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戊）作者：阿芒·科兰古

十一、冰天雪地　　皇帝在作出了给埃尔欣根公爵提供足够的面粉的保证后，于11月14日离开了斯摩棱斯克。埃尔欣根公爵的后卫部队在当晚将抵达这座城市。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离斯摩棱斯克只有十五英里的科里特利尔。道路蜿蜒在非常崎岖的丘陵地带，因此我们很难追上头一天就出发了的车队。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冰雪。在那一带农村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倒卧着的被遗弃的马匹。这些马已经奄奄一息，再不能站立起来了。军官们是那样不负责任，骑手和马车夫们又是那样疲惫。他们的时间都用在赶路和寻找食物上。因此像骑兵一样，我们的炮兵也没有给一匹马钉上适合在雪地里奔跑的防滑铁。　　到达科里特利尔后刚一个小时，我们就获悉在离我们一里格远的地方，哥萨克人刚刚袭击了我们的一个小停炮场和那支押送从莫斯科运来的战利品的护卫队 [ 编者注：在损失的战利品中包括伊万·韦里奇敬堂上的十字架。拿破仑原打算把它放在安瓦利代斯的圆房顶上。——据卡斯特朗的《日记》。 ] 。更重要的是，皇帝的一支车队也进入了那个停炮场。当时，那支纵队停在山前，准备成两路纵队登上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岗。当那支纵队的前队和后队中间拉开了一段距离时，哥萨克骑兵便趁机袭击了他们。那支车队的护卫力量有限，无法保护整个队伍。哥萨克虏夺了大约十匹马和皇帝的一些物资。车夫们在慌乱中把车翻进了一个山涧，所以敌人只抢走了一些车中的东西。装载地图的马车也在其中。那个炮兵部队损失了一半力量。统帅部的大部分军官，包括我在内损失了全部私人财物。　　丢失地图使皇帝最为生气，尽管他没有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表情，即使是对他的仆从也没有表露过。这个事件使大家都更谨慎小心了。四十八小时之内，所有落在后面弄粮食的人都回到了大道上。我们所处的形势使每一个人都存有这样的疑问，把那些我们无法供给粮草的士兵集合起来是否明智。　　晚上，皇帝派人来叫我。他跟我谈了前一次谈话的内容，即关于他返回法国的必要性。他又一次向我提出曾经谈过的有关军队的问题，在普鲁士境内通过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他还问我是否考虑过那个计划。他开始意识到部队的瓦解，但是想到能同别列津纳河上的军团会师将能迅速地重建部队的秩序，他又振作起来。到时候那些组织健全的部队就可以充当后卫，守住阵地，而他也就可以把从莫斯科撤下来的部队集合起来。他又一次同我谈到了几天内将有一支波兰哥萨克骑兵加入我们的部队。皇帝还自我陶醉地说他能够控制形势，争得主动。一旦他掌握了明斯克的仓库，他就能够稳操胜券了。　　“我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增强部队的实力。”皇帝同我说，“库图佐夫在行进中很可能会被拖垮。他将越来越远地离开他的预备队。他将被丢在一个已经被我们吃光用光了的乡村里。在我们的前面，仓库里有大批物资供应，而俄国人却会在那儿活活饿死。”　　尽管皇帝试图给别人留下一种乐观的印象，但他自己还是陷于痛苦的忐忑不安。使他最感烦恼的是没有来自法国的消息。在这一点上，他从不在我面前掩饰。我们被迫通过波兰人或者其他被我们用重金收买的人给维尔纳方面送去一些短笺。我们常常只是要求他们带上一份便笺到某些邮局去投递。这些邮局同德国的通邮还没有中断。有一天我们付给一个犹太人二千五百法郎，托他把一封很简略的信送给帝国大宰相。给那个人送行的达律趁机给他的妻子也写了几行字。后来只有这张纸条到达巴黎。为什么会这样呢？伯爵夫人自己也弄不清楚。她获得了她丈夫写给她的信，皇后却没有收到皇帝写的一个字。警察部门和邮局因此查了很久。达律先生的信件先是使他的家庭欢天喜地，接着又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达律夫人到处展示这封信。有人怀疑这封信是不是真的，而她丈夫的亲笔字具有最好的说服力。猜测到处蔓延开来。我们一些人伪装成俄国官员或者当地人去投递信件，可是由他们发出的许多信件，只有一、两封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公事都是用密码写的，皇帝对遗失这类信件并不太重视——除非是那些意在告诉巴黎和维尔纳的人民关于军队和他们在军中的亲属的信件。可是，后方并没有得到多少这方面的消息。　　欧仁军团重新加入了主力部队以后，我军便成一路纵队沿着同一条道路撤退。道路十分狭窄。你可以想象出部队有多么混乱。蜿蜒曲折的路上覆盖着冰雪，就是步行也十分艰难，更不用说行车走马了。每时每刻都有货车和客车在雪地上翻倒，把道路堵死。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没有谁会去维持正常的秩序从而给自己添麻烦。军官们所要求建立的某种服从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照办了。总参谋部也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像往常一样，机断专行的权利交给了各部队的司令部——除非根据需要必须撤消他们下达的命令。当时军官们都看到了局势险恶，但他们又不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局势。他们认为即使那样做了，士气也不会维持多久。　　一个人在挨饿，在寒冷的气候里手指都冻僵的情况下，你怎能让他提供严格、周密的服务，或者进行什么耐力的试验？在不停顿的转移途中，由于参谋军官们的马都死了，他们不得不步行。你怎能让他们去传达命令？当全军都堵塞在一条路上，侧翼就是敌人的哥萨克骑兵。既然无法摆脱这些敌人，你又如何部署战斗？我军当时已没有一支适合作战的骑兵旅来掩护“大军团”的转移。那些疲惫不堪、没有钉冰钉的马如果不是由于人们死劲勒着缰绳，它们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多走一步的。如果不动用力量已大大削弱了的禁卫军，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骑兵去执行一次远距离的侦察任务，或者去探明敌人阵地的情况。而禁卫军仅有的力量又是绝对不容轻易动用的，我们对此也就不抱幻想了。11月13日，在敌人开始对我军采取军事行动以前，皇帝也清楚地了解我军所处的困境。　　我们找不到一个农民或者别的什么人来当向导。我们也无从了解敌情。波兰军团和禁卫军的某些分队曾被派出去侦察。他们只是在以多胜少的情况下杀死了几个哥萨克人，然后就被迫撤回来。他们没能带回一个俘虏来让我们了解附近的敌情。就像一个被放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囚犯一样，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皇帝在斯摩棱斯克时就评论说，俄国人打败了巴拉格·迪利尔后，一定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因此会轻举妄动；库图佐夫也会被迫丢掉他的懒散作风；而我们禁卫军的团结和英勇，一定会像一场战斗的结局那样使他信服，我们还是一支有力量的军队。　　我们到达克拉斯诺时，就同米罗拉多维奇的军队发生了战斗。这支俄军包括奥斯特曼·托尔斯特瓦师和奥雅罗夫斯基师。另外还有一些骑兵部队。这支敌军已经占领了道路左侧梅林诺村附近的阵地。我军派特雷维佐公爵率领青年禁卫军和老禁卫军的荷兰师同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挡住了俄军的冲击，并且成功地挫败了他们，保证了我们沿道路行进的部队没有被敌人切断。皇帝前往战斗激烈进行的地方，并在那儿一直呆到形势变得严重的时候。我的随从副官吉罗先生在这场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根部。　　开始的时候，皇帝倾向于相信敌人的这次攻击是整个进攻的一部分。然而米罗拉多维奇的犹豫，他在我军刚采取行动时就撤退，这使皇帝认识到我军只是和一支独立的敌军发生一场有限的冲突。他们不过是想袭扰我们，迟缓我们的撤退。直到库图佐夫率领全军赶到向我们发起攻击，皇帝在第一眼看到敌人时就下令达武元帅和内伊元帅加速行军。他多次重复这道命令。他还决定自己停下来，以便得到更多的关于库图佐夫运动的情报以及我军落在后面的部队的情况。　　有关的报告表明，同我军对峙的这支敌军，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从我军前方不断送来的报告也向我们证实了我们与欧洲的联系不时地被俄军的分遣队切断。我们甚至从掉队的士兵那儿了解到，离我们不远的左侧村庄也已经被敌军的步兵占领。所有这些情况都更加使皇帝下定决心在克拉斯诺呆到16日。他开始着手准备一场战斗。他认为只有远远地赶走敌人，防止他们不断地骚扰我们，才能救出后卫部队。只有发动一场凌厉的攻势，才能向俄国人表明，不管是我们的勇气还是我们的刺刀都没有被冰雪所冻结。皇帝决定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一场奇袭。　　他原先打算让拉普将军指挥这次攻击，甚至已经向拉普下达了命令。后来，皇帝改变了决定。他把进攻的指挥权交给了罗歇将军。11月16日天亮前两小时，罗歇将军指挥的法军向奥雅罗夫斯基的俄军发起了攻击，结果俄军步兵的大部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残余俄军撤到卢基诺去了。这次战斗的成功和我军的勇敢行动迫使其他俄军也撤退了。但是，皇帝从俘虏那儿了解到俄军主力现已集中到了附近地区，因此他决定对敌人采取攻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欧仁军团以及跟在他后面的其他部队。此时皇帝和他的部队身处战场，他却为欧仁亲王没能率领部队赶上来而担心。他原来命令欧仁军团紧跟在我们后面，可是后者只能在11月15日晚一些时候从斯摩棱斯克出发，……11月16日他同开上来的米罗拉多维奇打了一仗。那些被敌人赶到他的前卫部队来的掉队的法军士兵第一次使欧仁了解到大量的敌人就在附近。　　皇帝根据枪炮声和从离队的士兵那儿得知，俄军正在攻击欧仁军团。这个军团迟迟不能赶上主力使他十分忧虑，因此他命令他的随从副官迪罗斯内尔将军指挥禁卫军的两个轻步兵营，携带两门炮先去援救欧仁，以便帮助他们摆脱俄军的包围。迪罗斯内尔将军冲在由布瓦耶将军指挥的大队人马的最前面。他们刚刚越过皇帝后卫部队的炮位就遭遇大批哥萨克兵。哥萨克兵看到这支法军就逃走了。迪罗斯内尔将军转到大道的左侧，以便更容易地调动部队。在离卡托瓦村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他看到在大道的另一边，有一支很强大的俄军骑兵。那支队伍就在他的大炮射程以内。为了应付突发的战斗，他把部队布列成一个方阵，并向敌人发射了几发炮弹以弄清他们的意图。敌人也进行了回击，但没有采取别的军事行动。迪罗斯内尔将军懂得皇帝交待他的牵制敌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完全信赖他指挥的这些老兵，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继续前进，而把敌军骑兵部队留在了后面。　　当他看到大队人马的俄军部队后，迪罗斯内尔将军几乎来不及让大炮开火，就遭到敌人骑兵和炮兵的猛烈射击。他再一次把部队列成方阵。敌人骑兵妄图冲散这个方阵，但是没能得逞。法军沉着、勇敢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然而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援兵。整个乡村地区到处都是俄国兵。如果不想让禁卫军的这六百名官兵——全军仅存的一支完整的力量去冒险的话，就必须迅速撤出战场。因此，迪罗斯内尔将军开始组织有秩序的撤退。尽管他们遭到敌人强有力的攻击，并被追击达一里格之远，他还是缓缓地、秩序井然地边打边撤。后来敌人的骑兵停止了进攻。敌人的炮火使这支法军损失了一些士兵。　　迪罗斯内尔将军回到主力时，刚好拉图尔·莫堡将军奉命率领一个骑兵团出发去解救他们。皇帝曾经十分担心，深怕他的这支禁卫军进入战斗后被敌人切断退路，不能同主力会合。他派出去侦察的小队也无法越过敌人的封锁，进入迪罗斯内尔的部队。而现在这支部队回来了，皇帝真是大喜过望。他更高兴的是欧仁军团的到来。这个军团正是由于迪罗斯内尔将军有效地牵制了敌军才得以突围出来的。皇帝邀请欧仁一同吃晚饭，同时也邀请了他多次赞扬过的迪罗斯内尔将军。　　和欧仁军团会师使整个事件有了转机。这个事件曾使皇帝的所有计划陷于混乱。本来，要是敌人决心再大一点，至少是可以把我们的后卫部队一口吃掉的，同时也在精神上打击了我军。但是皇帝战胜了困难，危险越大他也变得越顽强。为了使自己振作起来同噩运作斗争，他宁愿战斗，也绝不抛弃达武元帅和内伊元帅。他重复着早先发出的命令，叫他们加快撤退的速度。但是路途是畅通的吗？命令如能送到他们那儿，他们能及时赶到这里与主力会师吗？　　