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本课程笔记是对复旦大学吴晓明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上的讲课内容忠实的记录，保留了原汁原味，大多为相对重要的内容。（本文对某些句子的表述方式有删改，但不改变原意）
哲学就是哲学史。 ——黑格尔
课程链接：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全46讲 主讲-吴晓明 视频教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i
本文对应于课程的第35集中的最后一部分和第36集
本文的前置文章是【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至三）
本文的后置文章是【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至八）
注：（*）是笔者的补充或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
第三节 《德法年鉴》时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三）最后还有一些内容是关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以放到本文中讲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三）
接下来我们看恩格斯的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恩格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同时期恩格斯的文章还有《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里就不讲了。我们特别介绍一下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创作背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1843年底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到了恩格斯。恩格斯和马克思实际上一开始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马克思的家庭出身是犹太教徒，但却是改宗基督教的犹太家庭，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意味着马克思的家庭是极其开明的和自由派的家庭。所以马克思在宗教上，几乎没有障碍。
但是恩格斯的家庭不一样，恩格斯的家庭是基督教虔诚派的家庭，所以他在宗教上克服的障碍比马克思要多得多，恩格斯的家庭在宗教方面是极其保守的。而且恩格斯最初的路径也跟马克思不一样，马克思最初属于鲍威尔派，主张自我意识，而且对宗教神学进行一种激进的、几乎是无神论的批判；恩格斯不是这样，他的家庭比较保守，他的理论上的研究，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基础，最初来源于施莱尔马赫，然后是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对宗教的批判不那么激进，我们前面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那一讲中讲过，施特劳斯对圣经故事进行历史的批判，施特劳斯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批判，来找出基督教神话当中历史的真实性内核。
所以，恩格斯最初的理论，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理论，从施莱尔马赫到施特劳斯，然后一下子越到费尔巴哈。这个步骤非常快，以至于恩格斯后来讲：“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发表了，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这一句话对恩格斯来讲是正确的，恩格斯在1841年前后一下子就成了费尔巴哈派，但是马克思不是这样。
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我们看得很清楚：
1. 青年黑格尔学派时期（参阅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开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博士论文》是很显然的、很明确的自我意识立场，也就是倾向于鲍威尔的那种立场；
2.《莱茵报》时期（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马克思的立场大体上属于弱化的黑格尔立场——人民理性的立场；
3. 然后，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参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改弦更张，这种改弦更张与他理论上面临的问题（指自我意识立场和物质利益问题）有关。
所以，我们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碰到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同“自由人”决裂，即同自我意识立场决裂；第二个是遇到了物质利益的问题，以至于他在1843年再次出现了转变。
（*如果上述思想演变历程不够清晰，笔者画了一个表格：
*关于恩格斯的思想演变，本门课程没有细讲。恩格斯的思想大体上从施莱尔马赫开始，然后到施特劳斯。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发表了，恩格斯立刻就转向费尔巴哈立场，而马克思要到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才转向费尔巴哈。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笔者认为，恩格斯于1843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他在1844年8月与马克思第二次见面时的融洽，都显示出他和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1842年11月第一次相遇时他们分歧较大。）
*在1889年，恩格斯回忆过去，他提到：“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因此，根据恩格斯说的“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可以断言，在1844年8月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在极大程度上能代表恩格斯的思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
一方面，对于恩格斯，他的宗教批判的过程是从施莱尔马赫到施特劳斯再到费尔巴哈。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路径表现为这样的一个差别：马克思关注的是法国革命，恩格斯关注的是英国工业。这个情况是因为马克思流亡到了法国，而且由于他关心政治领域，所以他更多关心法国革命，以至于马克思一度打算写一本书，可能还想和鲍威尔合作，这本书是《法国议会史》，但是后来没有写这本书。马克思理论上主要的源泉，在英法之间，更偏向法国的政治；恩格斯偏向于英国的工业。这种情况对恩格斯来讲，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在英国做资本家，他也没读很多书，所以他在那里学生意，接触了英国工业许许多多的现状和问题，并且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
