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远飞的大雁（小说） ——老同学毛霞的故事

一只或多只大雁展翅飞过脑海上空，整齐脆亮又很悦耳的鸣叫声一线展开，隐隐约约中飘来《远飞的大雁》那首红歌的旋律，并留下几多绚丽彩带。伴随大雁鸣叫飘渺的旋律，还有一张渐次清晰的面孔。睁大眼睛一看，竟是我的发小兼同学马瑞霞，小名毛霞。她好像变了个样，一双好看的大眼睛不动声色地静静望着我，翕动着嘴唇，但却始终没有露出牙齿也没转动眼珠，诚心要把说的话紧紧地裹藏在了眼底里。这个马瑞霞，你又要玩什么深沉？哈哈哈……这一想一笑，就突然睁开了眼睛，发现是在床上。哦，原来是这样。我转向窗户，透过窗帘缝隙，看到天际已是鱼肚白色，好几只灰色的鸟儿列队游动其间，发出好听的叽叽喳喳音律。只是和印象里南飞大雁所留声色不在一个层次和价位。我潜意识中一直钟情于远飞大雁的歌声，因为很早以前就与那天籁之音有了共情共鸣。

情不由衷地从床头柜上拿上手机，输入“远飞的大雁”，搜索点击，那首曾风靡全国红歌随即响彻耳畔——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翻身的农奴想念……

歌的原唱是才旦卓玛，绝对的顶尖水平，后人再怎么翻唱都显得另类。这也难怪，凡经典的原唱，其音质、声色、旋律、意境早就融入受众的血液中骨髓里，成为一种永恒记忆，难以复制更枉论替换。然经典的歌声以及飞翔于脑海上的大雁，执意要把我带到一个叫花街二十七号的大院里，将我妥妥地放入那个特别的典型环境里，任由我的思绪葳蕤驰骋。

我和毛霞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后来又一同走进第五中学校门和班级的门，虽然我们分道扬镳一一下放农村，进城工作，嫁人生子，但期间没少真诚走动敞开心扉、诉说衷肠。

毛霞是五四年元旦那天生的，要大我半岁。最初的记忆是我们曾经互不理睬对方，不过时间不长，好像只有2～3天的样子。那时我俩顶多才上2年级，我的名字玉兰分别只有5笔画一共才10画而且好写，而她的名字瑞霞分别是13画17画一共30画很难写。好多次她都写不出来自己的名字，急得呜呜呜地哭起来。而我就在一旁嘻嘻嘻地笑起来，说：“你看你看，我的名字写好了，你怎么还没写出来啊。”这一说，她就更急，越急就越写不出来，有时候写错了，就连忙用橡皮擦擦，一不小心擦通了，就哭得更加厉害。一边擦一边写一边说：“我不睬你了，我不睬你了。”我也嘟噜嘟噜地说：“你不睬我，出什么奇呀，我才不睬你呢！”

毛霞不像我长得痩长，她是圆脸因而显得有点胖，但脸模子很漂亮，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深深的，鼻梁子挺挺的，嘴唇棱角十分清晰，喜欢扎两只齐肩膀的粗短辫子，额头上的莲蓬须剪很工整，弯弯的密密的齐刷刷一字排开在柳眉上额头前，煞是好看，尤其是和大眼睛的组合，就像是许多年后流行的卡通画人物，给人以天真活泼又空灵聪慧的印象。她春秋天喜欢穿格格子褂子，在大院里一班小姐妹里总是显得要好看一些。毛霞在家是老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二个弟弟。大姐解放前出生在皖北农村老家，要大毛霞不少，在地区医院学中医，吃住在单位，大院里很少看到；她哥大她五六岁，喜欢看无线电一类的书，不大说话，印象中也不怎么带弟妹玩耍；大弟小她三岁，喜欢粘着她，她也喜欢带着这个胖乎乎弟弟。那时候大院里的不少人家孩子在妈妈带领下在房子里院子里做糊火柴盒、编织尼龙网兜（俗称打小包）和渔丝网等副业。我和毛霞就在这些副业中耗费了许多时光。那时候，学校不上课或是节假日，白天里我和毛霞几乎是不约而同和大院小伙伴一道，围在院子走廊过道的某一个立柱四周，或一字排开在某个墙体木板前，各自插上自带的木锥子，端坐在木凳或竹椅上，系上事先起好的一串包头（一串通常为十副二十副不等），每串包头的塑料软管（即为尼龙网兜成型后的拎包把手）一种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也有白的，立柱或是木板上常常是色彩斑斓姹紫嫣红鲜艳得很；一双双稚嫩小手飞梭走丝，比着谁打得快打得不断丝线不掉梭子。这是白天，到了晚上，不是你到我家就是我上她家，在饭桌一角的木缝里插上木锥子打小包。我们一般大小少男少女通过这种独特方式为家庭做着一份稚嫩的贡献，绽放出青涩花朵般的气息和味道。

