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无知六周年 | 谌洪果：从文化实验到思想实验

自从2020年春节以来，新冠病毒携其不断升级换代的变种，已经肆虐人类一年半的时间，仍然没完没了，如幽灵盘旋。戴口罩、扫码、测温、消毒、隔离、停业，等等等等，不管是治理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那些本来是紧急状态的特殊举措，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规的操作或节奏，人们日渐习焉不察，见惯不惊，反倒是一个人如果出门不戴口罩，会令人诧异，遭到指责。为了生存，人是有超强的适应能力的，在我看来，说不上什么进化或退化。无论怎样，人类都会找到与病毒长期共存的方式，一种动态的平衡。

然而，至少在不短的时期内（想想看，人一生能有多少个一年半载呢？），疫情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关注。从村庄到城市，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不再是“吃了没？”、“今天天气怎样？”，而是“你做核酸了吗？”、“你打疫苗没有？”

在这些日常话语的背后，潜藏着某种值得重视的隐忧：如果病毒让我们只能谈论病毒，这恐怕才是最大的病毒。疫情迫使人们聚焦于身体，身体就是生活的全部重心所在。身体之外，别无他事。为了身体的安全，身体既成为权力操控的手段，又成为权力运作的目的。身体屈从于某种统一化的禁令：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身体也服从于某种标准化的规训：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作为形式的身体不再是本质，而是空洞的躯壳；作为质料的身体不再具有独特性，而沦为集体生产的素材。当古老的身体政治被重建为一门全新的科学，身体治理也完全被技术化了。

马尔克斯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其重点不是霍乱，而是爱情。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也有某种书写的冲动和自觉，想要以隔离日记等方式，记录下些什么。可是，真正值得记录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疫情之下人追求自主性的努力。病毒可以侵蚀身体，却无法掌控人心。疫情本身并不足以也不配构成笼罩一切的话题，但疫情是我们思考和探究其他重要问题的必然的、不可回避的条件与背景。病毒可能让人沦为病毒的牺牲品甚至让人变为另一种病毒，但病毒也可能让人成为人本身，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生饱受癫痫病的困扰，也差点在刑场上被杀头。年轻时的他纵情于声色犬马当中，对身体的各种欲望和体验如此执迷。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万个理由只关注身体的事务。可是他说，“我要从人身上发现人”，他所说的这个自我“不仅不听命于世俗公理，尘世规律，而且超越它们，有着高于它们的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全面展现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世情百态和众生相，被誉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称自己为更深刻的现实主义者，更高意义的现实主义者，他反对自然的或社会的现实主义。他的视野不是指向现实的外在方面，而是指向现实的内在方面。他要从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上看到内心生活。对他而言，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相反，很多自诩现实的人，往往活在虚幻之中，他们没有能力看到、或者不希望看到现实背后的现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真正关注的不是由驯服的身体所构成的千篇一律的人，而是单个的人，有个性的人，不平凡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会细致地描述苦难的现实，但正如柳巴克在《古代人道主义的戏剧》中断言：“描绘天堂比描绘地狱更难，可这并不证明，描绘地狱的作者相信地狱比相信天堂更甚。”人是有勇气有力量也有责任从病毒中突围的，肉身之重所遭遇的所有外在的现实，都必须与某种情感世界、意义世界和观念世界建立起关联，才不至于化为尘泥，如梦幻泡影。因为肉身必朽，而精神永存。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视野让他看到、体会到更丰富、更多样的现实。

我也害怕被外在的现实所吞没，被身体的焦虑所劫持。正因为生命如此短暂，所以更该珍惜属于自己的自由，捍卫那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只有内在秩序的坚固，才能对抗外在的一切偶然与无常。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意思是，死是不带任何幻想的终结，但死的意义，正在于它以彻底的决绝，蕴含着终极的可能。没有任何遭遇能一手遮天，决定人的全部。人终究是按照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来塑造自己的。人在共同的经历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过去的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知无知也不得不调整做事的方向。我明白了生命的俭省原则，不再在意那些外在的喧哗，当下的热闹，但也不是自欺欺人地忽视它们，而是以动静皆定的心态，以自己的能力、专注和坚韧，去做那些对我而言更有意义、更为重要、因而也更值得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情。生命有限，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努力，有所放弃。网络时代，每天都是海量的信息，但新闻里充斥的不过是旧人旧事的重演而已，包括疫情以及人们对待疫情的态度与方式，也是如此。沉沦其中太多，人只会更加迷失。我们要回到第欧根尼和尼采之问：人在哪里？如何创造新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无知开始了从文化实验到思想实验的转型。知无知曾经确立的文化使命是：“搭建文化平台，提升文化境界，塑造文化社群”。然而，文化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曾经深受龙应台女士的启迪。她说：“文化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这是一个中性的界定，但龙应台特别强调一个美好的文化应该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自然。也就是说，她致力于建设和守护的，是某种温润如玉的文化。

知无知这几年的文化努力让我认识到，这样的文化愿景过于理想了。文化是介于肉体和精神之间的中介，是想象的共同体，因而也是某种不易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像新冠病毒虽然给人类带来全新的挑战，但人们应对病毒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不管在技术及政策层面如何花样翻新，都总是那个文化中最为本能的反应，最令人熟悉的惯性。而且，每一种貌似创新的治理策略，最终都不过是在巩固那种文化的藩篱而已。我想表达的是，宿命般的文化怎么可以试验呢？试图沉浸于某种文化之中改造文化，又怎么可能呢？要想真正提升文化，就必须跳出文化的三界之外，另起观念的炉灶。

这不是想对抗或否定什么，仅仅是为了肯定每一个自我的世界。文化正如人的身体，是必要的存在，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文化的根基是精神，身体的支撑是灵魂。苏格拉底是听从了内心精灵的召唤，才坦然无惧地赤脚行走在雅典的大地上的。

这就是思想实验的价值。哈维尔说，“活在真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看到了真理”。他们都是在思想的而不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谈论真实或真理。不要问我什么是真（尤其是本质的真、唯一的真），从思想市场的角度，真理是动态的，但又不是相对的；它允许实验，需要实验。换言之，思想本身就是实验，它是省察、思辨和探究的过程，是在对话与批判中形成的无形的学院、文明的共同体，是长此以往而养成的开放的思维、质疑的精神和理性的人格。在文化的视野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强调现实的正当性，但在思想的视野下，正当性来自论证与说理。我们承认每一种行为都有其逻辑和理由，但也意识到有糟糕的理由、好的理由和更好的理由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思想实验的基础上不断训练思维的肌肉，培育对不同理由的良好判断力和健全权衡感，从而把握生活的重心，活出个体的自由与尊严。

正是思考的能力，标志着人的独特身份。在思想的王国，每个人就是一座城邦。事实的逻辑意味着因果的关联，思想的逻辑则意味着自由的舞蹈。在捍卫独特的思考、话语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更普遍的、更长久的先天世界向我们打开。我们不再为现实的生活所窒息，不再为短暂的肉身所困扰，如康德所言，“德性越是纯粹地表现出来，它对于人心就必定越是有更多的力量。”而德性，只有在苦难中才最庄严地表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配得上所承受的苦难，或者配得上所向往的幸福。

需要强调的是，思想不会敌视和破坏生活，相反，它给生活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我们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不是在维持肉身中耗尽了人本身。我们有生活，有选择，有行动，有自己的命定的自由——就是这样。尽管我们都会老去，但在老去的那一刻，我们仍然还会是那个追风的少年，因为生命是灰色的，而思想之树长青。

——这就是我的期许，不管对我本人，还是对知无知而言。

写于2021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