦从欧洲地图上被完全抹去，波兰和立陶宛只在1918年时以不同的国家重获独立。1772年5月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联邦丧失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并成为俄、普、奥的保护国。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联邦的协定，经第二次瓜分后联邦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联邦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士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时联邦领土被全部瓜分。俄国吞并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把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布格河一线，共12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奥地利占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和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共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普鲁士夺得其余的西部地区、华沙、其余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共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至此存在800多年的波兰国家灭亡，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沙俄夺占的领土约占原波兰领土的62%，共约46万多平方公里；普鲁士夺占约20%，共约14.1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夺占约18%，共约12.18万平方公里。经历这三次瓜分之后波兰亡国，波兰就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多年之久。在16世纪波兰主教和制图师马丁·克罗莫出版一套拉丁文地图册，标题为《波兰：关于它的位置、人民、文化、政府和波兰联邦》，这被认作是涉及范围最广泛的国家指南。

（四）克罗莫的工作和其他制图师的地图（例如格拉尔杜斯·梅查托尔的地图）体现出联邦以平原为主，联邦东南部的克雷西以沙地而出名，喀尔巴阡山脉成为该国南部边界的一部分，与塔查山链住最高点，波罗的海成为联邦的北部边界。和那时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联邦有很高的森林覆盖率（特别是在东部），当代残留的比亚沃维沙森林成为欧洲最后一片最大的原始森林。两国联邦的贵族民主制政治教条是：本国是一个国王之下的共和国。司法官扬·加莫耶斯基（扬·扎莫厄斯基）以这句话总结上述教条：“国王当政但不统治”。联邦有一个议会称作瑟姆，相当于参议院和选举的国王的联合体，国王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不得不在对亨利国王条款和女修道院条约的谈判中详述他会如何尊重公民的权利。联邦整体的基础是“贵族民主制”，包括：自由选举权，所有贵族根据其愿望参加；瑟姆，每两年由国王命令召开的国会；女修道院条约，由国王选举制“支持的协议”，包括权力清单、约束国王的条约，起源于更早的亨利国王条款；起义，施拉赤塔（贵族）的权力，可以对侵犯他们自由的国王发动叛乱；自由否决权，私人土地公使的权力，可以在瑟姆开庭时反对较多人发动，支持的决定。动用“自由否决”可以令在开庭时宣布通过的所有法规无效，在17世纪后半期的动荡后波兰贵族也可以在地方瑟姆中动用自由否决权；结盟，为通过常见政治目标组织军队的权力。联邦的三个主体部分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行使强大政治权力的议会（瑟姆），这些权力包括挑选由派往国家瑟姆的波瑟夫（下院议员）。

（五）地方瑟姆可指定派去的波瑟夫遵循特定的命令投票，立陶宛大公国军队、财政和其他大部分政府部门独立于波兰。贵族民主制创造那时独特的国家，但是在当时的城邦中仍然能够找到与其类似的政治制度，例如威尼斯共和国（有趣的是这两个国家都被称为“最尊贵共和国”）。当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挺进，并随时为宗教和王室而战时联邦却大胆地进行权力分散、邦联制、联邦制、民主制、宗教宽容甚至是和平主义的尝试，因为瑟姆经常否决君王发动战争的计划，这导致贵族们对民主和平论的辩论。这个在它所处的时代里非常特别的政体源于施拉赤塔（贵族阶级）在阶级冲突中对其他社会阶级与君主制政体的胜利，最后施拉赤塔积累让任何君王都没法解除其特权的特权。联邦政体很难简单地进行分类，但是可以通过它的特点暂时描述为以下几个制度的混合物：邦联制和联邦制，它的地区有广泛的自治权。然而它很难称联邦为邦联或是联邦，联邦政体是它们两者的混合物（中文通称“波兰立陶宛联邦”为“联邦”）；寡头政治，只有施拉赤塔（贵族，约占人口的10%）拥有政治权利；民主制，因为所有的施拉赤塔在权力和特权上人人平等，而且瑟姆可以在重要事情，如立法（采纳新法）、外交事务、宣战和税收（更改现有税种或征收新税）上否决国王。而且在国家中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施拉赤塔）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是是十分先进的：在1831年法国只有1%的人有投票权，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的人有投票权；选举君主制，因为君主由施拉赤塔选举，是国家元首；君主立宪制，因为君主受限于女修道院条约和其他法律，而且施拉赤塔可以违抗所有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国王下达命令。

（六）联邦的主要政客为：君主，为扩大他们的权力而努力，并尽力将国家推向君主专制；权贵，富有的贵族，想将国家推向寡头政治，并支配君主和穷贵族；贵族（音译施拉赤塔），渴望加固瑟姆的权力，并以贵族民主制治国。权贵和贵族远远没有联合起来，他们之间有很多支持君主或不同权贵的派系。直到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议会是彼此独立的，但在签署卢布林联合后联邦两国的贵族开始集中于一个议会里。波兰于1493年在皮奥迟科夫召开第一次瑟姆（国会），并此后每两年（大多在华沙）召开为期6周的瑟姆。从17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赫罗德诺（靠近波兰与立陶宛边界）在区域与国家政治上影响力日增，瑟姆也时常在该地召开。国王为议会的从属，而议会权力涵盖整个波兰与立陶宛。议会由以下三种阶级组成：国王本身、由贵族构成的参议院和各省省议院代表（众议院）。一会的所有决定必须要议员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国王禁止任命继承人，下任国王需要经过议会的选举。国王出兵他国得经参议院许可，一个由六位参议员构成的委员会永久监视国王，以确保他没有滥权。总而言之波兰国王主要是执行议会决议的战争指挥官，而议会则被充满个人主义和独立意志的贵族控制。不像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大部分欧洲君主国家，波兰是一个以半自治的贵族为主导的王国。只有克拉科夫、波兹南和卢布林以及1569年卢布林联合后的维尔纽斯与1658年后的利沃夫拥有指派代表参加瑟姆的权力，但自1565年起它们便没了投票权，除非事务直接关系到其城市本身。

