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病房窗户往外看，家就在不远处，但不知从哪刻起，他们回不去了。精神病患者，永远是在人们的恐惧眼神下绕行的一群人。

　　2018年5月25日，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国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总结部署会暨培训班”。会上公布了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13亿9008万人口中精神障碍患者达2亿4326万4千人，总患病率高达17.5%，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1600万人，发病率超过1%。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一、我国92%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

　　“那天放学回家，女儿哭着说不吃饭了，然后回卧室倒头就睡，”已满头白发的55岁的董军(化名)看着坐在角落呐呐自语的女儿说，“如果知道孩子醒来就病了，我一定会在她关门前抱住她。”

　　从西土城地铁站到北医六院的路边，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连锁酒店和家庭旅馆，董军坐在其中一间房间靠窗的椅子上。

　　“挂号太难了，我们在这住的第六天，终于挂到了下周的专家号。”董军是董晶晶的父亲，而此刻，董晶晶正看着母亲给自己削苹果，拿起掉在袋子里的苹果皮，咯咯地笑起来。

　　严重精神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精神疾病。董晶晶患的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是董军介绍，外人一定不相信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梨涡的女孩是一个已患精神分裂症16年、34岁的大姑娘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约6000万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23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数达110万。

　　16年前的一天，“女儿哭着睡着，醒来就开始胡言乱语，当时还以为是孩子闹着玩，做恶梦，没想到，这一闹，就再也没醒过来。”在董晶晶刚变得“不正常”时，董军去学校找遍了认识、见过董晶晶的学生和老师，最后得出的唯一信息就是——高一的女儿失恋了。

　　在那以后的整整一年，董军和妻子都不愿去相信女儿的精神出了问题。“直到一天下班回家，妻子在卫生间洗衣服，我刚打开门，发现女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站在门口，还没等我说话，就开始扇我耳光，这一次彻底把我打醒了。”

　　原本是黑龙江县城银行高管的董军在女儿患病休学的第二年辞职，开始了求医治病的路。

　　北京安定医院曾参与的一项国际性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比例极高。中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二、每个患者背后都有挨打的家人

　　“孩子连着扇了我11个耳光，我心里的第一感觉是对不起孩子。”董军说每次病情发作，董晶晶就像变了一个人。“要打就打我吧，不疼。”董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嚼着苹果的女儿。

　　对于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对象大多都为亲近的人。吉林省通化农村的刘国富(化名)在回忆起儿子刘磊第一次打自己的场景时尴尬地说，“那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不疼，但心疼儿子”。

　　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绪压抑、愤闷，于是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或者出现思维、推理误判，总是觉得别人在说他/她坏话，或者要对他/她不利等，于是产生攻击行为。最让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稳定后，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愧疚，但是在行为发生时依然不受控制。

　　在这些患者习惯性“打人”的背后，和家属承受同样煎熬的还有精神科医生。

　　“门诊就像一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曾经的诊室里，每位医生的桌子下面都会有一个小板凳。”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用是在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一个阻挡，不能还手，拿这个先挡一下，找机会赶紧跑。“现在好了，有报警器。”精神科医生的极大压力也让很多医学毕业生选择不进此类科室工作，“美国人口有3亿多人，是我国人口的1/4，但精神科医生就有3.8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指出，“美国还有一个职业叫临床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开药，心理治疗师专门从事心理治疗。”

　　“精神科病人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治疗，而且大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随访工作也极其困难。”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每次经历这种情况，都会深深觉出现实的“骨感”，和自己一起实习的另外三个同学全都转行了。

三、反反复复，家变成了他们回不去的遥望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像刘磊、董晶晶一样的患者，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

　　其实，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但很多特殊情况下，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这也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哪怕已经痊愈但还是不容易被接纳的原因。

　　作为刘磊这11年来的主治医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马弘教授告诉记者，刘磊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精神障碍。具体病因在世界范围内都还不明确，但是中国这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一年内的复发率约为40%。

　　马弘介绍，中断药物治疗是复发的重要原因。停药患者一年内复发率高达77%。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50%患者曾试图自杀，至少10%患者最终死于自杀。刘磊的状况能维持到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完全功在11年不放弃的父母。

　　由于病情反复，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很多患者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精神病学》(医学高级版)第十三章自杀行为与危机干预中显示，10%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四、医疗费用瓦解了太多坚定的家

　　在精神病家庭里，有人把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各地奔波看病，说钱没了还能再赚；有人把房子卖了，说人在才有家。

　　刘国富说，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把十多年来打工攒的钱全都拿出来了，最后还是不够，因为病情一直在复发，只能把老家的房子也给卖了，后来孩子的姥姥也把房子都卖了。

　　这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例。根据WHO推算，到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在2012年到2030年期间，精神疾病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缩水超过9万亿美元。

　　健康时报记者查看了精神病药物的价格，比如一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口药5毫克规格28片一盒，价格711.79元，一天要服用4片，一个月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一个月也要1350元左右。有时候视病情需要，可能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更高。

　　值得欣喜的是，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

　　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闫芳还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目前全国都已经陆续开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五、看不上病背后是医疗资源巨大缺口

　　“老家县城是全国百强县，但整个县里找不到一个很优秀的精神科医生。”董军的话戳中精神疾病领域医疗资源的痛处。作为总往北京上海各处跑的资深患者家属，刘国富也表示，如果不是来北京找对了医生，可能连儿子是什么病都不知道。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7年5月公布了一组数字：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27733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成为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当大夫，到后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纳。”杨可冰说，在这几万人的精神科医生背后，是几百万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大军。

　　每一个路边傻笑着的、大声吵骂着的孤独患者，内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彩虹”。没有外人的喧嚣，没有车水马龙，那里的自己，没有病态，也不会被歧视，也可能都幸福得忘了在现实世界里，自己永远都有一个离不开的医院，回不去的家。

　　“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啊，能不能让我回家？”

参考文献：

[1] 赵宝龙,杨栋元等.二、关于自杀的研究(三)精神疾病患者自杀流行病学调查[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4)

[2] 经济学人智库:《精神健康和社会融入》，2017年7月

[3] 精神分裂症的复发与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J].王雪梅,刘荣刚,于杰,赵明宇.中国民康医学.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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