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核解析：明代遍地日本倭寇？那其实是中国黑社会！》及其后续视频的一些意见
诸君安好，这里是普通武备爱好者鲨鱼，自上次更新未过多时日，历史科普圈却已是妖风再起，此篇文章将分为七个部分对某位知识领域up的谬论进行一些意见讨论，像往常一样，闲话少叙，让我们直入主题。
首先，倭寇是否用得上抱式大筒，我们先按下不表，但从此段，我们可以看出其对倭寇装备之精良程度似乎并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让我们看看如下史料：
该则县志记录了嘉靖三十五年，明军刘焘部率军在乍浦同倭寇作战的情形，倭寇以发熕炮射击明军，险些炸死刘焘，后刘焘连射二矢击毙倭寇炮兵，化险为夷。顺带一提，刘焘早年为文举人出身，并非武将。
这两则史料的出处中，就有此人在视频中反复提及的倭变事略，而这两则史料皆记录了嘉靖三十五年刘焘部在沈庄围剿徐海部倭寇一事，双方以发熕炮对射数日，于东巢负隅顽抗的倭寇由于弹药耗尽不得已将银锭放入发熕作为炮弹，后被刘焘剿灭。
这则史料则记录了嘉靖三十二年，明军从倭寇手中缴获千斤大铜炮一门。
倭寇有没有所谓日本正规军才用得上的小小抱式大筒确实难以考证，但倭寇大量装备日本军队没有的发熕炮甚至是千斤重炮已是不争的事实，且根据《博贤编》中倭寇徐海通过鸟铳击杀明官军的等记录可见，其装备之精良可见一斑，此等实力，绝不是一个“黑社会”就可以粗暴定义。
另，为了避免有军事小白不清楚发熕炮的定义，在此附上郑诚先生于《发熕考》一文中的观点，在文中，其指出此炮语源来自于葡萄牙人之falcon，根据《筹海图编》，《岭西水陆兵纪》，《琼州府志》，《两浙海防类考》等史料书籍记录可知，此物在最开始传入中国时应为一类前装大型长炮的泛称，后根据攻城，海战，野战等不同需求在明朝大量流行且发展出诸多变种，绝非大筒这种重火绳枪定位的寒酸武备可以比拟，即便在当时真正的日本军队中亦十分少见。
意见二
此人提出的又一论点，即所谓“三分真倭，七分假倭”仍然带有很大的水分，其观点之一就是“明军会为了升迁和赏银的利益而在战报中注水，会上报非常高的真倭比例”。关于斩首倭寇的赏格问题和真倭的比例与数量问题以及对此人为了证明明军战报造假所列出的所谓史料的错误下文会提及，先让我们看看这位up在紧随其后的视频中提及了什么观点：
在后续视频中，他为了论证“真倭少于假倭”之观点，又拿起了他口中所谓注水的明军战报来念其上的真倭首级数，那么问题来了，您之前不是才说明军会为了利益在战报中大量注水，提高真倭首级比例吗？为何此时你列举的这些所谓注水的明军战报中，真倭首级比例又不高呢？此非自相矛盾乎？
其次，所谓“三分真倭，七分假倭”本就是对史料的剪切和断章取义，其原文为：“是时，海洋并岸诸岛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风泛不获归者，有沿海奸民抢江南旋侯来岁倭至者，未几，南日寨复有三舟登岸，（张）栋、（董）士弘击之，引去，擒贼数人，皆真倭。比泉州州兵巡海，攻贼于石圳澳深泥湾处等处，凡再战，擒贼四十余人，则皆浙江临海、福建漳浦、广泉揭扬之所以等县人，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原文中明确指出，出现“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是因为大部分真倭已经返回日本，留下的则是因为季风阻碍滞留的少数真倭和大量本地海盗，季风作为当时主要的航海动力来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与之相对应的是嘉靖至万历时期的福浙海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汛期巡逻。每年的季风期沿海水师游兵要出门巡逻会哨，为什么要在季风期去巡逻？就是因为日本人的船通常只会在季风季节过来。而这只是史料中一种局部现象，却被某些不学无术之徒断章取义为跨越几十年抗倭战争的常态。
意见三
回归正题，其支撑所谓明军战报普遍注水这一论点之战例论据，此人只给出了双屿港之战一例，但即便这仅有的史料，同样错误重重，先让我们看看其论述：