（七）一旦雅盖隆家族成员自1572年起烟消云散，联邦政府与贵族间脆弱的均衡就宣告瓦解，权力逐渐由中央政府转移到各个贵族的手里。当王位定期留空待补时贵族们偏好推举还未承袭其他强大王朝的外国继承人，这种策略使得瑟姆常常选出完全无能的，或在与贵族的冲突中处于下风的君主。此外除了某些有名的例外情况外【如有才干的特兰西瓦尼亚斯特凡·巴托里（1576年-1586年）】外国血统的国王一般瞧不起联邦势力而倾向采用自己国家的势力执政，这种情况在来自瑞典瓦萨王室头两位获选国王的政策与行为上特别明显。这两位国王的政策将联邦带入与瑞典的冲突中，而在1648年称为大洪水的战争中冲突更是达到顶峰，而这场战争是许多标志联邦黄金时代结束的事件之一，也是联邦衰败的的开始。泽布鲁基多夫斯基的起义（1606年–1607年）标志着权贵权力的长足增长以及由贵族民主转向权贵寡头的政治制度转变，联邦政治体系易受外来干预，例如瑟姆议员受到外国势力的贿赂使他们运用自由否决权，以妨碍改革尝试。这让联邦大耗元气，并使其陷入从17世纪中至18世纪末超过一世纪的政治瘫痪及无政府状态。而另一方面它的邻国在同时间里解决他们的内政，并大修武备。联邦终于认真改革其政治制度，它在1791年通过现代史上欧洲第一部、世界的第二部宪法——五三宪法，仅次于在两年前通过的美国宪法。革命性的宪法改造过去波兰立陶宛联邦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国，采世袭君主制并废除旧体制中很多有害的制度。

（八）新宪法包括：废除自由否决权并禁止贵族结盟；为三权分立作准备；建立“民权”，并将贵族的政治权力延伸至中产阶级；增强农民权利；维持宗教自由（但增加天主教的叛教罪）。但是这些改革来得太晚了，联邦遭到强邻四面八方的入侵，这些邻国尚且能让联邦作为弱小的缓冲国，但是它们强烈反对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其他改革者强盛国家的尝试。俄罗斯帝国害怕五三宪法政治改革中的革命成分和联邦重新获得欧洲帝国的地位的未来，叶卡捷琳娜大帝十分注意五三宪法对她势力的重大影响，并宣称波兰宪法是极其激进的。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主持塔戈维查联盟，宣称宪法是“民主的歪门邪道”。 同时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也害怕强盛的波兰，用它作为扩张领土的外交借口。普鲁士公使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兹堡称宪法为“对普鲁士君主制的冲击”，害怕强大的波兰再次控制普鲁士。最后五三宪法从没完全实行，而且在宪法推行四年后联邦就完全被强邻瓜分。虽然“波兰”也通常表示波兰立陶宛联邦整体，但波兰事实上只表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其分为两个主体部分：波兰王国王冠领地（狭义上的波兰），简称“王冠领地”；立陶宛大公国，简称“立陶宛”。联邦有进一步分为更小的行政区划，被称为“省”，每个省由省长统治。各省又进一部分为长老区，每个长老区由一个长老统治。城市由城主统治，这些规则经常有例外，每个省又包括称为“地区”的子行政区划。过去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土主要分布在这几个东欧、中欧和北欧的现代国家：波兰（除了当代的波兰西部）、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的部分地区、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小部分地区。

（九）联邦其他并没有划分为省或地区的著名地区包括：小波兰，波兰南部，首府位于克拉科夫；大波兰，波兹南周围的中西部波兰和瓦尔塔河水系；马佐夫舍，波兰中部，首府为华沙；正统立陶宛，天主教的，也许是民族上的立陶宛，大公国的西北部；萨莫吉希亚，立陶宛最西部的自治区，西部是正统立陶宛；王室普鲁士，位于波罗的海南部沿岸，自第二次索恩休战 （1466年）起成为了自治区，自1569年随着联邦的形成而成为王冠领地的一部分；波美热尼亚，格但斯克周围的波美拉尼亚，王室普鲁士西部；鲁塞尼亚，联邦东部，临近俄罗斯；利沃尼亚公国，王冠领地和立陶宛大公国的共管去，一部分在1620年代和1660年被割让给瑞典；库尔兰和瑟米利亚公国，联邦的北部属地。它在1637年于多巴哥岛，在1651年于冈比亚河的圣安德鲁岛建立殖民地；西里西亚，并不属于联邦，但小部分属于一些联邦的国王，自1645年至1666年瓦萨王室的国王是奥波莱的公爵。联邦的边界因为战争和条约而改变，有的时候甚至10年间就能改好几次，特别是东部和南部的边界。联邦军队由两位大指挥官和两位地方指挥官指挥，军队包括：正规军，以税收得来的军饷来维持生计的正规军（这支军队后来与半正规军联合）；半正规军，在战时征募的半正规军（在1652年这支军队与正规军联合为一支新的永久性军队）；贵族军队，贵族征募的军队；非正规军，基于征募的农民的军队；登记哥萨克，哥萨克构成的军队，主要是步兵，不常作为骑兵征募；禁军，主要目的是保卫君王和家人的小军队；雇佣兵，与大多数其他军队连用，作为正规军的补充，雇佣的主要有日耳曼人、苏格兰人、瓦拉几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西里西亚人；私人军队，在和平年代通常是由权贵或城市支付军晌与装备的小军团（几百人），但是在战争时他们会扩充兵力（甚至达到几千人），并由国家支付军晌与装备。