皇帝曾期待着敌人某种形式的局部进攻，他弄不清俄军采取的是什么战术。　　“如果库图佐夫不打算大干一场，而只是沿着这条被破坏了的道路跟着我们，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皇帝告诉我们说，“假使米罗拉多维奇手上还有一些力量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走只有几个营兵力的青年禁卫军……从朱诺 [ 编者注：朱诺指挥法军的先头部队，当时正向奥尔沙前进。 ] 到后卫部队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因此无法互相照应。在缺粮的时候停下来等待后续部队，就要冒各种危险，或者说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靠战斗来摆脱困境。现在我们停驻在这儿，我们怎么能让士兵们活下去呢？我们已经在这儿停留了二十四个小时，死者都是死于饥饿。如果我向俄国人进攻，他们就会撤退。那样，我就会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他们将会赶到我的前面去。”　　尽管皇帝有这种想法，禁卫军还是奉命从斯摩棱斯克大道向后转，去接应后卫部队。我们强大的炮兵进入了阵地，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在17日那一天的战斗。尽管不足二万人，皇帝还是决定扭住敌人打一仗。他对他的“胡子兵”充满着信心。他曾毫不犹豫地把这支部队留作总预备队，就是准备应付像现在这样的决死一战。他毫不怀疑自己会获胜，并且像过去顺利的时候那样，仍然相信自己会吉星高照，战无不胜。　　然而在11月17日那一天，皇帝又回到了他早先制订的计划，命令阿布朗泰斯公爵和欧仁亲王向利雅多维进军。他希望这样做有可能使他的元帅们了解：要尽快摆脱敌人。……　　就在皇帝在克拉斯诺向困难挑战，俄国人从他们的优势中所获甚微时，埃尔欣根公爵指挥的后卫部队经过连日苦战，已于15日到达了斯摩棱斯克。他发现斯摩棱斯克是一座已被抢劫一空的城市——他说那是第一军团的士兵们干的，而埃克米尔亲王说，那是掉队的士兵们干的。事实是，原指望在斯摩棱斯克获得面包的第三军团的士兵们看到的只是一片混乱现象，商店里空空如也，粮食散得满街都是。整座城市到处都是那些刚刚抢劫完的散兵游勇。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任何要给后卫部队给养的准备。其后果是，没有人愿意再留在那座城市。军备部门的长官已经跟着统帅部的成员溜走了。正如后来我们知悉的，城里丢下了五、六千名伤病员。在第三军团撤走后，他们都被愤怒的俄国人虐杀了。　　内伊元帅曾奉命破坏我军遗弃在斯摩棱斯克的大炮和炸毁堡垒。当时他设法向他的部队保证说在奥尔沙一定能够获得补给。这一想法延长了他停留在斯摩棱斯克的时日，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样做也不能使部下服从命令。人们心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们的部队不得不用战斗冲开一条血路，但是不可能希望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得到补给，因为别的人已经在他们以前到过那儿。人们还意识到，后卫部队只是不得不在火网中以及普遍遭到破坏的地方行进。在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足迹。　　这就是内伊元帅所面临的形势。他曾接到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并且在当晚收到埃克米尔亲王的最后一封信。达武告诉他前方沿途发生的战事，并说为了减少部队的损失，并使敌人得不到重新纠合的机会，内伊元帅应加快行军速度。——而他，埃尔欣根公爵一定也听到过类似的忠告。可内伊元帅不能在天黑前出发。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的部队由于缺乏补给，士气沮丧。另一方面也有遭到优势敌人攻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内伊决心在行动中主要依靠他自己的胆略和部下的勇气了。内伊收到达武的来信后，宣布说，“所有的哥萨克和俄国人都将无法阻止我同主力部队会师。”　　他的行动果然无愧于他的宣言。事实证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内伊这样的人的勇气面前终于办到了。　　上文已经谈到了皇帝的各种考虑，他相信采取紧急行动是必要的。因此，他立刻就行动起来了。皇帝用战斗强迫敌人撤离大道，他相信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将军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所能够做的一切。他被这样一种想法困扰着，即库图佐夫的目的是要偷偷地赶到他前面去。因此按照普通常识，他必须加速撤退。他在利雅多维回到他的禁卫军和统帅部。……　　11月18日早晨四点钟，皇帝把我召去。他重复了几天前跟我们谈的话和使他定下这个决心的各种考虑后，说他后悔当初不该在斯摩棱斯克在派出一个团之后，耽搁了二十四个小时才派出另一个团。他当时没有命令朱诺和一部分禁卫军早些出发去控制奥尔沙。他表示要加快撤退的步伐。　　皇帝说：“否则俄国人马上就会从几个方面来攻击我。”　　我军留下部队控制克拉斯诺，等候埃克米尔元帅的部队。他们被告知，统帅部给达武送去的最后一道命令，要求他必须同内伊元帅一起转移。当时各军团间的通信联系已基本上被切断，命令和报告的传递要么几乎成为不可能，要么在途中被耽误很长时间，致使送到目的地时已成为无用之物。大部分参谋军官们都没有马匹了，他们只能步行，就是那些有马的人也无法在冰雪上骑驰，因而他们也不会比别人更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这时候，天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寒冷。行军更加艰难了。道路蜿蜒在山丘地带，陡峭的山路变得难于跋涉。你难以想象炮兵和车辆是如何克服困难，通过了这些艰难的地区。你也很难想象炮兵在这段路上损失了多少匹马。我们终于还是赶到了驻地(利雅多维)。一路上坡陡沟深，一些冰冻的地面被人踩马踏，磨得十分光滑。我们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从冰上面滑下山坡。皇帝也跟我们一样往下滑，因为大家递给他做拐杖的枪支也无法使他的身体保持平衡。这使得那些步兵、炮兵、运输兵特别是那些骑兵纷纷效法，可是由滚动所产生的加速度，往往使那些骑马的人有被压死的危险。　　利雅多维的居民没有撤走，那儿还有食物供应。使我们惊异的是，乡村里四处奔跑着鸡、鸭。自从渡过涅曼河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这般富足的景象了。面对这种情景，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士兵们以为艰难历程终于熬到头了。我之所以在那个严重的时刻记下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些细节同整个事件有关系。这些小事对于精神状态变化急剧的法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影响。打离开莫斯科以后，对于那些两眼只习惯于见到无人居住的村庄，被破坏的房舍，除了军团还是军团，见不到男人和妇女的我们来说，能来到一座有晚餐的房屋里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利雅多维存有粮食，再加上在邻近地区用钱又可以买到食物，很多士兵都吃饱了肚子。——要是他们将面临新的危险，这些法国士兵是绝不会畏缩后退的，可是他们不想饿死，他们要活下去。　　哥萨克骑兵沿途不断地袭击我们。他们常常连续地在我们师与师之间的间隙里穿越大道；要是团与团之间有点儿间隙的话，他们甚至也会穿越过去。三名勇敢的战士用步枪就可以使他们远远躲开。哪里没有开枪打击敌人，哪里车队混乱或者哪里有丢掉枪支的散兵游勇，哥萨克骑兵就会临时决定在哪儿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人杀死、砍伤，夺去所有那些好不容易“拣”来的生命。他们抢劫向他们开过来的车辆。　　敌人的这种战术所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军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是不难想见的。更糟糕的是，敌人给我军的通信联系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不仅是军团与军团之间，而且师与师之间也是如此。我曾经说过了总参谋部收不到各部队送来的报告，而总参谋部的命令要么就是送不到部队，要么就是送到了也早已过时。那些敢于藐视危险的参谋们被敌人俘去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执行任务，他们不得不下到某些分队，和他们一起行动。分队驻下，他们也驻下。当另一支分队经过时，他们才继续行进。要是前面要越过冰雪地带，保存了马匹的军官们没法继续再骑马，他们只得下马步行，牵着马跟在部队后面，踩着别人的脚印，拣较好的路走。为了真正了解那场宏大的历史剧，总参谋部军官加入各个部队是必要的，从头至尾了解事件的进程也是必要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哪怕是平时看来最小的事情也变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当危险成倍地增长的时候，困难也随之增多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奥尔沙。皇帝也像大家一样，把那个城镇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基地。他命令前卫部队尽快赶到那儿，他还指示部队要以重兵占领桥头。　　我们从利雅多维向道布罗夫纳转移。11月19日早晨，当我们从那儿出发时，皇帝获悉第一军团已跟留在克拉斯诺的部队会合了。这就意味着那个军团在17日那一天就经过了克拉斯诺。内伊元帅也许就是在那一天刚刚离开斯摩棱斯克的。我们对第三军团的情况还是一点也不知道。从16日 [ 编者注：达武的第一军团在17日夜里经过克拉斯诺。他们更在莫蒂埃军团的后面向利雅多维前进。那天晚上，他是在两座城市之间的某地露营的。内伊和第三军团于11日早晨离开斯摩棱斯克郊区。因此，在那时，两位元帅之间就隔得很远了。 ] 那一天起，第一军团就和第三军团断了联系。派出去的传令军官都是有去无回。他们当中是否有人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区？皇帝沉迷于猜测之中。米罗拉多维奇的部队还留在他们原来的阵地上。而我们越是向西进发，就越是意识到埃尔欣根公爵所遭遇到的巨大危险。　　后来，两位元帅互相之间的指责、统帅部和全军对他们的严厉评判，使我有义务谈一谈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看法、纳夏泰尔亲王的个人意见以及可靠人士向统帅部报告的详细情况。皇帝和纳夏泰尔亲王曾一再提出两位元帅在转移途中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由于埃尔欣根公爵撤退的速度要取决于敌人对他的阻碍，达武元帅就应该根据情况控制部队的速度，以免转移过快。但是这两位元帅不和，对抢劫斯摩棱斯克一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已停止了军事上的互相配合。　　下面的情况就是根据皇帝和纳夏泰尔亲王当时对那个事件的叙述写出来的。第一军团觉察到，走在他们前面的欧仁军团受到敌人的威胁，因而也意识到自身的危险，于是就加快了撤退的步伐，并让内伊元帅不断地报告自己的进程，但对他们能不能跟上自己的步伐却不关心。俄国人施加的压力越大，进攻越猛，第一军团就撤得越快。这样，下达给埃克米尔亲王的命令都执行了，他也把命令转送给了内伊元帅。他还以为后者一定会仿效自己，加速撤退。没有人会想到敌人对第三军团发动了持续进攻，也没有人为埃尔欣根公爵在哥萨克人的野蛮的叫嚣声中转移而担心。埃克米尔亲王争辩说，他若不迅速撤退，只能使他身边已溃散的团队受到无益的损害。他说，假如第一军团回头去接应内伊元帅的话，那他们在两军会师以前就会被敌人击溃或者俘虏。埃克米尔亲王在同主力会师那天就说了这个看法。　　当时人们对埃克米尔亲王的不可遏制的愤怒是不言而喻的。埃尔欣根公爵是人人都为之担忧的将军，是战役的英雄。当人们谈到埃克米尔亲王时，人们对内伊元帅的热情赞扬和对他所处的困境所给予的普遍同情是空前的。无论是达武面见皇帝，还是什么人偶然与他见面，人们都是这样对待他的。皇帝和总参谋长都更急于把他们所害怕的悲剧性事件的责任推到达武头上，因为那样做才能为他们自己远离两个军团的做法开脱责任。