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古文明的灭绝和超越突破

金观涛 刘青峰

一、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地图

《否思社会科学》说明什么

        1991年，美国学者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出版了一本名叫《否思社会科学》的书，力图对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一总结。他发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以今日民族国家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基本单位。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是在19世纪才普遍形成的，在此之前大多不存在，沃勒斯坦指出该限制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看不清历史的真相。

        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沃勒斯坦提出的问题开始引起关注。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远比沃勒斯坦讲的更为严重。不仅是考察历史、社会的单位不准确，而且存在判断史料真实性和思考历史展开机制之基本原则的缺失。正因如此，今天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越来越不能把握当下人类的状态，以致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所知世界的终结”。

        为什么这样讲？今日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只是把17世纪开始取得充分发展的自然科学范式（如客观性）移至社会和历史研究之中，形成了迄今笼罩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而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真实和自然科学真实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价值中立的，和人的观念无关；前者则处于人的各种价值系统笼罩之下，不能独立于观念和价值存在。

        对这两类不同的真实，其判断方法和刻画真实的理论形态应存在很大差别，而这一直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所忽略。正因为长期以来是用自然科学的真实性法则来建构各学科理论，人文、社会科学只在那些支配人行为的观念基本不变的研究领域（如经济学）获得良好进展。

        至于其他领域，要么就是将支配社会行动的观念悬置并导致该学科“经济学化”；要么就是用今日或某一时代为人所熟知的观念来解释过去的社会行动，导致研究结论严重失实。

        以民族国家为考察历史、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一个例子，结果是历史、社会学家丧失了把握社会演化整体的能力。下文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人如何组成社会”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人如何组成社会

        今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思考社会、道德和文明起源时，无论是用计算机模拟个人之间的互动如何导致群体行为，还是将模型和历史、考古数据对比，他们总是预设人类在前社会（文明）状态是个人性的和自利的，很少有人去问这一前提是否正确。其实，这种盲目性自17世纪现代性产生以来就已存在。

        关于文明起源，最早的假说是从自然状态的想象开始的。在“自然状态”之下，人是自利的、作为个人存在的，没有一个机构来保护个人权利并处理公共事务，这样的个人只有通过缔结契约才能组建国家。

        正因如此，有关文明起源最早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洛克（ John Locke）认为自然状态下个人的主要目标是生产私人财产，他把政府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即人把部分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委托给政府。

        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个人的利益（权利）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没有社会（政府）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无政府会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以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自然权利完全交给国家，由一个“巨灵”“利维坦（Leviathan）来管理每一个人。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把自然状态的人看作互相依赖的，因此强调只有用所有人的公共意志才能建立契约社会。

        直到19世纪，人们才意识到社会契约论只是政治哲学中现代人如何组成“应然社会”的分析，而不是文明起源时的真实情况。这样的理论对研究文明起源的历史没什么价值。

        为什么没有价值呢？因为它们都犯了一个大错误：文明起源时的人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人。当时的人有个人观念吗？史前人类视个人占有财产为理所当然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社会契约论来想象国家和文明的形成呢？

        李猛指出:西方古典哲学家对人类共同体成长过程的分析，一开始是非历史性的;伴随近代历史意识的兴起，西方政治哲学家开始从历史的视角来勾勒人类共同体的成长过程，并提出“文明”的概念。

        如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状态说”引入上述讨论中，其中霍布斯将“自然状态”定义为“人性在没有政治社会时所处的状态”，并尝试使用历史实例来增强“自然状态说”的说服力。

        普芬道夫在修正霍布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开始将人类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过渡理解为一种历史演进的过程。

        卢梭则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分解为“原始状态”与“社会状态”两种处境，并将人从自然手中逐渐败坏的社会进程作为分析政治社会的基本路径，“自然状态”由此成为这一形成政治社会的历史进程的“起始状态”。

        “自然状态说”的错误是把17世纪以来个人所具有的观念放到社会起源之前。洛克是虔诚的清教徒，在17世纪清教徒的眼中，受上帝自然法统治的世界不可能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即自然法规定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必不能和另一个人的自然权利相矛盾。自然状态只是公共事务得不到管理，以及自然权利缺乏保护而已。

        霍布斯则把当时不信教的个人的观念放到社会起源之前，这样个人自由才会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卢梭与霍布斯不同，他心目中自然状态的个人更像18世纪的法国人，所有人形成的一致意见无非是国民公意的别名罢了。

        不同于自然状态说，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基于历史的“实然性”，思考人类社会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代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人类一开始并没有财产观念。

        家庭、一夫一妻制甚至人的妒忌心，都有一个起源的过程。这本书还吸收了19世纪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研究当时美洲的部落社会的一些成果。然而，这类理论需要进一步回答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确定在美洲的那些群婚制部落能够代表人类建立文明前的状态呢？那些部落是人类社会演化中的活化石。也许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制度，才没有演化到文明社会，以此来证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前的状态是不妥的。不管那些部落里面有多少种群婚制，存在多少今天人们所不能想象的习惯，都不能证明人类文明是从那里开始的。

        第二，恩格斯在分析国家起源时，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私有制产生，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阶级，最后为了使社会不至于因阶级斗争而灭亡，人类建立了国家。这一切很像是现代社会的起源。

        MKS主义立足于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批判，质疑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这些组成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用对它们的否定来作为新社会的价值前提，由此得到的文明起源视野自然比自由主义宽广，但运用经济学法则来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方法都存在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支配人的经济行为的观念基本不变，依靠经济学法则探讨社会起源的方法也是把文明出现后人的思想和心态推到古代去。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理解文明起源的宏观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关键性原因了。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错误——将现代人的观念推到古代去。

