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的自我

今年的世界局势是很紧迫的，各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西欧国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阿拉伯世界蓄势待发，东亚局势暗流涌动，美国政坛剑拔鸳张…好似一部好莱坞电影，全世界民众对此大多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但仅限于看法是不足的，我们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穷其根本，这些事件是如何成为自己的？问题看似荒谬，但只是陈述了下列的事实：从西欧到东亚，从伊斯兰到基督教，从工人运动到美国政坛，似乎存在一种神力让如上的事实显身。于是，天马行空的论述论题，八仙过海的论述过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说过这像一部电影，让我们对应一下就会发现这就是《吹牛大王历险记》的现实版本。.而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只好求助于黑格尔和马克思。. 站在这一维度上，我们也就发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惊人判断——即他对商品拜物教批判。在英国的古典／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政治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阐明，但马克思对此发出了责难：“中诚然，政治经济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但它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一形式。就如马克思所言的那样，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一形式呢？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在商品拜物教得到了揭示——劳动最终以货币的形式表达的原因并非是货币本身。而在于劳动自身对自己的异己性揭露。也就是说货币是作为劳动的否定而出现的，并且一定程度上先于劳动本身。何以见得？因为人类的一切劳动都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货币又在这一状况被视为所需之物的等价物。当然，只是这么说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点是没有被纳入的——人类的需求是在物质之上的，也就是说切劳动只是为了劳动的对象。由此观之，劳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自身具备劳动的对象，而不是别的什么。一边是劳动这一过程，一边是劳动的对象，但缺少了什么？缺了劳动的结果。通过这一敏锐的发现，我们得知了如下的信息：劳动作为一个过程，其结果和对象是分裂的，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动作为存在的唯一途径是扬弃自身，让自身产生不一致性，而这种内在的分裂是劳动的唯一生命线。 　但通过这种方式的解读，我们在货币那里，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相同版本。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货币，成为了一种代表劳动的形式物件，而在先前，劳动本身担任这一职位。在此处，我们看到的是等价物——货币——的不等价性之显现。也就是说，货币产生了对劳动所代表的那个价值的异化，这不是说货币自身能力的展示，而只是劳动自身异化这一辩证过程中的一个过程物，劳动价值不再是体现货币，而成了货币体现劳动价值再说一遍，货币成为自己的原因不是“它有什么”，而是非它有之物，而重点在于，这个非它有之物自身是通过货币的构成性例外得以在场的。我们如此得到了一个重要内容：没有货币，劳动没有价值，去除劳动，正是货币渴求。因而我们得到了资本主义的必然时刻之悖论：需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存在之唯一目的在于去劳动力化，正是经.济危机这样导致工人失业的运动才是资本主义的最大优势。 　 而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将自己又往前推了一步：源起于构成性例外——劳动——的资本主义，最终是要靠消除“污点”来永生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污点消失，资本主义只会跟着逝去。马克思看到的这一点显然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抽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个构成性例外，那个实在界的降临之物件——劳动。