首先，此人在论述双屿之战的起因中，刻意说明朱纨以“抗倭”的名义讨伐双屿港，颇有嘲讽其“无理取闹”之意，但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无理取闹”，这个“抗倭”到底有无道理。首先，其刻意抹去了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亦不来也。朱纨通过侦查得知内贼许栋，李光头等勾结倭寇在双屿港一带修筑贼巢，结寨自保，四处掳掠这一史实，双屿港对于彼时的明朝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倭巢，“抗倭”名副其实。更何况，根据廖大珂先生的《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中所收录的朱纨本人的奏折等史料：“倭寇、番夷、佛郎机等贼倚海为窟 ,出没不时 ,诚难底诘。然此等非藉漳泉之民 ,虽不禁之 ,亦不来也。”，“打破大贼船二只 ,沉水贼徒死者不计其数”，“生擒哈眉须国黑番一名 ,法里须 ;满咖喇国黑番一名 ,沙哩马喇 ;咖呋哩国极黑番一名 ,嘛哩丁牛 ;喇哒许六 ;贼封直库一名 ,陈四 ;千户一名 ,杨文辉 ;香公一名 ,李陆 ;押纲一名 ,苏鹏 ;贼伙四名 ,邵四一、周文老、张三、张满”。据郑若曾等人记 ,此役“俘斩溺死者数百人 ,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 ,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 ,贼巢自此荡平。”可知朱纨本人对于双屿港上鱼龙混杂情况相当清楚。
其次，双屿港之战前夜的葡萄牙人又是如何？果真是人畜无害的良心商人吗？让我们看看来自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德·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所撰的《中国志》中的记录：“随同葡萄牙人的中国（明朝）人，及一些其他的葡萄牙人，无法无天到开始大肆劫掠，杀了不少百姓。这些恶性事件不断增加，受害者呼声强烈，不仅传到了省的大老爷（即官员），也传到了皇帝处”可见即便在葡萄牙人眼中，自己的这些同胞就是严重危害明朝百姓人身安全的外敌贼寇，而朱纨到任巡抚，便是在此等严峻的背景之下。
回归正文，在其描述中，明军将领朱纨在双屿港之战中剿灭了位于双屿港的倭寇港口，到此为止，都勉强算正确史料范围内，但紧随其后这所谓的抓获四个葡萄牙人，并将其打扮为葡萄牙国王一事，则与双屿港之战毫无关系，而是发生在另一场战役中的事件，此段纯属子虚乌有的剪切史学。
此事原型发生在福建镇都指挥佥事卢镗所指挥的走马溪之战中，根据如上16世纪的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MendesPinto）所整理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所言，真正的情况是卢镗在走马溪之战中俘虏了数十葡萄牙人，而主要负责人朱纨由于揭发江浙豪族与倭寇的不当交易遭到政治迫害，于狱中悲愤自杀。在这些葡萄牙人中，有四名因为杀害明朝士兵而被判处死刑，其余则被流放，部分人在流放途中得以逃脱。
另外，根据如上出自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编第八本的史料可知，这些俘虏中不乏加里奥特·佩雷拉这种王室贵族子嗣大鱼，其父为当时阿拉约卢什省的省长。
综上所述，其关于双屿之战的论述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错误和对史实的刻意剪切，以及对朱纨这种刚正不阿之人的恶意抹黑，刻意将其塑造为一个谎报军情，闭塞愚昧的佞臣。朱纨生父朱昂本是景宁教谕，后被人诬陷，罢官归乡。两年后，朱纨的嫡兄朱衣作乱，朱昂出走下邳，朱纨出生三天后，和生母一同收入县牢中。朱家人拒绝往狱中送饭，生母只得靠结巾网糊口，其为官后清强峭直，勇于任事，最终却死于势家的口腹蜜剑之下，谁能想到千百年后的今天，其依然要为无耻小人所中伤，呜呼哀哉！
意见四
接下来，是其关于明军所谓为了功名而杀良冒功，谎报军情，以假倭充真倭的另一论据，即“重赏”，按其描述，抓一真倭，连升三级，或领赏150两银子，假倭则只有十五两银子，整整十倍的奖赏差距，确实很唬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根据如上史料：“水陆主客官军民快人等临阵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三级，不愿升者，赏银一百五十两”
可以得知，只有“有名”的“真倭贼首”，即可以确认姓名的真倭首领，才能得到此等赏赐，而“真倭从贼”，即普通真倭，还得是“查系其真正，其功委难”，即经查证击杀过程困难的，赏银才有五十两，而普通的“真倭从贼首级及汉人胁从”，赏银只有二十两。由此可知，普通的真倭首级赏银和作为“假倭”的汉人首级赏银同等，根本不存在所谓差距，且以上标准在《明实录》，《明会典》中同样可考，可以确认为明朝统一法律标准。另从文中可知，所有首级都要经过严格查验，而查验标准如下：