（十）联邦海军很小，而且在联邦历史中只起次要作用，但是在1627年赢得非常重要的海战——奥利瓦之战的胜利，打破瑞典的军事封锁。在黑海上哥萨克驾着他们的小船（柴卡）掠夺奥斯曼帝国和它的属国的资源，他们甚至烧毁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城郊的建筑。波兰立陶宛扮演为16世纪的西欧输送三种物资——谷物（黑麦）、牲口（牛）和毛皮的重要角色，这三种物资的出口占联邦向西欧市场出口量的近九成。联邦的经济受到基于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封建农业的控制。 自15世纪起波兰禁止奴隶制，在1588年立陶宛也禁止奴隶制，他们被第二次奴役为农奴。贵族有一种通过农奴的劳作来产生多余的粮食来做国内或国际贸易的大农场，这种经济对于早期的联邦而言是行之有效的，也因如此联邦的早期是粮食贸易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是从17世纪起农村的局势开始恶化，在那时拥有土地的贵族通过加大农民的劳动量来补偿粮价降低所带来的损失，这也导致在当时东欧十分普遍的第二农奴制。因为联邦着眼于农业，外加贵族对中产阶级的支配地位，导致联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相对缓慢。在几次遍及全欧的阶级斗争后没有哪里的贵族像联邦的贵族那样有支配力了，但是历史学家对究竟是什么让在战争期间和17世纪中期时联邦的城市在面积和财产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欧的国家的问题中争论不一。联邦有很多村镇和城市普遍以马格德堡法为基础，联邦的大商品交易会中的一些交易会在卢布林举办。虽然联邦是欧洲最大的谷物提供商，但它的谷物中的大部分用于内销，在1560年至1570年时波兰王国王冠领地和普鲁士的谷物估耗量大约为11.3万吨小麦（或称为22.6万瓦史特）（瓦史特是计算大块物件质量的计量单位，就谷物而言：1瓦史特=0.5吨）。

（十一）16世纪联邦谷物的年均生产量为12万吨，其中6%用于进口，19%被运进城市，而其余的则成为乡下人的口粮。联邦的谷物在歉收年里（例如1590年代早期和1620年代）显得更为重要，在那时几乎南欧的所有政府都会进口大量谷物，以补充在它们法律里所规定的谷物的差额。谷物仍然是联邦的最大的出口商品，用于出口的大农场的场主通常与但泽的商人签约，这些但泽的商人控制国内贸易的80%，并将谷物向北方输送至波罗的海沿岸。联邦的很多河流被用于水运：维斯瓦河、皮里查河、布克河、桑河、尼达河、维普鲁兹河、尼曼河。河流拥有已建设完的基本设施，例如内河港和粮仓。大部分航船往北走，向南的运输没有利润，而且驳船和木筏经常在但泽卖作木料。在1569年奥古斯图夫这个在后来成为商人从大公国到王冠领地（或按相反路线）的检查点的地方设立海关后赫罗德诺变为特别的中枢，来自但泽的货船大多数经过荷兰（是一个地区，而非国家）和佛兰德斯，将谷物运往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之类的大港。除了谷物之外也出口其他海运物资，包括木材和木制品（例如焦油和木炭）。联邦在陆路上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地区（例如莱比锡和纽伦堡）出口皮革、毛皮、大麻、棉（大多数来自大波兰）和亚麻布，大牛群（约为5万头牛）穿过西里西亚运往南方。联邦进口香料、奢侈品（例如挂毯）、服饰、鱼、熊和工业品（例如钢和工具），一些内航船将从但泽进口的物资（例如葡萄酒、水果、香料和鲱鱼）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

（十二）在16和17世纪的某时联邦的贸易差额由正转为负，联邦的货币包括兹罗提和格罗希，但泽有自己铸币的特权。波兰的银匠和金匠遵照西欧传统和样式的总趋势。大部分大师来自西欧的大城市，例如纽伦堡、奥格斯堡和阿姆斯特丹。他们带来新的样式，但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当地的环境。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所以这些大师的作品不同于他们西方兄弟的作品。由波兰大师做的勺子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风靡一时，勺子的手柄上经常刻着教育人的警句。在18世纪后期华沙是生产银器的中心，除了昂贵的装饰品外银匠也为更广泛的客户群生产实用品，这些实用品有大酒杯、盘子和刻着《圣经》故事的伏特加酒杯，带着镶嵌硬币和奖章的酒杯构成一种特别的银器样式。在16世纪卢布林成为=铜器生产的中心，与此同时波兰开始大规模制造座钟。17世纪末克拉科夫地区的一个车间为联邦的队长供应大量轻骑盔甲，这件事情被推测为是很多典型轻骑盔甲的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在这些盔甲中存在着喀尔巴阡山风格的花纹图案（例如心形图案）在当代仍然被看做是地方性金属制品。很多建筑装饰是用代布宁克的黑大理石打造的，它们不仅能在克拉科夫发现，也能在整个波兰与其他国家（奥地利的维也纳、格拉茨和萨尔茨堡与德国的法兰克福）找到。石灰岩的采石场废墟在克拉科夫和代布宁克的20公里开外发现，利沃夫的亚美尼亚人在武器（尤其是刀柄、剑柄）的装饰上有专长。