不过，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抽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非我之物，这不是说任何的结果要借由历史唯物主义事后调停而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后调停是在调停之前就已经被预示了。换句话说，结果自身就是自身调停之物，未来对现在的调停就在于现在之物之自身，未来不需要前往，因为它已是我们的构成性因子，我们只是在回归未来。再说一遍，辩证唯物主义已经预定了自己的调停之物，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倜停之物即历史唯物主义虽为自己之预设，是作为自己的构成性例外而展现出来的，是辩证法对自身非我之物的构成性描述，是无法被符号化之维的展现。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的例外／偶然毫无办法，包唯一的办法是让它对“偶然毫无办法”一事成为必然.显而易见的是，毫无办法在这里也是一种办法，并且是由毫无办法产生了一切的办法。由此观之，社会主义革命之时机永远未到，但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毫无办法”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了必然。本雅明有一个精湛的比喻：“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人体的侏儒。”它永远在我们眼前，只是以不在的形式。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永远时机未到，而它之所以未到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永远时机未到”本身就已经是自己的预定调停之物，它“假装”自己的未到，实则“惊险一跃”，以闪电战的方式涌出。（但要注意，它确实未到，也确实到了。） 　 且让我退回到开头提及的关于国际局势的问题，我们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呢？可以看到的是，如今网络以及社会上的所谓的专业人士们对政治的解读是乏味的，与其说他们是时事评论家，不如说是一群丹麦童话家，他们早以熟睡，沉浸在自己的幻象里难以自拔。这难道意味着我们应当“替天行道”帮助／批判他们以击碎他们的幻象吗？答案是也不是。帮助/批判是必需的，但总会存在着剩余，正是这些剩余，让我有了握旋的余地，也正是他们的幻象，才生出了真相。说起童话家，不由得想起了安徙生的名作《皇帝的新装》，这难道没有为我们提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国王为何是国王论述的童话版本吗？童话中的皇帝，之所以认为自己穿着衣服，并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非他有之物”，正是那个对他而言构成性之例外，结构了他自身的幻象，结构了他伦理场域中“穿衣服”的实证性。也就是说，并不在于皇帝是否有.衣服，而在于非他有之物——聪明。“只有聪明人可以看见的衣服”是安徒生的壮举，列为之最都不为过，聪明这一构成性例外是衣服是否被看见之因，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却结合在了一起。且让我们梳理一下，衣服是否被看见之重点在于衣服作为一种形式被看到的实证性，而实证性之维却来自主体（皇帝）对自身的纯粹否定——我看不见，而主体的否定性之维本身是在那个例外——聪明——之上建立的……我们发现了一个要点，主体对形式之否定并非是辩证的构成性例外，而只是，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只是聪明这一实在要对符号界质询的应答。同时要看的是，主体对自身最纯粹否定——我看不见——招致了肯定——我能看见，并且经由形式的质询的主体究极匮乏——他光着身子，但，这是重点，他光着身子只因他一厢情愿——他宁愿陷入幻索。而我们要更进一步，皇帝的新衣虽说是由构成性例外结构，但他却要消除这一例外，但对它的消除最终也导致了自身幻象的破灭——作为实在界的小孩揭穿了所有.继“精神是根骨头”和“人生就是财富”后，我们有了第三个黑格尔式论断，那就是“聪明是件衣服”。 　　从这里看，我们似乎快要，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有异与齐泽克和德里达的结论。在他们那里，马克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误以为资本主义自身最大的障碍会在最后把资本主义绊倒，由此人类社会朝着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而错误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发有意识到当人类社会进入更高“层次”之后，资本主义之绊脚石本身不在再是那个例外，不一致性的消失也就导致了社会发展近乎于停滞。