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权追求真理吗 | 论自由

在象征界中审视自己

他人的目光是如此的锐利，他人的语言是如此的恶毒，他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狱？
近期的一段时间，我与我的朋友们，几乎都陷入了全然低迷的情绪中，人到了低谷是难以走出来的，视频里张朝阳的话立刻遭到了俞敏洪的反驳。

正如你我每次试图与外界真诚交流，那自然而然的失败正如俞敏洪表述自己曾经遭受苦难的同时还不忘了将张朝阳的好出身提了出来。用以佐证他的坚强和张朝阳的萎靡不振、无病呻吟。

我知道，我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说出我对俞敏洪的不满，毕竟他代表大多数中国男性心中了不起的英雄。

年少的时候他背负着乡里乡亲的祈愿走进了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去到最好的学府读书。

今天他又以成功者姿态，代替那些不成功的人走进了名利场。此外他还有教育家的身份加持。他说的话，自然比我、比张朝阳有分量。

在这样的土地里，生存从来都是要首要考虑的问题，就像前天我重温爱在三部曲的时候，才恍然发现原来，1994年法国普通人就可以闲适地坐在咖啡厅里，闲聊抑或阅读。
要从世界的角度与看中国，而不是以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也许我最近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暂且和你寒暄到这里，我想到法国高考作文题目：“我们有权追求真理吗？”这个题目乍看仿佛，答案不言自明。但事实上这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问内外两个问题，关于自身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把握真理？外界又是否会因为我们追求真理，而将我们排斥在外？

“社会是唯一胜过个人的精神力量”在社会学的视角中涂尔干的这句话仿佛对所有的人类群体下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裁决。

即个人行动与决断如果不去按照外部世界所定的规矩去行动，必定遭到外在客观世界的捶打。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谈论自由的限度又要如何界定？我们又能在何种意义上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判断呢？

以上两个问题的质询是从特殊个体到普遍个体开始思索“我”时最率先想到的发问。

传统的形而上学离得我们太遥远，以至于尽管我最近苦读黑格尔也无法从德国古典的目光下将这些问题厘清。

暂且容我愚陋的用精神分析学试着把握出我们初始问题的答案。

首先在弗洛伊德来，个体的无意识的领域是未知的、深不可测、诡谲多变的、那么也许在无意识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辨识度将会拉到最高阈值。

但这个悬而未决的答案并没有让后来的满意，因为既然归于诡谲多变，那么又何以澄明个人与群体之间必然相似与切实差异的悖论？

人作为个体与他者的差异，究竟用何种质料被抹平？使得个体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组织功能。

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个问题被悬而未决成为了无法进行归纳整合的神秘思考，拉康进了一步将其无意识从那个难以名状的、个体的特殊性的庇护所中拉了出来，对它进行自己的还原。

象征界应运而生，人一切的心理活动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复杂，成了预先就存在于社会文化的结构模式当中。这些固然存在、已然被群体所习惯的产物就难以被个人所消解、抗衡。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哲学家的呐喊并未走进我们当中的任意群体，故而象征界鲜少被人凝视，这就导致无论某个个体怎样反叛它就是依然坚挺的存在，倾轧着任何一个反叛者。

所以在象征界的秩序当中反俄狄浦斯就唯一进入象征界，获得被社会任何的路径。

在个人意识萌芽初期人对于自由的概念，并不能简单快速地达到卢梭式的“人生而自由，却处在无往不在的枷锁之中。”

这个问题的处理既需要看见个人天然拥有不被奴役的权力，更需要个人理解社会的组织生活中哪些为奴役、哪些为协作、哪些为行动本身。

如果我们无法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就容易滑向对漫无边际抽象自由的追求，所有的一切皆是以个人喜恶进行判断。

但抽象自由之所以不具备真正自由的价值，其根本性的矛盾在于人作为社会观念的产物必然会携带与自己观念所匹配的欲望。

抽象自由的行动恰恰就建立在无边界对欲望的追寻当中，背离了自由本身的理念成为反自由甚至是损害自由的思维产物。

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分子，我们必然要找到这个可以让我们保持生活连贯性的自由。而非去不断追求断裂于周围的抽象自由。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必然地走进了他者与我们的关系上面。

在象征秩序中审视自己，去评判自己的自由观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明晰清楚这点之后我们就会走到对自由真正的把握。

（备注：虽然我在这里借用了拉康的概念，但并不表明我对精神分析学可以用在批判理论上的观点持赞成态度，至少在我目前的思想世界中，精神分析学仅仅停留在对个体心理的回溯性把握上，倘若在批判理论中滥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不仅由于诊断性的名词使得个人丧失对周遭改变的勇气，更由于过于虚空的解释让人陷入无边无际的虚无中，还是希望能拿起德国古典哲学，去把握何为人存在的主体性，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到切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