（十三）手工品主要用珐琅，特别是克拉科夫的珐琅装饰，在这个时候联邦也流行用珊瑚装饰的浮雕宝石来装饰手工品。在17世纪中期波兰的王公贵族光顾格但斯克，格但斯克也成为琥珀加工的第一中心。格但斯克的储物品手艺是一项新技术，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格但斯克琥珀艺人的漂亮工艺品大多是箱子、啤酒杯、水罐、盘子和杯子。奢侈的格但斯克家具用波罗的海橡树制造，并成为贵族阶层的标志。在17世纪联邦盛行编织上面有乌沙克地毯风格的图案的地毯，18世纪波兰编织的地毯上面主要为花朵，或者是水果、鸟类和丰饶角为主的家常花纹，而且色调统一。由羊毛制造的基里姆地毯的市场也很兴旺，柔软的宽腰带在当地生产，并由联邦的一些警察制造。第一批作坊在1740年代于权贵家族的土地上营业并配备甜菜，或是让带有金银丝的丝绸变得有光泽的滚印机。随着探索时代的到来，很多老商道（例如琥珀之路）失去以往的价值。虽然在那时开发联邦和俄罗斯之间的本地商道，但波兰作为亚欧之间的中转站的价值依然缩小了。但即使航运技术改良了，联邦依然是西方与东方的重要一环，因为商品和文物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依然要经由联邦。举例而言从波斯进口到联邦，再运往其他地方的伊斯法罕地毯实际上在西方被称为“波兰地毯”。联邦是研究现代社会与政治思想的、重要的欧洲中心，它以它罕见的准民主政治制度而出名，这种政治制度被伊拉斯谟等哲学家大加赞赏。而且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因它独特的宗教自由而闻名，在那里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和穆斯林能够和平相处。联邦也创立基督宗教著名教派“波兰兄弟会”（也称为阿里乌斯派），是英国和美国惟一神教派的先驱。

（十四）波兰阿里乌斯派紧跟西欧知识分子的潮流，并急切地使用一切时机与锐意进取的名人交往。这些与名人的联系促进拉库夫学会和其他位于列施诺、托伦、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格持异见学会的发展，并无疑让它们能够与较大的大学向匹敌。拉库夫的阿里乌斯学会引起学生和教授，中间有一些来自著名西欧国家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注意，例如在1612年参观的斯科特和托马斯·瑟格斯。因为它的政治制度，联邦诞生一些政治哲学家，例如安德热·弗雷奇·莫德热夫斯基（1503年-1572年）、瓦夫雷涅茨·格雷马瓦·戈施里茨基（1530年-1607年）和皮奥特尔·斯卡加（1536年-1612年）。后来斯坦尼斯瓦夫·斯塔西茨（1755年-1826年）和胡戈·卡瓦塔耶（1750年-1812年）的努力为欧洲现代史上第一部国家宪法五三宪法铺平道路，首次在该洲提出革命政治的原则。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是世界上最老的大学之一，维尔纽斯大学和雅盖隆大学是联邦的主要学术与科学中心。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于1773年，是世界上首个国家教育部。联邦的科学家包括：历史学家、制图师马丁·克罗莫（1512年-1589年），炼金术师、化学家米哈乌·谢兹沃耶，数学家、医生和天文学家扬·布罗仁科（1585年-1652年），工程师、人种学者、战时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总海军将领与西班牙帝国位于巴西的殖民地的统治者克雷施托夫·阿尔切谢夫斯基（1592年-1656年），军事工程师、炮兵专家和火箭学创始人卡齐米日·谢米耶诺维奇（1600年–1651年），天文学家、月球地形学创始人约翰尼斯·赫沃琉斯（1611年-1687年），东方学者、制图师、博物学家和南明政府外交官卜弥格（1612年-1659年），数学家、工程师亚当·亚当曼迪·科昌斯基（1631年-1700年），犹太教哈西德派创始人巴力·闪·托夫（1698年-1760年），马钦·奥德兰尼茨基·波仇布特（1728年-1810年），博物学家、农学家、昆虫学家扬·克雷施托夫·克鲁克（1739年-1796年）。

（十五）1628年著名的捷克教师、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在联邦避难，那时新教徒在反宗教改革中遭到迫害，他在波兰兄弟会统一体的中心列施诺安定下来 ，在那里的1632年他被祝圣为兄弟会的长老（主教）。在列施诺中夸美纽斯写了很多他教育上的理论，这些书籍让他在欧洲名声远扬，塔耶将他的理论实践于列施诺的学校中。联邦传统意义上的著作家包括：作家、剧作家和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年-1584年），作家、诗人瓦科瓦夫·波托茨基（1621年-1696年），波兰重要的巴洛克主义诗人之一扬·安德热·莫尔施提恩（1621年-1693年），信义宗牧师和诗人、立陶宛诗体创始人克里斯提约纳斯·多尼莱提斯（1714年-1780年），作家、诗人、寓言家、第一部波兰小说的作者伊格纳奇·克拉斯茨基（1735年-1801年），作家、剧作家和诗人尤里安·乌尔辛·涅姆切维奇（1758年-1841年）。很多贵族写回忆录和日记。也许最著名的是由阿尔布雷希特·斯坦尼斯瓦夫·拉兹维夫（1595年-1656年）写的《波兰历史回忆录》和扬·赫里佐斯托姆·帕瑟克（约1636年-约1701年）写的“回忆录”。多产的日记作者是雅库布·索别斯基（15990年-1646年）（约翰三世·索别斯基），在1621年的霍提恩远征时他写了一篇名为《霍提恩战争记》的日记，并于1646年在格但斯克出版，它被瓦科瓦夫·波托茨基用作他的史诗《霍提恩战争的发展》的素材。他也为他在克拉科夫（1640年）和法国（1645年）旅行期间的儿子写教育信，它包含在当时最好的普通教育的原则。