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这样写到：“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陈述中觉察不到下列事实——马克思没能处理剩余快感停护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要率先回到刚才我对马克思之功绩那部分的论述，且看看我漏掉了什么。我在那里强调，货币成为自己在于那个“非它有之物”，在于对非它有之物的阻碍，但也因此非它有之物得以以构成性例外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劳动以例外的方式存在.于货币系统之中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当真劳动与货器之间不存在第三者了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让我们回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马克思是否在论述劳动与商品的关系时“制造”了另一词呢？没错，这个词就是价值，难道我们没有发现，马克思始终在以价值衡量货币这一文本事实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马克思货币—价值—劳动的三元组模式。我们必须要对先前的结论再追加一句：是否包含了一些唯心主义式的观点呢？且让我们代入这个三元组看看会产生什么怪反应。 　　我们要首先察觉的一点是，劳动自身并不能直接被货币所表达，显而易见，我们的货乐不是在说我的这笔钱是几个工人／或我自己用多少时间干出来的（你当然可以这么呆的说话），而是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参照之物，他似乎在说：“嘿！你的这些货币是用这么多时间干出来的。”简而言之，主体（这个货币的支配者）远不能直接表明劳动的价值，他需要由价值自己表现，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原主体对自身异化的结果，而是劳动对自身的异化的异化之物。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通过异化的方式存有了这么一个异化之物——价值，紧接着而来的是，价值内部的矛盾重重。所谓的矛盾即是在问这么一个问题：“价值与主体之间有何种关系？”而我要说的是，主体是价值的例外性之显现，从这种意义上将讲，尽管主体是劳动的发起者，但并非是劳动的绝对支配者，但也并不是说劳动预设了一个能动的主体，使自己成为可能。而是说，主体也是一个劳动经异化后的异化之物，即主体自身也是劳动之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别的什么、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劳动目的：通过劳动这一过程产生所需之物。也就是劳动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就是让自己非价值化，意即价值这一场域的构成性例外就是创造出／赋予出价值的那个——劳动。从这点来看，作为价值的主体在是主体（施行劳动）之前的那个前劳动之过程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主体以能动性产生劳动，而是前劳动作为劳动产生出了主体。自然科学研究已经把这件事表明了——所谓的前劳动在科学大意应是指生物为着能量所做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为着那些个原子／分子等构成的物质所决定的。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劳动与前劳动的关系。前劳动并不是“劳动之前”，而是“劳动被视为劳动之前”。现在让我们回看一下主体的位置，齐泽克强调主体是占据了空位的匮乏者，而又说主体之匮乏在于被符号化的贯穿，正是符号界与主体间的不可化约的不一致性，让主体成为主体，意即主体对自身的否定性之过程是主体性的位置。这样简易地去论述自然忽略了很多齐泽克的要点——剩余，驱力还有很多——但我们只是用齐泽克进行简明的对比，更多的是要去视察马克思式的主体。. 　　何为马克思式的主体？回到劳动，我先前表明劳动的目的／对象就在于异化，只有能够介由自己异化出非自己之价值时，劳动方才可以被视作劳动。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异化的结果，相反；劳动作为自身的唯一动力因就在于异化，而不是其它的什么东西，价值最终被沉淀下来不是劳动的意愿。换句话说，劳动的对象与结果是存在根本性矛盾，但这对矛盾最终被调停，两者能够“友好”的在同一场域——劳动过程因与果——中存在，而不是彻底的裂为两个场域，各奔东西。所以问题一下子就落在了谁调停了劳动与价值身上，对于主体的反思便提到了日程上来。主体是如下两个问题的答案：劳动以何价值？价值何以劳动？