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剑》: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首先声明,金庸先生的作品经过了多次修改,有连载版,有三联版,有新修版。我所说的所有内容,都是就三联版而言,不涉及其他版本。
《碧血剑》是金庸先生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书名是以书中主角使用的奇门兵器金蛇剑命名的。由于金蛇剑杀人过多,剑身上有一道碧绿色的血迹,故此得名。这柄奇门宝剑,承载的也是“恩”与“仇”,但与《书剑恩仇录》所说的“恩仇”又有所不同。
《碧血剑》中的恩被大大淡化,在书中只是有所提及而已,没有着重刻画。比如,袁崇焕生前对旧部、对他人的知遇之恩与成就之恩,山宗对少年袁承志的养育之恩,华山派对袁承志的传授之恩,袁承志对各大江湖人士的救命之恩等。这些并不是书中强调的重点,只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
至于“仇”,在《碧血剑》中的刻画远比《书剑恩仇录》更深刻、更令人动容。因为《书剑恩仇录》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并不算完美的大一统王朝,而《碧血剑》的故事则发生在明末,发生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乱世。从人性角度来讲,上层社会的贪婪压榨与下层社会的苦大仇深,在乱世背景下是不可调和的。书中从渤泥国书生张朝唐的视角揭示了乱世的悲哀——一个被海外岛国传颂、仰慕的泱泱大国、富强民族,竟沦落到无人能救的地步。张朝唐这一人物虽然不是主角,只是呼应首尾的一个龙套,但把他的故事单拎出来,却俨然一部深刻而完整的短篇传奇小说。从人性中迸发出的“仇”一旦蔓延,所有人都会向恶。崇祯多疑,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皇太极雄才大略,却没有提防多尔衮暗中刺来的一刀;李自成被百姓奉为救世主,却在权力的腐蚀下迅速堕落,成了更甚于崇祯的恶魔,汉人江山最终落入满清之手。而主角袁承志,他与崇祯有家仇,与皇太极有国仇,但无论是家仇还是国仇,结局都不是大仇得报。袁承志的大仇人,没有一个是他亲自手刃的,他的一身武功,其实并没有在大势、大局上发挥任何作用,在这方面,他和《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一样可悲。
除了庙堂的仇,书中还有另一条仇恨线——江湖之仇。这条线有很多支线,但主线的江湖仇恨都是围绕金蛇郎君夏雪宜展开的。夏雪宜与石梁派温家六老之间的仇,就是源自江湖恶势力膨胀的贪欲。而夏雪宜之所以败在他们手里,就是因为他在最应该警惕的关头,被人性中仅存的善左右,从而放松了警惕,坠入彀中。夏雪宜这个人可以说是金庸先生塑造的第一位邪派英雄,亦正亦邪,正邪难辨。他恶起来极其冷血,善起来却又极其可爱。他对自己爱的人矢志不渝,却又辜负了为他付出所有真爱和惨痛代价的人。夏雪宜的一生,是善是恶,是对是错,很难下定论。其实,夏雪宜才是这部书真正的主角,袁承志不过是他的传人、他武功的现实代言人罢了。
而从现实角度来讲,明朝末年的乱世似乎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原因。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再建,是汉族政权经蒙古政权摧残后的新生,然而这次重建却伴随着严重的恶化。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废相。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雄猜之主。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被杀,宰相被废。秦朝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由此形成。同时,明代掌权者不惜用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始作俑者也是明太祖朱元璋。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的寻常之辱。直到明朝灭亡,严酷刑罚也依然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其惨酷无理堪称史无前例。在内官用监杖,对卫卒用行杖,让统治者把士大夫的身家性命牢牢掌控。其中尤以太监、审狱最为猖獗。
宋朝建立时,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中叶以后武人跋扈的教训,大力扶植文儒。可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却是最害怕读书人的。但是所谓传统政治,究其根本,就是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种传统政治改变,于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治直辖于王室。既然不能不用士人,那就不惜用严刑酷罚让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用而不足为患。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会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明代废相以后,原属中书省的职责都归了六部,六部尚书协助皇帝管天下事,副手是侍郎。六部之上,再也没有领袖,直接受天子调度。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管理文墨,属于正五品官职,其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之下。
