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丁）作者：阿芒·科兰古

九、溃败　　皇帝和禁卫军一直到10月19日中午才离开莫斯科。由于那不勒斯国王不断送来的报告证实了敌人正在开始撤退，皇帝就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倾城出动。许多难民跟随在大军后面。一路上，我们遇到大批从沃罗洛沃撤下来的负伤的法军士兵。皇帝只是在这时才了解到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当晚，我们是在特洛伊茨科耶的一个庄园里过的夜。10月20日一整天我们都呆在那儿集中我们的部队，因为不少人、马都掉队了。　　就是在那儿，皇帝终于决定放弃莫斯科。他是鉴于我军在沃罗洛沃的失败，骑兵的现状以及俄国人不会接受谈判的建议，才被迫做出这个决定的。然而，他还是决心攻击库图佐夫。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加快了进军的速度。他想，如果攻击成功的话，他将越过卡卢加，猛袭土拉，摧毁那里的军械库。那是俄国最重要的一个军械库。总之，皇帝决心率军回到斯摩棱斯克去，他希望在那儿建立一个主要的前哨阵地。暂时留在莫斯科的特雷维佐公爵奉命如果在10月23日之前没有接到其他命令的话，也撤离该城。他现在必须作好准备，在撤离时炸毁克里姆林宫和兵营。　　我们队伍的侧面出现了好几支哥萨克骑兵分队，但他们不敢冒险攻击我们的行军队伍。我已经派出分队去通知从巴黎来的信使，告诉他们到了莫斯科的前一个中继站以后不要再去莫斯科，而是直接来找我军。但是哥萨克骑兵控制了那个据点，结果使我们的信使迟了三天才到达我们这儿。像往常一样，皇帝十分着急和气愤。第二天，他对我说：　　“我看最重要的是同我们的预备军团保持紧密的联系。赶走库图佐夫，迫使他撤离卡卢加和他的堡垒是没有用处的。当我的军队里还没有波兰哥萨克时，俄国哥萨克人将会不断地切断我的通讯联系。”　　10月21日和22日，天气十分恶劣，地面被水浸透了，这使得我军花了两天时间才越过原野赶到博罗夫斯克。由于夜间寒冷，不少拉车的马都死了。我们开始把弹药箱和马车扔掉。就是在前一天的夜里，纳夏泰尔亲王告诉我说，皇帝如何第一次在和他谈到部队的调动和可能出现的结局时，没有提到他过去的计划：在占领莫斯科的同时夺取“富庶的卡卢加省”(皇帝总是这样叫的)。这个省与其说是我们远征的一个目标，不如说是他绝对有把握拿到的囊中之物……　　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攻击库图佐夫，把他赶出阵地，迫使他决战。他不想让别人认为是倒霉的温克瓦战斗迫使他撤退。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法军的公告包含有这样的意思：法军用胜利抵消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失败。他要防止库图佐夫吹嘘说，我们的撤退是那次失败的直接结果。　　迟到的信使终于来到了。他们带来的消息是一支哥萨克骑兵和大批组织成民团的武装农民在格日阿次克那边切断了我们的交通线，而且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一个月前，我曾指示沿途的司令官们要将各个地区的敌情动态记录在每个急件的封页上：即敌人进入或离开那个地区的时间。我每天都把这些来自交通线上的报告呈交给皇帝，而皇帝也习惯于首先阅读这些情报。可这一次，各地的情报都谈到了农民和哥萨克骑兵的活动。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21日就对我说过：“我们不能再获得从法兰西来的任何消息了，而最糟糕的是法兰西不能再得到我们的信件了。”　　他指示我建议每一个给家里去信的人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这些信件很可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皇帝在10月23日到达博罗夫斯克，下午他不顾非常恶劣的气候视察了该镇的近郊，还远出侦察了朴罗特瓦河的河堤。但是，直到24日上午，他才前往四分之一里格以外的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那天拂晓，德尔松将军指挥的师就已经在那儿抗击着俄军的多赫土诺夫军团了。　　在等待欧仁军团的援军时，德尔松多次打退俄军，立下了卓著功勋。欧仁·博阿尔内了解到他对面的敌人在实力上占有巨大优势，就立即赶来增援。然而这时德尔松已经阵亡。吉耶米诺将军接替了师长职务继续指挥该师进行战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兵。他占领了一座教堂和能够保卫我军侧翼的两幢楼房，并把它们改造成了堡垒。尽管俄军的兵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但法军还是凭借工事顽强地阻击敌人各兵种的攻击，使其不能前进一步。这些工事使得这个第一流的师团赢得了时间。法军第四军团终于赶到，将他们从危局中解救了出来。就在此时，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也随多赫土诺夫赶到。双方的援军都立刻投入了战斗。这就使这场冲突不仅仅是一般的战斗，而是一场战役。　　皇帝于中午十一点钟赶到战场。他命令埃克米尔亲王加速前进，进入欧仁军团右翼的阵地。欧仁军团还得到奉命赶来的禁卫军的增援。法军第一军团于下午两点钟进入阵地。从我们的位置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俄军的调动。我们都盼望着库图佐夫会充分利用这个很有利的地形 [ 编者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坐落在一片高地上，卢雅河流经山下注入一片沼泽地。从莫斯科来的法军不得不渡过该河，登上高地，方能占据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而俄军从另一边渡河，便可进城。 ] 来阻挡我军的前进，并且向我军反攻，那就有利于我军彻底打垮俄军。法军第四军团打得很漂亮。达武元帅的第一军团也在浴血苦战。战斗中我军至少损失了四千人，俄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不得不退却。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我都随同皇帝小心翼翼地巡视了战场。我们责备库图佐夫死伤了那么多人马，挨了一顿打，最终还是撤出了战场——我们原以为既然他保卫了自己的阵地，那他一定至少要坚持到天黑的。事实上库图佐夫直到23日才知道法军的大规模调动，他感到十分震惊。其实那些后来接连不断赶来增援的俄军部队只是为了掩护他们向朱齐诺撤退，因为他们不愿冒险与法军决战。一般的看法是，库图佐夫本来是有可能较好地保卫他的阵地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阵地留给一支殿后的小部队。　　那天夜里，一些哥萨克骑兵出现在戈洛德尼的右侧。我们的统帅部曾经设在那儿的一家纺纱作坊里。这些哥萨克人被认为是一支迷了路撞到我军警戒哨上的部队。我们对他们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因为当天中午，就在同一个地区(只不过是在路的左侧)，我们赶走了一支帽子上镶着十字架的新来的哥萨克部队。他们是一些仿照顿河哥萨克建立的部队，并以各自的省份来命名他们的部队。　　我们的两个军团集结在城镇那边，但是由于道路坎坷不平，还只有一支炮兵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了出发位置。10月24日和25日，皇帝回到离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一里格远的一个村庄戈洛德尼。他在靠近桥边的一所小房子里过夜。我们全部人马几乎都是在露天宿营。欧仁军团的成功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控制了战场，但库图佐夫乘我们不注意时溜走了。我们的处境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各部队也无力追击敌人。　　皇帝整夜都在阅读战报和下达命令。他同纳夏泰尔亲王讨论了法军面临的困难。他数次派人来叫我和迪罗克、伊斯的利亚公爵去共同商讨军务，但是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我军是否应该追击俄军？库图佐夫放弃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他是在巧妙地躲避我们吗？如果我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那一边找不到集结的敌军，又应该选择哪一条路线退往斯摩棱斯克呢？皇帝不得不下决心了。皇帝是多么想掌握敌人的战略，并制定出克敌制胜的计划呀。然而这对他来说，又是最感困难的事情。　　天亮前的一个小时，皇帝又一次派人把我召去。当时在他的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人。皇帝看来心事重重，好像急于要摆脱压迫着他的种种苦恼似的。　　“这是一件倒霉的事情，”他说道，“我每一次都打败了俄国人，但我却一无所得。”　　皇帝在他那所小屋子里来回踱了十五分钟，之后他又继续说道：　　“我想亲自去侦察一下，敌人是集结起来准备决战，还是像种种迹象表明的那样正在撤退呢？那个可怜的库图佐夫将永远不会像样地打一仗！备马，出发！”　　皇帝边说边拿起帽子向门外走去。就在这时，伊斯的利亚公爵和纳夏泰尔亲王碰巧走了进来。当他们知道皇帝准备马上出发去侦察敌情，就同我一块儿试图说服他等到天亮后再动身。他们提醒他说，现在天色还很黑，就是到了我军的前哨阵地，天还不会亮。而且禁卫军是在夜间进入阵地，谁也弄不清楚各军团的具体位置。　　但是，皇帝还是坚持要立刻出发。这时欧仁亲王的一位副官进来了。他说尽管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从刚才法军抓到的一些烤火的哥萨克人、农民和俄国士兵的口里证实了俄军撤退的消息。这个新的情况终于使皇帝决定再等一会儿。但是，半小时后，他的急躁情绪还是迫使他出发了。　　曙光还未出现。在离统帅部四分之三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哥萨克兵。他们的大部队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不久前，他们听到了我军操炮的声音，便冲进了我们的一个炮兵阵地，把其中的几门大炮拉走。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在黑暗中，我们几乎跟敌人撞到一起了。