……　　法军各军团之间留下了巨大空间。……皇帝曾决定全军返回援救内伊，这就证明了他在军队所处的态势和它所遭受的危险方面不顾事实的程度。他是否又一次幻想让命运为自己所用，并且认为他的意志足以战胜严寒，就像他那么多次地克服了困难、获得了胜利？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客观环境要求人们服从自己的命运。把部队留在克拉斯诺，只能使我军徒然遭受损失，而没有任何用处。当我们得知第一军团已到达了那个城镇并把第三军团远远地丢在后面时，有人建议把主力折回去。尽管人们对那个计划寄托很大的希望，然而那完全是不现实的。凡是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个计划的荒唐可笑。事实上，由于内伊军团离主力部队太远，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而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计划却异想天开地想把他解救出来。总参谋长公开说过，当皇帝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他曾命令埃克米尔亲王顺原路返回，并叫他身先士卒，率队前进，而主力部队将给予支援。下达这个命令完全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可以断言，这样的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皇帝希望(至少是这样，他才这么说)，虽然有关的命令没能送到第三军团，但埃尔欣根公爵也应该已经知道或者发现主力部队加快了撤退的速度，因而也会加快自己的步伐。他说据报告，内伊元帅离达武元帅最后面的部队不远。但是这样推测的目的是什么呢？俄国军队切断了我们同后卫部队的联系。我们离后卫部队太远以致无法援助他们。他们也不能迅速地突围，同我们会师。皇帝只好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内伊元帅罕见的勇敢和沉着、镇定上。全军上下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论他对自己的英雄抱有多大的信心，皇帝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失去他而哀叹。他认为内伊的牺牲，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　　“他将试图做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皇帝说，“可他会在一次绝望的战斗中牺牲。我宁愿拿出收藏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里的三亿金法郎来赎回他。假如他没有战死的话，他将会和几位勇敢的人逃出来。但形势对他是很不利的啊！”　　11月19日，统帅部转移到奥尔沙。皇帝发现他的先头部队早已到达这儿，因而松了一口气。我军当时牢牢地控制了大桥。我们的生活都依靠当地的商店，但是这些商店也只能满足统帅部和禁卫军的需要。然而，农村还可以提供更丰富的物资。这对部队来说肯定是一种福音，但也未必是纯粹的好事。因为到那时为止，许多人还留在部队。当他们获得了丰盛的食物后，就跟自己的部队分别了。很多人去寻找食物，回来的却是寥寥无几。这么多人之所以当了逃兵，是因为他们希望有大量的食物，有自由，头顶上有一个屋顶，而不用常常饿着肚子去野营，他们希望在夜里能躺在温暖的床上睡觉，而不用冒着严寒站岗放哨——所有这些物质上的诱惑是他们无法抵御的。哥萨克兵和武装农民每天都能抓到大批这样的逃兵，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随随便便地把武器给扔掉了，以便能更方便地行走。——这样做也是为了不再被召回队，因为对部队来说，没有武器的人都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人们即使得到了一些生活资料，即使看到了有居民的村庄而心怀喜悦，却没有转移他们对埃尔欣根公爵的注意力。在那一段时间里内伊成了大家关心的对象。纳夏泰尔亲王似乎想事先就辩明自己不负任何责任。他把通过总参谋部发给埃克米尔亲王的命令拿给每一个人看。他把这些命令也给我看了。由于皇帝公开说过，不论第三军团可能遭受什么样的危险，埃克米尔亲王都要负全部责任，因而部队官兵对于达武的愤恨更加普遍了。事实上，全军的撤退步伐都应该加快，内伊元帅也应该在11月16日那一天离开斯摩棱斯克。但是每当需要下命令撤退时，皇帝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下过决心。　　应该指出，全军都一致认为荣耀属于埃尔欣根公爵。但是通过克拉斯诺这条路线赶上主力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人敢于向“不可能”挑战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内伊。所有的地图都摊开了。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些地图上，搜索着内伊凭他的勇气兴许能够打开的路线。“只要他们把大炮丢掉，有他这样的指挥官，有那些坚强的老兵，是一定能够突破一切包围圈的。他将带着部队经过基辅冲回来，而绝不会投降。”——这就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从士兵到皇帝，谁都相信，只要内伊还活着，他就能够把他的军团带出来。大家只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他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在等待他的部队，等待能够听到他突围的炮声。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只会在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的尝试中光荣牺牲。对一个军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荣耀能比得上全军将士信任他能够成功地完成别人不敢也不能完成的任务呢？　　皇帝到达奥尔沙后，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视察大桥和城镇周围的地形，好像我军还有可能守住这儿似的。尽管我们没能得到内伊元帅的消息，大家还是满怀希望在等候着。任何迟缓都有可能使我军的境况更加恶化，因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撤退。欧仁亲王奉命指挥全军的后卫。11月20日下午，统帅部转移到离奥尔沙不远的巴拉诺维。那儿离大道大约有四分之一里格远。　　皇帝从一个波兰老百姓那儿了解到摩尔达维亚的军队正在向明斯克进军，但是他无法告诉我们那支军队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已经开出多远了。他说的也全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毫无疑问，齐查戈夫是想和托尔马索夫会合。”皇帝对我说，“他们将会派一支军队到别列津纳河去——或者更可能增援这边高地上的库图佐夫。正如我常常想的，库图佐夫现在把我们撒在这儿，为的是在得到增援后就赶到我们前头去阻截和攻击我军。我们必须赶紧走。离开斯摩棱斯克后，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假使我的命令被执行了，也许我已经在别列津纳河把部队集结起来了。我们必须赶到那儿，因为在那儿将会发生重大的事件。”　　留在奥尔沙的欧仁亲王在皇帝离开后不久就报告说，埃尔欣根公爵于18日和19日夜间，在瓦里斯基附近渡过了第聂伯河。他们好不容易才从结冰的河面上走过来。跟他在一起的除了他的军团外，还有四、五千掉队的士兵和从莫斯科逃出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内伊的军营中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皇帝命令欧仁向内伊元帅靠拢，并帮助他同主力部队会师。事实上，欧仁早已派出一个师去接应内伊军团。　　从来没有哪一次战役的胜利在军队中引起过这样大的轰动。全军上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人们奔走相告，你见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忍不住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你甚至会愿意同你的马夫一起分享这个令人鼓舞的欢乐。军官们和士兵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深信我们能够指望命运女神或者类似的自然力量的帮助——法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后来内伊元帅自己叙述突围的全部过程：　　11月18日下午，大地上浓雾弥漫，能见度很差。内伊元帅的先头部队贸然冲进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那儿有俄军的三个军团以及强大的炮兵部队。他们占据了克拉斯诺大道及其左右的阵地。埃尔欣根公爵听到枪炮声后，就催促部队赶紧向前卫部队靠拢。到五点钟，他们赶上了前卫。他相信主力部队正在等他，而且那些大炮的轰击是我军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的预兆。内伊接二连三地发动攻击，想从敌阵中冲开一条血路。士兵们不顾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枪弹，奋勇同敌人拼杀。冲破俄军的两道防线后，内伊元帅就看到，再这样下去，法国人就是死掉三分之一也无法克服俄国人所设置的全部障碍和粉碎俄军的顽强抵抗。　　当他意识到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毫无希望的时候，便重新回到了原先的阵地上，一直坚持战斗到晚上十点钟，以便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那儿去。枪炮声停止了，米罗拉多维奇派出了第二位手持停战旗的信使 [ 编者注：第一名信使是在那天战斗开始时派出的。 ] (这次是一名少校)来劝内伊元帅投降。然而内伊元帅早已成竹在胸。当他意识到法军主力不在附近，因而不可能帮助他们时，他就派人侦察了附近的情况。他从那位俄国军官的口里听说全部法军已远离克拉斯诺。这进一步证实了他自己的判断。内伊不允许那位俄军少校离开他身边，然后极秘密地悄然渡过第聂伯河。当时这个行动早已开始了。元帅在头一天就把那条河的上、下游都侦察了一遍。尽管在一些地方才刚刚冻结，但是当部队渡河时，并没有淹死几个人，连大批的战马也随部队渡过了河。　　天亮后，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国人突然看到我军上了刺刀的步枪就在他们眼前。这使他们懂得了由一位勇士指挥的法国军队能够做出何等英勇的壮举。元帅一登上河的对岸就派出几个分队带着元帅给皇帝的信向奥尔沙进发。只有一个分队到达目的地。他们第一个向欧仁亲王报告了发生的事情。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渡过第聂伯河的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兵像洪水一样淹没了那一带的乡村。当他们得知埃尔欣根公爵渡河后，就集中了所有的部队，团团围住法军，在法军前进时不断地进行袭扰，迫使法军每时每刻都要列成方阵，以抵抗敌人的攻击，保护那些掉队的士兵和难民。虽然堂·(？)哥萨克给法军制造了一些伤亡，但他们想打垮内伊军团却是不可能的。埃尔欣根公爵的六千名勇敢的军人保持队形，且战且走，一刻也没有停止行进。　　人们随意地拿这次英勇的撤退同达武的所谓“智虑明达”相比较。由于埃克米尔亲王不得人心。这种比较又引起了人们更多的议论。任何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利用各种机会攻击达武，而不问他当时接到的命令、他送给埃尔欣根公爵的指示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样做对他是不够公正的。　　11月21日，统帅部来到卡明斯卡。在去那儿的路上，皇帝第二次收到了有关摩尔达维亚军队进军的消息。消息是达律伯爵送来的。伯爵原是远远地跟在皇帝的车队后面行军的。他成天忙于照顾和帮助那些充塞道路和农舍的伤病员。这样，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波兰军官。当那位军官确信自己的马再也无法迈步行走时，就把这个消息托付给伯爵，请他报告给皇帝。