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志书编者学者化

论志书编者学者化*

王照伦

    地方志“网罗百家、囊括古今”的基本特性，对编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古今志书编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志书的质量是编者水平的基本标志，高质量的志书必然是诸方面素质较高的人所编，质量平平的志书其编者的水平也一定平平，质量低劣的志书编它的人的素质也绝对不会高。讨论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编志书的单位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然后才能确定修志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对于修志工作，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作了精辟的论述：“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这个结论，在志界已经达成共识。既然修志是做学问，那么，志书编者就一定是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就应该是学者。所以，志书编者学者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对于学者化的志书编者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志界对它的研究似乎不是很多，成为方志领域里的一个薄弱方面。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略述管见，希望能引起志界师友的关注。

    一、学者型编者的思想品格

    学者型的志书编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品德修养。当代志书编者的思想品德修养，是指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方志观和审美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志书编纂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客观公正地再现所志时空内的自然和社会诸方面事物的实际演变过程，使所编志书能给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以借鉴。因此，学者型的志书编者应有较高的志德修养和较强的人格力量。

    1.志德修养。这里所说的志德修养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概念，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从整体上讲抽象的、超阶级的志德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志德没有各阶级都公认的一些准则，它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而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志德。一般意义上的志德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志书编者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中国方志编修史上形成的“秉笔直书”的原则是其核心内容。旧方志之所以流传，新方志在当今传媒如林且日趋现代化的环境中仍然能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古今志书编者对所志时空的地情作了大量客观记述的缘故。

    但是，我们在承认一般意义上的志德的同时，必须强调志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明显的阶级性。古今志书编修过程中的所有直书都是相对的，否则，就变成自然主义的记事手法了，这种对入志事物的处理方式是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者都反对的。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今志书没有一部是用这种手法编纂的。旧志书编者所津津乐道的“直书”，是在不损害专制统治阶级利益基础上的“直书”。这一方志现象，我们可以从旧志书对有利于专制统治的事物大书特书、对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人和事点到为止甚至一字不书或者作歪曲记述中，看到旧志书“直书”的实质和旧志书编者志德修养的本质。同样，新志书的“直书”也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求志书编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处理入志事物，为人民立言，于客观记述事物的同时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事实，把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作为志书记述的主线。这是新志书编者志德修养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型志书编者，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学者型的志书编者在专业品德方面的修养。

    2.人格力量。当代作家张炜说过：“在学界艺术界，最终决定一个人在自己的事业上能否走远、能否走进他自己应有的辉煌的从来都是人格的力量。”因此，人格力量，是一个学者型志书编者必须具备的思想品质。人格低下的人，有时候靠小聪明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一些小成就，但他绝对成不了大师级的方志学家。

    人格力量的大小，具体反映在志书编者个人自身品德修养层次的高低上。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大到一个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对待同仁的心态，小到举手投足，都能反映其人格高低。但最基本的方面有两点，即事业心和对待他人的态度。

    强烈的事业心是志书编者人格力量的最好表现。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志书编者，必须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新方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正树立“志业繁荣为荣，志业不振为耻”的思想，心想方志，脚踏实地干方志，披荆斩棘为方志事业拓展新的发展之路，将个人的荣辱成败置之度外。特别是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中，志书编者在向学者化转化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一颗平常心。纵观人类历史，不论是自然科学界的还是社会科学界的，热热闹闹的学者是微乎其微的。许多人苦苦探寻这种行为甚至研究的结果往往不会被大多数同代人所理解，很难产生共鸣。而这些人面对当时凄惨寂寞的处境泰然处之，不为物质利益和虚名头衔所动，不被喧嚣的周围世界所诱，以对得起所从事的工作和自己的良心为标准去把握自己的言行。当今的志书编者要想使自己成为学者型的人，也应当具有这种人品。

    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特别是正确对待其他志书编者，是一个志书编者人格力量高大的另一个基本标志，很多人之所以成不了大家，不能得到社会特别是同行的尊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能正确对待别人。这类人往往对不如自己的人不屑一顾，而对比自己强的人又妒性大发千方百计地诋毁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致当代作家王蒙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有没有人嫉妒，是一个人——男人或女人是否成功者的基本标帜。嫉妒不嫉妒别人，是一个人——男人或女人是否劣败者的主要标帜。”一位学者型的志书编者，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关心帮助不如自己的人，并向超过自己的人的成功表示祝贺。有了这种人格力量的支持，才能使自己走进方志事业的辉煌之中。

    二、学者型志书编者的知识力

    章竟在《知识力，才能的内在本质》（载《求是》1993年第16期）一文中指出：“与自然力不同，知识力是有知识灌注其中、渗透其内的力，是由知识武装起来、为知识所改造和训练并定向发展的力。知识的作用，改变了肌体（四肢、五官、大脑、神经等）的质地和功能、运动方式和生活习性，使它们的力发达起来，由笨拙变灵巧，由粗陋变精细，由赢弱变强大，由世俗变神奇，因而就能登上创造的高峰，并开创惊人的业绩。”志书编者的知识力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即：学贯古今、文理兼通、涉猎广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强。

