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為何能干政？】（宦官存在的原因是什麼？）

（台灣大學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第七章〈隋唐帝國：中國文明的重整與轉變〉，187-8。）

　　唐代後期與藩鎮割據同時出現的亂象是宦官干政與朝臣黨爭，這些事情都是傳統政治的常勢或一般人性的表現，其道理並無特殊而深奧之處，顯然唐朝的衰亡近乎歷史規律，統治者的私心有成有敗但不可能常勝，所以天下分合不斷，「風水輪流轉」因此竟成世俗的信仰（半理半意）。

　　宦官的存在顯示人性極其醜陋，這不僅意味權力是一種獸性的支配慾（奪人生殖繁衍之望），並且呈現統治者自大自私的宰制心態（無能、任性、又不光明正大），更因宦官絕非皇室安全所必需（後宮管理不是非太監不可），可見宦官亂政實為征服者弄權的自然人禍，難以視為意外 。

　　唐代宦官之禍所反映的政爭醜態尤為顯著，此因皇位繼承制度始終不固，人際關係的作用對於新君之生影響甚鉅，故冀求得位者莫不結黨營私以自壯聲勢，於是諸王與近侍串通奪權乃為常例，宦官擁立自肅宗以後便成登基之道，少有例外（如唐德宗）；此情與唐代前期的禁軍擁立之事（玄武門之變）雖有別，但其聚勢謀變的「人和戰略」如出一轍，且唐代後期的京師兵力（彍騎衰敗後神策軍取而代之）亦控於宦官之手，宦官監軍之制又使其可以藩鎮為援，政權與暴力猶是不解之緣（「人作之合」）。

　　唐順宗時太子李純（憲宗）藉助於宦官與藩鎮的力量以逼退之法就位（永貞內禪），然後宦官之勢大漲，反有威脅皇權的實力，憲宗與敬宗竟皆死於其手；由宦官扶植的文宗雖有剷除閹黨之心，但政治名分既已虛弱而權力鬥爭更形粗暴，故文宗聯合大臣以制裁宦官的行動居然落敗（甘露之變），朝廷直如黑社會。

　　論者以為唐玄宗以後關隴集團為朝廷主體的局面漸廢（關中本位政策式微），由此內朝（皇室）與外朝（相臣）疏離，造成閹寺崛起而成為君主心腹，於是宦官擅權之機出現，其勢乃大；此說表面得理，其實失義，蓋宦官得權原本由於帝王寵信，二者主從地位之別甚明，只因爭位者依賴閹黨成功乃有自瀆授權之患，可知私心使人猥瑣，盜者之道終將害己，而其從犯為何絕非要因；易言之，宦官的壯大源於當政者任用私人的惡念，外戚得勢的緣故亦然，關隴集團的分解或內廷外廷的疏遠並非唐代宦官亂政的起因，人性自私竟是大權旁落之由，故聖人論政首重名正言順。

　　晚唐疵政以宦官為首惡，其時黨爭實附著於宦官內鬥之局，故當宦官統合時（宣宗以後），黨爭亦息並轉而共抗內廷；然朝士始終不敵宦官，在政局已成戰局時，南司（朝臣）對北司（宦官）的反抗只能以引入藩鎮之力嘗試突破。

　　藩鎮、宦官、及朝臣既成唐末政局三主角，軍閥當然是其中主宰，畢竟政權出於武力，求權者必需擁兵乃可自重，故宦官與朝臣均勾結藩鎮以相鬥爭，而其勝負實可預料且無關緊要；蓋奪權者需求名義但以力服人總有優勢，在此政爭中朝臣較宦官更獲藩鎮青睞，然宦官一滅，文官即為武官征服，於是唐朝政權成為軍閥的禁臠，改革未曾實現而革命無由出現。

　　由此可知，不當的手段未可以目的光正之，為惡不可能是行善之道，正確的目的無法以錯誤的手段達成，知行合一，心好則事不壞，政治改良可能出於意外，但從來不是陰謀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