敌人突然出现在我禁卫军露营的地区，使我们深感意外。必须承认，我们开始听到他们的喊叫声时并没有怎么在意。只是当这些喊叫声越来越大，而且发自皇帝四周不远的地方时，拉普将军(他和洛里斯托纳将军、洛博将军、迪罗斯内尔将军、值班军官以及前卫队走在皇帝的前边)赶回到皇帝身边报告说：　　“停止，陛下！有哥萨克！”　　“带上轻骑卫队，”皇帝答道，“继续前进。”　　当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的，由十到十二名士兵组成的轻骑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已经奔到我们前面去了。这时，天色还是很暗，二十五码以外的地方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刀枪的碰撞声和人们厮杀的呼喊声说明战斗已经开始，或者说是我们正在勉力对付着众多的凶恶敌人。伊曼纽尔·利科泰克斯先生是纳夏泰尔亲王的一位副官，在混战中，他被一名禁卫军骑兵误认为是俄国人，结果胸口上挨了一马刀 [ 编者注：丹尼尔在《路线》一书中说得更准确一点：“在这场冲突中，纳夏寨尔亲王的副官伊曼纽尔·利科泰克斯手执一支从哥萨克人手中夺过来的长矛。因此，一位骑马的禁卫军掷弹兵误以为他是俄国人，便赶上他，用军刀将他刺伤。幸好刀锋只插进了他锁骨下面的肌肉，并没有伤着动脉。”利科泰克斯活到1844年。 ] 。　　皇帝、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被留在后面，我们全都执剑在手。当战斗离皇帝很近而且越来越逼近的时候，陛下才决定离交战的双方稍远一点。他登上一处隆起的土堆，以便更好地观察战场的形势。这时，我们的轻骑卫队赶来了，骑兵营随后也投入了战斗。这个营并没有骑马，那是因为皇帝出发匆忙，没有给更多的时间让他们骑上马。过了一会，又有两个骑兵营闻声赶来。他们勇猛冲击，一下就把最前面的哥萨克队伍冲乱了。正当他们奋力拼搏，被大批敌人包围之际，另外两个骑兵营在伊斯的利亚公爵的率领下也赶紧跟了上来。他们及时地给我们解了围。这时天基本上大亮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整个战场。只见平原上和大路上到处都是哥萨克士兵。我们的禁卫军夺回了被敌人夺去的几门大炮，解救了被抓走的几个炮兵战士，并把哥萨克人赶过了河。但是我军的伤亡也颇严重。　　很明显，要是皇帝像他希望的那样再早一点出发，那么他一定会发现他将身陷大批的哥萨克士兵中间，而身边只有他的前卫队和陪伴他的八名将军和军官。要是同我们遭遇的敌人在包围我们时表现得更勇敢一点，并且悄悄地断绝我们的退路，我们就一定会在骑兵到来之前战死。诚然，在那夜暮中，我们可凭借闪闪的刀光奋力砍杀，在牺牲前杀死更多的敌人，但是皇帝肯定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人们将不会知道在哪儿保护他，因为在那块平坦的原野上，遍布着一堆堆的树丛，在这些树丛的掩护下，哥萨克人能够用滑膛枪的火力控制道路，杀伤我们的禁卫军。　　如果这些情况没有我们的军队作证明，没有如此众多的可靠的人去证实，后人一定会怀疑这个情节是否真实。确实，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一位如此有远见的皇帝，当时最伟大的统帅会在离自己的统帅部仅仅五百码的地方差点被敌人俘获——而且那是一条大路，是全军进军的路线，又是在拥有大量骑兵和步兵的禁卫军的露营地区内。千余名敌军于夜里埋伏在离我们统帅部只有滑膛枪的三、四个有效射程内不被人发现，这可信吗？我将用以下的事实来证实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我还要用这些事实来说明皇帝的某些习惯。　　我们只剩下很少的轻骑兵部队。这些部队担负着很重的任务，要对付敌人频繁的骚扰。就在出事的那一天，他们被调到其他阵地上去了，因此我军的这部分阵地缺乏必要的掩护。一般地说，我们法国人作战勇敢，但警惕性很差。我们的军队对侦察也不重视。在夜里，他们在各处派出哨兵，以便在敌人到达以前能骑上战马。但是，他们很少不辞辛劳地掩护军团的后备队和侧翼。　　皇帝只是在最后时刻才选择了他的统帅部成员。有两种考虑使他这样做。第一，这是一种明智和谨慎的办法；第二——他自己也承认，为了在一天的任何时候他都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身边的随从人员。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过去时常同我说：“假如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弄得困难一些，那么当你遇到真正困难的时候，你也就不觉得那么困难了。”　　毫无疑问，由于皇帝采用这种治军方法，他身边的军官们和一般工作人员常常因此吃苦不小，但皇帝对此毫不在意。作为全军和庞大的卫队的核心，他只注意事业的主要结果，对组织上的细节他是不予仔细考虑的。他从来只专注于进攻，对哥萨克人制造的麻烦也是不够重视的。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有空隙可钻的机会。　　禁卫军那一天本来是向前挺进的，但又不得不退回来守卫阵地，因此一直到日落以后才露宿。他们既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地形的情况，还以为他们仍然是踞于全军的中心位置。他们没有派出巡逻队。他们相信其他部队一定会远远地掩护着统帅部，因而感到很安全。他们甚至没有费心去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系。事实上，禁卫军和统帅部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区周围发生的事情。禁卫军的一个营就露宿在离出事地点三百码远的地方。在同一条大路旁，哥萨克人也是在那附近过的夜，并从那儿向皇帝逼近。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皇帝总是不事先打招呼就骑马出巡。他甚至很喜欢突然出发，使旁人不知其去向。他的战马被分到了各个部队。每个部队都有两匹专为他准备的战马和几匹为御厩大臣以及其他值勤军官准备的坐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统帅部总是有一支整装待发的骑兵卫队。每一名军官也都得有一匹随时可用的马。每一支值勤的卫队包括一名军官和二十名轻骑兵，也都是处于临战状态。保卫皇帝安全的骑兵营负责提供和轮换这支轻骑卫队。在其他战役里，通常只有一个这样的骑兵营，但在俄罗斯战役中，却有四个——一半轻骑兵，一半掷弹兵和龙骑兵。轻骑卫队紧紧跟在皇帝身后，而骑兵营则成梯队在更远一点的后面跟进。这个营通常是在皇帝出发时才备马。要是皇帝事先不打招呼就快速地骑马外出，那么他身边通常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只好随后追上去。　　撤出莫斯科后，特别是过了斯摩棱斯克后，一个骑兵营总是连续护卫皇帝两、三天才能得到轮换。这样一来，士兵和马匹都累坏了。皇帝常常是天黑后很久才回到他的统帅部，因而护卫的骑兵营只能摸黑择地露营。皇帝在原野骑马时，只要有两、三百码的开阔地就纵马飞驰。因此不论骑兵营的官兵骑术如何高超、警觉如何敏锐，也很难在一开始就紧紧地跟随在皇帝的后面。这就是那天混战时，有一刻皇帝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原因。　　纳夏泰尔亲王和我总是不离皇帝战马左右。值勤的禁卫军指挥官 [ 编者注：禁卫军有四位高级指挥官：圣西尔(胸甲骑兵)、欧仁(轻步兵)、巴拉格蒂利尔(龙骑兵)和朱诺(轻骑兵)。 ] 则又在我们的侧面，同我们并驾齐驱。但在俄罗斯战役中，禁卫军的将军们都另有指挥任务。因此，侍卫皇帝的任务就由御厩总管单独来完成了。当皇帝骑马外出时，我们侍卫的序列如下，四名轻骑兵组成的前卫队在前边开路，随后是三名传令军官，二到四名副官——这一组人离皇帝八十步远。皇帝，后面是御厩总管、禁卫军的值班军官和总参谋长，再后面就是由军官和轻骑兵组成的轻骑卫队。然后，五百步以外是护卫骑兵营。如果我们缓缓而行，他们则在后面跟进，要是皇帝策马飞奔，他们就驱马小跑。这些情况就说明了皇帝的警卫人员是多么少，而且他是如何地使自己置身于前呼后拥之外，正如有的人所断言的……　　10月25日，皇帝犹豫了一些时候。在他看来，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之战还不足以抵消那不勒斯国王的失败。此外，那时他还不想把那天早晨的遇险归咎于错误的决策。只是由于我们长时间坚持——而且皇帝也估计了库图佐夫的可能的动向：如果他都不愿意在像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这样坚固的阵地同我军决战，那就更不可能在二十里格外的什么地方同我军会战了。——这样，我们终于在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说服了皇帝，向博罗夫斯克转进。在那儿还有我军部分步兵、大部分炮兵和全部车辆，再者，我军的马匹十分疲惫，不堪完成重大作战任务。这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皇帝是由于他人的说服而改变主意的呢？还是他的确相信他打败了俄国人，在进入冬营之前就已经将战役引向对他有利的前途？对此我无法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头一天晚上，同样是那些人向他提出了那样一些急迫的问题，而他却反驳了我们提出的全部理由。他只是简单地推迟做出决定，直到他自己终于看清楚，敌人是否真的逃遁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拂晓前出发侦察敌情。　　皇帝回到了古罗德利雅，从那儿向全军发号施令。第二天，部队即向博罗夫斯克进军。10月26日总参谋部就在那儿过夜。有少数几个居民回到那座城镇。人们也许会认为皇帝离开莫斯科后就多少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事件，因为他曾下令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对付哥萨克人的骚扰。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命令全都落了空。没有人习惯于提高警惕，而且人们太沮丧，太羸弱，以至无法改变他们过去的老习惯。　　大家都在想，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粮食和喂马的饲料，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到远离公路干线的乡村去，那就意味着有被哥萨克人逮捕或被农民杀害的危险。长途行军太艰难了。