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真的是被汉武帝打败的吗？
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并举的，因为，两朝的统治者都拥有雄才伟略，特别是汉武帝，屡次出征，扩大疆土，令整个中原帝国的疆土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到北方袭击匈奴，将汉朝最大的敌人一举击退，从此，再没有与西汉对抗的能力。但汉武帝真的击败了匈奴吗？西汉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西汉时期匈奴之患最终是如何解除的？
代价高昂的前期战略战术
汉朝初建的前几十年中，一直都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武帝在位初期，多年的积累使得国强民富。同时，加上当时行之有效的国家马政，使得西汉边郡的马匹数量增加到了十万多匹。因此，充足的马匹数量，不仅让汉朝有能力建立起强有力的骑兵部队，还为后来与匈奴的对抗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调遣30万兵力在马邑周边进行埋伏，欲一举歼灭匈奴主力。但如此大规模兵力集结，很难不走漏风声，匈奴单于得知汉武帝计划后，退兵出塞。这次未遂的埋伏行动开启了汉匈之间近百年的战争。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马邑之谋到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汉军频繁出击匈奴；前118-104年间双方进入谈判和休战阶段，双方要么无战事，要么也是规模比较小的冲突；前103年之后汉武帝再度大规模出击。
前129年的龙城之战，汉武帝派4万汉军分四路出征匈奴，然而其中三路或者无功而返，或者损兵折将，甚至全军覆没、主将被俘。龙城之战西汉军人一共死伤1.7万，唯独卫青一路斩敌700，攻破匈奴人会盟祭天的龙城，汉武帝首战不利。
此后，在西汉对匈奴的进攻战中，逐渐形成一套“间接”攻敌的战略，由卫青和霍去病带领优秀的将士进行战斗配合。无论是卫青夺得并巩固河套地区的两次漠南之战，还是霍去病攻下河西走廊的两次河西之战，汉军一般有一路军队在非主攻方向发动佯攻，迷惑匈奴单于，令其难以形成有力支援，而主进攻方向也不是简单的硬碰硬正面攻击，多采用大范围迂回战术、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充分发挥骑兵速度优势的战略战术。让匈奴难以防范。
这一次战斗，西汉打得还算漂亮。然而往往几次胜仗后，汉武帝就犯了好大喜功的毛病，企图通过一次决战彻底击败匈奴部队。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漠南之战，路途遥远、物资消耗大，如此兴师动众，必然很难保密。这次总攻，匈奴也不仅提前洞察，还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导致进攻的突然性丧失。
前123年的阴北之战，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6位将领领10万骑兵，一路大军穿越阴山东段，直接攻击匈奴单于，并没有其他方向军队的策应和佯攻。是役，汉军杀敌1.9万，然而也损失了3000多精锐骑兵，更导致前将军赵信兵败投降匈奴。因此虽然获胜，战后卫青并未得到加封。
前19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决战，更是霍去病两次河西战役（前121年）取得辉煌战果之后的头脑发热。汉武帝倾全国之力，调集的战马加上“私负从马”共24万匹，数十万步兵运输物资粮草、保障后勤，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统领5万骑兵，总兵力高达50万人。是役，匈奴损失9万多人员、大量战马和畜产。此战后，匈奴在漠南（大致范围是蒙古高原的戈壁荒漠以南）无法立足，向蒙古高原西北迁移。
但西汉为此战付出的军事代价有多大呢？汉军伤亡七八万，与匈奴相当，马匹损失十多万匹，这对于战马相对较少的西汉，代价过于高昂，导致汉武帝在后期发动的战役中，再也无法调集如此多的马匹。另外，卫青和霍去病的骑兵部队分别在蒙古大漠里行军一千和两千里，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和后勤制约，交战之前，汉军的马匹、物资和人员损耗就必定相当高。
漠北决战，汉武帝放弃了有效的间接攻敌战略，与匈奴主力正面决战。汉军的策应佯攻、迂回机动和偷袭等优势战术无从发挥，再加上补给的困难和损失，结果漠北之战虽然取胜，但却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实际上西汉和匈奴都元气大伤，此后七年双方几无战事。
漠北决战既是武帝对匈奴作战的顶点也是关键转折点，其惨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多半要由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负责。在征讨驱逐匈奴的伟业中，汉武帝所谓的“雄才大略”也止于漠北决战。
后期战略和选帅一无是处
经过十多年的相对和平与政治谈判阶段之后，汉匈之间的冲突再度燃起。此时武帝宠幸李夫人、宠信李延年，后两者之兄李广利将军因此受武帝重用，但李广利军事才能平庸。前103年赵破奴两万骑兵被匈奴八万人围攻，全军覆没。此后西汉三次进攻匈奴都由李广利担任主将，结果一次无功而返，两次惨败。
由于在前期尤其是漠北战役中的战马损失过大，武帝后期进攻匈奴多是步骑协同，步兵利于防守，但速度和冲击力远不及骑兵，运动战中会拖累骑兵，而如果没有骑兵保护，步兵更独力难支。所以，战斗力一直很难提升。前99年的浚稽山之战，李陵长期训练的强悍步兵兼弓弩手部队遭遇匈奴单于主力。在有利地形掩护下，汉军5000人与匈奴8万骑兵虽苦斗十余日，仍然无法摆脱追击和围攻，最后李陵兵败被俘。同一时期，李广利3万骑兵攻击匈奴右贤王，结果汉军死伤十之六七。
