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魏晋风度(第三十三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西晋统一》讲的是汉末三国鼎立后期，曹魏政权被司马氏挟持，司马氏先灭蜀汉后建立西晋，再灭东吴，进而统一中国的过程。公元249年曹魏政权被老谋深算、手段老辣的司马懿控制，3年后71岁的司马懿病逝，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掌权，进一步巩固司马氏对曹魏的掌控。公元260年，曹髦带领侍卫和奴仆讨伐司马昭而被杀，留下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名言，也意味着曹氏政权彻底衰落。司马昭不急于称帝而是决定先灭蜀。公元263年，魏军进攻蜀汉在剑门关遇阻，邓艾出奇兵绕道西北的阴平山，取道江由、绵阳，直达成都，蜀后主刘禅只得投降，存在了四十三年的蜀汉灭亡。刘禅在洛阳乐不思蜀，活到了65岁。公元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掌权后建立西晋，称晋武帝。西晋取代曹魏15年时，趁孙晧（孙权儿子）贪图享乐，东吴国力日衰之际，又灭掉了东吴，于公元280年统一了中国。尔后西晋呈现了短暂的繁华，画作《金谷春晴》是繁华的体现。全国统一后，司马炎随即沉迷享乐，乘羊车选择下榻之处；上流社会攀比斗富；达官显贵清谈之风盛行，疏于政务；致使西晋很快走向衰落。尤其糟糕的是司马炎统一全国后，放着在先秦时期对国家稳定行之有效的郡县制不用，在政权并无特别大的隐忧的情况下，错误地再行分封制，给国家稳定留下了巨大隐患，致使之后很长时间里中国处于分裂和朝代混乱的年代。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愚蠢无能，皇后贾南风弄权，继而引发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公元311年，存在了仅三十七年西晋灭亡(秦朝存在了十五年，王莽新朝存在了十四年) 。

嵇康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曹魏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观看名士嵇康行刑现场并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嵇康为师，想借此令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豁免嵇康的死刑。然而太学生的请愿没能阻止屠刀落下，名士嵇康就此陨落。嵇康死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嵇康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竹林七贤云台山，诗酒宴饮清谈玄

千古名曲广陵散。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七贤，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带（褒衣，宽大的衣服；博带，大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帻（ze，一种头巾），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史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玲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蒙眬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怎么到我的衣裤里来了。

七贤借竹林一方净土，回避世间纷争

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统治者对士人首先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要杀掉，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说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到高平陵扫墓的时机，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避开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是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画像砖中，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中还有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后的魏晋名士作竹林之游呢？这是因为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一脉相承，都比较反感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玄学和清谈。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袭带素(比较粗劣的皮衣，用绳索作腰带)，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与七贤一样，同属士阶层。

士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从西周延续到魏晋

有着较强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士在西周时期是社会等级秩序中的最末一级的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以任作战骨干，在政治上可以任中下级官吏，在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乘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孔融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因为曹操绝对不会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是具有象征意义。

政治上难有作为，士退而研究玄学

通过谈玄与清谈，体现士的气节与责任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思考人生与社会的本原。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中。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

清谈玄理极大地推动了思维水平的提高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必为司马氏所不容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是支持曹魏皇室，要么是转向投靠司马氏。

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yao，劳役的意思）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禀性的同异离合问题，他希望能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时，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的，钟会把自己的《四本论》扔进嵇康的窗户里，就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钟会是与司马氏在密室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深受司马氏器重。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铄王室，即便如此，直性狭中（性格直爽，但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容事）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要想成为一名好的铁匠，没有力量、胆量是不行的。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有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仍扬锤打铁旁若无人，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要走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鹘（hu，也就是隼）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人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他们当时用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解释，虽然所解释的程度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很容易判定，但当时在思考、思维的路径上、在思维的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的。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嵇康认为，要超越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意指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嵇康的这种提法有很明确的政治性，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做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集团加快篡魏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担任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与司马昭是表兄弟），平步青云，仕途坦荡。

为保持自己气节，嵇康与山涛绝交

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的竹林朋友嵇康，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在与山涛（字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本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意思是不认可商汤、周武王，鄙薄周公和孔子）”，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嵇康的这一口号等于是明确了和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商汤造夏桀的反，周武王伐纣，周公（周公旦）推行圣王政治理念，而这些圣王的功德在嵇康看来都是不对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在内一道进行鄙薄。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表明，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会造成一些的困扰和阻碍。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还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chu)”， 声音本身就跟宇宙之理一样，它本身没有喜和怒，没有哀和乐，所有的东面都是人们加给它的。

嵇康引领时代风潮

后人东施效颦，附庸风雅，清谈玄学误国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做为当时的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xuan)、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他做为一位士人要从一而终，只忠于自己认可的政权，不做三姓家奴。嵇康被杀是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弓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仕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阴嵇康故居凭吊。当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

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竹林时期的玄学名家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向淫威低头，成为一种典范。就此嵇康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力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和后来的那些假名士、那种假的放达，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心里没有痛苦，只有麻醉。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袭承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意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们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号称二十四友，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从西晋后期以来的这种风尚，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分不开，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形成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而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全力匤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三十七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清谈玄理培育了艺术心灵

东晋玄学名士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位于绍兴蕺山(ji)的竹扇作坊，现今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卖不出所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为大家共知，他的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东晋的玄学名士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曲水流觞（shang，酒杯），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祓禊(fu xi，汉族民俗，每年于春季上巳日在水边举行祭礼，洗濯去垢，消除不祥)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滨，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率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风流名相谢安力挽狂澜

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之时，担任总指挥，在肥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东晋名士陶渊明描绘理想国度《桃花源》

历史发展到东晋时，玄学在儒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描绘的一个理想国度。在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两种冲突，在陶渊明这里都得到了解决。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的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思考和焦灼不解的问题，在陶渊明这里得到了解决。

嵇康绝唱广陵散，慷慨就义魏晋风度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 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的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阐释魏晋风度。

偶像是由崇拜者塑造的，偶像自己往往是率性而行。嵇康反对司马氏易代，本来还不至于被杀，司马氏只是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而已。而当时所有的太学生三千人，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却让司马氏真正感到要取代曹魏的阻力，嵇康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尽管朝廷上下许多人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自己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地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稽喜，也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那个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稽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士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教导嵇绍不要成为乡愿之徒（好好先生），要能与世沉浮，又能坚守气节。十八年后，稽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箭之下 。

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内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那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见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要了一架古琴，在众士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