由以上资料可知，对倭寇首级的查验之细甚至到了对局部皮肉的紧实程度都要考证的地步，且根据杨耀田先生的《明代军功监察制度研究》可知，明代的首级勘验由都察院的御史等非军队部门负责，和军队并非利益共同体，结合勘验标准，可知在明朝伪造战报斩级数和大量杀良冒功其实难如登天，如今“杀良冒功”和“战报造假”此类烂梗之泛滥，往往都是拜缺乏研究的非学术营销号和剪切史学所赐。
综上所述，此人想当然地直接把所有真倭赏银都算成有名真倭首领才能有的一百五十两标准，错误地科普倭寇首级制度，缺乏论据地意淫明军战报注水，通过剪切史学构造他眼中的“双屿港之战”，忽视具体的明朝首级监察制度的客观存在，还以此作为明军战报注水的动机，可谓不学无术之典范。
意见五
此人的又一观点，则是以其反复提及，声称自己已经读得烂熟于心的《筹海图编》为论据，声称其上所谓的“倭寇关系图”中记录的首领无一例外全部是中国人，其大本营也在中国，从基层到中层也大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日本雇佣兵，摆出一副和日本毫无瓜葛的模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其所刻意杜撰的“倭寇关系图”完全是子虚乌有，《筹海图编》原名明确写着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不止在描述倭寇。
纠正了学名，再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图里是否就都是群正儿八经的中国海盗，大本营是不是也只在中国，比如其所提及的林碧川，沈南山这两位：
这两位在《筹海图编》里被明确记载“屯日本杨哥”，在劫掠后于十月“归日本”的倭寇，而此人在阅读《筹海图编》后，却称其为以中国为据点，和日本本土毫无瓜葛的“中国海盗”？
另外还有此人所提及的海盗头子王直，在《筹海图编》中又是如何？
“引其人来”，“直始用倭人为羽翼，”多次“往日本”，甚至“屯日本松浦”以入侵明朝，此等彻头彻尾的引狼入室和日本密不可分的倭寇，在这位up这是如何归类为“据点在中国”的“中国海盗”的？您的《筹海图编》又是怎么读的？
若证据犹显不足，那便再加上日本学术论文《倭寇と王直》中的记录：“福江岛的宇久盛定与倭寇头目五峰王直缔结了通商密约，在其居城(江川城)对岸的高地上赐给王直等人居住。修建了唐人町，保存了王直等人饮用的六角井制。有王直等人为了祈祷航海安全而建立的庙堂遗址——明明人庙堂和唐人桥等反映当时情况的建筑物。这时，笔者就一直抱有疑问的点11)向向导山口要藏提问。山口是我们投宿的民宿的经营者，同时也是乡土历史研究家。种子岛传来铁炮时，王直为何自称“五峰”?据山口介绍，1540年王直第一次接近值嘉之岛(五岛)时，从海上看到的岛屿就像五座山峰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是走私商人，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就叫五峰了。另外，一般来说铁炮是在1543年传来的，对于这是不是在那之前就传到了的问题，当然五岛和平户已经传到了，王直知道火枪弹药不可缺少的硝石在日本产不出来，因此向日本出口硝石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受到了财政困难的宇久盛久欢迎通过贸易带来利益的王直来航的说明。如此说来，铁炮的传入对王直来说是在日本的一大商机，他不就是从双屿港邀请那位葡萄牙人前往种子岛的吗?1543年前往种子岛并非“漂流”，而是有目的地“来航”。王直在硝石贸易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1542年，王直迁平户。平户松浦家第25代·松浦隆信(道可)优待他，在平户中心的胜尾岳东麓赐给了他一块土地。王直在那里盖了一座唐式大宅子。现在这座宅院的遗址上只有石碑，市内还留有和五岛的福江一样的六角井。平户时代他手下二千余人，指挥数百艘船队，自称“徽王”。这不难推断，因为他是徽州人。据《史都平户》记载，“王直在平户逗留十五年”，因此到1557年回国为止，王直一直住在平户。武光诚(前揭书)说，五岛列岛是王直的秘密贸易基地，平户是他的宅邸。王直以五岛列岛为据点，扩大了硝石贸易。”如此彻头彻尾的倭寇，除了其国籍还是个中国人，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称其为“中国海盗”。
接下来在列举一下他口中《筹海图编》中所谓的“全员中国人”且“和日本人毫无瓜葛”的“中国海盗”。
倭寇陈东，日本萨摩州倭酋之弟，部下多为日本萨摩人，率领肥前，纪伊，筑前，和泉等日本地区倭寇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入寇，嘉靖三十五年在乍浦城南被明军剿灭。