我们的骑兵又太累，人数太少，很难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去侦察敌情和掩护我军的侧翼。关于在同哥萨克兵的混战中皇帝所冒的风险，我们虽尽量不扩散，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全军都知道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可叹的。这个事件本应给每一个人敲响警钟，证明我军亟需提高警惕。然而，这一警告却不为人们所注意。大家感兴趣的却是哥萨克人缺乏胆略和勇气，被一支两、三百人的骑兵打败，狼狈地被赶跑了。　　哥萨克人在护卫军队、掩护乡村或者在进行小规模作战方面，无疑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支轻骑兵部队。但是，一旦我们认真对付，全军顽强地向他们进击，即使他们的人数超过我们一倍，他们也从不敢同我们决一死战。单纯地攻击他们或者想用战斗使他们溃散，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回身追击之快就像他们受攻击时后撤一样迅速。作为优秀骑手，他们的坐骑要比我们的马灵巧得多。必要时他们能够逃脱我军的追击。而一俟条件有利，他们又回头拼命追击我军。他们很爱惜自己的马匹。他们有时也会纵马飞奔，会进行长途的艰难的驰骋，但他们不会让马作无益的来回奔跑，而我们的马匹往往就是这样累垮的。　　10月27日，皇帝在韦列亚过夜，以便给炮兵和其它辎重部队时间，使它们赶到部队的前头来。那一天由于出发很早，他在清晨就赶到那座城镇，并且马不停蹄地穿越过去。出城后他在通往莫日艾斯克的大道上走了大约半里格就停了下来。他登上了一处能够俯瞰周围乡村的山岗，瞭望部队和运输队通过那一带地区。在那里，人们给他押来了沙皇的中将副官温青格罗德伯爵。这位中将副官原率领一支俄军轻骑兵驻守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上，掩护彼得堡和监视莫斯科。他就是在那儿被我军俘虏的。　　俄罗斯战役后，关于那个事件真是众说纷纭、矛盾百出。我现将笔记里的有关情节公诸于众。这些情节大多来自当时呈交给皇帝的报告。温青格罗德先生很可能因听说法军主力已经开走，于是来到莫斯科城郊，加入几位居民的谈话。他从中得知，由于遭到哥萨克骑兵和武装农民的小规模袭击，特雷维佐公爵为了不使他的小部队在野外担风险，就将他们撤进了那座大城市里。法军部队都被集中到了克里姆林宫周围。温青格罗德化装来到我军的前哨阵地旁边，想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迫使特雷维佐公爵撤出莫斯科，或者通过贿赂和煽动我军的士兵，来达到同一目的。当地有些居民告诉伯爵，采取后一种方法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相信法国人对长官怀有不满情绪。当时，我们的那支部队只驻守在克里姆林宫和通往莫日艾斯克的交通线上。那条交通线同时也通向我们的大军团。温青格罗德在军服外罩了一件平民的便服，设法同我军最边远哨所的士兵攀谈，陪同他的还有几位会说法语的村民。他们根据他的指示和示范，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同士兵们谈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军所遭受的挫折，我军所面临的困难，我军所冒的无谓的风险，沙皇的好心肠和宽宏大量，他对外国人如何善良，对士兵如何热爱；法军的绝望的战斗使得拿破仑不得不撤退，以及法军士兵放下武器，在准备优待投诚者的国家里一直和平地住到战事结束的种种好处等等。　　我们的一些士兵把伯爵当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因而让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对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怎么注意。一个比较有头脑的轻骑兵听到了他最后说的那些话，开始对他有所警惕。伯爵劝降的话使他震惊。他终于逮捕了伯爵，并把他带到警卫室。士兵们不顾温青格罗德先生的抗议和反对，又把他带到一位负责城防的军官那儿。当人们认出他是俄军军官后，他又徒劳地争辩说，他是来同我军谈判的。他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伯爵继续作为敌俘被监禁起来。有人把他带去见了特雷维佐公爵。公爵对他相当优待，但是特雷维佐先生还是不能接受温青格罗德的谎言或按他的愿望将他释放，因为他行踪诡秘，化装成老百姓前来劝降我军士兵，而没有任何根据证实他是谈判的密使。　　沙皇宫廷大臣的儿子、温青格罗德先生的副官纳里斯金先生当时同几名哥萨克兵在一段距离以外等候伯爵。等了很久还不见他的司令官回来，他就向几个村民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他说，伯爵被法军逮捕了。纳里斯金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没有告诉旁人，也没有吹号调一名军官或者军士来商量，就只身前往法军的前哨阵地，让法国人把自己抓了起来。他认为在长官遇难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很高尚的。对一支部队的司令官表现出这样的献身精神使一些人大为惊讶。这个年轻人被卫兵押送到元帅那里。　　人们将抓获这两名俄国军官的经过向皇帝作了报告。他命令把他们带来。我们在路上下马时，他们被带来了。温青格罗德先生被单独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指责他身为德国人却为俄国人服务，而此刻德国的臣民不是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就是同法国人结了盟。他说，温青格罗德先生作为他的一个臣民，他完全可以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军事法庭会给他判一个间谍罪，以背叛法国的名义将他枪决。温青格罗德先生越是为自己申辩，皇帝就越是生气。皇帝责备伯爵长期以来一直拿英国的薪金，参加了所有反对皇帝和反对法国的阴谋，在莫斯科贿赂他的士兵，促使他们逃亡，扰乱军心，使他们变成胆小鬼。皇帝以君主的名义对这些阴谋活动表示鄙视。温青格罗德先生回答说，他不是出生在臣属于法国的德国。此外，自孩提时代起他就离开了德国，而且加入了俄国国籍。为了报答沙皇亚历山大的知遇之恩，他已经为俄国服务多年了。　　伯爵还想给他在莫斯科的行为涂脂抹粉，为此，皇帝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训斥。温青格罗德又继续说道，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是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最主要的是让那座城市不要遭受更多的灾难和蹂躏。既然法国人将要撤出那座城市，他将使自己局限于这种“和平”行动而不诉诸武力，这种做法对作战双方都是有利的，等等。　　皇帝变得越来越愤怒，他抬高了嗓门，就连远处的警戒哨兵都可以听到。谈话一开始，陛下的随从副官就稍微向后退缩了。看到皇帝如此气愤，每一个人都如坐针毡。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国家君主和一位被俘军官之间的这种争论是令人厌烦的。苦恼在每一双眼睛里都流露出来——因为温青格罗德伯爵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同皮亚琴察公爵(当时是查尔斯·勒布伦)一直在谈着话。像我一样，他也对现场发生的事情十分气恼地作出评论。纳夏泰戈尔亲王甚至更为不安。他开始时站在离皇帝很近的地方。后来他找了个什么借口，离开皇帝身边，也同我们攀谈起来。我们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郁闷的心情。他的谈话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这时皇帝召唤卫兵把温青格罗德先生带走。当时没有人把这个命令传递下去。当皇帝又一次提高了声调呼唤卫兵时，两名警戒哨兵来了。皇帝再次重复了对俘虏的宣判，并说他作为一个叛徒应当枪决。温青格罗德先生原先一直低头看着地面。当他听到最后这句话时，他挺直了身子，绝望地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皇帝和那些站在他身边的人，大声地说：　　“陛下，您把我当作什么都行，但请不要当作叛徒。”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卫兵们跟在他身后，但保持了一段距离。那不勒斯国王来到皇帝身边有好一阵了。他和纳夏泰尔亲王都极力想劝皇帝息怒，可是毫无结果。皇帝急促地、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一下招呼这一个，一下又传唤另一个，似乎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人们回答他的只是沉默。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大动肝火。可怜的纳夏泰尔亲王也好像魂不附体似的。他来到我面前同我谈了几句，然后叫他的一位副官去指示卫兵：要宽待俘虏们 [ 编者注：皇帝的暴力行为“是不为人们所赞成的。人们对此不以为然。相反，大家都急于让被囚的将军放心，并且给他以安慰。”——见塞居尔所著的《拿破仑史记》。 ] 。他指示自己的军官们要执行他发出的命令。与此同时，皇帝逢人便说——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引起他对那位俄国将军的怨恨的旧事。这些事，据说是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奥战争以前。纳夏泰尔亲王也像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这般失去理智。　　在离一所漂亮的大房子不远的地方，余怒未消的皇帝命令两个骑兵中队去洗劫并放火烧掉那所房子。“既然这些野蛮人喜欢烧它们自己的城镇，那我们也帮他们一把！”　　皇帝的这一命令被严格地执行了。这是我听到他唯一的一次下达这样的命令。通常，他总是试图阻止损害私人利益和伤害平民的破坏性行动。天黑前，他回到了韦列亚。当地的居民全都逃走了。　　像我们商定的那样，我邀了纳夏泰尔亲王一起去见那不勒斯国王，请他到皇帝那儿去为温青格罗德先生说情。我们曾从他那儿了解到伯爵的家庭情况以及他离开德国的时间。纳夏泰尔亲王在回来的路上已经利用机会向皇帝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向皇帝解释说，温青格罗德先生并不是他的一个臣民。