毛霞经常带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加入打包队伍。收音机是她哥哥从商店里买来二极管三极管等零件，按照书上的线路图，用烙铁焊接组装的，这在大院里那可真是少有的。毛霞好像很得意地打开收音机，里面立刻传出包括《远飞的大雁》在内的许多好听的歌曲和唱腔，比如：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麦浪滚滚闪金光、抬头望见北斗星，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提篮小卖拾煤渣，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等等。我们一众打包人也以一己方式，哼唱模仿与之互动，扎堆打小包的处所因此显得生动而欢快。这中间，《远飞的大雁》的歌声就经常从毛霞的口中飞出，歌词就像一粒粒金豆子从她嘴里吐出来落在金属的盘子里，发出十分清脆响亮的声音。她似乎在飙嗓子，使劲张大嗓门，高调发声，用力拖音，将“大雁”的“雁”唱得辽远悠长。唱顺了口，毛霞也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桑木扁担轻又轻哎，我挑担茶叶出山村——”

她的歌声总是有着一股穿透力。不知不觉中，大院里人家就时不时能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有些大妈大伯还向毛霞的爸妈建议叫毛霞去考文工团，说是这么好的嗓子，不考剧团就可惜了。后来凑了一个机会，毛霞真的到皖南大戏院参加地区文工团考试，她说剧团的人要她一共唱了两首歌，一段是“远飞的大雁——”，一段是“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看到她考过后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真替她高兴，就对她说，你要是考进了剧团，要经常请我不花钱看戏啊。她笑哈哈地说，要是能考上，我肯定会请你看不花钱的戏。

毛霞最终没能考进剧团，我想不花钱看戏的念头成了一个美梦。不过，毛霞好像也不当一回事，不管是打包的时候还是踢毽子跳绳子玩的时候，也时不时地拉开嗓门唱起《远飞的大雁》那个时候，我和她也不过才十三四岁。

一晃4年就过去了，随后我们高中毕业就跟着潮流上山下乡去了。毛霞去的地方是当涂县的新桥公社新桥大队，是打接受证过去的，这是学生下放的一种形式，地市一级知青办是允许的。当然，按后来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托关系走后门，属于不正之风。我去了南陵县的一个村庄。两个地方离家都很近。

毛霞下放的地方我去过。她说那是自己的新家。那里有座叫和睦山的铁矿，市里通短途班线车，终点站就是铁矿。下了车走20多分钟就到毛霞的新家。

毛霞一开始是住在生产队的知青点上，大半年后大队广播站播音员被县里借调去了，毛霞就顶了位置当了大队广播站的播音员，不用夏天插秧割稻种菜锄地了，很是叫人羡慕。那时我就想，毛霞能到大队广播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她爸爸在地区民劳局(后来民政和劳动分开设局)工作，经常到县里乡下办事，当涂县是地区管辖的八个县之一，新桥大队也是毛霞爸爸蹲点工作过的地方，和大队干部处得不错，不然就谈不上让大队打接受证了。二是与毛霞嗓子有关，一定是她在广阔天地时不时高唱《远飞的大雁》，因此获得了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喜欢。这第二点是关键，因为在这个比邻城市的农村，打接受证过来的知青不止毛霞一个人。毛霞嗓子好歌唱的也好，也为大队让她当广播员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别人也就没有什么不服的了。