皇帝又向达律提出了一些问题——就像他后来询问那个波兰人一样，但是除了齐查戈夫指挥的摩尔达维亚军队已经向波里索夫推进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打听到。这个消息引起了皇帝的焦虑，当天晚上，他向我们谈到了他的全部想法。　　“我们能及时赶到那儿吗？”他对我说，“贝卢诺公爵(维克托元帅)能够很快地发起进攻来牵制维特根斯泰因吗？假如别列津纳河的渡河点被敌人封锁了，那就会出事——某种无法预见的事，某种挫折。那样，我们将不得不动用禁卫军骑兵来冲开一条血路。在五、六天里面，在现在的马匹条件下，在不让一个体质最弱的人倒下的情况下，我能够先敌到达那儿吗？有我的禁卫军和那些能够挽救危局的勇士，我们总是有可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在德维纳河的军团在忙些什么，还有施瓦岑贝格。马雷有办法跟他们联系。关于齐查戈夫的调动，他一定早就警告过他们。”　　然后，皇帝同我谈起回法国的事，似乎那是一件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他告诉我，我将陪他回国，他不需要另外的卫队长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认为他能够占领别列津纳河后面的阵地，明斯克的物资可以供应部队，维持住部队的团结。　　“勒佐公爵(乌迪诺将军)和贝卢诺公爵的军团，”皇帝对我说，“几天之后将掩护主力撤退。从莫斯科来的部队将配置在第二线。那些掉队的士兵也要组织起来。”　　我们还是得不到来自法国的消息。皇帝对这个事情感受特别深。他甚至不敢希冀我们派往维尔纳的波兰军官和其他人也能够通过封锁线，从而让巴萨诺公爵把叫人放心的消息送回法国。皇帝意识到这样一种沉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被随后送来的消息所引起的懊恼代替了。……　　11月22日，皇帝来到了托洛岑，住在一所类似女修道院那样的建筑物里。这时，他获悉法军已经撤出了明斯克。指挥齐查戈夫军团先头部队的兰伯特将军已于11月16日就占领了那座城市。听到这个消息后，皇帝一时间惊呆了。对他来说，明斯克的失守意味着一切军需物资全部丧失——那些物资可是他盼望已久的啊。自离开斯摩棱斯克以后，获得那些物资就是全军的希望，是团结和重建部队所必不可少的。比丧失那些物资更糟的是，法军现在面临这样一种不利的局面：摩尔达维亚军队不是来加强在我们侧翼的库图佐夫大军——皇帝一直是这样预计的，而是直接切断我军的退路。　　皇帝的性格像淬过火的钢铁一样，被这些恶劣的环境、极端的危险锻炼得更为坚强了。针对当前的形势，他立刻就下定决心，加快撤退的速度。——要是可能的话，赶到库图佐夫之前到达别列津纳河。——谁要胆敢阻拦法军就同谁战斗，就打垮谁。他在一瞬间就定下了这个决心，并规定了合理的行军路线。这使皇帝感到一种快慰，因为这个决心能够把我军所处的态势引向最有利的方面。他推断施瓦岑贝格和雷尼埃在得知发生的事情后，一定已经向这边进军了。这样一来，整个态势就会改变。因而，皇帝想到，他把那个地区的全部军队集中到波里索夫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从军队安全撤退的观点看，皇帝预见说，这次集中有着非常的重要性。他现在意识到我们的撤退在到达维尔纳之前是不能停下来的。他还坚信波里索夫桥一定很好地被法军保卫起来了。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早些时候，他就对那儿的防务作了安排。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军派出的部队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皇帝对我和纳夏泰尔亲王说话时那种十分庄重的口气来看，他对那件事是不存任何疑虑的。　　那天晚上，皇帝躺下了。如同往常一样，他让达律伯爵和迪罗克陪着他讲话(他们一般要等到拿破仑皇帝睡熟以后才离开)。谈话时，他打了个盹。达律便和迪罗克小声地交谈。十五分钟后，皇帝醒来了，他问他们在谈些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气球。”达律先生回答道。　　“做什么用呢？”　　“把您载离这儿。”　　“天啊！——现在事情已经够糟了。你们害怕被俄国人抓俘虏吗？”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担心他们不会让陛下那么轻易地离开这儿。”　　“形势非常严重，这是事实。现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我的司令官们都能以身作则，我就仍然比敌人要强。就是全部敌人集中起来挡住我军的去路，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是在第二天(11月23日)，秘书们开始烧文件 [ 编者注：秘书处的信件非常之多。战役中光是部队后勤的文件就堆得像山一样。此外，还有法国各部的报告和起草中的文告。这些都装在文件夹里。每个时期，审记员都要带不少来。还有二十七个文件夹堆放着没有送回国。——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自从离开格日阿次克后，达律先生就要求这样做了。在格日阿次克时，我们已经开始毁坏某些带不走的装备。　　那天清晨很早的时候，皇帝就叫人来召我去。他把刚收到的坏消息告诉了我。　　“形势开始变得极其严重。”他说道。　　他问我，现在河流和湖泊是否已经冰冻得能承受大炮的重量。　　“我认为还不能，至少是那些我们将要渡过的河流。”我回答道。　　“你糊涂了吧？内伊把他的大炮丢在后面，不是也渡过了第聂伯河吗？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冷呢。天气又要霜冻了，我们将要跨过别列津纳河的沼泽地带。要不然，我们就要冲垮敌人的阻击部队，并要走很长的弯路。部队要走多少天才能到达韦莱卡和格卢博科耶？要是库图佐夫能很迅速地在这一带进军，要是维特根斯泰因准备增援他，或者和海军上将齐查戈夫合兵一处的话，形势也可能会变得很危急。这个该死的水手(指齐查戈夫)给我带来的尽是噩运。至于库图佐夫，除了战争，他啥也不懂。当他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时候，他是非常勇敢的，但他不懂战略。”　　皇帝把达律和迪罗克讲的话说给我听。“他们的气球不会是多余的。”他开玩笑地说，“这个时候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逃出去。如果我们能够渡过别列津纳河，我就能控制局势。因为我将得到的两个新军团，再加上禁卫军，就足以打垮俄国人了。假使我们不能渡过河去，我们就得试一试手枪的威力了。您同迪罗克商量一下，在没有交通运输条件的情况下，要是我们不得不冲出敌人的封锁，我们能随身带些什么。我们必须准备事先就破坏一切带不走的物资，免得丢给敌人作战利品。我宁愿在战斗的间隙用手抓饭吃，也不愿意把有我的纹饰的餐叉留给敌人。去同迪罗克商量一下，看看他的部门有哪些东西是要处理的。这事要保密。我只同他和您谈过这件事。我们还一定要让您和我的武器都处于良好状态，因为我们可能不得不参加战斗。”　　皇帝又一次谈到有关我军态势的大量的具体问题以及他曾谈到的有关计划。　　后来，我同迪罗克谈过一次话，他把皇帝同他和达律谈过的话告诉了我。我们一致同意今后凡是在皇帝临时餐室用膳的人都要把自己使用的杯、盘、刀叉负责保管好，如果他还想保存这些餐具的话。我们使用的借口是，临时餐室的骡子正在不断地死亡。　　尽管气候还是十分寒冷，但天空是阴沉沉的，似乎有解冻的可能，看来至少会要融雪。夜里，宿营地旁边的伤病员都冻僵了。人们的不负责任和饲料来源的困难，尤其是缺水，使部队的大批马匹死亡。为了饮牲口，人们常常要走很远去破冰取水。既然并不是所有的浅滩都可以涉过，人们就不得不弄条船运水。我们在夜里到达宿营地。哪儿有一条河或者一口井呢？水面显得很脏。霜冻把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夜里费好大的劲才打碎的冰块到第二天早上又厚厚地冻结起来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努力把冰块砸碎。为了砸冰，就得要用斧子或者铁棍，但这些物资都极端缺乏。一个冷得半死的车夫到达宿营地，一定会害怕在夜里冻死。他不得不设法燃起一堆火来取取暖，设法找到一个避风雪的地方，设法弄点东西吃。要是他没有累倒的话，或者天还不太黑，他就会设法喂马、饮马。然而，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恶劣的气候里，马夫把马拴在那儿就不管了。第二天，当我们出发时，那些可怜的牲口已经倒下，马具都还没有卸下来呢。　　我的副官吉罗先生自从克拉斯诺战斗负伤以后，一直坐在我的马车里。他昏迷了两天之后，在11月22日夜里去世了。　　我们于11月23日到达博伯尔。从托洛岑到博伯尔，一路上比以前我们经过的路上倒卧着更多的马匹和死尸。在每一个宿营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不少人因烟火窒息而死。当这些冻伤和半冻僵的人过于挨近篝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还有许多人仍然呻吟着，但却永远站不起来了。他们的身体过度虚弱或者是手脚已经冻僵，在那儿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些可怕的场景给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很难使一个被冻僵了的人相信，烤火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唯一挽救生命的办法就是运动、干擦，用雪来摩擦手、脚则更好。当皇帝从这一大群注定要倒霉的人们身边经过时，既听不到牢骚也没有听到呻吟。不幸的法国人是多么宽宏大量啊！他们诅咒的是天气，却没有一个人责备“光荣帝国”。　　皇帝认为库图佐夫优柔寡断，而米罗拉多维奇在克拉斯诺大道上等候埃尔欣根公爵时又浪费了很多时间。这就使敌军主力被我们拉下了几天的路程。因此，我们已经赚得了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间。自从明斯克事件发生后，渡过别列津纳河在皇帝的心中就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次日，即11月24日，我们来到洛斯尼查。在那儿我们得知三天前在波里索夫发生了激战。原来一个波兰营守卫的大桥遭到一支哥萨克部队的袭击，桥头失守。但是，英勇的邓布罗夫斯基将军带着他的师又重新夺回了大桥。在长达十个钟头的战斗里，他们守住了大桥，打退了三个俄国师的进攻。可是，我们同时又获悉，强大的敌人在夜幕降临时已经迫使我军又一次退过河来。他们的撤退有条不紊。在涅曼尼查，邓布罗夫斯基占领了桥这头的阵地。　　俄军的进攻切断了我军撤退的唯一通道，因为在这条河上、下游很宽的范围内，堤坝都很陡，还有一些沼泽地。对皇帝来说，没有比这更坏、更意外的消息了。许多细节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是可信的，而且事情的严重性还远不止这些，譬如说。毫无疑问，皇帝长时间来一直认为会增援库图佐夫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已经先于我们赶到了别列津纳河！
十二、别列津纳河之战