尽管皇帝暴跳如雷，对这个事件的结果我还是放心的，因为亲王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是有良心的。这种良心足以促使皇帝纠正他所犯的过失。但是纠正的时间对俘虏来说似乎太长了一点。我们都不耐烦地等候作出这个决定。我们相信这个决定肯定是会作出的。唯有这一点才能消除所有人的不安情绪。　　皇帝派人来叫我，询问是否有信使的消息。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我们原来想象他不可能那么快就会消气。尽管皇帝已经基本上平静下来，但他仍然需要发泄怨恨。我听着皇帝的申述。我同意他说的温青格罗德先生在莫斯科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并且他也应当在他被俘的那个军团受到审讯和宣判。但我认为，皇帝没必要派人把他召来。对他严厉地痛骂一番更是毫无意义——对皇帝来说，他对自己的俘虏那么严厉，因而使得任何惩罚都是多余的。我说，那种严厉的态度现在会被别人看成是报私仇，并且那是针对沙皇亚历山大的一种怨恨，因为他的俘虏是沙皇的随从副官。在打了这么多仗以后，双方不应该再纠缠个人的恩怨。　　皇帝开始大笑起来，并且深情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这是他想法儿逗弄别人时的一种习惯。他说道：　　“您是对的，但这个温青格罗德实在是一个坏家伙——一个阴谋家，像他这种官衔的人四处去贿赂士兵是正当的吗？——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演一个特务，一个拉皮条的家伙？——他让自己以沙皇的名义去煽动士兵，让他们怯战？闹兵变？我要把他送回法国，……我宁愿他们抓到一个真正的俄国人。这些为大财团服务的外国人都是些可怜的战利品……这么说，为了亚历山大的缘故，您对他感兴趣？好吧，好吧，我们不会伤害他的。”　　皇帝在我的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这也是他表示亲昵的一种动作。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了他想借坡下驴。　　我没有等到皇帝打发我走，就带着这个好消息离开了。但他叫住了我，指示我去说服纳里斯金先生来同我们一起用晚饭。皇帝说，过几天，一定会派人把他送到俄国人的警戒哨。皇帝还嘱咐我不要向别人提起此事。　　“至于温青格罗德先生，”皇帝开玩笑地对我说，“您不要对他这么感兴趣，因为他不是一个俄国人。”　　说完，他又开始数落他的缺点：　　“他是伦敦政府的一个间谍。他曾在维也纳当过特务，在彼得堡也是一个特务。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阴谋诡计的制造者。他不配享受最起码的优待，肯定不配。不管用什么理由，沙皇亚历山大的副官，以及近侍一类的职责，只能由俄国本土出生的臣民来承担。高尚的人都反对温青格罗德，因为他们讨厌政治丑闻。”　　如同我和纳夏泰尔亲王商定的那样，在这次与皇帝的谈话中，我请求说，我们历来对俘虏采取的宽大政策也应该体现在伯爵身上。　　“那不成为理由。”皇帝厉声回答道，“我应该表现出仁慈和宽容，但他的行为已使他自己不能享受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权利。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想过要伤害他，尽管沙皇亚历山大糊涂地让他作为自己的随从副官，我也不会糊涂地虐待一个同沙皇特别亲近的人。我将把他送往法国。我要派出最好的护卫队，以防他在欧洲勾结上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　　皇帝在打发我走的时候，再一次叮嘱我，不要提到他对温青格罗德先生的善意，因此我在同纳夏泰尔亲王谈到此事时也只是要他对俘虏的命运放心。然后，亲王就同那不勒斯国王去皇帝的帐篷里和他共进晚餐。他们想就此事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过了一会儿，皇帝又派人从饭桌边把我叫去。他问了我有关年轻的纳里斯金的家庭和生活情况。他叫我去告诉纳里斯金——要装出这是出自我自己的思想，说是皇帝企望和平，但能否实现光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就取决于沙皇了。……当前的形势对法军是有利的，拿破仑皇帝愿意向沙皇亚历山大提出优惠的和谈条件。势态很清楚，没有任何军事上的挫折逼迫他那样做。而此刻，俄国人的形势也不弱于法军。由于法军的运动是某种形式的撤退，这样就使法军争得的绝对优势被抵消了，并使双方政府处于平等的位置，因而完全可以缔结和平条约。……因此，皇帝很可能把他——纳里斯金送回到俄军的阵地上去，因为皇帝知道他的家庭同沙皇特别接近，而且皇帝也不想让沙皇再为纳里斯金的安全担心……　　我回到了纳里斯金先生身边。他当时正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叫他对他的将军的命运放心，并把皇帝吩咐的话向他述说了一遍。　　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正以他们常见的那种亲切方式在同皇帝交谈。温青格罗德先生被作为战俘送往法国。纳里斯金先生要和他同行，因此，我给了纳里斯金一些钱。第二天，在行军途中，他们的马车追上我们。我又给了他一件大衣，因为当时他身上只穿一件军衣。我的贴身侍从告诉我，他们被置于我们这支纵队的前头，直到远离达格日阿次克我们才同他们分手。他们在一名军官和一个卫兵的监护下前往巴黎。他们的机会不错，当他们过了波里索夫后就遇到了车尔尼舍夫先生和一队哥萨克兵，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10月23日特雷维佐公爵撤离莫斯科。在撤出前，他按照皇帝的命令炸毁了克里姆林宫和兵营。10月27日，他们来到莫日艾斯克。在那儿，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安排用能够搜集到的车辆载运伤兵回国，然而车辆还是远远不够用。一些谷物运到了那座城市。阿布朗泰斯公爵建立了兵站，把粮食分发给首批到达的部队。　　第二天，即10月28日，我们从郊区经过莫日艾斯克，但没有进城。在路边，皇帝停下马来听取关于撤退和分发粮食给伤兵 [ 编者注：他们离开病房后，每人发给了两天的口粮。这是一次极不适当的供应，因为管理这批伤兵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获得口粮。因而无法给伤员们以应有的照顾。更严重的是，一大批原来住在市外、生活极不方便的伤兵还没有领到口粮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兵站，赶往那些他们视之为救星，其实是致他们于死地的车辆。他们不久就后悔了，尽管在头一、两天内，他们还能得到人们的怜悯。没有多久他们就懂得了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感情已经麻木不仁。——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的报告。这些行动都是按他的命令执行的。皇帝自己也亲自参加了装载伤兵的工作。他把许多伤兵安里在他自己的车队以及其他所有过路的车辆里。有人警告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更多的死亡。然而皇帝没有听从这些警告。根据他的命令，那些离开了野战医院的不幸的人们只要还能坚持，就都被装上了车。他们有的被放到马车的顶篷上，有的放在草料车里。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来的已经装满了伤病员的车辆后板上也安排了伤员。这样一来，这些伤兵们都成了皇帝好心肠的牺牲品。皇帝原想把他们带走，以免落入野蛮的俄国农民手里，可是由于旅途坎坷，那些没有累死的人也死于夜晚的严寒和饥饿的折磨。那些负伤的禁卫军官兵和被置于皇帝车队里的伤兵则得到了食品和照顾……但是其他的人呢？由于所有的马车都丢失了，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维尔纳。就是体魄健壮的人尚且忍受不了这种行军方式，何况伤兵们呢？他们无法长时间地在奔驰的车上抓住车椽。人们不难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状况了。他们不仅忍受着颠簸、伤病，还要忍受寒冷的折磨。　　由疲惫的没有喂饱的马匹拉着的车子，一天要行驶十四到十五个小时。车队不能离开大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补充给养。驻扎时，车夫们往往带几匹马离开大路去寻找食物和饲料。不管那里有多穷困，他们总要到被遗弃的村子里和兵营里去仔细搜索一番。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吃上饭，因此不论找到什么食物都要精心地收藏起来。他们甚至常常没有时间生篝火取暖。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着。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悲惨的命运，处于如此穷困、潦倒和绝望的境地。无法逃避的死神好像正从各个方面围攻我军。外科医生和大夫们一没有救命的粮食，二没有治病的药品和绷带，更何况他们也没有自带干粮，因此，他们无法再给伤病员治伤看病，他们不得不躲开那些不幸的伤病员。　　在奥尔沙地区，我们不得不穿过一片名副其实的沙漠地带。道路两旁的村庄被部队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的人流踩平了，食物被吃光了，只剩下一片毫无人迹的荒凉土地。加入我们行列的车队，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车队离开莫斯科时就已载满了难民、妇女和儿童，以后，又不得不接纳在温克瓦和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负伤的人们。到了莫日艾斯克后，又挤进一批伤兵。这些伤兵被安置在车子的上座、前部、行李后面，或者草料车里。如果车里都塞满了人，他们就被安排坐在马车的顶篷上。据此人们可以想象出我们车队的外观。车子只要稍一颠簸，被放在最不安全地方的伤病员就会摔下车去。可是车夫们对此是不会注意到的。而跟在后面的车夫只要神经还正常的话，也不会刹住他的马车，因为他害怕停下来就会失去在滚滚洪流般的车队里所占有的位置。他只能硬着心肠让马车从落车的伤兵身上辗过去，而随后跟进的马车对这种情况就更是熟视无睹。　　我们的军队从莫日艾斯克出发四十八小时后，我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恐怖景象。