那次，我是应邀到她那里去的，毛霞到和睦山车站接的站。广播站红砖青瓦平房一间，中间隔开，外间放了几张破旧桌椅和锄头梨耙箩筐铁锹等杂具；里间是工作间兼卧室，迎面墙上贴着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其他墙面上贴着毛主席指示的宣传画，比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霞问了我在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说要向我报告情况，我说我们关系这么好，还报什么告。接着我们就哈哈哈快活地开怀大笑起来。就在大笑的时候，毛霞她突然中止笑声，脱口道，我要广播了。说着就从床沿上起身走到办公桌前端庄坐下，左手按下播音器开关，右手轻轻按下话筒，清了清嗓子：“广大社员同志们——”

为了不影响她工作，我走出房间站在空旷的门前。依稀记得，那天毛霞广播的是大队上一个通知，说是叫各生产小队派一名社员下午到大队部登记生产工具。女广播员声音清亮清亮的，通过广播站室外，以及农田和村头电灯杆上的大喇叭，传向四面八方。我突然发现毛霞的音色真的好听，像是从风干的豆荚上抖落下的青豆豆，又经过筛网过滤，通体洁净没有一点点的杂质，一粒粒清澈纯洁；又如珠落玉盘，发出一串串动人悦耳的声音。我瞭望广播站四周的田野大地，像铺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绿色毛毯，风吹去处，那无垠绿色就像长江上一条硕大的绿绸带，随江之波浪频频起伏持续前行，又像是一条硕大无比的彩带随大地之手翩翩起舞；近处远处分明错落着一些排列不太长的农家平屋，或是零星农舍，时间还不到10点，已有农家燃起了炊烟，从那探身屋顶的烟囱一股脑儿地冒出的烟雾，由浓渐淡、由黑变灰，随风飘呀飘呀一直飘进白云色，融入蓝天，给浩渺天际平添缕缕人世间柴草烟火味。这声音、这画面因此也就烙在了记忆中，至今也挥之不去。

回到广播站，毛霞正在本子上写字，我凑上一看是在登记广播的内容。等她登记好了，我就对她说，刚才在外面听了你的广播声，非常好听，你要是在话筒上唱歌通过喇叭传出去，那就更好听了。毛霞嘿嘿嘿地咧嘴笑起来，露白白齐齐的牙齿。“唱一个试试看，怎么样？没什么关系吧？”见她高兴，我一个劲地要求她通过广播露一手。毛霞又笑了笑，想了一会儿说，广播站除了广播大队布置或同意的内容，播放革命歌曲也是行的，但我自己唱肯定不行。要么下工后，我在外面唱一下，但你也要来一段，行不行？

晚饭是在大队书记家吃的。我推说我去不合适，但毛霞坚持要一道去，她说刘书记一家人都很好，刘妈妈也没架子，她女儿绿蓉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两个处得来，她知道我老同学来新桥看我，说什么也叫我带你过去吃碗饭。

我在大队供销社商店里买了三块合肥冰糖大麻饼上了书记的家。书记不在家，家里只有刘妈妈和她女儿绿蓉。母女俩都瘦挑挑的，待人很热情，对我一个外人，刘妈妈也不时问长问短，她女儿绿蓉脸上长了许多雀斑，肤色灰灰的，好像营养不良，但她很友好，几次往我碗里夹菜。那次吃了什么菜我一点记不得了，但晚饭的情分和氛围一直记忆犹新。