看来，我们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残酷的战役里遭受到最可怕的一次失败。这种失败只有命运之神才能创造出来。各种搅乱皇帝计划的事件接踵而来。在丢失了他指望能供给部队需要并使部队得以重建的物资后，当我军陷入困境，似乎不存希望的时候，皇帝又丢失了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唯一的一座桥梁。要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就绝望了。　　但是皇帝不为这些落到他头上的灾难所动摇。这些挫折不但没有使他沮丧，反而使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表现出一支英雄部队在同恶劣命运作斗争时所具有的那种超凡的勇气。要是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运气和荣誉，他的勇气是能够克服所有那些困难的。哪怕最微小的成功希望也比最严重的失败能够打动他。　　几乎在收到其它许多消息的同时，皇帝接到了一条间接得来的消息。这则消息说，11月16日和17日，施瓦岑贝格亲王千方百计地打败了俄军。皇帝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他那经常地在绝境里获得命运女神帮助的经历使他满怀希望。不久他就变得相当自信：他的大臣必然把“大军团”的情况通知了奥地利人。那些奥地利人也一定受到皇帝天才的影响，趁着这次胜利来支援我军。他们的进军将解救我们，并使我们有机会转败为胜，再度显示出法军的优势。皇帝具有杰出的才干，经过磨练的个性，蔑视一切灾难的坚强的秉性。尽管他并不沉迷于自欺以掩饰自己的弱点，可是他对此也还是有着很大的嗜好。　　皇帝的情绪是乐观的。11月25日，当皇帝接到勒佐公爵关于齐查戈夫的先头部队被打败的报告后，他的信心就更足了。帕伦将军指挥的俄军居然冒险进攻涅曼尼查。结果，据乌迪诺元帅报告，他们被我军抓了很多俘虏。他们愚蠢地带到波里索夫的所有装备，全都被我军缴获了。关于这次胜利，报告中还说了很多。接到报告后，皇帝命令我军立刻出发，向波里索夫挺进。几个分遣队奉命前往别列津纳河上、下游的几个地点，以侦察敌军的阵地，并在主力渡河时牵制敌军。　　勒佐公爵通知我们。他的轻骑兵的司令官科比诺将军回来了。科比诺将军曾在别列津纳河对岸进行了仔细侦察，只是由于最近俄军的进攻才渡过河来。　　这些情报，特别是库图佐夫已经被我们甩到很远的后面去了的消息，使皇帝放心了。他坚信他离俄军总司令部已有三天的路程。他知道法军目前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于是他决心面对全部的危险和克服所有的困难。　　为了弄清与灾难性地渡过别列津纳河有关的某些事实，详细叙述上文提到的事件是必要的。　　负责指挥法军第二军团第六骑兵旅的科比诺将军，11月17日在格卢博科耶附近与巴伐利亚师分开了。科比诺将军奉命前往迎接从莫斯科返回的大军。当时，他们与主力部队中断联系已达三天之久。科比诺将军于20日到达普列兹尼彻尔。过了不久，车尔尼舍夫带了一千名哥萨克人也到了那儿。两军遭遇，俄军向后撤退了一英里左右。(在俄军的行进途中，完全是由于巧合，车尔尼舍夫救出了温青格罗德将军和纳里斯金先生，当时两名法军卫兵正把他们当成战俘送回法国。)11月21日，法国骑兵旅继续向波里索夫前进，打算在那儿渡过别列津纳河。　　他们到达曾宾的时候，科比诺将军听到了炮声。与此同时，他们遭到了哥萨克人的攻击。法军后卫赶跑了敌人，部队继续前进。在路上，农民告诉他们波里索夫桥头受到了袭击，波兰将军已放弃大桥，甚至撤出了该镇。摩尔达维亚军队控制了别列津纳河两岸，和他们与维特根斯泰因进行联络的当地唯一的一座桥梁。法国骑兵旅腹背受敌，前有摩尔达维亚军团，后有车尔尼舍夫的哥萨克军。　　科比诺将军听说车尔尼舍夫将军是从利佩尔开过来的。他曾在那儿与维特根斯泰因伯爵联系过，因而车尔尼舍夫也许就是维特根斯泰因军团的前锋部队。科比诺意识到把这一情况通知勒佐公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决心不顾一切风险与公爵取得联系，而没有脱离战场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在通往波里索夫大道的第一个峡道里停了下来，监视着通往明斯克的大道和被哥萨克占领了的曾宾。很幸运，将军派出去的军官和巡逻兵设法捉到了一个从波里索夫来的农民。这个农民曾在韦塞洛沃附近涉过了别列津纳河。机会对科比诺将军有利。他当时就决定了自己的战术。那天晚上，他命令那个俄国向导带他去渡河的地点。11月21日半夜，科比诺将军指挥部队在那儿偷渡过河。尽管在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名，但他行进了六天，教给了法国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科比诺将军渡河的地点正是当年查理十二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地点。查理十二在他的乌克兰远征之后，在那儿救出了他那勇敢的军队的残余部分。)在夜里涉水渡河，激流和浮冰是难以躲避的。将军总共损失了大约八十名官兵。尽管如此，他的骑兵旅还是成密集队形，八人一排继续前进。　　科比诺将军成功地克服了陡峭河岸所带来的困难，然而，巡逻河岸的齐查戈夫的骑兵巡逻队使他面临新的危险，但命运比他所敢于企求的要好得多。科比诺避开了普利兹彻，当时俄军正从那儿向柯斯特里察推进。11月22日早晨四点钟，当法军的先头部队赶到那儿时，一个哥萨克团刚好离开。因此法军缴获了敌军的装备和俘获了后备人员。科比诺将军继续他那好运气的进军。他们来到一个俄国贵族的寓所，那儿有一座横跨在纳齐查河上的桥梁。这是将军到达斯摩棱斯克大道的最后一道难关。使将军大为惊讶的是，在离喀卢普奇村不远的地方，他们同第二军团主力会师了。　　假如法国军队当时就沿着科比诺将军走过的那条路线撤退，我们将避免多少不幸啊！多少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挽救啊！但是勒佐公爵对科比诺将军写的报告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因而也就没有把这个报告转给皇帝。皇帝也没有想到要按照科比诺将军走过的路线撤退。事实上，要是我们当时就循着那条路线走的话，就会少走两天的路程，而只要用一支部队佯攻波里索夫对岸的敌人以掩护主力，我们就能悄悄地渡过别列律纳河，完全不会引起俄国海军上将齐查戈夫的注意。如果那样，我们所有的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当时，科比诺将军就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满足于给乌迪诺元帅写了报告。在11月23日那天，他再一次强调了他走过的那条路线的优越性。要是皇帝确实了解这一切情况，他就一定会命令科比诺将军向波里索夫挺进，以便使齐查戈夫完全错误地分析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帕伦将军的失败以及其他的一些想法很可能使皇帝相信直接进攻俄军，将更容易控制波里索夫大桥和渡过别列津纳河。总之，也许皇帝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科比诺将军第一份报告里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当时他既没有谈到过那个报告，也没有对我军带着大炮和行李车绕那么大一个弯到韦塞洛沃表示后悔。　　皇帝于11月23日派人去叫科比诺将军。但是，正如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经常决定了重大的事件一样，科比诺将军直到11月25日才接到皇帝的命令。据说勒佐公爵的副官克拉马耶先生把那个命令放进口袋后，居然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当科比诺将军见到皇帝时，他向皇帝叙述了他历险的经过，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我们的宝贵时间在转圈中白白地被浪费掉——部队已经越过了应该走的那条捷径。皇帝第一次听到这个意见时，部队还在向波里索夫运动。皇帝随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他在一幅地图上寻找着科比诺将军说的那条路线，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他过后同我和纳夏泰尔亲王谈话时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及时地收到过报告。)在同科比诺将军谈了一阵后，皇帝就派他到韦塞洛沃去准备架桥所需的一切物资。可是那儿没有工具，没有钢铁，事实上没有任何材料——科比诺将军不得不通过拆房子来获得木料。由于他的热情，再加上炮兵部队肖费上校的不知疲倦的精力，他们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当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并开始了架桥工作之后，科比诺将军便到斯泰尔·波里索夫向皇帝汇报情况。陛下在那儿停留了几个小时，发布各种命令。11月25日晚上十一点钟，他视察了涅曼尼查、别列津纳河的堤岸、波里索夫周围的农村，以及那座城市的郊区。皇帝在我的陪同下，甚至步行到残存四分之一的大桥边视察。　　皇帝对在哪儿渡河还是犹豫不决。他仍然想着要攻击明斯克。更奇怪的是，他希望施瓦岑贝格亲王能向那儿进军。他推测，由于奥军急速行军，俄国人一定还没有时间运走或者破坏我军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因此，皇帝召来了在明斯克工作过的兵站官员，以便弄清那些可能还用得着的物资的状况，那边农村的自然条件以及近来发生的事件。他还询问了有关通过乌柯洛达的道路的情况。就在这时，皇帝又收到了科比诺将军的一份报告。将军本人也在快一点钟时前来谒见皇帝。贝卢诺公爵送来了有关维特根斯泰因的特别战术的报告——那个俄国将军寸步不离地紧跟着维克托率领的法军。这些报告最终决定了皇帝的计划。他叫科比诺将军回去催促建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回来……科比诺将军在当天晚上又回到我们中间。那时炮兵部队、行李车和各军团正朝韦塞洛沃和斯土江喀进发。斯土江喀只有一座庄园。夜里，皇帝和禁卫军一起向那座庄园转移，由科比诺将军充当向导。　　皇帝在天亮前两小时(11月26日)又出发去同韦塞洛沃的勒佐公爵会合。他视察了别列津纳河的河堤，并且把强大的炮兵布置在我方占领的河堤上。这段河堤可以俯视对岸连接着一大片沼泽地的那一段堤岸。那片沼泽紧挨着河流，长度足有五百英尺。皇帝在河岸上用测锤量了河流的深度。这时由于正在结冰，河水很平静。这段河流除了只有二、三十英尺宽的一段较深以外，其余地方并不深。马匹靠游泳可以达到对岸陡峭的堤岸。靠我们这边，河水只齐马肚子深。许多轻骑兵士兵——我们无畏的波兰人毫无困难地渡过河去，在对岸赶走了一些在那儿流窜的哥萨克骑兵，然后又返回来。敌人一直逃出了沼泽地才开枪向我们射击。后来，邓布罗夫斯基师的前卫部队在那儿还与俄军的恰里茨师的狙击兵、步兵、骠骑兵和哥萨克人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俄军那个师占据着布里洛沃村的房屋，后来被波兰人赶走了。　　与此同时，科比诺将军指挥的架桥工作正在积极地进行。他们收集到的材料够架两座桥用——一座是为炮兵建的，一座是为步兵建的。渡河的部队一字排开。部队在波里索夫集结，然后连续地向韦塞洛沃进发。勒佐公爵的军团在天黑前过了桥。邓布罗夫斯基将军在与恰里茨师的战斗中负了伤。俄军那个师的后卫遭到我军的攻击，被迫退出了布里洛沃村。第三军团(内伊军团)和第五军团(波尼亚托夫斯基军团)在夜里渡河，驰援勒佐公爵。当时人们都以为勒佐公爵一定正受到齐查戈夫的猛烈进攻。　　皇帝一整天都在桥上，他的出现使那些忠诚的工兵和舟桥兵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不断地跳入冰冷的水中去修理木桥，因为每一辆炮车或者每半个连的士兵从桥上经过都会使桥身受到震撼和损坏。皇帝沿着左岸的河堤视察了那片沼泽地。下午，他又仔细地巡视了法军阵地。天黑以后很久，他才回到了斯土江喀。11月26日晚，他在那儿过夜。　　天亮后，皇帝又回到桥上。渡河进行得很慢，为了不妨碍步兵、骑兵和炮兵渡河，那些随时都想溜过桥去的散兵游勇及非战斗从军者 [ 译者注：指随军商贩等。 ] 被断然阻止在桥头。这些人充塞了整个韦塞洛沃。运输车队和禁卫军是在27日白天过河的，并在对岸的布里洛沃进入阵地。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时，正在掩护我军的贝卢诺公爵和他的达恩第尔师和吉拉尔师，在中午时分进入了韦塞洛沃前面的阵地。公爵原来留在波里索夫前线的巴尔土诺师在夜里也赶回自己的军团。齐查戈夫曾接到库图佐夫关于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然而他却按兵不动，这使我们十分纳闷。维特根斯泰因放慢了追击我军的速度，这同样是一件怪事。齐查戈夫已经观察我军的战术三十六个钟头了。他为什么没有烧毁或者拆除波里索夫桥以解除后顾之忧呢？他为什么没有在我军渡河时用八十门大炮把我们轰成齑粉呢？他是在等候维特根斯泰因吗？库图佐夫已经同他会师了码？他们在我们后面跟踪追击吗？我们全都陷入猜测之中。敌人这样做一定是经过他们的统帅部批准的，而且会有充分的理由吧。　　清晨，在把运输车队送进沼泽地以前，我亲自把那条路线检查过一遍。要不是这三天来气温持续下降，而达到昨天那样极其寒冷的程度，我们的炮车就一辆也别想通过沼泽地，因为我们脚下的泥土在微微震颠。尽管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车队不断地改换路线，但是由于辗碎了起桥梁作用的坚硬的冰冻草地，最后的一批弹药车还是陷进了泥淖中。冰块承受不住这些沉重的车辆，车轮陷入了无底的泥潭。这种行军要求所有车队的指挥员具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发挥无穷的智慧来克服困难。其实可以这样说，命运之神对皇帝从来没有像这两天这样好过：假使天气不是如此寒冷，他的车辆势必全丢在那片沼泽地里。　　那一天皇帝视察了布里洛沃村和从那儿通向彼里索夫的道路后，回到韦塞洛沃又观察了贝卢诺公爵的阵地。陛下亲自指挥了禁卫军渡河，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布里洛沃——一个可怜的小村庄。统帅部就驻扎在那儿。几个从敌人那儿逃出来的散兵告诉我们，哥萨克人下午在斯土江喀出现，并且抓走了一些掉队的法军士兵。皇帝估计，那是维特根斯泰因的前锋部队。他是不是想同海军上将配合，从左右夹击我们呢？