人们由于对饥饿的畏惧，由于害怕失去在超重了的马车上的位置，害怕又累又饿的马匹会死掉，开始变得冷酷，失去了对同胞的怜悯心。当我说到我曾看见人们是如何驱马在崎岖的道路上狂奔，以便摔下那些使马车超载了的伤病员，我的心至今仍在战栗。尽管人们知道马蹄会把他们踏伤，车轮会把他们辗死，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一个同伴从剧烈颠簸的马车上掉下去而使车上没有那么拥挤时仍然会得意地微笑。大家都想着自己，而且也仅仅只想着自己。人们心里盘算的是，他的生命全依靠在车子上能保留他和他的那点食品的位置。为了保存他那最后的一点财产，他宁愿牺牲二十个同胞的生命。人们在心里总是这样自我安慰，在前边一定能够找到食物。但是，除了某些较大的城镇外，比如斯摩棱斯克(那儿有几个仓库)，他们啥也没有找到。人们除了冒着被俘和被杀的危险，到离公路至少一里格外的地方去弄点儿草料外，他们的马匹只能喂些腐烂的玉米和从旧兵营里弄来的稻草。　　10月28日，统帅部人员都驻扎在乌斯潘斯科耶(莫日艾斯克到博罗迪诺之间的一座已被洗劫过的庄园)。凌晨两点，皇帝派人来叫我。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床上，他叫我看看门是否关好了，然后要我紧挨床沿坐下来——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习惯的。然后，他同我谈到了总的形势和军队的状况。但是皇帝没有也不愿意承认军队的极端混乱。最后，他要我坦率地同他谈，并讲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很乐意地详细地向皇帝谈了我军的溃乱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严寒将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我提醒他，沙皇亚历山大在接到洛里斯托纳从莫斯科带去的和谈建议时所说的那句话：“现在是我的战役开始的时候了。”我对他说，千万不可把这话视若戏言。随着气候转冷，一切都将更有利于俄国人，而首先是有利于哥萨克骑兵。　　“您的预言家亚历山大已经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了。”皇帝说道，但他的语气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轻松感。　　看来，我对现实的估计并没有能打动皇帝。他仍然幻想我军的优越的智力一定能使部队多少抵御寒冷——他们一定能像俄国人一样，采取预防措施，甚至使之得到改善。他没有谈到军队将要在奥尔沙或者维帖布斯克建立冬营的事。他也不可能承认他会被迫在别列津纳河彼岸离军回国。……皇帝仍然盼望着会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名波兰哥萨克兵能在几天内赶到。在他看来，那样，就能一举改变我军的被动局面，因为他们一定能掩护大军团，让我们的士兵获得休息和食物。自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战役后，这些可怜的人们都是靠马肉和一点儿发霉的面糊糊充饥度日。而这后一种食物还只仅仅属于那些参加虏掠的士兵们。其他人就只能靠烤马肉维待生命了。那些喘着粗气倒在路上的马匹总是活生生地被饥饿的人们宰割瓜分了。　　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谈到了军队、俄国、波兰、法国的繁荣，以及保持这种繁荣的措施。在谈完这一切后，皇帝谈到了主要问题。他就是为这个问题才派人叫我来的。并且为了引出这个问题，他说了许多无关重要的话。他告诉我说，也许——甚至极有可能，把部队整顿恢复到一定程度后，他立即先返回巴黎。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那样做是否会给部队留下坏印象，是不是重建部队的最佳办法。他说只有那样做才能紧紧抓住欧洲，使一切事情都平静下来。最后，他问我是否不带卫队就能安全地穿过普鲁士的领土。　　皇帝又说道，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俄军的状况也不会比法军强多少。他们也极需休整和重建。冰冻对俄国人来说也像对法国人一样是严酷的。库图佐夫一直在跟踪我们，但他没有进行过一次哪怕是小规模的进攻。这就证明他也缺少必要的力量。我们转移的速度如此缓慢，而且途中常常停下来，按理说，他应该很容易就能赶到我们的前面去。库图佐夫必然知道我们是纵队行军，然而我们却没有看见他的影子。皇帝进一步说道，我们一定能够在斯摩棱斯克看到一支组织完善的法国生力军，同时在别列津纳河看到另一支。……　　我对皇帝说，在我看来，形势要比他能看到的和相信的严重得多。我觉得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补救措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必须给每天下达的大量命令注明日期，就像他从杜伊勒里宫颁布法令一样。　　我跟皇帝说，如果欧洲的局势真的到了严重的关头，我就不会因为次要的问题如军队里会怎么说或怎么想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认为他所想的事情是正确的，也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应该劝告主人去做的。他不应该犹豫不决，只要小心地择机行事就是了。至于说到途经普鲁士会不会遇到危险，我认为使用假名旅行是可以避免大的危险，因为事先谁也不会知道这个行动。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我们每天不是都遇到成千上万的危险吗？　　我试图想让皇帝了解军队目前的真实状况。我指出，某些军官丧失了勇气，已经涣散的军队因而变得越发难于控制了。那些军官确实让他们的部队完全瓦解了。他们没想出任何办法来掌握自己的士兵，免于同那些忠诚的有色人种的部队交手，因为敌众我寡，一打必然败北。我告诉皇帝说，有关我军的撤退消息和他现时还不愿意承认的我军遇到的灾难，不只在法国，而且在欧洲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皇帝的返回必定能够抵消这种印象。　　最后，皇帝好像对我的预言不那么怀疑了。他想，只要他在巴黎出现，就能有效地催促和调动各种力量，在三个月内重建一支军队。谈话结束时，他问我，既然我们将撤出俄国各省，我们给沙皇的和谈建议是否会被他接受而有可能导致和平？“情况不会比在莫斯科时更好。”我回答说，“我们撤退的消息只会在俄国人民中引起狂欢。”　　皇帝让我离开时，已是五点半钟。他嘱咐我把他的话再好好想一想。他说他跟纳夏泰尔亲王商量此事后还要再同我谈的。
十、饥荒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9日，我们来到了格日阿次克，寒冷加剧了。由于是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常常更频繁地收到从后方寄来的邮件。最近收到的从巴黎寄出的信注明的日期还是九月份。而此刻，通信联络又被敌人切断了。前几天，一支敌军部队出现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在博罗夫斯克我们已经感到寒冷。当时虽然地面已经冻结，天气还是晴朗的。夜里，只要生一堆篝火，在野外过夜也还是可以的。而这时，在格日阿次克，人们更明显地感到冬季的威胁。自从离开韦列亚，我一直是步行。白天，我都是跟部队一起行军。我发现这样做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好处。因此我在整个漫长的撤退途中，我既没有冻病过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格日阿次克，我们得到了一批从法国送来给皇室人员的残余物资。这些物资是由两名步兵押运的。一部分物资在途中被哥萨克人抢走了。我们没有运输工具运送这批物资，只好把它们全都分发光了。统帅部获得的物资特别丰富。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是大家都得到的饮料。我们积蓄力量，养足精神准备日后抵御真正的饥荒。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点干粮，甚至还得到一小份饼干。人们不顾夜间的寒冷和几段融雪后泥泞的道路，顽强地长途跋涉。而马匹却是另外一回事。原先蛮强壮的马几乎全死光了。由于缺乏马匹，那些备用的马也套上了挽具。我们当时已经开始遗弃一些车辆了。　　到那时为止，跟踪我军后卫的哥萨克骑兵还没有给我们制造多少麻烦。我们的骑兵力量单薄，再加上我军撤退的速度较快，因而无法派出护卫部队，我们也无法获得敌军方面的情报。由于在我们行进的沿途没有哥萨克兵，我军前卫部队派出去袭击敌人的特遣队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个敌人，而少数农民一见到我军的影子就逃之夭夭。如此轻易就弄到粮草，对我军实在很不利，部队因此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掉队的人数增加了。由于不参加特遣队就弄不到食物，人人都想参加特遣队。然而真正的特遣队员和后卫部队掉队的士兵并不都是那么幸运的。敌人每天都能抓获大批的特遣队员以及掉队的士兵。毫无疑问，敌人对这种战法十分满意，所以就很少再冒险闯入到我军的滑膛枪射程以内的地方。　　10月30日，统帅部在韦利兹沃过夜。那个曾经是很好的庄园当时连一根椽木也没剩下。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废木料中捡到一些材料，勉强为皇帝和总参谋长各拼凑起两间小屋。一张球桌是唯一完整的家具。我们到这里才收到迟来的信件。第二天，即10月31日，统帅部和禁卫军停驻维亚兹马。11月1日一整天，我们都呆在此地。皇帝甚至想都没有想到库图佐夫正在尾追我军，而库图佐夫也没对我军发动攻击。天气仍然很晴朗，皇帝又一次重复说俄国的秋天跟枫丹白露的秋天一样。他还根据那几天特殊的天气判断说，今后十天或者两个星期内气候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皇帝对纳夏泰尔亲王说，这是圣·于贝尔时代枫丹白露的气候，人们所说的关于俄国冬天的故事只能吓唬小孩子等等。　　11月2日，我们在桑洛沃宿营。11月3日是在斯洛科沃，那天我们遭受到第一次风雪的袭击。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前几天敌人不对我军侧翼发动攻击，只是一种让我们放松警惕的诡计，以便在博罗迪诺附近的沃罗洛沃一线发起新的攻击——敌人这时已差不多追上了我军的后卫部队。但是，正如后来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当时库图佐夫对我军之所以没有紧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行动还不摸底。