按照事先讲好的，回到大队广播站，我和广播员就坐在广播站门前不远处的田埂边上讲了一些话，接着用抓阄的方法，各人即兴来了一段。我抓阄抓了个1，先唱，唱的是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唱完毛霞就使鼓起掌声，说没想到你京戏唱这么好，那我就不唱了吧。我说那可不行。毛霞没办法，蠕动了一下嘴唇，润好了嗓子，又唱起了那首熟悉的《远飞的大雁》，也许是几年的功夫积累和思想沉淀，声色悠扬辽阔，音韵字句传情，好像她就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翻身的农奴”。毛霞没能“叫我们不花钱看戏”，看来真的不是她的错，而是地区文工团的人看走了眼。

第二天上午，毛霞要送我到和睦山车站时，广播站来了好几位村干部。毛霞悄悄告诉我说，大队刘书记他们来了，不送你了，你走好吧，有空来信。我注意了一下那位刘书记，也是痩跳跳的，肤色灰灰的，有些像报上登载的焦裕禄的模样。

在班车上，突然想起今天我应该是第二次看见这位刘书记。第一次是在三月份前我从农村回家讨猪油白糖等食物时。哦，忘了交代，在大院里，我家和毛霞家中间就隔着一家，是紧隔壁邻居。那天，我妈看到毛霞妈妈捉住了正在天井厨房墙边觅食的纯白色洋母鸡，要杀，就问道，“马师娘（毛霞爸爸是国家干部，马妈妈就一直被尊称为马师娘），来客人啦，你家小东东（毛霞大弟）从小炕鸡养大的母鸡正在生蛋，舍得杀啊？”“自家养的，省得买了。”马妈妈是北方人，好像也是搁不住话的，就凑到我妈耳朵前说：“毛霞她们大队的人到市里有事，顺便到我家里来看看。”“那是要招待一下的。”我母亲热情附和着。

我有心注意邻居家这个来客。大队书记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人物了，是很受下放学生和他们家长尊敬的。大队书记来的时候我错过了窥视的机会，这也难怪，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走的时候一定是可以等到的。那天下午，毛霞家飘出浓厚的炖老母鸡鸡香，还有炒花生米的香味，很是诱人胃口。等到晚上6点多钟，天已经黑了，我听到毛霞家门口马伯伯和一个操农村口音的男人讲话，就暗暗地急忙站在家门口，面向着毛霞家。这会儿毛霞爸爸送客出门到花街上的正大饭店住宿，我看到这个大队书记不过40来岁，瘦瘦的，穿着灰色衣裳，脸上有些微红——也许是喝了一点酒——看不出本来的肤色，反正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的样子，不说没有人相信他是大队书记。之后我装作无事的样子到了毛霞家，马妈妈正在收拾碗筷，她问我，吃过饭了吗，我说吃过了，回来讨东西，明天准备回农村。“来的正好，晚上包了猫耳朵，盛几个你尝尝。”我还没来得及推辞，马妈妈就递过来一个小碗说：“你吃几个，尝尝味道。”碗里实笃笃地挤满了北方人喜欢包的猫耳朵。“马妈妈，这猫耳朵真好吃。”满满一碗猫耳朵，我三下五除二就吃完，完了好像还背着马妈妈伸出舌头舔了几回嘴，将嘴唇上残留的余香搜刮干净全部吞到胃里。猫耳朵味道真香啊。马妈妈在自家石臼里捣碎了的新炒的花生米拌在猪瘦肉馅里，再加上姜葱等佐料，吃在嘴里，咽下肚里，一线下来，肉香花生香裹在一起，回肠荡气，把肠子和胃都熏得醉乎乎的。说实话，这味觉享受至今还不曾有过第二次。

我和毛霞后来在同一年上调回城，几乎是同步分别进了工厂，我进了市华侨皮鞋厂，她到了市第一塑料厂后来又调动到了市江南玻璃厂，也是国营的，都属于轻工业系统。到单位报到的那天，我们凑了个时间兴高采烈地在和平大戏院看了一场电影，完了又在附近的镜湖公园信步谈心，我曾试探性地问过她，你下放后不久就当上大队广播员，这不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的，这也看的出你爸爸和大队书记关系也是很好的，后来怎么没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呀。本来我还当心毛霞不高兴，她却轻描淡写地给我出了个题目：“我问你，大队推荐名额只有一个，可这个大队也有一名高中毕业生，而高中生的爸爸就是大队书记，你看这个名额给谁呢？”这么一说那就只能说毛霞运气不好。假如书记女儿还小或是已经工作了，毛霞那就肯定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依稀记得早些年毛霞跟我提起过，大队书记女儿绿蓉大学毕业后嫁给了当涂附近机场的一个军官，她们彼此还有过联系。这样看来，毛霞或许并不把从农村推荐上大学当回事。