从哲学的背景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属于德意志哲学学派，都与黑格尔哲学有重要的关联。恩格斯在这一方面（指哲学上）与马克思比较起来，有一些差距。但是总的来讲，他们哲学上的背景都是德意志哲学学派。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来看，马克思主要是从法哲学批判开始，而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并且划时代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德国的理论家登上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舞台，这在以前都没过。后来，如果我们要谈到那个时期唯一值得重视的经济学学派，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在简单描述经济学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天下，德国人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但在1843年，恩格斯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来有人评论，认为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最初的探讨，尽管关于斯密和李嘉图的议论发挥得很不透彻，甚至也不完全正确，有些是英法的社会主义者早就说过的，但是在恩格斯的这篇作品当中，关于私有财产的分析是真正天才的。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要观点
这篇文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经济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恩格斯根据历史并且根据英国工业的本质研究，理解到经济现象乃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至少在现代历史当中是如此。这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表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么，这一方面的研究显然是恩格斯在英国这种状况下决定的，因为从工业的发展来看，英国工业的发展比法国的根基要深远地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可以谈到法国革命在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那么整个现代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上的变革主要是在英国发生的。
所以，恩格斯在英国进行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英国工业的本质研究，使得他开始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至少在现代历史当中，经济现象是历史的决定性的力量，经济现象是现代阶级矛盾产生的基础，而阶级矛盾又成为政党之间党派斗争的基础，从而构成全部政治史的基础。”这是恩格斯在这篇大纲中阐述的基本观点。
这种观点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后来的经典表述，没有什么区别，但这是恩格斯在这篇大纲当中通过对英国工业本质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基本看法。当然，他在论文当中没有表述得那么强有力，不像我们摘取或总结出来的观点那么有力。
实际上，在当时，特别是在德国，经济现象是远远不为历史科学所重视的，甚至哲学或通常被叫做道德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学科都拒绝这样的一种学科。比如我们所讲的黑格尔，他非常重视政治学，甚至也重视经济学。卢卡奇写的《青年黑格尔》在黑格尔的著作《耶拿手稿》中发现，黑格尔实际上是对英国的经济学，对李嘉图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表述中，政治学和经济学是被黑格尔非常轻蔑地谈到的，尤其是经济学。我们现在难以想象这一点，因为经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皇冠上的明珠。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属于不入流的东西，只是谈谈做生意和谋利的东西，是很低层次的东西，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当中也给它了一定的评价。但是，恩格斯使他对英国经济学的研究、英国工业的研究赋予在历史观当中的本质重要的地位。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当中达到的。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被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吸收了，只是它们以一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加以吸收，但是基本上都是如此。要描述一个历史现象以及这个历史现象的变动，你几乎根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经济以及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的变化。
比如举一个简单例子，最近一个社会学家说，在公元1500年，中国的人口一下子突破1亿，而且接着快速地增长。显然人口这样的一种特别快速的增长，持续到解放的时候有4亿多，到60年代有6亿4千万人，现在有13亿多。由于计划生育，我们少生了4亿左右的人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经济是会提供人口的，当时（指公元1500年）从美洲引进了玉米和番薯，粮食的产量得到很大的增加，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口原来一直徘徊在8千万左右，一下子突破了1亿，而且快速地增长。同时，人口剧增造成了生态环境极大的破坏，因为人们把山烧了。玉米和番薯这两种食物能在非常恶劣的地理条件中生长，所以，黄河的流失开始加重，山坡和植被被烧了，而去种植玉米和番薯。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但是“经济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却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一面——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局限性在于这里没有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
*上面这个人口增长的例子，想说明的就是，今天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后往往都会归结到经济这个因素上来，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在历史中是本质重要的，是决定性的。
*人口的剧增现象和经济增长有关系，更确切地说，经济水平决定人口增长。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快速地增长，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经济的飞速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粮食产量的剧增，那么粮食产量为什么会剧增？因为当时中国引进了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经济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和“经济决定论”严格区分开来，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恩格斯认为经济是归根到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两者区别就在于“唯一”二字，经济不是唯一的因素。
*恩格斯认为，经济是历史的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是历史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是一切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上层建筑可以是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一信中曾经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在该信另一处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历史现象联系到经济上加以理解和发挥大概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常识了，不需要作更多的说明。但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一个德国人居然以这种方式谈论经济现象，把经济现象纳入到历史过程中，并且作为本质重要的部分来加以阐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恩格斯开了这个先河。