一直到10月27日以后他才确切地知道我军向他逼近只是撤退的前奏。10月28日，他指示拥有很强大的步兵和骑兵的米罗拉多维奇将军攻击我军，并在我们到达维亚兹马前就切断我军后卫师和主力的联系。　　11月3日皇帝在斯洛科沃得知了俄军进攻的消息。他还知道了欧仁亲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和埃尔欣根公爵不得不支援了埃克米尔亲王……达武元帅指挥的后卫部队由于大批因饥饿和疾病而掉队的士兵们的拖累，转移的速度很慢。他们离维亚兹马还有很远的距离。而这时，俄国步兵出现了。由于力量有限，不能同敌军战斗，达武元帅不得不催促部队加速撤退。与此同时，内伊元帅指挥的法军已经在维亚兹马前安营扎寨。欧仁亲王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在前几天就知道了敌人正在逼近埃克米尔亲王，所以他们放慢了撤退速度，并在维亚兹马前面进入了阵地，以便等候达武元帅的军团。　　农村里出现了大批的哥萨克骑兵，不管我军各部队是多么靠拢，他们还是不断地切断我军的联系。由于我军排成了战斗队形，战斗对我军十分有利，但令人遗憾的是皇帝没有料到库图佐夫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而只想到俄军会试图赶到我军的前面去而不是从后面骚扰我们。那一天皇帝一直呆在斯洛科沃，禁卫军保卫着他。战场上没有最高统帅，也就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部署。我军勇敢地战斗了六个小时，但都是抵抗敌人的进攻，为此。敌人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大批的俄国兵被打死了。他们除了给法军第一军团制造了一些危险外，简直是一无所获。但是这个军团在经过欧仁军团阵地时出现了某些违反军纪的现象，在过桥(在维亚兹马)的时候，这种无纪律的现象更加严重。　　到那时为止，凡是在战场上抵抗敌人的进攻(有时是十分猛烈的进攻，连部队的队形都被敌人的炮火打乱了)，第一军团都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光荣。而这种违反纪律的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那是因为这些勇敢的步兵第一次解散了他们的队伍，迫使他们顽强的司令官作出了让步。我叙述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我军的处境和遭遇。第一军团在法军中是最好的部队，也是人数最多的部队，完全可以比得上禁卫军。从那以后，它遭受到的打击最重，犯罪现象变得更普遍了。11月3日那一天，波尼亚托夫斯基、欧仁和内伊全都投入了战斗，并取得了成功。　　皇帝不得不把指挥后卫部队的任务交给了内伊元帅。内伊的精力和勇气是随危险和困难的增加而增长的。皇帝当时正忙于起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规定了部队在撤退时应采取的队形。他认为这个命令可以纠正人们都在抱怨的种种弊病，可以打击前来袭扰我们的哥萨克人。可是皇帝把这些哥萨克人当成了阿拉伯人。他指示我军应该像在埃及时那样进军，把行李车置于队伍中间，在队伍的一头一尾各置半个营的兵力。几个营成两路纵队保护侧翼。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形成一个方阵，可以朝各个方向开火射击。他说，各单位在转移中可以缩短相隔的距离，而炮兵就在各个单位之间行进。皇帝对这个部署谈了很多。他认为这对军队来说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他十分陶醉地说我军能够在斯摩棱斯克占领阵地。　　可是，危险并不是来自哥萨克骑兵的攻击。我军只要有一个排的兵力就不用害怕他们。只要士兵们下了决心，就可以击退敌人的袭扰。危险来自饥饿，来自缺乏给养，来自没有后勤补给。这个危险可能导致所有部队崩溃——这是我军疲于奔命的行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将使沿途的农村受到可怕的蹂躏。本来，我军应该把每天的行程限制在三至四里格，而且选择好路线，好让部队能再走一定的路程到附近的农村去收集粮食。假如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士兵就会紧跟军旗前进，而且绝大多数人的性命也能保住。但是敌人也一定会因此而取得某种优势。他们也会赶上我们并从各个方向攻击我们。若要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就得忍受其它的灾祸。　　皇帝以为俄国人的进攻是他们全军的统一行动，因此他决定停止前进，在斯洛科沃附近集结部队，准备瞅准机会全线反攻，打俄军一个措手不及。皇帝认为俄国人一定以为他们只是在追击法军的后卫部队，如果我们能给俄军一个巨大的打击，就会使他们后悔不该追得太急。内伊将第一军团溃乱的事件向皇帝作了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报告。任何人收到这种报告都会放弃再搞反击的想法。可皇帝决心不变。内伊声明说他的部队占据了维亚兹马后面一片树林中的一条小道。为了让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撤过去，他不得不在天亮前继续他的撤退，以免有丢失部队的危险。他说第一军团的行为给全军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留下了危险的影响。　　尽管这个报告在上午九点钟左右交到了统帅部，皇帝还是要坚持执行他的战略计划。他相信所有的俄军都集中起来了。假使给这支庞大而动作迟缓的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就一定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他留在斯洛科沃，幻想在11月4日彻底地向俄军复仇。但是敌人方面没有发起进攻。内伊那令人丧气的报告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了。同时陆续到达的各部队也送来了类似的报告。这些部队的建制也十分混乱，往往每个部队都掺杂着其他部队的人。11月5日，皇帝不得不重新开始了他的撤退。朱诺将军在全军前面开路，青年禁卫军随后，接着是第二和第四骑兵师，再后面就是老禁卫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欧仁的军团以及达武的已经瓦解了的部队。内伊元帅殿后。他精力充沛、勇猛过人。他周围的将士都受到他的感染。　　11月5日，我们在多洛哥布什过夜。我们有规律地连续收到了从法国送来的信件。三十六小时以前还较暖和的气温突然急剧下降。我们没有收到有关敌人方面的情报。库图佐夫是尾随我们后面还是绕到我们前面去了？这种疑虑增加了皇帝的困惑和焦急。　　11月6日，统帅部来到了米海洛夫卡。这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时皇帝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的撤退对德维纳河部队的影响，而他最需要的就是那里的军团获胜的消息。然而有关马莱叛乱的第一个消息使他变得非常不安。　　马莱是一位前将军，被一所秘密收容所看管着。他企图通过伪造一个议院的布告和散布皇帝已经战死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共和革命。10月22日夜间，马莱逃走了。他的谣言在某些具有共和思想的军官和巴黎卫戍部队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使得政府从午夜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以前都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他把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和巴黎警察厅长(帕斯基埃)逮捕了。巴黎卫戍司令官于兰将军在枪战中身负重伤。　　这次叛乱注定是要失败的。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的同时也获悉所有的叛乱分子都被抓获并被送上了法庭。然而，他们如此大胆的企图，竟敢在巴黎进行这样的叛乱，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起初他对这次平叛的结果很不放心，不相信政府已经逮捕了所有叛乱分子并掌握了这个事件的一切线索。直到他又收到三、四封信件后才算放心。我们没有收到私人信件，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皇帝来了解此次事件。皇帝把它说成是一个疯子煽动的一场毫无意义的暴乱。那一天，除了纳夏泰尔亲王外，他没有同谁亲切地交谈过一句。他在同贝尔蒂埃的谈话中表示不能原谅警察厅长。他认为在那个疯狂的事件中，即使有那么一些追随者，数量也绝不会多。　　马莱是在10月22日到23日夜间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他伪造了一个下达给警察厅长、军队和监狱看守的命令。在某个监狱里关押着拉奥里将军和古代尔将军。这两位将军都在叛乱中成了马莱的工具。根据警务大臣说的情况看，拉奥里将军和古代尔将军开始时也被叛乱迷惑住了。他们一同去占领兵营，而郡守(弗罗肖)竟愚蠢地为新政府准备了会议室。苏利埃上校和拉布上校以及其他一些军官也被叛党欺骗。他们带出了部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逮捕警务大臣和警察厅长。前者是在床上被抓走的……与此同时，马莱前往卫戍司令部。于兰将军开枪反抗，结果他的下颚被手枪子弹击碎。但是拉博德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从最初的迷惘中清醒过来。他们看清了叛党原来没有几个人，于是身先士卒，带领一些部队救出了警务大臣。从那一刻起，政府又重新控制了本来不应失去控制的局势。三个叛党首领被逮捕了。当时在巴黎，这个事件几乎没有为人们所注意。到上午十点钟，各处的秩序都已经恢复。　　根据呈交给皇帝的报告，郡守弗罗肖是该受到诅咒的。以后的消息也肯定了这种看法。　　与警务大臣不同，陆军大臣对这次叛乱持有另外的观点。　　皇帝说：　　“克拉克将军相信这是一个范围涉及很广的阴谋，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首领逍遥法外。萨瓦里不同意这种看法。开始时，关于我的死的谣言使大家都惊慌失措了。