毛霞虽然没当上工农兵大学生，但她姐姐让在中国交通报当记者的丈夫给这个妹妹找了个工农兵大学生给嫁了。也算是了却了妹妹内心深处一份心思。丈夫姓王，湖北人，父母早亡，家境不佳，但书读得好，后被推荐到武汉某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分配到某大型航务工程公司，熬了好些年月后就当上了工程师。我查了资料，这个公司厉害，在国内外分设了数家分公司，在广州、深圳、哈尔滨、大连等地，以及境外塞尔维亚承建码头和桥梁。

我们进城工作后不久，毛霞一家就搬到张家山了，那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毛霞恋爱时是和父母及小弟住在一起，那时她哥哥住进了地区某单位的宿舍，大弟几乎在她上调回城的同时，步姐后尘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热恋中的毛霞曾邀请我到过张家山，我见到了那位工农兵大学生，长得瘦长，眼睛不大，和女朋友反差比较大，但是很契合所谓的“男才女貌”。

毛霞的选择判断决定对的。因为她曾用书面语言正儿八经地这么表达过真实思想：丈夫单位是大公司；他爱岗敬业，主动补齐了曾被诟病工农兵大学生学识上的“短板”，最终靠上了高级工程师这个档位，而且为人敦厚善良，爱妻爱子爱家庭，没有花花肠子。

置身于一般般的企业，和千千万万人一样，我和毛霞没能躲避被砸饭碗的遭遇，而且是第一批被砸的饭碗。我们只得被动转型找饭吃。几多徘徊后，我开了一间鞋店，然而不知毛霞怎么考虑的，居然出人意料地搞了一个流动摊子，下馄饨卖水饺，地点多流动在丈夫单位宿舍附近的杨家门和石城湖道口，那儿有市大型骨干企业锅炉厂，还有厂子弟学校、车站、菜市场等。作为一种友谊象征，我曾如约坐1路公交车到杨家门站下车，见到她时，她正麻利地给一对情人模样的中年男女盛好馄饨，右手倒捏着小瓶子在冒着热气的碗里均匀地撒着胡椒粉，端到这对情人面前，很是殷勤。随风飘来一阵轻微醒鼻的香辣味儿中，我看到老同学脸上红扑扑的，那是叫热水热汤给熏的，双手小臂上的护袖和胸前围兜很干净，许是早上出摊时新换上的，围兜正中间偏下一点处的口袋有些鼓鼓的，看来这个上午的生意不错。曾经仰首蓝天白云、一对好看的大眼睛追随游走白云、高唱《远飞的大雁》妙龄少女，好像在瞬间就成了推车小卖的徐老半娘，我心里一阵酸楚酸楚的。但禁不住热情，我还是很高兴地坐在摊前的长条木凳上，饱尝摊主生产的美食，之所以说是饱尝，是因为她分别给我下了一碗馄饨一碗水饺，不吃还不行！她笑盈盈地说这是马瑞霞独立产权、纯手工制作。她也应邀到我的店里，不得不带走一双流行款式的皮鞋，不带也不行！我模仿她的话语，绝对的真牛皮，虽不是我做的，但借花献佛，情在不言中。

