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江左风华，纸上深情，世间再无
冯友兰先生论“魏晋风流”时提出了四点：“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一往情深”这个成语便出自《世说新语·任诞》：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第十四篇，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当细碎的雪花在《世说新语》的天地里泠沨飘洒的时候，那些风度翩跹的人们纷纷出来踏雪而行。被称作王长史的王濛正踩着积雪，去尚书省拜访王导的儿子王洽。他到了门口，下了车，着一袭典重肃穆的精绣官袍缓步而行。王洽远远望见他，不禁赞叹道：“这真不似尘世中人！”《企羡》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第十六门，共有6则。主要记述了魏晋时代名士之间对对方的衣着、打扮、气度、作品羡慕的言语和行为，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风气和时尚。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王导回忆起洛阳微时，羊曼以为王导是想继续与友人畅谈，王导说，我只是感慨人生变幻，回不到那个时候了。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是在一场清幽微雪中，王濛的孙子王恭乘坐着高高的肩舆，披着鹤氅轻裘，缓行于道路，被藏身于篱间的孟昶窥见，孟亦叹道：“真乃神仙中人啊！”王恭：字孝伯，东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性伉直，为人清廉。孝武帝司马曜时为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时会稽王道子执政，恭每正色直言，为道子所忌，后以征王愉兵败被杀。恭笃信佛道，临刑时犹诵佛经，从容自理须鬓，无惧色。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大去看望他。看见他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子，便对王恭说：“你从东边来，所以还会有这种东西，可以送一张给我。”王恭没有说什么。王大走后，王恭就把所坐的那张竹席送给了他。自己既没有多余的竹席，就坐在草垫子上。后来王大听说了这件事，很吃惊，说：“我原来以为你有很多，所以才问你要的。”王恭回答说：“您老不了解我，我作人不求多余的东西。”
但寥寥数语，已使人们得以窥见士大夫清廉通达的生活作风和人生态度。文字也流利畅快，而从容挥洒间，自有一种隽永蕴藉的意趣。
《世说新语》里最负盛名的一场雪下在了山阴。由于这段故事实在是太精彩，只能全文抄录：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位王先生名徽之，字子猷，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又同样是在山阴的雪天，与他的儿子一样，王羲之也给历史留下了“飞鸿踏雪泥”的印迹。
不过，他是在雪天写了一封尺牍。信很短，只有二十四个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他写完这些字，又挥笔在信封上落下“山阴张侯”四字。
山阴的张兄，我是羲之。刚刚下了一场雪，但当我开始给你写信的时候，雪很快就停下来了，天空也变得晴朗起来。想必老兄一切都很好吧？上次那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实在是我力所不及。王羲之。
这封信如此之短，恐怕也与天气有关。山阴张家的仆人或许是送来了一封信，问王羲之某件事情的结果，并等在旁边领取回书。可毕竟方下过雪，天寒路冻，行走不易，于是王羲之只能匆匆写信，交给来人。
然而，短短二十余字，却颇值得品味。一是这是描写天气的所有文字里最优美的辞章之一，“快雪时晴”，寥寥四字便如同一幅动人的山水雪景长卷，充满了隽永而节制的美感，甚至流露出幽约复杂的情愫。或快意，或伤感，孰能知晓？雪也有快慢？是心里喜欢雪，觉得下得太快，意犹未尽，还是雪下得很急，急得不近人情，一个快字，传神，汉字的博大精深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是“书圣”自身也过着与芸芸众生同样的烟火生活，对于朋友问起的事情，他承认了自己的爱莫能助，没有多余的解释，只说了“力不次”，没有任何委婉的托词和自我掩饰的借口，真实而简洁。
这位“山阴张侯”是谁，已不可考；所言何事，更无从谈起。这些已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保留了王羲之的回信，甚至连信封亦一并存了下来。
山阴张侯的后人把王羲之的信装裱起来，从中选取了最美的那四个字，取名《快雪时晴帖》。这是王羲之书法的集大成之作，字体多为行书，间有楷体，圆劲古雅，意致飘逸，仪态万千，笔力收放自如。与《兰亭序》的笔走龙蛇之势不同，《快雪时晴帖》有着一种雍容淡泊的美感以及神秘深邃的风骨，犹如纷飞大雪霎时沉静，以至有人临写数百遍之后，仍觉其“深不可测”，因此历代藏家皆将之视为珍品。
宋高宗在其南渡岁月中，越来越喜欢书法，甚至终日不离笔墨，或许写字可以让其漂泊挣扎的心灵安顿下来，他对魏晋书法尤其钟情。史料记载：“高宗从容语及前代书法曰：‘唐人书虽工，至天然处终不及魏晋。’”（元陆友《研北杂志》）其中，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情有独钟。在宋高宗自己写的《翰墨志》里，他自称：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他将王羲之的书法作为自己的“心所嗜者”，还赞云：“羲之挺拔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力不次”也是高宗心结，谁不想收复故土，一雪前耻，奈何力不次啊！