（十六）代表性的画家：丹尼尔·舒尔茨、耶日·谢米基诺夫斯基、雷蒙·切仇维奇、弗朗奇谢克·斯姆格勒维奇、基恩-皮埃尔·诺布林·德·拉·果尔代尼、齐格蒙特·沃吉尔。建筑师：桑提·古奇、提尔曼·加美尔斯基、乔纳斯·克里斯图帕斯·格劳比察斯、多梅尼科·梅里尼。劳里纳斯·古切维求斯。雷蒙·博古米夫·祖格。联邦东南边界地区的艺术通常与东正教联系起来，在联邦活跃的外国人：安德烈·施吕特、安德烈·勒·布伦、马尔切罗·巴恰勒里和贝尔纳多·贝洛托。联邦的一项特别的艺术形式是墓棺画，这是与萨尔马提亚文化分不开的分支，它们被设计在葬礼（特别是在宏大的葬礼）中使用。通常来说这样的肖像画被钉在六或八边形的金属片上，固定在放于又高又华丽的灵柩车的棺材的前方。另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是黑大理石的加工雕刻，圣餐桌、洗礼盘、门口、拉杆、柱子、纪念碑、墓碑、基石甚至整个屋子（例如华沙皇家城堡的大理石屋、维尔纽斯主教座堂的圣卡齐米日小教堂和瓦维尔主教座堂的瓦萨小教堂）使用黑大理石装饰。在瓦萨家族的统治时期音乐生活十分繁盛，很多作曲家只提及卢卡·马伦奇奥和安尼巴勒·斯塔比勒被带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瓦萨的宫廷去，以为由阿斯皮里利奥·巴切利和马可·斯卡奇，后来由巴尔托梅耶·培基尔和雅切克·洛雷茨基领导的宫廷管弦乐队谱曲。国王瓦迪斯瓦夫的管弦乐队的成员马钦·米耶尔雷夫斯基谱写卡佐尼，组成教堂音乐会。教堂和学校成立唱诗班，在宗教和世俗仪式上演奏音乐，很多贵族赞助他们的音乐家朋友。

（十七）斯坦尼斯瓦夫·鲁波米尔斯基在新维施尼迟有一座自己的歌剧院，克雷斯图帕斯·拉德维拉·乔纳西斯和雅奴什·斯库明·提施切维奇供养他们在维尔纽斯的合唱团，作为贵族对艺术感兴趣的独特体现。权贵经常承担建筑工程来纪念自己：教堂、主教座堂和宫殿。例如当代的华沙总统宫和皮德希尔齐城堡就是由大指挥官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建造的，他也修建布罗迪城堡（1630年-1635年）和柯达克要塞（1635年），这两个军事建筑都是由法国军事工程师纪尧姆·勒·瓦修尔·德·比优普兰设计。权贵自始至终就在波兰的统治权问题上与国王抗争，纪念城堡克雷施托博尔城堡就是在1627年至1644年基于palazzo in fortezza风格建造的，拥有几个被大型星形防御工事包围的庭院。由于权倾朝野的拉兹维夫家族，位于当代白俄罗斯的聂斯维支镇在科学、艺术、手工业和建筑上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个镇由城堡住宅和陵墓、圣体城堡与它们周围的布景构成。最大的计划需要让所有城镇参与进来，但是在最后它们中的很多座城镇落入到情况不明的境地，或者说被完全废弃了。通常它们以赞助的权贵命名，其中最著名的是加莫施迟，由扬·加莫耶斯基于1580年建立，并由意大利建筑师贝尔纳多·莫兰多设计。18世纪权贵的宫殿体现出巴洛克风格郊区住宅的典型风格entre cour et jardin（王宫和花园级别之间），它的建筑风格——欧洲艺术与旧的联邦建筑传统的融合在比亚韦斯托克和华沙的布拉尼茨基宫、拉金-波德拉斯基的波托茨基宫、罗盖林的拉仁斯基宫和鲁扎尼的萨佩哈宫。