毛霞不像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固守阵地以鞋为业，她在小面食生意上没走太远，不知何时起她重新拾起书本，后来居然考上会计师职称。当她向我“报喜”并要“请客”时，我还真的一时没缓过神。印象中，她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但对数学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她看准了会计行当的市场应用价值吧。这样想来，也就不奇怪了。我把老同学考到会计师证的事情告诉过我先生，他想了想后就说，你这个老同学文化还是可以的，她的字就写得好，虽不像硬笔书法帖有棱有角，但有自己的味道，小巧圆润，横看竖看整页看都养眼舒服。我丈夫这样说，是有感而发的。30多年前，我老公夜大中文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人物形象分析，洋洋洒洒万余言，是我请老同学誊写在稿纸上的。论文评定优等还做了答辩，可能就与誊写者锦上添花不无关系。

 那次，毛霞发微信语音给我，说是要到深圳丈夫的工地过一段时间，她甚至动情地说，老公在工地上生活没规律，我要过去看看，也好有个照顾。我早知道，她已经不亲自操刀会计业务，儿子带薪读研究生毕业后跨越进了本市规格最大的一家医院，儿媳也进了市区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做护士；只是她张家山的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不知近况可好。在回复的时候，就多问了几句，马妈马伯伯身体还好吧？女儿毕竟贴心一些，你去深圳，两位老人不会有什么意见吧？不一会毛霞直接打电话过来说，我老爸老妈身体还好——他们老人家有三个儿子照应还过得去吧，女儿嘛，本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呀。我小弟弟就说过我，但他有病也可怜，只要他一家生活好好的，我也不跟他计较。我是泼出去的水，以后靠谁呀，儿子有自己的家庭，不指望的。我现在不把老公照顾好，说不定以后就真的没有依靠的了，老夫老妻其实都是各自的靠背。说完就嘿嘿嘿笑起来。话说的没错，但总觉得她话里有些疙疙瘩瘩事情不愿展开。我追问了一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她沉默了一下，回答我说，哪个人哪会都事事都称心如意呢，是吗？见她这样说，我也不便探问究竟了。

毛霞夫妇从深圳回来是奔丧的。她88岁的母亲在家突然跌倒去世。年迈老父亲向膝下现唯一的女儿（毛霞的姐姐在46岁那刚随夫调到省城不久，在单位临时安置的招待所房间突发意外离世）复述着老伴去世的情形，毛霞泪水止不住簌簌而下。家里办完母亲丧事，安顿好88岁父亲饮食起居后，毛霞夫妇返回深圳前，我约她有过一次见面。顾及毛霞此次回来的特定事由及其心情，我特意选择在市区一家知名茶楼的包厢，意欲促膝谈心共诉衷肠。毛霞身段模样没什么变化，只是脸盘有些发泡，当然不是浮肿的那样；她眼神有些直愣，当然是属于心事重重的那种，因为她眼里依然见亮有光；她嗓子有些沙哑，我想应该是属于与人过度激烈争辩后才有可能出现嗓音变化，当然其中一定有她痛哭母亲谢世、伤感老父亲垂暮之年时的过度用嗓。她愣愣地告诉我，她老爸眼睛几乎失明，生活已不能自理，办完母亲丧事，她哥主持家庭会，经父亲同意，决定由老二、老四、老五三个儿子轮流把老爸接到家里生活一个月，就不安排女儿照顾了。她不动声色地说，三个儿子先后分享了父母有限的房产红利，那就该尽职尽力孝敬垂暮之年的孤独的父亲；再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显然，此时毛霞的心情是纠结压抑的，这种压抑和纠结也不难为同性别的大多数人所理解。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邻居，我对与毛霞有关的情况是有所感知的，加上有时经过张家山就顺道看看马妈妈，马妈妈看到我看她非常开心，拉家常中也比较多地了解到一些与毛霞有关的事情——