如果那样，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我们的骑兵部队实力薄弱，难以组成强大的侦察部队，因而我们也就无法弄清敌人的调动情况。由于至今我们的部队在渡河中没有遇到敌人制造的麻烦，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我军将能顺利地完成渡河，皇帝便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卡曼。那是在这条路上敌人能够阻止我们并且给我军制造比渡过别列津纳河更多困难的地方。皇帝从一个农民那儿了解到那一带的情况。这些情况又由那些已经走过那条路线的军官们的报告得以证实：那座小镇被无数条小溪穿过，小溪上有许多桥。其中一座跨越一个无法通行的沼泽地的桥梁足有四分之一里格长。人们只要划一根火柴点着一束稻草，就足以把我们这唯一的退路给切断。　　11月28日早晨 [ 编者注：别列津纳河之战发生在上午九(？)点钟。 ] ，勒佐公爵的前卫部队遭到海军上将齐查戈夫的非常猛烈的进攻。法军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赶紧驰援。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人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勒佐公爵却负伤了。亲临前线的皇帝立刻命令内伊元帅代理维克托指挥战斗。杜梅师的胸甲骑兵发动一场反攻打垮俄军，从而决定了我军的胜利。贝克昂旅前头的第七团占领一片树木被锯倒的树林，抗击着一支密集的俄军部队，并终于将这支俄军部队击溃。结果俄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亲眼见到我军抓到了一千五百名俘虏。那都是摩尔达维亚军团的士兵。　　海军上将的败退决定了我军冒险渡过别列津纳河已经成功。但是一个人们无法预测到的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人们都坚信，要是当时留在波里索夫的巴尔土诺师在夜里返回贝卢诺公爵军团时没有在斯土江喀和韦塞洛沃的岔路上迷路，剩下的军队要渡过别列津纳河那是毫无困难的，因而也就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巴尔土诺将军和他的参谋军官们还以为他们走的路线没错，因为贝卢诺公爵就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走在全师的前面，以便能事先观察好将要进入的阵地。突然他们发现四周都是俄军，于是未加抵抗就束手就擒了。当敌人听说他们走迷了路，整个师还在他们后面跟着，就网开一面，让这师法军进入他们安排好的圈套。师长被俘，在勒·加缪将军和布朗门特将军的命令下，这个师也就向敌人投降了。我们后来才得知这个意外的情况。当时，这个灾难性的轻率行为被人们归咎于愚蠢和怯懦。 [ 编者注：皇帝对巴尔土诺的批评是非常冷酷无情的。11月19目，他在《大军通报》中谈到巴尔土诺：“谣传说将军没有同他的部队在一起，而是自己独自行进。”然而，后来，拿破仑原谅了巴尔土诺。1813年7月14日，当巴尔土诺还被俄国人囚禁着，皇帝决定让他的三个儿子享受国家资助的教育。 ]　　那个师的后卫营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他们最后离开斯泰尔·波里索夫，在当天夜里就赶上了贝卢诺公爵。那个师迟迟不到，使人们十分着急。而师后卫营的到来更增加了人们的焦虑。那个营的士兵说他们一路上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知道道路是畅通的。维克托元帅猜测那个师一定是在晚上迷了路，只要天一亮就能把他们找回来。大家都盼望着他们随时会出现，只是到上午九点钟，当维特根斯泰因的部队似乎要发动进攻时，人们不安的情绪才告结束。这支敌军前一天就已开过来与贝卢诺公爵对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后卫营一路上也没有遇到过敌人的阻拦。人们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根据回来的侦察部队的报告，道路仍然畅通无阻。即使这样，人们也不会想到由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将军指挥的师会不经过战斗就投降敌人。大家猜想巴尔土诺将军遭到了维特根斯泰因的主力的攻击，但他有骑兵和步兵，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冲到河边。道路还是畅通的。他还在战斗吗？即将开始的战斗将告诉他，军团还在等候着他，而且这里的战斗对他来说是牵制敌人力量的有力的徉攻。正是基于上述想法，留下来等候失踪的师的部队才没有迅速撤过河去。维克托元帅的军团得到了包括一支禁卫军的部队的增援。当我们正与齐查戈夫酣战之际，贝卢诺公爵的部队也于十一点钟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皇帝直到下午一点钟才听到巴尔土诺师投降敌人的消息。我们战胜俄国海军上将的巨大成功被这个不幸的损失抵消了。当时，这个消息被尽力封锁着，只限于统帅部成员知道。但是贝卢诺公爵的军团司令部把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时，他们正遭到敌人猛烈的攻击。人们都在拼死战斗，力争坚守阵地直至天黑以后。但是后来，维克托元帅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免他的军团遭到敌人致命的打击。　　我军撤退后，韦塞洛沃村和别列津纳河堤上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到处是部队，到处是掉队的士兵、难民、妇女和儿童。那些不愿意丢弃自己的车辆的随军商贩曾被法军阻拦在河对岸——那两座桥梁和穿过田野的道路在前一天就是专门为贝卢诺公爵及其部队保留的。直到最后一刻，皇帝还希望阵地能坚守到天黑。要是那样，则一切都是可以拯救的。可是一旦决定撤退，韦塞洛沃的堤岸上立刻就出现了可怕的场面，俄国人开始了野蛮的大屠杀。特别是当俄军对最后渡河的部队发起进攻时，他们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群赶到了河边。人人都惊慌地夺路而逃。不久，由于混乱造成的超重，一座桥轰然一声倒塌了。我们是这一恐怖和残酷场面的见证人。从我们这一边的河岸上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多少人遭到了野蛮的俄国人的屠戮。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掉队的士兵、随军商贩、难民、妇女和儿童。大约有一万人丧了命，这个估计绝不是夸张的。　　可以想象得出，人们对巴尔土诺将军的愤怒更大了。正是他的投降才扩大了这场悲剧。皇帝、总参谋长、元帅们、军官们乃至全军对他的批评达到了十分严酷的程度。大家都一致认为，“他的缺乏远见是不可饶恕的。他的师不战而降是丢人的。”“懦弱”这样的词汇也用上了。人们还把这一事件同内伊元帅英勇、果敢的行动进行了对比。　　“当达萨面临死亡时，”皇帝说，“他喊道：‘跟着我，奥弗涅人！’如果那些将军们没有勇气战斗，他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的掷弹兵战斗呀！一个鼓手也能用军号拯救他的同志免遭投降的耻辱。一个在临时餐厅工作的妇女也能大叫‘逃命吧’来拯救那个师。”　　毫无疑问，我们曾有在敌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渡过别列津纳河的非常有利的时机，但是这次投降事件给整个战役留下了深远而不幸的影响。贝卢诺公爵手上只剩下一个师的有限兵力。因此，他认为无法再抵抗俄军的进攻。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在离别列津纳河更远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正在向卡曼推进。我军对海军上将的胜利，对于当天遭到灾难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本来敌人在我军撤退的路上烧掉几座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截断我军的退路，而这时在我军的道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皇帝弄清这一点后就十分放心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炮兵和车队还是向卡曼开进了。统帅部在布里洛沃多停留一天(11月28日)，督促那些在战斗中受到重创的部队重新组建起来，同时也是为全军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在最近几天紧张的战斗中，部队的士气已明显地瓦解了。　　第二天，(11月29日)，皇帝向卡曼进发。在那儿，海军上将麾下的兰斯科瓦将军于中午时分出现了。他包围了一座房子。当时勒佐公爵、勒格兰德将军，以及另外几位负伤的将军和军官就在那座房子里，皇帝的两名随从人员也正在那儿为统帅部安排膳宿。 [ 编者注：科兰古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凡的《1812年手稿》、卡斯特朗的《日记》、丹尼尔的《路线》、勒热纳的《回忆》全都说那一事件发生在普莱岑尼兹，而不是在卡曼。科兰古的回忆录把发生在11月29日和30日两天的事件搞混淆了。——11月28日勒佐公爵的肋部中了一颗子弹。兰斯科瓦的炮击再次使他负伤。一颗炮弹打穿了那个屋顶。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在乌迪诺的军旅生涯中，他一共负伤三十四次。 ] 法军全体侍从人员都组织起来，还有一部分走在主力部队前边的士兵也参加了战斗。就是这样的少数兵力也足以把哥萨克的分遣队赶跑了。兰斯科瓦发现他不能攻占那所房子，就进行炮轰。元帅身边有两人负伤了。当我军的前卫部队赶到战场时，俄国人已满足于当天取得的战果，停止了进攻。　　在离布里洛沃半里格远的地方，道路完全是在沼泽地的堤坝上，总共大约有两里格长。正如农民们报告的，一些军官随后也证实了，那条路有很大一部分是木桥，其中两座桥几乎有四分之一里格那么长，还有许多桥架设在小溪上，因而很不安全。在那片沼泽地里，这儿是桥，那儿也是桥，几乎到处都是桥。在敌人的监视下，在如此紧要的地段，我军怎么能顺利地通过去呢？其实，只要有六个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人就足以一举切断我军的这条退路。　　从敌人方面来说，他们缺乏远见是令人吃惊的。皇帝准确地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皇帝回顾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他说那本来是一次历史上最完美、最出色的军事行动，可是由于遭到意外的损失，他越发恼恨巴尔土诺将军了。皇帝说他像敌人一样缺乏远见，才使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皇帝还说，要是没有俄国政府制订出战略计划，俄军就无法进行一次真正的战役，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军事调动。皇帝在谈到维特根斯泰因时，认为他在德维纳河战役期间是最顽强的敌人，是俄国将军中最有能力的将军。但由于他在别列津纳战役中指挥不力，害怕同海军上将失去联系而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因而遭到皇帝坚决的否定。自从我们离开波洛次克以来，皇帝曾说过：处在我们的位置上，也许我们要为自己没有遇到更多厉害的对手而感到幸运。……　　从布里洛沃到卡曼的路上，皇帝的两匹拉车的骡子落到了其它车辆的后面。当车夫稍微离开的时候，这两匹骡子竟被人偷走了。没人知道是谁把骡子牵走了。我之所以提到这桩区区小事，那是因为在整个俄罗斯战役期间，尽管士兵们吃尽了苦头，但偷皇帝骡子的事是绝无仅有的。皇帝受到他的士兵们的敬仰和爱戴。他的随从人员，甚至连他的佣人都没有谁受到过士兵们的侮辱。在这灾难重重的撤退途中，没有人听到过有谁低声抱怨皇帝。有多少士兵死在路旁，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怨言。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因为自从离开韦列亚后我一直步行，有时候跟皇帝走在一起，有时在他前面，有时又在他后面，身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我身穿军服，头戴将军大礼帽。毫无疑问，有一个全身戎装的将军在场，人们中的任何不满都是易于显现出来的。那些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冻死在路边而不发一声怨言，常常使我深感惊奇。