答案就是主体：劳动因为主体有价值，价值因为主体有劳动。正是因为主体是劳动的施实施者，价值是主体的指导者，两者才能被中介。但只是这么说还不够，我们还要明白主体这一调音停者／中介，正是由劳动产生，并且就连与劳动矛盾着的价值也是由劳动自身所生，这不是说劳动为了避免与价值“脱钩”而不得以产生中介，平心而论，价值没那么有价值。而是说，激进一点，如果是劳动为了与价值脱钩呢？即劳动不仅异化出客体的价值，而且异化出主体的价值，这仅仅只是为了完成劳动自身异化的目的。通过增添了中介的形式，劳动与价值之间重逐渐的消失联系，取而代之的是主体与价值的根本性对立。即通过这种方式，劳动异化了自己的异化之物与自己运作的一种联系，转而用另一种主体与价值的联系代替。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问题：主体难道不仍在与劳动矛盾着吗？异化之物不仍和劳动有联系吗？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即我所谓的劳动异化了自己的异化之物，这句话首先是说所有的异化之物们，虽然是劳动异化自身的结果。但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看到，那就是，劳动异化自身的结果即那个异化之物不也是劳动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既然它是要将自己全部异化，自然也就要将这一自己给异化掉。也就是说劳动作为异化的主体、最终要将主体性异化掉，正是通过将劳动作为自己这一过程的主体这一位置也突然异化，劳动才完成了自己的全过程，也就是说，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并不在于主体有什么，而在于“非他有之物”，在于那个构成性例外——劳动——对主体的揭示作用。但只看到这一点还是有所缺失，我们还应知道，这个构成性例外的要点在于，它最终是让自身丧失主体性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并且正是劳动自身主体性的丧失才让其变为劳动，也正是其主体性的丧失让未体成为主体，而且，主体的主体性展现之维就在于将自己作为主体的主体性作为赌注交给劳动。而这个赌注，始终是以主体的获胜而告终的，异化之物之所以为异化之物，就在于一个非它的主体——劳动——用异化的方式产生了自己，而劳动的唯一目的全在于异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异化之物同样被括入在了劳动之中，劳动为了进一步异化自身，也就必须异化异化之物，即通过否定自身主体性的方式将自身作为非包主体的主体地位取消，彻底的实现对自己的异化。就这样，异化之物与劳动的联系消失，主体与劳动的矛盾也因劳动自身的去主体化而消失，而主体性与主体间的矛盾成为了代替品，即转化成了主体自身内部的矛盾，而非劳动自身。由此，我们回到何为马克思式的主这一问题上，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主体不是一个物，他永远是在主体化的过程之中的，而他主体化之显现点就在于自身主体与主体性的根本分裂。而分裂点就在于：主体之为主体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存有主体性，他是被主体化的；主体之有主体性则恰恰在于不存在设置主体的事物。主体是这样的存在：他产生自己全靠超越他的存在，而这个超越他之存在实际是自己产生的。但这并不是主体为了让自己存在需要率先预设劳动，劳动才能够生成，而是说，主体的存在和主体无关，全在于那个主体化的过程，全在于主体性之维。在这一过程之中，主体性完成了转移，而非预设一类，非某个终极存在或绝对精神亦或别的什么东西。难道说异化在这里不是预设的近意词吗？这是接下来我们应当解决的问题。 　　两者的区别在于那物之的问题。所谓之预设，就在于一种辩证的预设，预设的预设点就在于它是对过程的预设，它预设了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过程之物之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拥簇之物。而那个预设预设之物，却深陷这个辩证过程之中，在这之中，黑格尔构立起了一个“冷默”的过程，在这之中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是应然之物，这些一切既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又有别于它。而我要说的是这种辩证过程的预设是存在缺陷的，而这个缺陷就在于过程物的绝对信任。通常层面提及对黑格尔的一般批判，会说起他对特殊、具体、感性之事物的忽视,进而得出黑格尔的观念论倾向。但问题在于黑格尔当真如此吗？我对此的态度完全相反，并不是黑格而对具体感性事物的忽视使他具有了观念论倾向，而是他对具体感性事物的完全默许，绝对信任，使他具有了观念论的点位。在那里，概念的搅动会影响具体之事物，而问题恰恰在于，正是这样，概念对事物实际上毫无办法。与其说思维为让其自身存在必须以物质为构成性例外，不如统物质这个例外之点位才是辩证过程运作的重要依托。