倭寇徐海，率领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等日本地区倭寇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入寇，四月于登舟沙被明军剿灭。
倭寇叶明，以骁勇善战闻名于倭寇，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等地日本倭寇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入寇，四月于徐海奉被明朝总督胡公之活捉。
这就是您口中《筹海图编》所谓的“少量日本雇佣兵”？这就是您口中全都以中国为据点的中国海盗？这就是您口中的“大量中国人”？！真是令人贻笑大方！
意见六
再说回其所认为的战斗中真倭酋数量极少和日本并未直接参与对中国沿海大肆劫掠之观点，属于十分中五分真五分假，先说倭酋，其以《明代倭寇考略》为根据认为真正确认为日本人的只有三个，先不说此书成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学术观点可能已经过期，我若是能随意举出几个没被计入您这所谓的表里有名有姓的倭酋，又当作何解释？
“日本第三倭王与倭酋迷沙湿波跟等驾船浮海，率众前来，屯聚平山，负险劫掠，时统大军歼除殆尽。自后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全伙扑灭。”————《松窗梦雨》
“会总兵郭成 等方率兵进剿，而南赣巡抚张翀亦遣参将蔡汝兰等兵至；于是共趋大浦白云屯以入平山，夹攻之。凡月余，各部共擒斩一千三 百七十五人——内生擒真倭酋丘古所一人，从倭一百余人，夺归被虏通判潘槐而下六百余人”————《明实录》
“贼夺民船出海环与大猷引舟师追击于马迹山大破之擒获倭酋滩舍卖及贼五十七人斩首九十三级”————《江南经略》
“我兵齐推攻杀，遂大披靡四走，各兵追杀，无一遗者，共斩首级数百，生擒倭酋五郎，如郎，健如郎。”————《两浙海防类考续编》
此外还有又密之摩多，许公四飞，过柴由门等日本倭酋，多见于赵文华的奏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再者是其倭患和日本本土关联不大这一说法，虽已有上文取自《筹海图编》大多海盗皆以日本为据点的史料作为佐证，但在此再做补充：
《续文献通考》载：“前之入寇者，多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德、日向、摄摩、津州、纪伊等岛，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亦间有之。”
《筹海图编》载：“审得入寇海贼俱系日本所属野岛小夷，被中国逋逃之徒纠同打劫”，“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
《明史》载：“王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
《倭变事略》载：“时备倭把总指挥王应麟率本卫骁兵数百而出，贼见我兵不敢动。王遣陆路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至船询所以来，而译言莫通。”
《议处日本贡》由俞大猷载：“赍去浙江布政司宣谕明文，转行各岛，禁戢过海为盗之倭，亦甚严切，今岁入寇之贼数较少，是其验也……今源议镇……能禁众倭之侵，今岁扬州之贼虽有数千，又直、浙沈家门等处屡有小警要之比诸前岁江北、江南共有数万之贼，似亦小绥而源议镇输款效劳之功、诚有不可掩者。”记录了同时期浙江布政司以大明朝廷的名义宣谕日本，希望日本岛主能够约束手下的海盗倭寇。而当时日本山口，丰后等岛屿的领主源议镇加强监管后，次年来犯倭寇数量确实锐减这一事件，无不在佐证“真倭”必然存在，且不在少数。
另有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滞留于日本作为人质的茅国器等人被德川家康从日本送回时的情形为例：“游击茅国器差往倭营用间，今有执政家康令倭酋觅船送归及先年被虏人口，并将贼首季州等十一人绑送与科带回正罪。合行福建巡抚查审归结；其被虏民兵，各取原籍亲邻里甲保结收管。从之。”被一起送回的不止于被扣留的明朝外交使节，同样有大量在之前沿海抗倭战争中被掳掠的明朝军民，甚至还有十一名盘踞于日本避难的倭寇首领。