对我表示忠心耿耿的陆军大臣匆匆忙忙、衣冠不整地跑去兵营向罗马王 [ Franc注：拿破仑·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二世。 ] 宣誓效忠并把萨瓦里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于兰表现了一点勇气。只有拉博德的头脑还比较清醒。郡守和上校们的行为叫人简直没法理解。”　　皇帝痛苦地说道：　　“那些过去经过锻炼都还未能对荣誉和忠诚树立起坚定信念的人，我又怎能给予信任呢？我憎恶郡守的软弱和忘恩负义，还有巴黎卫戍部队的上校——我手下的一个老兵也是这样。他们有今天，全都是靠着我。”　　这些最早的消息使皇帝急于获得更多的信件，以便了解对叛乱调查的结果。　　皇帝说：“这次造反不是一个人搞得起来的。”　　11月7日，在去勒沃的路上，他一再问我有没有看到信使。后来传来的消息证实了罗维戈公爵的报告。但是克拉克将军仍然坚持说这个事件背后有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阴谋集团。他的报告使得皇帝总是惴惴不安。那些牵涉到事件中去的人们也使他十分气恼。他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个事件。　　“拉布是一个傻瓜，”皇帝对我说，“一张盖了章的铅印纸就能将他哄住。但弗罗肖毕竟是个有头脑、反应灵敏的人。他怎么会受骗上当，陷了进去呢？他是一个老雅各宾党。共和国一定又一次把他迷住了。他习惯于革命——我认为他对这次叛乱头目的出现是毫不惊奇的。他认为我的死倒是完全可能的。在考虑他的职责以前，他一定先考虑如何保持他的地位。他一生中一定宣誓过不下二十次。然而他忘记了效忠皇权的那一次宣誓，如同他忘记其他许多次宣誓一样。作为巴黎的主要行政长官，弗罗肖在他的威利旅馆，在他自己的官邸，居然会为叛乱分子准备了会议室。他也没有询问一下情况，没有采取一个最简单的反对措施，他甚至没有做出一点拥护他的合法君主的姿态——他一定是阴谋集团中的一员！轻信一个像弗罗肖这样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康巴塞雷斯和萨瓦里犯了一个大错误，居然没有把他逮捕起来。他是一个比马莱更大的卖国贼。马莱总是在策划阴谋，我已经原谅他四次了。对他来说搞阴谋诡计就是他的职业。我的宽容反而使他感到压抑，他是一个疯子。　　 [ 编者注：1804年6月，马莱在昂古莱姆指挥一支军队。那儿的地方官员提出撤掉他的职务。第一执政(即拿破仑)只是调换了他的驻防地点。他被派到了萨布尔多隆。1805年3月2日，为了进一步清除旺代地方当局的官僚，马莱被列入了退休名单。他求助于皇帝。后者于当年8月26日把他召回，让他继续服军役。1806年5月31日，马莱因经济上的非法活动而退役。但是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实行，马莱还是继续拿军人的薪金。1808年，因图谋造反，他作为一名政治犯被监禁在圣·佩拉热。1810年6月他被转移到迪比松博士私人办的精神病院。 ]　　“可弗罗肖呢？他坐在议院里，是法兰西重要领导机关的首脑，我给了他很多荣誉。可是一到时候，他的卑劣品行和背叛行为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其实他就是失去现在的地位也用不着担心会挨饿。可现在呢，他已经丧失荣誉。难道他把地位看得比荣誉更重要吗？即使马莱让他当上了总理大臣，那也不会使他免于因背叛自己的职责和恩人而大丢其脸、名誉扫地。我知道人们不能信赖那些把自己的职业变成商业手段和投机生意的人。他们会为了高官而铤而走险。他们会投靠那些能满足他们权欲的人。但弗罗肖这个人是行政首脑，是有地位的人。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应该给他们树立起忠于领袖的榜样。这是最起码的责任啊！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卑鄙的家伙。”　　很明显，皇帝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法国人像女人一样，”他说道，“你不能离开他们太久。这是事实。假使他们离我太远，又没有关于我的消息，你简直弄不清什么样的阴谋家会去接近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俄国人消息灵通，他们绝不会对这类事件袖手旁观的。法国也难免不再出事。”　　从皇帝同我的另一次谈话看(他同迪罗克和贝尔蒂埃也谈过，他们俩都向我重复过那些话)，皇帝已改变了对警务大臣的看法。他理解——或许比在巴黎的人更理解罗维戈公爵怎么会受惊和被抓走。尽管暴乱只是由马莱一个人计划和策动的，可是克拉克还是怀疑叛匪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受到损害的弗罗肖的名字也对皇帝的这种看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巴马亲王(康巴塞雷斯)和罗维戈公爵幸运地坚持了不同的意见。后者不断地把拉奥里描述成一个很容易受骗的人。他事前对有关叛乱的事一无所知，直到马莱他们把他从监狱里请出来，他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巴黎警察厅长和其他一些人的报告也持同样的说法。　　尽管所有的罪犯都被带上了法庭，整个事件已告结束，但是马莱胆大妄为的榜样以及郡守弗罗肖的行为都使皇帝产生了很多想法。他特别关心的是这个事件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事件的结局已经表明这种事情是不能成功的，但对皇帝来说，产生这种企图的可能性就是对他的权威的沉重打击。这种企图还将是产生麻烦的根源。它只能给那些个受雇于英国政府的狂徒火上加油。如果皇帝是在巴黎，他一定会在一天内就忘记这个事件。而现在他远离法国达六百里格，而且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里将得不到关于他和他的军队的消息，因而这个事件注定会引起他的焦虑。皇帝担心其他的阴谋家会看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制订的计划，能够在他离开监狱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仅仅凭着一个谣言就把首都的心脏搅得天翻地覆。同时这个事件还是在一个坚强而警觉的政府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阴谋分子会不会在这个事件的诱导下再搞叛乱呢？这就是当时萦绕在皇帝和我们心里的问题。而我们的处境又使我们把这些问题看得特别严重。　　这个困扰着皇帝的严重消息已经破坏了我们在米海洛夫卡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是我按照皇帝的命令制订的。他曾令贝卢诺公爵(维克托元帅)重新攻占波洛次克，而且他声明法军将在斯摩棱斯克占领阵地。11月6日，作为皇帝计划的一部分，他派遣欧仁军团离开大道向杜克赫夫青纳转移，以便同主力遥相呼应。但是普拉托夫跟踪追击着欧仁亲王，正如后来我们在斯摩棱斯克获悉的，库图佐夫当时正在与我们平行前进。他们经埃尔马柯瓦向耶耳尼亚进军。皇帝曾在好多天里商讨他的部队要在斯摩棱斯克进入冬营的计划。而在那一天，他公开宣称军队将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进入冬营。　　11月7日，我们来到了勒沃。天气越来越寒冷。然而大家都想着皇帝曾说过，当我们进入斯摩棱斯克冬营的时候，我们贫乏的日子就会到头，因而我们那些最不幸的时刻也就过去了。这使得每一张疲乏的脸孔上都有了一点生气。从已接近斯摩棱斯克的军团官兵到内伊军团的后卫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想到了幸福的时光和美好的前景。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提高了信心。大家都相信斯摩棱斯克是富足的，我们在那儿已经建立了兵站。皇帝尤其被这种想法所陶醉。他屡次提到这一点，他已经开始设想他的整齐威武的军队的阵列。　　气温已经很低，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但是天空还是晴朗的，太阳也出来了。然而从米海诺夫卡出发后，沿线都是那些倒毙的士兵，真是满目凄凉，惨不忍睹。许多伤兵是饿死和冻死的，死后被护送他们的人遗弃得到处都是。道路上还充斥着掉队的士兵。当时，混乱的现象还不很严重，一些士兵簇拥着他们的军旗以便能够分享期望中的给养。皇帝看到这种情形，也得到一时的安慰。那一天晚些时候，空气变得潮湿了，似乎有冰雪融化的迹象。那样一来，我们的炮兵和车辆就难于行进了。幸运的是地面上又霜冻结冰了。假使道路被破坏，车、炮就会全都陷进泥沼中。这时，向维帖布斯克撤退的欧仁亲王正受到普拉托夫和他的哥萨克骑兵的紧追。　　11月8日，统帅部来到了别列德科诺。有一会儿，皇帝甚至想自己先行前往斯摩棱斯克。但是当时地面的冰雪开始融化。后来降大霜，地面又冻结了。这就使得道路难于通行，晚上就更是如此。由于担心他的离开会带动一大批掉队的士兵，从而造成斯摩棱斯克夜间的混乱，皇帝终于决定等到第二天再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谨慎的，因为那些赶路的步兵已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现在，几乎大家都步行了。皇帝的座车紧跟着行进中的禁卫军。他的身边是纳夏泰尔亲王。皇帝每天也两、三次下车步行，走上一阵再上车。有时他跟亲王的副官攀谈，有时向我的部下了解情况，有时又同他自己的一个侍从聊天。一路上，道路和车辙两边倒卧着一些冷死、饿死和累死的人。从来没有在哪个战场上呈现出如此可怖的景象。然而，正如我所说的，人们还是不顾这不幸的遭遇和可怕的场面顽强地行走着。晴朗的天气使人们能看到远处斯摩棱斯克的塔尖。阳光照得它熠熠闪光。这使得那些痛不欲生的伤病员也振奋起来。　　这一天是11月9日，大约是在中午时分，斯摩棱斯克又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皇帝已经根据形势的要求事先安排了军队的部署，此刻他又忙于计划给各部队分发给养。不幸的是，仓库物资的储存状况竟同他的希望和普遍的需要完全不相适应。由于没有多少人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去。这样，我们就只满足了所有那些归队的上兵。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因为勇敢的人们应该受到军团的各种物资奖励。可惜，这些士兵的数目并不是非常大的。斯摩棱斯克总督(夏庞蒂埃将军)只是在五天前才知道我们撤退的消息。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为我军的后卫部队烘烤面包，还给他们准备其他一些物资。这一切都是做好后马上就送走了。