对此表示赞赏的当然不止我一个。　　我们离开卡曼后便向普莱岑尼兹进发。11月30日晚上，总参谋部在那儿过夜。别列津纳河把我们的一大批掉队的士兵冲走了。那些人曾经是无所不抢的。结果他们剥夺了那些还留在部队里的勇敢的战士所急需的物资。可是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渡过别列津纳河后，由于考虑到会出现更多的掉队的士兵，部队临时分成了许多非正式的小单位。第一军团留下的只有护旗兵和一些围绕在元帅身边的军官们。第四军团也受到十分严重的削弱。第三军团经过同摩尔达维亚军队的激烈战斗，这时的实力比战斗结束时又减少了一半。波兰军团的情况也不妙。除了禁卫军，我们的骑兵已不复存在。此外，脱离队伍的士兵组成了若干马队。尽管他们遭到哥萨克人和农民的猛烈攻击，但他们还是常常侵扰道路两侧的农村。饥饿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为了生命的需要，为了找寻能抵御寒冷的掩蔽所，人们连一切危险都不顾了。这种“瘟疫”已经在勒佐公爵的军团蔓延开了——这个军团并入了内伊元帅的部队。甚至连贝卢诺公爵的师也受到了影响。该师当时是全军的后卫。　　骑兵军官们曾经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由将军们指挥的连 [ 编者注：拿破仑把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神圣骑兵连。皇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给自己组建一个警卫部队，而是为那些无兵可带的军官们提供一个集合的中心。 ] 。这些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过了几天，因饱受饥饿折磨，这个连也瓦解了。那些有马匹的人，如果还不想失去他们的牲口的话，就不得不离主力部队远一些，因为在部队经过的沿线是弄不到任何草料的。离开卡曼以后，禁卫军掉队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虽然禁卫军官兵也有牢骚，但他们总是压低嗓音而发的。不管什么物资供应，他们在行进中总是能够优先得到。他们总的面貌、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军人的风范仍然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那些老兵一看见皇帝就热烈地欢呼，每天担负警卫任务的那个营总是精神抖擞、军容整洁，令人惊叹。　　想到禁卫军那出色的军容，也使我想到将我们这些从莫斯科撤出来的部队和德维纳河的部队(维克托军团和乌迪诺军团)进行一番比较。当时，这两支部队已经合并。我们这些人面色憔悴、没有一点血色，脏得如同打扫烟囱的工人，瘦得像一群幽灵。可是我们在行军中仍然充满活力，在战场上能够勇猛冲锋。而德维纳的部队呢？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疲惫，吃的也较好，脸也没有被露营的篝火烤得那么黑。在我们看来，他们就像属于别的人种。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战士，我们却是些幽灵。马匹的差距就更大了。那两个军团的炮兵也是极好的。将军和军官们都骑着精壮的马匹。他们装备齐全，享受着从战役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在韦塞洛沃时，皇帝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举例说，迪罗克和我就不止一次光顾过勒佐公爵的厨房。当时部队的匮乏是那么严重，全军不论哪一级军官都深受其苦。在打击摩尔达维亚军团时，我们这些来自莫斯科的累垮了的战士在勇气方面不会落后于他们的战友。事实上，正如人们每天所说的，我们的士兵是勇气大于力量。　　到达卡曼(普莱岑尼兹？)后，皇帝又一次同我谈到他回法国的计划。他估计部队到维尔纳不会再遇到更多的障碍了。他认为部队到达那儿就会得救，而且他肯定部队能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他希望能在四十八小时内收到来自巴黎的信件，并且获得关于从维尔纳迎接我们的军队的消息。当时我们几乎只能同巴伐利亚军团保持通信联系。皇帝还断定，波兰的哥萨克人离我们只有几天的路程了。那支部队的到来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还一直指望着施瓦岑贝格的进军。他希望他们将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样将使我们有机会在营地喘息一下。皇帝估计哥萨克人还会频繁地攻击我军，但他们是不足为虑的，因为我们那些掉队的士兵已经自发地组成了有战斗力的小组。在有人领头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击退哥萨克人并恐吓那些武装的农民。当时，一支十五或二十人的法军分队击退一百五十人或二百人的哥萨克人是很常见的事情。皇帝认为我军已经把维特根斯泰因和库图佐夫甩到老远的后面去了，而海军上将也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的脚印走——除非他想进行迂回，但那样会浪费他两天的时间。　　12月1日，统帅部驻在斯塔奇村。直到那时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糟糕的住宿条件。斯塔奇村的别名叫做“贫穷村”。皇帝和总参谋长各有一间七、八平方英尺 [ Franc注：八平方英尺折合大约0.75平方米！估计是“平方码”之误 ] 的小房间。其他所有的参谋人员都挤在另一间房子里。天气异常寒冷。大家都跑到这个狭小的房间来避风雪。夜里，我们只能侧身睡觉，以便节省空间。我们挤得很紧，简直可以说连针都插不进去。　　夜里，有人走到外面，从走路的姿势看是博塞先生。自从莫斯科撤退以来，他一直乘车跟随着我们。可怕的痛风折磨着他。这个可怜的跛子忽然感到一阵剧痛，惊呼道，“唉哟！要死啦！”那些还没有睡着的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笑声又惊动了睡着的人，惊动了所有那些严肃的人和快活的人。这个不幸的病人自己也对这个小小的恶作剧报之以狂笑。我描写这个场面就是要说明人们是多么能够使自己适应那种最悲惨的环境。在那种时候，就是最平凡、最琐碎的小事也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他们能够几乎无动于衷地目睹这最不幸的事件。　　渡过别列津纳河后，人们的脸上已经没有那么多忧思苦虑的表情。大家第一次觉得，波兰是那么可爱。维尔纳变成了大家向往的天国，变成了能够躲避一切风暴的避风港，变成了我们一切灾难的尽头。过去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对未来美好命运的预见已经使我们忘记或者差不多忘记了那曾经落在我们头上的噩运。极度的疲劳和饥饿，由于又冷又累而不时有人倒下的情景，所有这一切对于天性欢乐和粗心的法国士兵来说都无足轻重了。危险使一些人变得自私。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们身边的痛苦和破坏。可那些有着最坚强性格的人绝不会向这不幸的命运屈服，而是尽力用他们的镇静去鼓舞那些比较脆弱的人。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尽管我们的前头还有可怕的贫苦和灾难，但是自卫的本能、民族自豪感以及保持国家荣誉的欲望使我们不会把这些接踵而来的苦难放在心上。我们的精神升华了。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也不愿意希望自己相信以后将要发生的那些事情。昨天的危险像今天的危险和明天的危险一样，对我们来说，无非是在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斗中担风险罢了。只要置身于战斗当中，我们就总是欢乐的，漫不经心的。甚至到处都有戏谑，就像从前的、今后的或者每天的战斗一样。C’est la guerre(这就是战争)。毫无疑问，虽然我们苦难深重，但我们统帅部人员的心情并不比俄军统帅部成员的心情更坏。　　我们在向维尔纳行军。我们已经踏上了波兰的领土，但还是没有收到来自后方的信件。皇帝不能理解这种延误，因为我们已经很接近当时驻在韦莱卡的巴伐利亚军团。在符雷德将军的指挥下，这个军团本来应该在第二军团撤走后离开格罗博科耶开往邦尼诺维斯的。但是11月19日以后，这个军团就开回去保卫维尔纳了。在法国、在欧洲，没有得到大军团的消息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是皇帝头等关心的事情。他准备了一个公告(就是那个著名的29号公告)来说明我军在俄罗斯前线失败的情况，以及我们遭遇到的困苦。他对我说：　　“我将把一切都说出来，这些情况从我口里说出去比从私人信件里透露出去要好一些。向人民说出全部的情况将会减弱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　　12月2日，统帅部撤到了赛利彻。那天晚上我们还像前一天一样睡得很不舒服，但我们找到了一个马铃薯仓库。当人们想到能够饱餐一顿时，那种兴奋心情是无法比拟的。严寒如此肆虐，以致使人们不能再在野外宿营了。噩运降临到那些在篝火旁睡着了的人们身上！更严重的是，禁卫军中组织瓦解的现象明显地增多了。人们常常会看到那些被酷寒征服而离开队伍的人跌倒在地。他们因身体过于虚弱或者手脚被冻坏，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人们应该帮助他们再继续走下去吗？那实际上意味着要用马车载着他们走。可他们却哀求人们把他们留下来。人们应该把他们带到篝火边去吗？这些可怜的家伙一旦睡着了，就再也不会醒来。要是他们能抵抗住瞌睡对他们的袭击，另一辆经过的马车便会把他们往前载一小段路。这样做不过是延长他们临死前的痛苦，而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因寒冷而产生的困倦是难以抗拒的。睡意不可避免地袭来，然而睡觉就意味着死亡。我尽力想挽救一些不幸的人，但那都是徒劳的。他们唯一有求于我的就是要我看在上帝的面上，离开他们，让他们安静地睡觉。听了他们的话，你还会以为这种睡眠能给他们以救助。不幸的是，这就是那些垂死者最后的一点儿希望了。死亡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再受罪。睡眠会使他们从死亡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如果你答应了他们，你甚至会看到他们那惨白的嘴唇上流露出感激的微笑。我亲眼目睹这样的惨祸发生在成千上万人身上。在通往维尔纳的大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尸首。　　渡过维利亚河的时候，皇帝在大群卫兵的保护下登上了一个山坡，瞭望向远处延伸的道路。我军残余的纵队从山下缓缓经过。我站在皇帝身边，看到了几天以前掉队战士报告过的情况：那些杀人杀腻了的哥萨克人不得不整天紧跟在我军后面，因而丧失了获取战利品的机会。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后来，他们就抢劫每一个他们所遇到的人。要是这些人的衣服还不错，哥萨克兵就剥去他们的衣服，让被抢的人光着身子离开。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到一些哥萨克人正在互相交换次等的衣物。那些衣物都是从别人身上或者是从某些倒毙在路边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每一个哥萨克人都有一捆旧衣服——有些人把它们放在马鞍下当坐垫，有些人则把衣服搁在马鞍上面。他们过去还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高的马吧？我同一些我亲眼看见在离桥边不远的地方被抢的士兵们交谈过，也同在更远的地方被抢的士兵交谈过，他们都证实了我看到的情形。他们还说，当附近没有上司的时候，那些哥萨克人还像赶牛群一样赶着他们在前面走。　　12月3日，我们到了莫罗地赫诺。我军刚到那儿，就收到了十四封寄自巴黎的信件，还有沿线各地送来的邮件，其中就有巴萨诺公爵的关于奥地利军队进军的消息……但是却没有鼓舞人心的关于征召波兰骑兵的消息。至于波兰哥萨克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只字谈到。大公国已经困顿不堪，特别是它的资源消耗过大。皇帝原想尽量节约使用资源，此刻正是由于波兰被弄得民穷财尽而使他天天盼望见到波兰哥萨克的希望落空了。立陶宛的情况并不比大公国好些。由于战争的破坏，它几乎不能完成一次给部队提供补给的任务。可是我们需要立陶宛哥萨克就像需要大公国的哥萨克和皇帝指望获得的其他援助一样急迫。今后，很明显不论是维尔纳还是涅曼河都不是我军撤退的终点，因而也就不是我们苦难的终点。　　