书法本是人工，却写出了天然，有我入无我，至高境界，非心灵纯净莫能达。后世再无魏晋的纯净之心，下笔有牵绊，终不及天然。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风华”四字，上有“乾隆御笔”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
此帖与西晋陆机平复帖为现今两件晋人仅存书法，在王羲之家族中仅有王珣有短笺存世，而王羲之的书作只以摹本、临本和刻本的形式流传，没有一件真迹传世。弥足珍贵。
王珣（349年－400年6月24日），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人。晋代官员、书法家。父亲是中领军王洽，祖父是东晋丞相王导。因获封东亭侯，故被时人称为王东亭。王珣工书法，传说他曾梦见一人，授以像椽子那样大的笔，此后书艺大进，称：“此当有大手笔事。”王珣出生于永和五年（349年），族叔王羲之（王羲之的父亲是王导的堂弟）写《兰亭序》时，王珣才五岁。进入官场后，王珣先是在名臣桓温手下工作，北伐时负责军中机要文书的工作，相当于桓温的秘书长，并非不干实事的贵族，后来又在名相谢安手下工作。谢安死后，王珣的地位更显突出，官至尚书令。世称王珣为“小令”，是因为族兄王献之曾为中书令（世称王献之为“大令”）。王珣受到孝武帝司马曜的重用，历任要职，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几年后病卒，终年52岁。晋安帝以王献之的女儿为皇后，与王珣的促成大有关系。政局变换动荡，王珣志向不在官场，终能善终。
《伯远帖》为成熟的行书，风格古逸洒脱，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它的笔画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疏朗飘逸，真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伯远帖》曾经北宋内府收藏，故著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曾收藏此帖，故帖上有董其昌题记：“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清朝乾隆年间，《伯远帖》收入内府，乾隆皇帝将此稀世珍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并将此阁命名为“三希堂”。
信中王珣不及寒暄，便提到了另一位名叫“伯远”的朋友。“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王珣是东晋第一豪门，然而依旧谦恭，对一位应该没有任何官职的布衣两个顿首，这位“伯远”究竟是谁，已不可考，只是从信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志向高洁，常年在山水之间优游。王珣随即感慨道：“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原来，伯远不幸英年早逝，离别仿佛就像发生在昨日，音容笑貌还在眼前，朋友却永远成为古人！山河阻隔，不能前往吊唁。读到这里，这封信却戛然而止，剩下的内容都没有保留下来。情真意切，绝非后世贵族的矫揉造作。后人评价此帖“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
王珣写这封信的时候，真的不是在作书法。他只是在写一封日常书信，用的是当时江南寻常的纸张，墨也蘸得太浓重，以致起笔的“珣顿首”三个字差点把纸浸透。字也写得极为随意，甚至略显匆忙潦草。且王珣虽是琅琊王氏的子弟、“书圣”王羲之的侄子，但他常年在军中和官场，没有练习书法的习惯。
王谢两族联姻不少，但王谢之间也有矛盾，这几门婚姻全都以离婚告终。史称太傅谢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此时王珣任职黄门侍郎，谢安让他离开建康（今南京），去做豫章太守，但王珣并未就职。此也能看出东晋婚姻自由。王珣为人心胸开阔。谢安去世后，王珣来找族兄王献之，说：“我想去吊唁谢公。”王献之被王珣不计前嫌的风格深深感动了，亲切地叫着王珣的小字说：“法护，我就希望你这样做。”于是王珣来到谢安灵前，哭得十分沉痛。
《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谢公”便是谢安，王谢二族交恶，王珣亦难免受累，与谢安关系转劣。但当他听闻了谢安去世的消息，却立即前去吊唁。谢安的部将见到他，拒绝让他进入。王珣也不说话，直接走上前去痛哭。他哭得大为伤心，以致都忘记了礼节——没有握一握谢安少子谢琰（小字末婢）的手，便离开了。
有一次，孝武帝在宫中饮酒微醺，忽然想起王珣，便欲立即召见他。此时有身边的大臣进言说，饮酒之后召见王繤这样的贤者，似乎不太礼貌。孝武帝闻之，点头称是，于是作罢。《晋书·卷九》载：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时年三十五......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皇帝跟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居然一怒杀人，古往今来，妃子杀皇帝仅此一例（宫女们谋杀嘉靖皇帝，疑点颇多，且未成功，不足信），应该是当时女子地位不低，比唐朝还要高，后世无论如何，妃子都不会有这个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