早在我和老同学下放农村时，马妈妈一家就搬到了张家山，她哥哥“继承”了大院里那间近20平米的房子，连带单独的厨房，并在那里娶妻生子，没几年后搬到单位分的房子住。但不知什么原因，却将老屋放掉，让居委会给收下了。虽然那时候的住房是承租性质的，但要是继续保留在毛霞妈妈名下，那后来房改后因为古城改造动迁，那房产效益就很可观的。我家就因一直继承着居住最终分享了一块不小的蛋糕。这样看来，她大哥间接独自分享了家里一份财产也不为过。毛霞为此有些耿耿于怀，曾于事后数年分别到房管局和居委会反映情况，请求补交这些年欠下的房租，赎回老屋的居住权，但没能如愿。毛霞那位工农兵大学生离开家乡工作后，老家的老屋让几个叔叔住了，后老家旧城改造要拆老屋，毛霞手持合法文书前往夫君老家处理相关事宜，结果无功而返。以至于后来的后来因为儿子买房装潢结婚，毛霞不得不向她哥哥借款10万块。再后来的后来，处于城区极好地段的张家山拆迁，毛霞有些指望从中分得一杯残羹，补上那借上10万块的窟窿，结果也不成。因为张家山的房子房改时，老四老五两个儿子成家后就已和父母住在一起，条件都不好，二个弟弟出钱由父亲办完房改手续，哥姐二人也没意见。后来，父母写下字据，表明以后房子拆迁，产权老四老五各人一半。张家山拆迁前，毛霞哥哥在自己家主持家庭会，提议让二个弟弟在拆迁面积上出让给姐姐一定份额，核心是每人所让面积折款不超过5万元，低于此数则以实际数额为止，不作上提。毛霞自然很高兴，笑盈盈地对她嫂子说：“这正好还上借大哥的钱，到时候就直接转账好了，省的转来转去的。”嫂子也笑着说：“直接转那不行，要桥归桥、路归路，俩码事。”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提议最终在第二次家庭会上没形成文字。以至于再后来，毛霞的嫂子也就是那10万块钱的债权人，打电话要小叔子老四到张家山老屋，替小姑子催要5万块“拆迁房屋面积折价款”，毛霞哥哥那天也同去了老屋。没想到小叔子据理力争，也没给哥哥面子，场面弄得很糟糕——为营造老同学相逢应有的愉悦氛围，我有意识地选择了同学群里不曾获知的人物轶事，比如某某同学的男人（也是同学）在副处级退休后被牵出受贿罪坐了10年的班房、他老婆不堪寂寞多次游离情感的事情；某同学不慎卷入拐卖人口案，弄得妻离子散；某某同学挑逗洗头屋按摩女，还掏出下面的光葫芦头兜腮胡子独眼，哪晓得那按摩女还比较正直，红颜一怒就报了警，结果被关了7天等等。毛霞听了偶尔“哦——”的一声，或是淡淡一笑，不追问也不表达看法，完全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那次约会，除了感觉老同学后面这些年过的有点是一地鸡毛的日子，我已记不起来还有什么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我俩各人到底还说了什么，总体印象就是平淡，几乎就像没有发生过。

毛霞去深圳后，起先我们还电联过，由于不在一个城市，加上年岁直奔七十，后来只是在春节期间互致问候，平常几乎没联系了。我俩过去友好关系因此显得有些一般般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希望能在同学微信群里看到毛霞露脸或是发文或是发声，但没有，她几乎处于潜水状态。我注意过她微信头像，那是蓝天白云间鸟儿飞翔的影像，不知是不是大雁。只记得她说过，照片是好几年前和工农兵大学生回娘家探亲，丈夫在张家山地委大院用手机抓拍的。蓝天白云飞鸟在群里诸头像中显得既生动又空灵，有一种阔远自在的况味。

那天，我到城东政务新区办事，完了就顺便在附近一个健康小屋排队做核酸检测，忽然有人喊我小名，循声望去，迎面走来一个不小的男人，有些松弛的脸上熟人似微微一笑，并自报家门。我也同时认出了他是毛霞的大弟。记得毛霞家搬走时，他正在市第十五中学上高中，样子已经定型了，可现在头盖谢顶、毛发花白、两道鼻沟直接嘴角，俨然老头一个，成为吃社保基金的专业户。他在距我一米的地方站定，说刚排队做完核检。我自然问起他姐姐情况。得知老同学在深圳生活很好，我也很高兴。