那一天，三个俄国农民把我们整个的运输队弄得惊慌失措。可是当我们的许多步兵一集中，俄国人在抢了属于将军们的两辆马车后就赶快逃走了。说到哥萨克人，凡是有五、六把刺刀集中的地方，他们就从不会出现。　　皇帝正在忙于阅读来自巴黎的信件。大家都因为获得了从家乡寄来的信而兴高采烈。在巴黎，人们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得到大军团的消息而有些不安，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军所遭到的灾祸。对皇帝的功绩的回忆使人们还保持着信心和安全感。因而这一段时间的消息隔绝，与其说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不如说只引起了某种担心。　　皇帝指示我派纳夏泰尔亲王的副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先回巴黎给皇后送口信。皇帝的目的是用他关于这个事件的叙述来掌握公众的舆论。自从我们渡过别列津纳河以来，皇帝就忙于准备一个这样的文告。　　从巴黎寄来的信件使人们又谈到了马莱事件。皇帝总是拿警务大臣和警察厅长的被捕来开玩笑。他对那次叛乱后公众的舆论，尤其是大军团的消息被阻断后舆论的状况表示满意。一般来说他对政府方面的工作和一切情况都很满意。他同纳夏泰尔亲王谈了很多。那天晚上，亲王又把皇帝的评论说给我听。皇帝当时正忙于起草那个著名的公告。他仍然决心公布有关他失败的事实，好在他回到巴黎以前人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说，他的出现将有助于使公众舆论平静下来和消除人们的疑虑。我们的困难越是严重，那么每一天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增加法国政府更多的困难，而皇帝先返回法国就越是显得重要。一天晚上，皇帝把我召去，向我重复了我从纳夏泰尔亲王那儿听到的话。　　“在目前的形势下，”皇帝对我说，“我只有在杜伊勒里宫才能控制住欧洲。”　　像往常一样，不管我向他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他对我军将在维尔纳占领阵地并在那儿进入冬营仍坚信不疑。他希望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就出发，也就是当我军同来自维尔纳的部队取得联系后就动身回法国。照他的看法，从那以后，部队不会再经历很大的危险了。他急于回国就是为了抢在我们惨败的消息传开之前到达巴黎。当时我们注意到，法国绝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一消息。人们对皇帝的天才的信心，以及看见他凯旋归来的习惯压倒了一切，因而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公众舆论。当我军失败的消息传出后，这种舆论只会倾向于缩小这种失败，而不会去夸大失败。皇帝开始为出发回国忙碌地作准备。他认为立刻动身，途中将比几天以后出发要顺利和安全一些，因为俄国人此刻还没有时间从后方攻击我军——那是俄军在我们进入阵地时必然要做的事情。皇帝叫我作一些初步的安排，以便一旦作出决定，就能使他迅速启程。　　皇帝又一次问我，他应该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欧仁亲王还是那不勒斯国王。我说，正如我在先前的谈话中说过的那样，尽管人们因缪拉的勇敢而尊重他，但是欧仁亲王更能得到军队的信任。我说尽管那不勒斯国王是战场上的英雄，但人们一般认为他既没有坚强的个性和建立秩序的观念，也没有必要的远见来拯救和重建这支残存的队伍。只要不过分地强调他在博罗迪诺战役和其他场合下的表现，就应看到他由于有着无法满足的虚荣心。他曾怂恿陛下对莫斯科进行远征。战役开始时我军那么强大的骑兵部队也被他丧失殆尽。为此他受到了人们的咒骂。我告诉皇帝说，同敌人战斗已不再成为主要问题了，当务之急乃是使这支部队能生存下去以便能够重建它，并牵制住敌军。　　看来皇帝认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甚至表示赞成我对那不勒斯国王的看法。但是他又指出缪拉的军衔使他不能在欧仁亲王的帐下听令。因此，皇帝就不得不把最高指挥权交给缪拉。要是把这个权力委托给欧仁亲王，缪拉将会离开军队。皇帝说纳夏泰尔亲王也赞成他的这一看法。他将把纳夏泰尔亲王留下关照一切。贝尔蒂埃赞成那不勒斯国王，那是因为他的军衔、年龄和声望在其他元帅们的眼里都更有影响，而他那著名的勇气对俄国人来说又是有威慑力的。皇帝过去对他的那些评价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至少，我相信我能够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皇帝宁愿把重整军队的荣誉留给他的妹夫而不关心他的继子能否在军队和法国人的眼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皇帝这种对自己亲戚的不信任——事实上，对所有享有个人荣誉的人们的不信任与他总的性格是一致的。　　他又一次同我说到他将要带上路的人。他选择我同他一起出发。迪罗克和洛博伯爵将跟在他后面。还有从头至尾参加过整个战役的波兰军官翁索维茨先生。他是一个英勇的、有献身精神的人。皇帝的副官和他的随从军官将分批出发尾随我们。纳夏泰尔亲王每个星期都将派出两名传令军官返回法国。在到达维尔纳以前，皇帝将由一支卫队护送。这个卫队将从属于卢瓦宋师的那不勒斯骑兵部队中抽调。过了维尔纳，皇帝将以维琴察公爵的名义旅行。　　为此，我给沿途各驿站下达了命令，借口是弄清楚那儿是否有供传令军官使用的房舍和马匹。我们的部队不久前打扰了这些驿站，因而有必要事先派出几个交通分队到我们将要经过的各个城市去。他们的马匹将要供我们使用。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不利。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事故也会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除非我们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举例说，要是我没有事先藏好两袋煤，以便给供我们使用的马匹钉冰钉时用，我们就没法利用我们设在沿途的驿站。因为当时这些驿站就像是一张白纸，啥也没有。　　运输队每天都要行驶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我们只能在夜里给马钉防滑铁。天气是那么寒冷，连那些站在炉边的铁匠也要戴着手套才能干活——即使那样，他们还得常常停下来摩擦自己的双手，以免冻僵。在别的情况下，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此刻都会成为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得不去预见它，避免它。我们之所以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生活的匮乏和敌军的攻击，而是那些没有预见到的“小事”干扰了我军的行动。　　皇帝对巴萨诺公爵的报告深表满意。那个报告谈到了他指示施瓦岑贝格采取的军事行动。一般说来，在消息中断的那些日子里，皇帝对这位大臣所做的每一件事和发出的每一道命令都很赞赏。可是对没有按照他的命令在波兰征召新兵一事，他是深为不满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普拉特先生及其在维尔纳和华沙的代理人埋怨尤深。他指望的波兰哥萨克没有被征集起来。这是令皇帝最为生气的事。他把他从斯摩棱斯克以来的失败归因于他缺少轻骑兵……从另一方面说，由法国寄来的信对他确实是一种安慰。皇帝总是以极满意的口吻谈起这件事。他还高度赞扬了皇后的行为、她的聪明才智以及她向皇帝表示的依恋之情。皇帝接着说：　　“这种困难的环境使她显示了自己的判断力、自信心和远见卓识。这将使她赢得法国国民的爱戴。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种女人。她仁慈、善良，像德国女人一样可爱。她没有去忙于搞阴谋诡计，而只是从事我和她儿子的事业。”　　12月5日，统帅部来到了斯莫尔冈。维尔纳政府的一名官员和皇帝的随从副官、市镇的总督范·奥根多尔伯爵正在那儿等候皇帝。皇帝接见了他们，并且很快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皇帝派人叫我去记录他最后发出的命令：斯莫尔冈12月5日中午　　皇帝于今晚十点离开。　　他将由二百名禁卫军护送出发。到奥斯赤米亚纳后，皇帝将由离这儿十五英里远，并在那儿过夜的一个步兵团护送。该项命令将由范·奥根多尔将军下达。　　属于禁卫军约一百五十匹好马将送往离奥斯赤米亚纳一里格远的某处。那个步兵团的参谋军官和禁卫军的长矛骑兵营将布置于斯莫尔冈和奥斯赤米亚纳之间的各驿站。　　今晚在维尔纳和奥斯赤米亚纳之间露营的那不勒斯部队在米尔德尼奇预备一百匹马，在鲁姆茨奇预备一百匹马，听候调用。　　范·奥根多尔将军……将通知巴萨诺公爵立刻在斯莫尔冈谒见皇帝。皇帝将和维琴察公爵同乘陛下的座车出发。翁索维茨先生在车前开路。一名步兵在车后侍卫……　　御厩总管将通知那不勒斯国王、欧仁亲王和元帅们在七点钟到达统帅部。　　御厩总管将和他的秘书雷尼瓦尔及其旅行仆从带上一份总参谋长的命令赴巴黎。　　然后皇帝又重复了他早晨说过的那一番话，……施瓦岑贝格亲王正在向我们这边前进……他的几个团正在到达维尔纳。其他的团在涅曼河上。维尔纳的商店和科夫诺的商店都有充足的货物供应。获得衣、食的骑兵士兵们一定会很快回到自己的队伍中。皇帝认为，既然那儿没有饥荒，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撤退将要结束了。　　以前，我曾尽力向皇帝解释过事件的真相以及我对未来的预见。这次，我只是听着皇帝的话，没有回答他。　　“您为什么不回答我？……您的看法如何？”　　“陛下，我非常怀疑，涅曼河是不是我军撤退的终点，军队是不是能在那儿重整旗鼓。不管陛下认为我军是否能站得住脚，总之应该把所有新的部队都送到阵地上去。因为一旦他们接触到我们这支瓦解了的军队，瓦解现象也会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要是那样，一切就都完了。”　　“这么说您认为维尔纳也应该放弃了，是吗？”　　“那是不成问题的。陛下，而且越快越好。”　　“您真叫我好笑！俄国人的情况表明，他们现在不能向那儿推进。您跟我一样清楚，连我们掉队的士兵对哥萨克都不……”　　皇帝相信，我们能在维尔纳挡住俄国人。法军在八天里聚积起来的给养将比俄国人在那儿收集一个月的还要多。在陛下眼里，他看到了波兰人正在武装起来，他们将赶走俄国人。由于法军获得了食物和衣服，由于援兵的到来，其力量将壮大三倍，而俄国人却离他们的援兵越来越远。　　像在莫斯科时一样，皇帝从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气候对俄国人是有利的，而对我军来说却是不利的。皇帝还看到了我军的驻地，甚至我军的前哨阵地都得到了那些驯服的有准备的波兰军队的保护。而我军的步兵也像骑兵一样将保卫他们的国土。皇帝甚至还看到我们的步兵一旦吃饱了肚子，将不畏严寒，不用两个星期就会把哥萨克人赶得远远的。假如我不是用坦率的语言提出不同意见，那么皇帝似乎对以上说的那一切都是坚信不疑的了。我的直言并没有惹恼他，因为他就形势问题还同我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皇帝按照纳夏泰尔亲王的愿望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缪拉，亲王还是由于被留下来而有些心烦意乱。但贝尔蒂埃想到，他跟全军一起留下来才能真正为皇帝效力，想到把人们习惯于服从的将领留下来，这对保持士气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感到宽慰。他对皇帝的忠诚和爱戴是真心实意的。他也看到了将来重整部队的许多困难，并不是因为缺少增援部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会有足够的部队，而且禁卫军仍然是重新组建部队的良好基础)，而是因为皇帝的离开。他知道，从其他方面说，皇帝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也必然会给人们提供不服从军纪的借口，从而可能会导致部队完全崩溃。其实亲王还远远不能预见事情的发展，尽管来自德维纳河的部队和贝卢诺的军队每天都在不断瓦解。　　那不勒斯国王、欧仁亲王、埃尔欣根公爵、特雷维佐公爵、伊斯的利亚公爵、但泽公爵和埃克米尔亲王全都依次来到了。只有贝卢诺公爵没有来。当时他正在指挥后卫部队。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皇帝向他们谈了自己回巴黎的决心。他的态度是叫他们都要服从这个计划。他们当时也都一致同意他离开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