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西汉14万大军分三路出击，其中李广利一路7万人。是役，李广利的主力战败，在转战一千余里的情况下，体力和斗志皆失。李广利得知妻儿因“巫蛊之祸”被抓，无心恋战，遂率大军投降匈奴，使得西汉不战而败。至此，匈奴征战宣告结束。除了好大喜功、用人不当之外，汉武帝后期的战略更加僵化，除了被动防守，就是一味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虽然后期数次战役也有多路出击，但他对匈奴兵力部署并不了解，基本上是盲目分兵，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反观漠北之战后匈奴的战略，一方面主动政治谈判、争取时间恢复实力，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加强对汉军的侦察，而且充分运用熟悉地形、地势之优势——汉军主力强盛时，匈奴采用避敌策略，诱敌深入，或者是根本不出手，令深入敌境的汉军找不到对手无功而返，白白消耗体力；汉军孤军深入时，匈奴则以优势兵力围歼，最典型的莫过于俊稽山之战。同时，匈奴也使用“间接”战略手段，利用西域诸国的反复无常，令西汉军力长期消耗于西域地区，从而减轻汉军对匈奴的正面压力。匈奴人也吸取以往畜产损失过大的教训，在交战之前将非战斗人员和牲畜提前转移，以减少汉军对其的不利影响。
总体上，武帝后期对匈奴之战无论在战略规划、选帅用人，还是战术运用、战斗表现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匈奴人借此得以恢复实力，与西汉继续抗衡数十载。那么，匈奴的威胁最终是怎样解决的呢？这还要经历昭帝、宣帝和元帝三朝。
战争的代价
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在前期取得不少重要胜利，但后期西汉的兵力损失严重，三十多年的战争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仅仅在前期14年的战争中，西汉军民伤亡十多万，损失几十万匹战马，数十年的征战不仅让西汉王朝不堪重负，并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
按照学者邓宏图的考证，武帝时期平均一年的国家财政盈余为40亿钱，再加上皇室财政盈余43亿，一共约83亿钱。然而只要出征获胜，武帝给卫青和霍去病的封赏动辄数十亿钱，就会超过国家财政盈余，这还不算其他将士的奖赏以及征集民夫的费用等等。再加上几次天灾后的赈灾费用，即使武帝将自己的皇室盈余全部投入，也未必能弥补财政亏空。
为了弥补战争费用的不足，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大商人为财政官员，用以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些官员动用各种手段筹措经费，包括买官卖爵，官营盐铁、征收酒水专卖税，以及对商人征收财产税等等，这些举措令国家财税攫取能力大增，但严重抑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后世朝代重农抑商的手段可以说都源自汉武帝。
为了扩充地盘，汉武帝向漠南强迁上百万人口。以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大量人口开垦西北干旱地区，打破了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拉开了西北荒漠化的序幕，造成无可挽回的环境损失”。更有甚者，汉武帝为加固北部边防，兴师动众，不仅修缮秦朝留下的长城，还建筑新的城墙。西汉长城总长度达到约2万里，工程规模之大远超秦始皇长城。无论是屯田戍边，还是修筑长城，都是劳民损民之举，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亦可想而知。
当时西汉人口最多四千余万，汉武帝几十年穷兵黩武（不只是对匈奴，也用兵于西域，朝鲜和岭南等地）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武帝末年，由于常年征战，民不聊生，起义暴动此起彼伏。朱熹对后期武帝的评价就是“去秦始皇无几”。
匈奴到底是怎么败亡的
武帝晚期颁布了一个“罪己悔过”的轮台诏，然而这个诏书并不像当代历史学者宣称的那样表示武帝要改变治国路线，停止征战和征敛。学者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仅是武帝“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尤其是后者，更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武帝的治国方略。汉宣帝的名言“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可为佐证。
汉宣帝一朝匈奴国力大衰，直到汉元帝时匈奴之患才得到彻底解决。但匈奴败亡，主要原因并非西汉用兵。因为从武帝晚期的前104年到汉宣帝在位的前68年，匈奴至少遭遇了四次罕见的天灾，后两次尤为严重——前71年冬，匈奴单于率数万骑遇大雪，人员、牲畜生还者不足一成；前68年，大饥荒造成人员畜产死亡十之六七。匈奴人口不足百万，几万甚或十几万的人口损失，对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打击非常致命。
祸不单行，大灾之后尚未复原，匈奴又陷入内部政权的动乱。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匈奴本就存在的权力斗争加剧，及至前57年出现五单于争位的乱局，数万人死于此次内乱，畜产损失十之八九。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率南部支持者投靠汉朝。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加上周边游牧部落与西汉联合攻击，匈奴力不能支。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残余势力被平灭。
由此可见，汉武帝终其一生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与匈奴作战虽有重大胜绩，也颇多惨败，并给西汉的财政、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司马迁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西汉未亡既是汉武帝的运气，也是西汉前几十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打下了良好基础。汉武帝虽耗尽国力却没有平定匈奴边患，匈奴人最终对西汉构不成威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然灾害打击下的脆弱人口经济结构以及部分由此导致的内乱与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