望着这个男人离去的背影，那个拒绝给付“拆迁面积折价款5万元”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就因为这个情形，老同学在媳妇生产尚在医院里，就毅然退还了大弟包的红包。一来一往，形成僵局。远在南方的老同学，你不是跟我说过，还在这个弟弟上高中时，你就带他到新桥你的那个新家那个广播站还有边上的道班上玩，尽量做好吃的给他吃；你和工农兵大学生恋爱扎马路时也没忘记带上这个弟弟；弟弟下放时，你和母亲一起乘车送他到了农村，很是依依不舍。你们姐弟之情不至于演变成这么糟糕的局面呀。

我先生在本市一家大报文学副刊上发了一篇文章。他拿出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正在给我看。忽听得有人喊着我先生的学名，也就是那篇稿件上的署名，声音脆脆的有些熟耳。待我和先生应声出来，这才看到来人是一位高出我一个头的女同志，手上就拿着那张登了我先生稿件的报纸，要递给我看，我说我这里有了，她说你那张不是的，而是我这张。说着就硬将报纸塞到我手中，我看得清楚日期是2021年6月29日。塞完报纸，她就转向我先生问道，你就是某某某（先生的学名，文章的署名）我先生说是的。她好像是要和他讨论文章的什么内容，但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

是记者还是责任编辑？我和先生都没问，心想应该都是吧。我在一旁开始打量她，竟觉得面容好熟，脸型方里见圆，眉毛浓浓的，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深深的，鼻子端正正的，嘴唇红红的棱角又很清晰，好像我的老同学毛霞，讲话的语速音色也很像。要不是比老同学个子高出许多，我心里想，那她一定就是的。

见我就这么一直望着她，她没有回避，那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翕动着好看嘴唇，配合着眼睛，像在发问：你这是怎么啦？我没法躲闪，只得直言相告，你好像我的老同学马瑞霞。话音刚落，她就微笑着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啊。”

我信以为真了，忽略了身高的问题，认定她就是我老同学。我说：“你现在哪里啊，有什么事吗？”她扇了扇手上的报纸，没有正面告诉我，而是转向我先生，继续说道：“你这篇文章情节交代不太清楚，人物形象也不太真实。文章中的她向自己亲哥哥借钱，也没有说不还，她哥哥怎么能在家庭会议上当着妹夫的面说妹妹‘你向我借钱的时候像狗颠的一样跑得不歇’？这不合情理。非要这么写，那就要交代哥哥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妹妹听了马上伤心地哭了，但却没有语言上的一点回应，这暂且不提；而作为妹夫，当听到妻子的哥哥如此刻薄恶毒伤害爱人竟然未动声色，这样忍气吞声，这是不是有悖情理？要是拉上妻子愤然离开，文章情节也就一气呵成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啊？”我先生摸着脑袋，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问我：“她在说些什么啊。”我也懵圈了，只好转向老同学发问：“你什么时候到报社了，还没退休啊？今天怎么来的？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老同学很给面子转脸向我，不再追问我先生文章情节的事，张开嘴笑了笑说道：“我骑自行车上下班。”我说：“那要骑六七十分钟吧。”她说；“差不多吧。”正要问你怎么不开小汽车上下班？她忽然不见了。我和先生面面相觑，她到哪里去了？先生想了想说：“也许是找个地方打电话了吧？记得她刚才好像说还要找个什么人了解什么情况。”

这些天总是接二连三做梦，睡眠质量不好。先生怜惜地说，上午去医院看看专家门诊吧。

去医院路上，我再次想起这个梦，梦境竟如清晰完整，极易转述，这在过往睡梦中很少有的。丈夫最近没在本市报纸文学版上写文章，当然也就没有那个情节了。我突然记得老同学曾向她哥哥借过钱，该不会是老同学托梦给我要表达什么吧。

我心下决定，等看完门诊回家就给远在深圳的老同学打个电话。

天气晴好，暖阳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