（十八）除了教堂和王宫之外大权贵是艺术和手工艺的主要赞助者，在他们的城镇和乡村住处通常有美丽的工艺品包围着它们。很多权贵是严谨的艺术收藏家，斯坦尼斯瓦夫·鲁波米尔斯基收藏工艺品，收藏品也包括拉斐尔、提香和丢勒的油画。从1614年至1621年贵族皮奥特尔·施伦斯基是访问鲁本斯画室最多的波兰人，施伦斯基承担他的国王与画家的一些债务，同样身份的某些波兰贵族还有索夫切弗斯基和萨佩哈家族。在1621年施伦斯基赞助卡利什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一幅鲁本斯油画，描绘把耶稣从十字架中放下的场景。贵族之间盛行的思想是“萨尔马提亚主义”，名字来源于萨尔马提亚人，代指波兰人的祖先。这种思想体系是贵族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萨尔马提亚主义要求贵族之间平等对待，骑马、传统、乡村生活与和平主义，穿着东方有创造力的盛装（舒潘、康图施、苏克马纳、帕斯康图索维、蒂里亚、沙比亚），使各个民族的贵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基本上国家主义的统一体，并以贵族民主制为傲。在它的早期由理想主义构成的萨尔马提亚主义代表正面意义的文化运动：它支持信仰、诚实、爱国主义、勇敢和自由。但在最后它受到歪曲，后期极端的萨尔马提亚主义将信仰歪曲为了偏执，诚实歪曲为了天真，爱国歪曲为了自大，勇敢歪曲为了倔强，自由歪曲为了无政府主义。

（十九）萨尔马提亚主义的缺陷要为后来18世纪末期波兰的灭亡负责，批评经常是片面而夸大的，是由急切想要彻底改革的改革者说出的，这个因私利而提出的批评受到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历史学者的支持，以尝试证明波兰的灭亡是因为自身的堕落。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人口中天主教徒或波兰人并不占压倒性优势，这种情况是因为波兰和与立陶宛的王朝联合，在这两个国家中波兰人是一个数量不多的民族。联邦主要包括四个民族：立陶宛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后两个种族通常并称为鲁塞尼亚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些居民被称为立特温人，这是立陶宛人的斯拉夫语用词，并不以种族的不同作区别。在卢布林联合后的不久联邦的人口大约为650万人，其中粗略统计有300万波兰人、75万立陶宛人、70万犹太人和200万鲁塞尼亚人，在1618年杜里诺休战后人口由400万波兰人、300万乌克兰人、150万白俄罗斯人、75万立陶宛人、75万普鲁士人、50万犹太人和50万利沃尼亚人构成。在那时贵族阶级占总人口的10%，而农民阶级占15%。从1648年至1657年人口因战争、饥荒和领土丧失而减少400万，外加进一步的人口减少和领土丧失，在1717年联邦人口缩小为900万（450万波兰人、150万乌克兰人、120万白俄罗斯人、80万立陶宛人50万犹太人和50万其他民族的居民）。

（二十）对于波兰人而言在联邦的非波兰人土地上种族的标志性要比宗教和地位低得多，它主要被贵族阶级留作称号之用，在这个阶级里有很多波兰人，但也有日趋增长跟随同时代的人昄依天主教的非波兰人，对于非波兰人贵族而言昄依意味着波兰化紧跟着接受波兰语和文化的最后一步。波兰这个在文化上是作为联邦的主导部分，与它的王宫、首都、最大城市、中欧第二个大学（仅次于布拉格）和最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都证明了波兰对于联邦的的非波兰人贵族而言是一块令人无法抗拒的奶酪。自16世纪起他们自称“血统上是鲁塞尼亚人，民族上是波兰人”，结果是在东部边界地区中鲁塞尼亚人（或波兰化的）贵族统治极大多数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罗马天主教徒的农民。而且和平十年给乌克兰带来殖民化的硕果，使贵族、犹太人、哥萨克人（传统上为东正教徒）、波兰和鲁塞尼亚农民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后者剥夺鲁塞尼亚人贵族的保护权，而转为接受哥萨克的保护，以缓冲联邦在最后被击败时的震荡。紧张关系在于布列斯特联合后东正教和希腊天主教的冲突中逐渐恶化，造成处在上位的天主教对东正教的歧视和几次哥萨克的起义。在西部和北部中很多城市拥有人口众多，大多数信仰归正宗的日耳曼。联邦也有在世界上最多的犹太难民，在16世纪80%的犹太人住在波兰。王冠领地有立陶宛人口的两倍，而收入也是后者的国库的5倍。

（二十一）联邦的边界中面积和人口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在雅姆·加波尔斯基休战（1582年）后联邦面积大约为81.5万平方千米，人口数为650万。在杜里诺休战后联邦的领土面积为99万平方千米，人口有1000至1100万（包括大约400万的波兰人）。有一部分人口是鞑靼人,是脱脱迷失逃亡立陶宛时带来的士兵后人。语言：波兰语，官方认可。优势语言，联邦的大多数贵族和王冠领地的农民使用。王冠领地政府的官方语言，自1697年起成为大公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城镇里的优势语言；拉丁文，官方认可，通常用于外交事务中，也是贵族流行的第二语言；立陶宛语，并非官方认可，但用于大公国的一些公文中，而且通常作为口语流行于大公国西北部——正统立陶宛和王室普鲁士北部；德语，官方认可，被用于一些外交事务中，和被王室普鲁士和城市里的日耳曼人使用；希伯来语，官方认可，被犹太人使用。意第绪语也是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但并不认可为官方语言；亚美尼亚语，官方认可，被亚美尼亚人使用。华沙大公国于1807年建国，追溯其起源为联邦。其他复兴运动出现于十一月起义（1830年-1831年）、一月起义（1863年-1864年）和在1920年代约瑟夫·毕苏斯基未能建立的，由波兰人领导的米耶基莫雷（大海之间）联邦可能包括立陶宛和乌克兰。当代的波兰共和国认为自己是联邦的继承人，但是立陶宛共和国在一战末期重建时看见旧联邦的其他部分对赢得独立的早期的立陶宛大多持消极态度，但是这种看法近来被改变。