洪武年间,大学士服侍在皇帝左右随时答话,皇帝的奏章批答都是大学士在皇帝身边记录下来才下发的。明成祖以后,“内阁”这个名词才产生。永乐、洪熙两朝,皇帝经常召见内阁官员密议,但奏章批答都是皇帝自己的事,不委托他人。明仁宗以后,内阁权力逐渐增大。到了宣德年间,皇帝开始命令内阁用小票写信,贴在奏疏上呈交,这就是“条旨”。皇帝用红字批阅决策。然而遇到大事,依然是皇帝独自请大臣当面议定。其后,皇帝开始专门通过内阁条旨来决策。皇帝深居内殿,不再为大学士所常见。甚至宪宗成化以后,从熹宗天启年间往后一百六十三年,面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末年的寥寥几年。而世宗、神宗皇帝能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群臣很少见过皇帝。不问政事的独裁皇帝,以明神宗为典型代表。皇帝不上朝,权臣自然应运而生。明世宗时期的夏言、严嵩都是此类。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到六部以上。然而皇帝跟内阁不直接接触,中间还需要太监传递。阁权到票拟这一关就到顶峰了。实际相权逐渐被明代司礼监掌控。宦官逐渐骄横跋扈。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的人,就不得不结交内监,然后倾轧同列。国家并没有正式给阁臣授予大权,阁臣弄权的,都免不了用不光明的手段获取,所以终究难以服众。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这是一针见血的言论。
又是废相,又是严刑峻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下,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皇家私人法廷诞生了,他们可以不经政府司法机关而擅自逮捕审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太监掌握了大权。太监的权力,从明熹宗年间的魏忠贤开始,直到崇祯时期的曹化淳,贯穿始终。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的反抗,党祸就是这样产生的。直到全国正人君子都卷入党祸,明朝乃至汉族政权的国脉也就随之断裂了。
《碧血剑》一书并没有从现实角度探究乱世的根源,它的着力点集中于描述乱世的景象,刻画乱世中的人性向恶。
《碧血剑》的基本正邪观依然沿袭传统武侠的立场:协助朝廷的是反派。所以书中站在崇祯、皇太极这些帝王一边的玉真子、安剑清等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反派。而站在李自成起义军一边的华山派多数为正派。但在此基础上,《碧血剑》一书又像树立金蛇郎君形象一样,有意模糊了正与邪的界线。代表正义一方的李自成义军功成名就之后彻底腐化,给百姓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名门正派华山派里有蛮不讲理的归辛树一家,有跟他们同样蛮不讲理的徒弟梅剑和、孙仲君。黄真的徒弟冯难敌及其儿子也是性格偏激、自以为是的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名门正派中也开始有了形形色色的人,开始有了正邪并存的情况。反而被称为旁门左道的五毒教教主何铁手改邪归正,拜在华山派门下。从《碧血剑》开始,正与邪的立场不再是名义上的正邪,而是人性层面正邪。这种立场被金庸先生用于后来的所有作品。
但是,总体来说,《碧血剑》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在《碧血剑》中,作者尝试了一种特殊文学思路,即出场的主角不是真正的主角,未出场的人物才是是真正的灵魂人物,真正的主角。袁承志这一人物形象和陈家洛一样,偏平面,甚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形象外,近乎工具人,到处跑龙套,江湖上的事经历了很多,也有很多光辉战绩,却没有一件事能救国救民,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反倒是从未出场的金蛇郎君在书中人的回忆和讲述中抢尽了风头,成为书中最具魅力的人物。而书中的另一位未出场的主角,就是袁崇焕,其生平事迹也是借旁人之口说出的,人设却没有完全立起来,仍然是传统民族英雄的平面形象,换句话说,就是另一个民间流传的不会武功的伟光正岳飞。袁崇焕的形象没有立起来,线索主角袁承志的个性又不鲜明,造成的结果就是这部书所有的亮点都集中于金蛇郎君。再就是他的醋坛子女儿夏青青最抢眼了。夏青青应该是金庸作品中比较招人烦的女主,还不如焦婉儿、长平公主两个女配形象好。两个跟女主一样深爱男主的女配,因为女主对男主的道德绑架而放弃了对男主的痴心,一个嫁给师兄,一个遁入佛门。这样的强行“圆满”,只会让读者感到敷衍,感到意难平。
《碧血剑》这部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庙堂纷争,一条是江湖仇恨。江湖仇恨以金蛇郎君为代表,庙堂纷争则以袁崇焕为代表。金蛇郎君代表的江湖仇恨极为精彩,也极为深刻,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而袁崇焕所代表的的庙堂纷争故事线则完全浮于表面,即使删除,也完全不影响全书的可读性。这就是我认为《碧血剑》是不成功尝试的根本原因,连主题都没表达到位。
由于袁崇焕形象的平面和对庙堂纷争刻画不足,书中所有跟袁崇焕相关的元素都显得非常多余。比如袁崇焕旧部组成的山宗,出场时候无比惊艳,后来却可有可无。袁承志作为袁崇焕之子,按照金蛇郎君生前指点找到了建文帝留下的宝藏,又当了七省武林盟主。但无论是宝藏还是盟主身份,后来都没发挥大作用。满清入关后,袁承志眼睁睁看着汉人江山落入异族手中,不但不继承先父遗志带兵抵抗,而且带着众多武林人士躲到海外享清福。如果他是一位普通江湖侠客,这种行为还情有可原。可他偏偏是袁崇焕的儿子,这样的选择真的对不起“承志”这个名字。在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极其活跃;出家后的长平公主一生致力于反清复明,还教出了不少反清弟子;连袁崇焕死对头毛文龙的女儿都知道杀死太后打入了清朝内部;连华山派那些蛮不讲理的徒弟也在为反抗清朝出力。偏偏这位出身名门的忠良之后袁公子躲在国外不问世事,实在不成器,违和感太强了。《书剑恩仇录》中退居回疆的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还能在《飞狐外传》里再惊艳一把。而虎头蛇尾的袁承志,即使在收官之作《鹿鼎记》中,也没有回归,只是让徒弟何惕守出来跑了个龙套,给韦小宝送装备。袁承志形象的塑造,甚至不如陈家洛。
《碧血剑》的尝试不算成功,但金庸先生并没有放弃这种尝试,在后来的作品《雪山飞狐》中,没有出场的真正主角胡一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