……他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面包师，而且部队的迅速运动也使他难于事先安排好大规模的烤面包的工作(事实上，他只保留了一个空头衔)。这样一来，即使这个城市可以提供某些物资，我们也不能全部加以利用。　　当时，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安全，一声不响地尽快赶路，似乎逃避危险是一个很大的秘密。许多军官，甚至一些高级军官，因顶不住恶劣环境的压迫，也给那些乌合之众带了头。他们离开了自己指挥的部队，赶到了纵队的前面，以便能弄到一些吃的东西。　　正当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时，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到皇帝和军队的头上。那次损失之所以被称为灾难，是因为它不仅暴露了我军的侧翼，而且使我军不能再获得有生力量的补充。假使有了那支生力军，我军就可以恢复士气，打击像我们一样疲劳的敌人。皇帝原指望新从法国派来的巴拉格·迪利尔军团能加强大军团的力量。他曾命令这个军团占领从斯摩棱斯克通向耶尔尼亚的大道上的阵地。但是这个军团的前卫部队在奥热罗将军的指挥下只在拉彻沃占领了一个很脆弱的阵地。奥热罗将军本来对那儿的地形就没有仔细侦察好。他的部队配置就更糟了。11月9日，他受到俄军的包围、攻击，并且被俄军俘虏。俄军一直监视着这支法军的动静。农民们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发现奥热罗将军没有派出警戒部队，于是就利用这一疏忽发动了攻击。拥有二千多人的奥热罗将军向俄军的一支前卫部队投降了。假如将军还记得他曾享有的威名，他就应该俘虏这支俄军前卫部队的半数以上。　　这次损失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它不仅使我军失去了一支急需的生力军，失去了对我军来说极其宝贵的粮食储藏，而且这个损失还鼓舞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看着我军从撤出莫斯科后遭到了千辛万苦的敌人，面对这一连串的成功居然不知所措了。当时在场的军官们都痛苦地谈论着这次损失。他们没有替将军们的过失寻找借口。皇帝却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我们连续不断的撤退。他曾经也认为这种撤退是必要的。他认为放弃斯摩棱斯克直接导致了这次失败。几个月以前，或许甚至在几天以前，他还希望当他进入冬营时，我军已把斯摩棱斯克建成了他的前卫部队的主要基地。　　从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了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进入冬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就在四十八小时以前，他还大谈要把那儿的住房修缮一新。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期间，皇帝得知内伊将军指挥的后卫部队在多洛哥布什前同哥萨克骑兵发生了激战。看来，一切困难都在瞬间向皇帝头上压下来，而且好像非要把他压成粉饼不可。正如我刚才说的，既然这个事件已破坏了我军在维帖布斯克进入冬营的计划，皇帝不得不下令召回欧仁军团。　　在没有耽搁全军撤退的情况下，皇帝尽了一切努力来重新组建各个部队。军团把大量的粮食分发下去了。我们还采取了措施，在奥尔沙或者皇帝认为其他较易囤聚粮食的地方进一步给部队提供给养。他还忙于指挥把那些地方军械库里的东西运走。好像我们的马车除了拉我军现有的装备之外还有多余的力量似的。好像所有这些战利品(皇帝是这样叫的)留在斯摩棱斯克比我们每天沿途遗弃在路边对敌人更有利一些似的。　　进入冬营的想法仍然萦绕在皇帝的心头。当时，他已不能更富有远见地判断事物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能及时地做出一些必要的牺牲，我们就能保存更多的力量。本来需要用六匹马拉的大炮或者车辆，我们只用两、三匹可怜的马来拉。在一定的时候舍不得丢掉一、两门炮或一、两辆车，结果在以后的几天我们不得不丢掉五、六门炮或者车辆。我们每天只计划当天的事情，全没有考虑得长远一点。正如一句俗话所说的，“我们拒绝向命运让步，却不得不让魔鬼大捞一把。”　　皇帝似乎在期待着出现某种奇迹来改变寒冷的气候和结束我军正在崩溃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从各个方面向我们袭来的困难所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禁卫军方面。这支军队至今还团结在一起，因此他希望把它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有一天，禁卫军一位指挥炮兵的将军大胆地建议舍弃几门炮，以便使马匹不至于太疲乏。他们的马匹早已劳累过度，已经减少到不敷使用的数量了。但是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们的将军和军官们看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绝望，所以他们不愿把那几门炮再多保留几天。他们知道，就是过几天，那些炮终究还是要丢掉的。一般来说，他们对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了，都渴望能得到休息，渴望到达一个少一点敌意的国家里去，渴望着早日结束这漫长的旅程。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看不见脱离困境的出路，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当时的问题以及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都显得麻木不仁。他们只希望这种灾难对皇帝应是最好的教训，从而使他的野心稍微有所收敛。　　我相信人们能够想象得出，我军遇到的那些无法躲避的困难对官兵的情绪产生了何种影响。你也可以想得到，由于官兵们都不愿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遇到的麻烦又增加了多少倍。许多军官们把那场灾难称作“教训”，也许你会因此而认为那场灾难不会太严重吧。看到他们是那样的冷淡，你一定不会想到当时皇帝正在吸取这个用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教训吧。皇帝当时目睹了我们的可悲的困境。他就是生活和行进在这些混乱和颓败的人群中间，因此即使是那些具有最强烈共和思想的人也原谅了他，没有同他争论，也没有承认灾难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唉！皇帝的一些做法纯属自欺欺人。由于这个缘故，我军还在继续瓦解。统帅们从我军的极端困难中看到了未来的安全。皇帝对我军的损失也看得不那么严重。实际上他还是相信他的灾祸很快就会结束。他能够让他的军队驻扎下来以便进行重建。他坚持要把一切都随军带走，把一切都要保存住。这样做只能导致把一切都丢光。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充分证明了皇帝对现实还存在着幻想。由于命运女神多年来总是对他特别青睐，他此刻怎么也不能相信她竟会突然抛弃自己。　　那时候，我日夜都在忙于重建皇帝的车队。我预先就命令过，要给每一匹马钉上带有三个尖头的防滑铁。我不惜用重金雇佣军械库里的工人在晚上做这个工作。白天，他们为炮兵工作。我把花钱购来的所有粮食装进那些车里。由于马匹死亡，我把许多货车和客车都烧了——这是我在到达斯摩棱斯克前的最后那十天里逐步采取的一项措施。因此，我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皇帝不大同意我这样做。看到他这么不情愿，我也不再向他汇报这类事，一切责任都由我自己来承担，而且我自己只保存一辆车来载送粮食和伤员(车中载着博沃·马伊和博塞，后者患有痛风)。这样，我就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大家都丢掉了那些病残的或者筋疲力尽的马匹。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了四十八小时后，车队又秩序井然地列队上路了。　　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期间，皇帝每天都骑马外出。他视察城市及其郊区，仿佛他不打算放弃它似的。他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欧仁军团受挫的消息更增加了他的愁思。他亲眼看到了那些穿过城市的部队。我想，那种情景要比他曾经所愿意承认的灾难要严重得多。但是，他又安慰自己，整个战役的结局绝不会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因此，他又打起精神。皇帝毫不怀疑当他跟沃耶里尔和德维纳军团会师以后，就能使部队进入冬营。他还盼望着在波兰征募的哥萨克部队的到来。他曾经宣布过我们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遇到这支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他判断失误呢，还是想让他周围的人有一种虚幻的希望呢？我也弄不清楚。然而事实上，在波兰，人们并不忙于进行这种征募。　　我们同欧洲的通信联系又被阻断了几天。我们既没有法国方面的消息，也没有维尔纳方面的消息，连德维纳军团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这是皇帝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表现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和坚韧的性格。那些接近他的人会因此感到生气，但这样做对鼓励那些垂头丧气的人们是合适的。所有有钱的人(当时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钱)都在斯摩棱斯克获得了补给。从法国运给皇室人员的干粮和运给全军的粮食也已运到了该城。进入斯摩棱斯克后，皇帝的葡萄酒零售商就像投机家一样出售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和酒精。他将其全部储存的酒按重量兑换成金币。我们一路上吃了那么多苦头，所以士兵们都愿意花光他们所有的钱来换取一杯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