（二）经济学的两个阶段——从财富的抽象的普遍性到财富的主体本质
恩格斯在他论文中，区分了经济学的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另一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且他对这两种形态作了哲学上的发挥，第一个阶段——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的阶段——揭示了财富的一般的、抽象的形态；第二个阶段是古典经济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马丁·路德。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宗教改革由亚当·斯密来完成，亚当·斯密代表了开明的、启蒙的经济学。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古典经济学或者说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解到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当中，财产都表现为特殊的、具体的形态；那么在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时代，财富的抽象的普遍性被揭示出来；而到了启蒙的、开明的国民经济学，就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财富的主体本质被把握住了。换句话，它扬弃了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对财富理解的那种纯粹外在形式，而是把握住了财富的主体本质。所以，恩格斯讲，比较起来，理解了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开明的国民经济学是基督徒，而只是停留在财富的抽象的普遍性当中的经济学——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只是偶像崇拜者，只是拜物教徒。所以，他区分了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形式和阶段，这种区分是德国人做的。
原先我们讲经济学历史的时候，我们讲了威廉·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他们的经济学形式与德国人的讲法很不一样。
（三）对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古典经济学有伦理色彩的批判
恩格斯看出了肯定私有制的古典经济学是伪善的、矛盾的和不道德的，这是他在这篇论文当中特别加以强调和发挥的第三个观点。
恩格斯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从而消除了重商主义对财富的抽象的和外在的理解，因此代表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古典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私有制却被理解为人类生活中自然的、合理的和唯一可能的东西，这个前提本身应当受到批判。这是恩格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他的表述在当时带有一种伦理批判的色彩，比如他说私有制以及代表私有制的古典经济学是伪善的、矛盾的和不道德的。“矛盾”一词我们可以看成是理论上的表述，但是“伪善”和“不道德”很显然是一种伦理主义的表述。这就等于说这种私有财产是一种恶，当然这种说法没什么问题，恩格斯说过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虽然在当时恩格斯的表述带有伦理色彩，但是他有一点讲得非常正确：古典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私有制却被理解为人类生活中自然的、合理的和唯一可能的东西，这个前提本身应当受到批判。换句话说，在整个古典经济学活动的领域当中，私有制都是被当作前提的，不仅如此，这个前提是自然的、永恒的，而不是历史的。
我们要明确区分自然的和历史的，自然的意味着它是非历史的，非历史的意味着是自然的，所以私有制在国民经济学当中显而易见被当作前提来使用了。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这个前提本身应当受到批判，批判就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换句话说，私有制不能是非历史的，它是历史的。事实上，我们社会科学中许许多多的领域都是如此，不仅是私有财产被当作前提，即使现代经济生活的那些东西都被想象为普世的，就像“1+1=2”、“A=A”、部分小于整体这样一种公理形式。似乎我们无法想象现代经济生活以外的经济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现代经济生活从1500年来算，也不过五六百年时间，整个人类历史不是在这种经济生活中完全被规定的。而我们现在对经济现象以及经济生活的思考，几乎都把这个（指现代经济生活与它的理论或前提）东西看作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非历史的，因此是永恒的。
恩格斯对这一点提出了批判，而这一点是以往的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是私有财产，而且私有财产被看成是自然的、合理的、唯一可能的东西。因此，恩格斯提出的任务是对这个前提本身进行批判。
（*私有制绝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有前提的，有条件的。
*只不过现代经济生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或比现代社会更加先进的社会也会以私有制为前提，因此私有制这个前提本身应该受到批判，批判就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那么我们需要挖掘出私有制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
*恩格斯开创性地对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进行带有伦理色彩的批判。从来没有人曾这么做过，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绝对是振聋发聩的，像一颗惊天炸雷在现代社会引爆。谁能想到私有制这个“神物”一样的东西，居然不是从来就有的。谁能想到私有制这个被人们公认的东西，居然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东西。）
（四）社会出现的问题或矛盾都与私有制这个前提有关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垄断、竞争、无政府状态、商业危机、贫困化、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堕落等是私有制所共有的。在这一点上，大体上和西斯蒙第的理论有接近的地方，但是恩格斯以他在德国哲学的那一种彻底性来阐述了这一点。特别是联系着私有财产这个前提本身，恩格斯来讨论现代社会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对立是和这个前提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个前提的必然的表现，而不是像以往的经济学家可能猜测那样的生长性疾病。
（*所谓生长性疾病（严格来说不是病），就是在生长过程中，在一定阶段会出现的正常的、暂时的、非毁灭性的、可逆的疾病，并且很快就会消退。如果将现代社会的问题都比作生长性疾病，意味着现代社会将无限制地、永恒地发展下去，永不灭亡。
*恩格斯想说的是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不是生长性疾病，而是私有制这个前提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病症是毁灭性的疾病，也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的瓦解，就是因为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