    1.学贯古今。志书在记述时间上的大跨度，决定了记述对象当中必然会有历史较长的一些事物，这就要求编者必须学贯古今，否则，很难对入志事物作恰到好处的记述。不仅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就是记好当代的一些事物也要求编者应有丰厚的史学修养。因为当代的事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多是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逐步演变而成的。如一地的风俗习惯、民俗演变、道德规范变迁、生产关系变革，等等，都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好这些事物，要求编者必须有深厚的历史知识。除此之外，志书编者要下真功夫认真研读几部史志类图书和有关史志理论方面的书籍，如《史记》《汉书》《文史通义》《方志略》《中国地方史志总论》《中国方志学通论》《方志学概要》《地方志编纂手册》等等，还要通读一些文献学、目录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真正弄清方志发展、方志理论的形成、旧方志的整理和利用、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和专业志书的编写方法与原则，同时应挤出一些时间读一些古典小说、散文、诗歌、戏曲以及《现代汉语》《逻辑学》等书籍，只有这样，方能在动笔编写时胸中有“志”，路数明晰。

    2.文理兼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志书不仅要记政治、人文方面的情况，还要更多地记述自然科学及经济领域里的事物，因此，当代志书编者如果再像古代志书编者那样只懂文科方面知识就远远不够了。不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不仅面对经济和自然方面的事物无从记述，而且还会出现点金成石的笑话。有的志书主编因不了解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将有关专志改得一塌糊涂，把规范的科技术语几乎全部改为俗语，使撰稿人苦笑不得。如将剖宫产术改为剖腹产术（已被禁止在医学文献中使用），将市政工程建设改为街道建设、将动植物的学名改为俗名、将经济管理方面的术语改为俚语，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志书，不仅会使相关行业的专家笑掉大牙，而且也叫志界的明白人汗颜。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水平的志书如果发行到国外，会使中国新方志的整体信誉受到极大损害。对此，陈桥驿先生在《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载《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合刊）一文中指出：“在这里我必须提及的是，十年以前，有一位美国汉学家，正是因为民国《鄞县通志》用拉丁文二名法记叙动植物而他当时看到的新版方志却仍用旧法，因而当面向我提出：‘新方志比旧方志倒退了半个世纪’。”

    3.涉猎广泛。由于地情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志书记述内容的广泛性。一部综合性的志书，对所志时空的方方面面都要记述，大到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小到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所不包，这就要求编者必须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否则，即使占有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也难以取舍和下笔。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志书编者成为各个学科都精通的全才，而是说对所志领域的基本情况应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有人称志书编者为“杂家”，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志工作最需要的是涉猎宽泛、广博，同时还应对编辑、出版、印刷之业精专，至于能否成为所志学科的专家则居其次。

    4.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强。这里所说的新知识新技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有关方志方面的。由于志界没有检索类期刊，有关方志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难，使得方志学研究成果不能迅速地服务于修志实践，严重影响了方志事业的发展，制约了方志编者学者化的进程，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有的志书编者独居一隅，孤陋寡闻，甘于自我循环，对方志刊物和最新出版的志书不订不看，并美其名曰“本县有数”。导致个别志书编者从事方志工作十几年对方志的认识仍停留在80年代初期刚开始修新志时的水平上。原因在于他们老抱着80年代初期出版的那几本志书当样本。对方志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新方法一无所知，仍把被方志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证实而被淘汰的一些原则（如三宜三不宜之类）当作灵丹妙药，以致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个别新志书不能超过80年代初期的水平。这里有一个方志哲学思想问题，有人热衷于不动脑筋地做着“100只天鹅是白色的”“1000只天鹅是白色的”“10000只天鹅是白色的”重复性劳动，不知道只要发现1只黑色的天鹅就能打破“天鹅是白色的”真理，建立一种自己的理论。这也是为什么被方志界否定的一些东西仍时常出现在一些最新出版的志书里，在方志界达成共识的一些原则不能马上作用于新志书的基本原因。这一方志现象，反映出有些方志编者的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有待提高。新知识接受能力不强的志书编者很难成为学者型的方志工作者。

    二是与方志有关的其他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学科的影响和渗透日益增强，一个学科的突破性发展有可能会彻底改变另外一些学科的面貌。方志也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信息技术、办公和出版的新科技、撰稿——编辑——印刷的一体化，等等，都将对志书编纂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志书编者不能抱着已有的知识高枕无忧，甘当夜郎国的臣民。不仅志书记述范围的广泛要求编者最大限度地吸收有关学科的最新知识，而且方志事业的自身发展也需要将其他行业的新成果、新方法、新手段拿来为我所用。在面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学科革命的时代，志书编者应力争掌握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地方志有广博的信息量，但因编纂工具陈旧、出版周期漫长，远不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前进的步伐。而电子计算机却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同样，检索、摘抄、打印，手工需要几天甚至几周几月才能做完的工作量，电脑只需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了。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不论是质量还是速度都是手工抄写无法比拟的。电脑，可以集入志资料的输入、储存、检索、编辑、排版、输出于一体，大大缩短了志书的出版周期。因此，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志书编者必须面向未来，积极参加各类计算机信息技术专业学习培训，尽快认识、掌握、运用现代化技术设备——电子计算机，把方志事业和电脑等现代化技术结合起来，这不但能大大加快修史编志的速度，而且能将地情信息不断输入和储存，及时收集、反馈信息，并通过信息市场将信息收集者、经营者、使用者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完成地情信息资源的开发、交换和反馈。届时，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方志办既能为领导者、企业家提供服务，又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提供很大的帮助。如此，方志部门必将成为一地的地情信息中心，成为庞大的地情信息资料库，方志事业就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由此可见，对志书编者新知识接受能力的要求，不仅是学者化进程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方志事业发展对编者的基本要求之一。

* 原载《广东史志》1997年第4期。与杨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