赫梅尔尼茨基起义

（一）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一起从1648年起到1657年（或1654年 ）为止发生在乌克兰的哥萨克起义，这次起义变成乌克兰脱离波兰统治的独立战争，由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当地农民联盟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正规军和准正规军爆发几次冲突，这次起义根除了波兰贵族与他们的犹太调解人对乌克兰的统治外也结束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圣经派和其他“租赁人”）对全国的教会裁判权。随着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569年建立，越来越多的鲁塞尼亚土地渐渐并入一个强盛的贵族共和国——波兰立陶宛联邦中。1569年卢布林联合在同意建立联邦的情况下将立陶宛大公国南部的鲁塞尼亚地区（加利西亚-沃尔希连、波德拉奇亚、波多里亚和基辅）并入波兰王国王冠领地，虽然当地贵族享有联邦贵族的全部权力，但因为被波兰文化同化的关系，他们与低下阶层不合。这类贵族与上层的波兰族权贵一齐镇压低下阶层的鲁塞尼亚人，并且引进反宗教改革传教士，使用犹太租赁人来经营他们的土地。当地的东正教传统也在1448年受到莫斯科大公国的冲击，因为这时的莫斯科大公国获得教权。在北方俄罗斯的权力不断增长，它试图收复南方基辅罗斯以及其继承国家的土地。随着君士坦丁堡被攻破，俄罗斯开始宣称东正教的中心主教是莫斯科与全罗斯主教。

（二）天主教对东正教的冲击于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合达到极点，这个联合试图通过让处在当代的乌克兰、波兰和白俄罗斯的东正教会与罗马主教联盟来保持这些教会的自主权，在所有人尚未团结在一个教会之下时自治的观念深入该地区，并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军事行动中浮出水面。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乌克兰是贵族出身，曾接受耶稣会教育。他在22岁时与父亲一起在联邦服役，在摩尔多瓦权贵战争中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在战斗失败以后他回归登记哥萨克的生活，与妻子和几个孩子住在家乡苏博蒂夫。他参与王室大指挥官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发动的几场战役，曾率领代表团到华沙的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那里，并大体上在哥萨克中较受尊重。但继承指挥官科涅茨波尔斯基权贵土地的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尔斯基试图夺走赫梅尔尼茨基的土地，这也让赫梅尔尼茨基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1647年黑黑伦长老（地方王室政府首脑）丹尼尔·恰普灵斯基为了亚历山大的利益而公开侵扰赫梅尔尼茨基，试图逼他离开土地。赫梅尔尼茨基的土地在苏博蒂夫遇袭两次，这让赫梅利尼茨基损失惨重，儿子尤里惨败，直到赫梅利尼茨基举家迁至他在黑黑伦的亲戚家后这种迫害才消停。赫梅尔尼茨基曾两次来到华沙来寻求国王的帮助，但也只发现国王既不愿意帮忙，也无力与权贵相抗。

（三）赫梅尔尼茨基在未能得到波兰官方支持后转而寻求他的哥萨克朋友与下属的帮助，他发现哥萨克遭受波兰人不公平待遇的事件不止在他的团发生多起，在全部落也都有发生。赫梅利尼茨基在1647年秋都在来回寻访哥萨克各团，并与全乌克兰的各个哥萨克领导人磋商。赫梅尔尼茨基的这个举动让波兰当局起了疑心，因为哥萨克起义在波兰时有发生，他于是迅速地停止寻访。上校米哈伊洛·克雷赫夫斯基利用他的土地和一大群支持者来帮助赫梅尔尼茨基，他朝着扎波罗热哥萨克进发。瓦迪斯瓦夫四世支持的进军奥斯曼帝国的计划遭到瑟姆否决，而这时的哥萨克已经处在起义的边缘。哥萨克人已经准备好洗劫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城镇，这是他们的“传统事业”，也是一获利颇丰的任务（在17世纪最开始的25年内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侵袭黑海海岸一次），这时他们对波土和约中阻止他们进行海盗活动的条款非常愤怒。但是要不是赫梅尔尼茨基的军事才能，哥萨克起义也许会以和从1637年到1638年的大起义一样的方式失败。他（曾参与1637年起义）意识到具有精良步兵和坚固车堡的哥萨克不会希望同波兰骑兵较量，这时的波兰骑兵可能是那时全欧最强的骑兵。但是如果将哥萨克的步兵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骑兵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许就会中制造出一支兵力均衡的军队，并给予哥萨克击败波兰军队的机会。

（四）赫梅尔尼茨基试图缓和哥萨克与鞑靼人之间长达一百年的敌意，他也通过同意将奴隶或基督徒俘虏【最开始是波兰战俘，但后来是将乌克兰的整片地区提供给鞑靼人，整片地区上的人鞑靼人可以随便抓（包括在1569年后“集体”迁往乌克兰领地的犹太人），之后在卡法的奴隶超市将他们卖出去】提供给克里米亚汗，让哥萨克在心中形成“基督徒保护者”的概念。1648年1月25日赫梅尔尼茨基将由300到500名哥萨克组成的分遣队带到扎波罗热部落，并很快杀死受联邦派遣，把守大门的卫兵。他曾经在部落中利用自身的雄辩本领与外交才能，很快鼓舞起受压迫的鲁塞尼亚人的斗志，在他的手下击退试图重夺部落的联邦军队时更多人加入到他的事业。在月末哥萨克大会选举他为酋长，赫梅尔尼茨基利用他大部分资源来征募更多战士。他将使节送往克里米亚，命令克里米亚鞑靼人通过秘密攻击他们的共同敌人——联邦来加入他的行列。1648年4月起义的消息传播到整个联邦，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这次起义的规模估计不足，或者说他们想要尽快封锁消息，联邦王室大指挥官米克瓦伊·波托茨基与王室陆军指挥官马尔钦·卡利诺夫斯基在没有等待亲王耶热米·维希尼奥维茨基的增援部队的情况下将3000兵马派遣到赫梅尔尼茨基那里，这支部队由波托茨基之子斯特凡指挥。