历来中日朝（韩）都有历史研究表明，明后期到末期日本人到山东，松江（上海）甬州（宁波）福建的一些所谓的“勘合贸易”之下，是勘合船离开中国港口后，会和类似汪直之类的倭寇合作，到他们控制的岛屿或锚地泊锚，获取补给，换乘小船（日本人称的“小早”）劫掠附近中国海岸。而勘合船则留在中国海商手中为质，等劫掠结束后再回来双方分赃。完全可以合理怀疑室町末期（天文年间 合明嘉靖初）到江户初年（庆长年间 合明万历末）日本本州西部，四国，九州，对马的有力大名参与过这些劫掠。
在今日本鹿儿岛县立博物馆和岛津氏的家庙，菩提寺之类的景点，依然陈列着许多明军和朝军被缴获装备，其中有一些有标识年代：从天文到庆长都有（1532-1615），可见除开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可能缴获的明军装备，依然有大量装备来源于嘉靖隆庆年间对于中国沿海的劫掠，这些陈列物都在默默诉说着千百年前日本倭寇有组织，有预谋地对中国沿海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如今却有跳梁之人妄图为日本脱罪，但跳梁者终究是跳梁者，真理必将胜利。
意见七
最后是关于此人妄图凭借樊树志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学术成果作为所谓学术权威来背书的问题，从此表现就足以见其对学术圈没有基本了解，樊树志先生的明代海禁与反海禁之争引发倭寇只是一个学术界观点，而不是不可推翻的学术真理，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观点反而已经算陈年老调，却被某些人重新搬出来仿佛全新的权威学术标准，且樊树志先生在《嘉靖大倭寇》一书中所引用的大量学术观点都来源于我国上世纪中日蜜月期的学术论文，其客观性与公正性可能存在偏颇，不可全信，更何况此理论同样存在漏洞。
就比如隆庆开关后海禁有所放松，但直至万历中期以后所谓“假倭”造成的倭患不光没有减少，反而依然猖獗，而后续的清朝实施了更加严苛的禁海政策，但是鲜有倭患，这又如何用中国海盗皆因海禁诞生且是倭患主力解释？但比较有趣的是，同时期的日本此时正处于幕府的闭关锁国时期。由此可见，只凭樊树志先生上个世纪的学派观点就认为倭寇之乱皆由海禁与反海禁而起，且主力全为中国海盗未免太过武断。
如《历史教学问题》这类学术刊物所描述的就是这之前和这之后不同学术派别的观点，学术界从不是某些人意淫的一家独大，而是理论不断向前，观点不断发展的百花齐放。
文章到此已经接近尾声，近年来，中国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视角开始不仅仅局限于侵略反侵略的范畴，而有了趋于复杂的倾向。如高阳的 《草莽英雄》对徐海的英雄化描写以及对王翠翘的褒扬，显然在情节设置上与明清小说中对徐海被剿一事进行反转式演义是一脉相承的。但高阳的 《草莽英雄》与明清时代的倭寇文学相比，并没有多少社会批判的成分，对于胡宗宪等平倭官员的描写，也主要是采用隐恶扬善的手法。可以说，高阳的 《草莽英雄》对徐海的英雄化设定，既不像日本倭寇文学那样是站在日本民族立场为倭寇群体的寇掠行为进行开脱，也不像明清时代的倭寇文学那样，是为了通过对徐海等个别倭寇头目的描写来批判明代政治与官员的腐败。高阳的 《草莽英雄》应该说只是在单纯地刻画出一个在官府和异族之间往来周旋、有一些侠肝义胆、也懂一些阴谋算计的江湖草莽，其满足的是小说家叱咤江湖的英雄情怀。如今历史科普圈妖风四起，出现了不少剪切史学派和自诩学术硬核，实则引用书籍都没有读全的营销号小人，不过虽有魑魅魍魉迷眼，我仍然相信群众会站在历史的一边，真理的一边，也还望某些人科普之前都先摸着自己的良心，看看自己说的是不是人言。
最后留下一段结语：“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参考文献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廖大珂
《明实录》
《明会典》
《历史教学问题》 2006年第1期
《筹海图编》
《议处日本贡》
《续文献通考》
《倭变事略》
《松窗梦雨》
《江南经略》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
《明代军功监察制度研究》 杨耀田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MendesPinto）
《中国志》 加斯帕德·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岭西水陆兵纪》
《琼州府志》
《发熕考》 郑诚
《御史大夫思质王公奏议》 卷5
《见只编》 卷下
《平湖县志》
《倭寇と王直》
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编第八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