这一过程势必充满了矛盾，而黑格尔的处理手段看上去巧妙极了：他将矛盾视为了整个运动过程发展的必要途径，将矛盾本身矛盾化了，通过这样的方式，黑格尔将毫无办法本身成为了一种办法。黑格尔是不是漏下了什么？难道我们没有发现运动中矛盾的产生和将矛盾的产生视为运动过程之一这两者之间没有相通点吗？这也就是说，尽管毫无办法算是一个办法，但它之所以是一个办法全在于它没有办法。黑格尔指出了辩证过程的例外点的重要性，但他指出这点原因在于，例外之处只是辩证过程所预设的产物。而我对他发出的责难就是：黑格尔难道不是一位辩证拜物教患者吗？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重构，何以重构？再简单不过的方式就是指出黑格尔其实是一个辩证拜物教的信徒——黑格尔太过于演绎的原因并非是看上去那样，而在于他实际上也那样。所谓的拜物教无疑是这样的定义：一些渴望研究（实际上也可以不渴望）事物本质的人最终陷入对事物背后的一般内核的迷恋，并对此不自知。而问题在于事物之所以如此并非它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一个过程中所必须具备它，因而他成为了它。如果我们用马克思的这个范式责备黑格尔，我们便可以如是说：黑格尔渴望研究事物的本质，最终发现本质一无所有，因此最终陷入了对事物“背前”的秘一般交象所迷恋，并对此不自知。而问题在于事物之所以如此并非它有什么低人之处，只是一个对象中必须具备它，因而它成为了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证解决，正是马克思要做的，也是我要说的。对于拜物教的刻服，仅靠辩证陈述是远不够的，因为这无法让你摆脱，只是让你意识到这一现象，而更进一步，我们应该知道，“意识”毫无办法，刻服的方式全在于陷入。我们需要“惊险一跃”，跃入泥淖之中。就在这样的弯弯绕绕之中，我们一定程度上刻服了罢格尔的攻势，而这一刻服是论述的其中一之插曲。 　　现在，我们要将视野回到主体，回到主体与自身之异性——价值的矛盾中去，我们会得到什么新东西吗？我们在此处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主体与价值的先后。而我给出答案是互为本源。劳动在于价值的矛盾产出了主体之位，因而价值存在对主体的率先预收，但要点就在于，这种预设本身并不存在，承担这项“任务”的其实是劳动。换句话说，价值和主体同属于价值这一劳动结果，但两者之间的分裂并非是自己的杰作，而是外在的自我——劳动所致。劳动当然是自我，是劳动，然后才是劳动结果的分裂。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双重分裂，首先是劳动自身与其结果的分裂，其次是结果自身的分裂，而结果之分裂不论多么的精致，永远也只是外在自我劳动分裂的对应物。我们在此处得到的结果就是，劳动与自身结果一价值的分裂式脱钩的方式就在界由主体这一中介与价值连结，在这之中的主体尽管脱胎于价值，但并非价值自身所至，它们首先都是作为劳动的异化之结果而出现的，主体的主体性之谓有就在于丧失，而且是从来就没有但却丧失，是在丧失着无。因此，主体与价值何者先后？主体是价值后.方的先，价值是主体前方的后。我们应当看到更为激进的一面：主体为着认自身存在，他必须滞后。他必须将自己异化，并且，这一异化之物——价值要“确实”存在于他之前。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资本控制下（生产力）形式吸纳”那样，形式上的从属要先于物质上的从属，而这种先于的“确实”恰恰在于它华而不实，只不过是主体滞后的结果。而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似乎错过了这一点。我在前文中说主体与自身之异性——价值，而这种异己性就在于与自身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主体与价值本身也存在着的矛盾，而这又是如何显现的呢？如果我给出的答案是主体与价值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毫不相干会怎样？也就是说，在劳动将主体性异化之时，主体成为添补空位之主体，但问题就在这里，做为主体——劳动施行者——这一身份的“代理人”，劳动之结果——价值——却与自己毫不相干：价值是由劳动带来的，而非劳动者。但要更进一步的看到，劳动者之主体被忽视的原因并非他的不参与，全在于他的参与。尽管有这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现主体与价值的矛盾，而“追根求源”，实际上只是主体自身的矛盾。现在，我们要给何为马克思式的主体给出答案了，马克思式的主体是这样的主体：他被自己施行的劳动创造，又不断的在脱离创造，脱离价值.而实际上，他与价值实没有任何关系便是他与价值的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除不尽的余数。这就是马克思给我们的关于主体的教益。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和社会毫无关系，我永远的在上路的路上徘徊。时间的尽头什么也没有，因为时间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