（五）赫梅尔尼茨基很快集结他的军队，与他的敌人（尚在途中）在佐夫提-沃蒂交锋。在这场战役中有很多在联邦一方的登记哥萨克反戈一击，转而拥护赫梅尔尼茨基。这次战役接下来便是联邦军队在科尔松会战中的溃败，波托茨基和卡利诺夫斯基双双被鞑靼人俘虏、监禁。除了主力部队与军事领导人的损失之外国王瓦迪斯瓦夫也在1648年逝世，离开六神无主、一片混乱的波兰王冠领地。贵族被农民赶得四处逃窜，他们的宫殿与土地也被夷为平地。而赫梅尔尼茨基的大军一直都在向西进发，赫梅尔尼茨基在比拉-策尔克瓦停下他的军队，并向波兰王冠领地提出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增加登记哥萨克人数、恢复被迫减少对东正教忠诚的教会、发给哥萨克工资，这笔工资已经欠了5年。在这一点上农民起义的消息会让像赫梅尔尼茨基这样的世袭贵族心烦，但是在与顾问讨论从各地收集到的资料后哥萨克领导层马上意识到自治的可能性已经达到唾手可得的地步。虽然赫梅尔尼茨基与贵族和权贵之间的个人恩怨影响他，让他成为革命者，但是成为鲁塞尼亚国家的统治者才是他的抱负，这也是让这场起义从单纯的暴动发展成民族运动的原因。赫梅尔尼茨基让他的军队在皮瓦夫采战役中参与一起农民起义，给了微弱不堪、精疲力竭的波兰军队又一沉重的打击。

（六）联邦利用20万红古尔登作为交换来说服赫梅尔尼茨基不去围攻利沃夫，他后来在扎莫希奇休息，等待波兰新国王的当选。赫梅尔尼茨基在确信约翰二世·卡齐米日不会干涉他在鲁塞尼亚的计划后他在1648年的圣诞节于基辅进行一场欢欣鼓舞的入城仪式，在那里他被赞为“遭受波兰奴役者的摩西、救星、救世主与解放者……全罗斯赫赫有名的统治者”。在1649年2月与一个由议员亚当·基西尔领导的波兰代表团在佩雷亚斯拉夫谈判时赫梅尔尼茨基宣称他是“罗斯全权独裁者”，并称他“在乌克兰、波多里亚和沃尔希连……在他远及利沃夫、海乌姆和哈里赫的土地与公国上享有足够的权力”。在波兰使节的耳中这句话很明显，就是说赫梅尔尼茨基不再将自己仅仅定位为扎波罗热哥萨克的领导人，而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而且开始对罗斯的主权提出要求。一篇在维尔纽斯写就颂扬赫梅尔尼茨基（1650年-1651年）的颂词这么解释道：“在波兰中这是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日·瓦萨，在罗斯中这是酋长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在兹巴拉日与兹博里夫战役后赫梅尔尼茨基在兹博罗夫条约中为哥萨克赢得很多特权，但在战争重新开始时他们过去的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抛弃他们。在哥萨克在别列斯捷奇科战役惨败后赫梅利尼茨基被迫在比拉-策克瓦承认失败者的条约，一年后哥萨克在巴托赫战役中雪耻。

（七）在几个月之内几乎所有的波兰族贵族、官员和牧师被杀，或被逐出当代的乌克兰。联邦因这次起义而损失至少100万人，犹太人死伤极为惨重，因为他们是贵族政权人数最多且最易见到的代表。 起义开启波兰历史的一个时代——大洪水（其中包括瑞典对联邦的入侵），这次起义虽然暂时地让乌克兰脱离波兰的统治并获得自由，但很快他们又落入俄罗斯人的枷锁之中。1654年赫梅尔尼茨基因部下被连年的战事削弱而劝说哥萨克在佩雷亚斯拉夫条约中与俄沙皇合作，这个条约也引发俄波战争（1654年-1667年）。虽然联邦（在1658年的哈蒂亚赫条约中）试图赢回对哥萨克的影响力，但新哥萨克甚至变得更忠于俄国。随着联邦国力日衰，哥萨克越来越融入俄国，而他们的自治权和特权也被日渐盘剥，逐渐被俄罗斯人奴役。剩余的一点特权在大北方战争后被完全夺走，因为部分哥萨克站在瑞典一边。在1795年让联邦覆灭的瓜分波兰的时候很多哥萨克已经被迫离开乌克兰，到库班河开拓殖民地去了。这次起义最开始只是哥萨克起义，但在其他居住在乌克兰的东正教徒（农民、市民、小贵族）加入他们后这次起义的最终目的便变为成立乌克兰的主权国家。这次起义在终结波兰对这些哥萨克地区的统治这一方面上取得成功，但这些土地最终落入沙俄手中，乌克兰的居民也遭受了更为残酷的奴役，这些事以及波兰的内政冲突还有与瑞典和俄罗斯的战争一起导致波兰在这一时期内国力日衰（在波兰历史中这些事件并称洪水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