        人组成跨地域的文明，需要推动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如果不了解这些普遍观念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产生并被自己推动的社会行动改变，我们便无法解释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展开，更不可能理解文明起源和演化的逻辑。

        换言之，探讨文明的起源和演化，除了寻找经济、政治制度、物质地理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将观念史研究的维度加到文明史研究中。

 

对新方法论的渴求

        其实，历史学家早已感觉到历史事实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处理的事实不同。历史事件记录大多是有关人的行动和言论；而人的行为动机又受到观念和价值系统的支配，众人的言论和行动则受普遍观念和普遍价值的影响。

        换言之，鉴别史料是否真实可靠，即判别真伪的原则，恰恰是需要回到支配该事件发生的观念和价值系统，而不是排除史料中一切价值和观念。因为任何真实的历史记录都不可能把参与者和记录者（甚至研究者）的主观价值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在历史研究中，那种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来保证研究真实性的信条就崩溃了。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就提出必须用“可重演性”来作为判别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原则，即如果某一历史过程不能在历史学家心里重演，研究者就无法了解其真相，甚至不能判断它是否真的发生过。

        重演的前提就是恢复支配社会行动的观念。换言之，所谓历史真实不仅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在心灵中可重演的、活着的过去。

        柯林武德意识到，植根于上述真实性原则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因此，20世纪历史学之于人类，其重要性正如19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论中的位置。柯林武德曾预言哲学将反思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巨变，即“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

        然而，柯林武德没有提出如何恢复支配过去事件的观念以重演历史，也没有进一步思考恢复过去存在过的观念是否可能。当史学家广泛认识到历史真实性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真实性有本质不同后，出现的结果居然是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和取消大历史观。

        后现代史学就是典型代表。因大多数史料（包括目击者的记录）都只记录了过去的社会行动，而忽略了支配其发生的观念和价值系统，现代人无法获知过去的社会行动为何如此发生，以及社会行动与社会观念、价值之间的关系。

        既然单凭史料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社会行动真正的展开过程，历史学家所做的只是收集、编辑这些史料，并对其作出想象。

        正如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vden White）所指出的，这实际上只是把“文本”变成“历史”，即先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部编年史转化为种叙事，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

        基于上述认识，后现代史学得到一个结论：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或历史诠释毫无意义。由于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实，历史论文和文学作品没有本质的不同。历史研究只能像文学那样，通过细小、局部的故事来想象和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

        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历史”两字，主张用知识的“考古学”（archaeology）或“系谱学”（genealogy）来取代“历史”。

        “历史”一词的拉丁文historia源手希文istoria，一开始具有询间（inquiry）的意，后转化为“询问的结果”。最后则变成知识的记载、记录的同义语。

        15世纪后、history的意义和作为想象事作的记录story分开，被视为“关于过去的有系的知识”（organized knowledge of the past）

        在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那里，过去的事件不再被视为特殊的历史，而是持续、相关的过程，history甚至当作人类自我的发展。

        试问如果任何一种询问不是求知。求知不是认识真相、那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旦历史丧失真实性，再次和story合流，无疑意味着历史自身的死亡。

        换言之，后现代史学兴起的后果，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历史学意义之解体。历史地图消失更是带来深层的迷茫。

        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人类如何走过从前的地图，该地图在细节上可能有错或存在空缺，但我们通过它能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关“过去一切为何如此发生”的地图不仅是历史反思的基础，还是跳出当下种种细节以展望未来的根据，更是个人看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位置的前提，它使每个必将走向死亡的个人感到存在过的生命是在探素意义。大历史观的解体使当代人完全丧失了这种能力和自信。

        20世纪最后十年，情况有所改变。随着观念史研究的进展，历史学家意识到恢复历史上存在过的普遍观念是可能的。特别是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将“观念”转化为“和特定关键词和术语表达直接相关”的“概念”之后，柯林武德的“历史知识浓缩（incapsulated）于思想结构”就被转化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历史学家开始通过术语的语境追溯和关键词的历史语义分析，试图恢复过去存在过的普遍观念。虽然如此，历史学家尚不知道为何观念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历史上存在过的普遍观念，从而使得重演过去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

        他们也不清楚在何种限制下，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史料，恢复历史上存在过的普追观念都是不可能的；这时，真实的历史过程将永远不可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发现新的判别原则。

        十年前我终于确信，这种新判别原则是存在的。一方面，我和刘青峰通过数据库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观念变迁的成果表明：“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可进一步具体化为“历史沉淀于特定关键词”。

        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上表达普追观念的关键词意义统计分析，来认识推动重大历史事件的普遍观念，并考察重大事件对普遍观念的反作用。这样一来，历史展开可表达为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互动。

        另一方面，我们还意识到将系统论方法和观念史判别历史真实性的法则结合，可以得到一系列新的判别原则。根据这些原则，重建文明演化的历史地图是可能的。

 

什么是“历史地图”

        这种新判别原则是什么呢？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一书中，我们将上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法则和系统论结合，提出一个核心原理：

        只有那些可以独立于社会存在、基于个体传递的普遍观念才是不死的，也是今天可以用观念史方法复原的。

        我们先通过对超越突破的分析，指出今天的人类只能恢复历史上超越突破后出现的普遍观念，研究它们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以及社会行动如何反作用于这些观念。而那些超越突破前的古文明中存在过的普遍观念，大多不能被重现。我们用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史的关键词考古和义理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如果无法恢复历史上存在过的普遍观念，便无法认识与之相关事件的历史展开逻辑，甚至不能判别历史上社会行动的真假；更不能理解历史事件如何反作用于支配历史事件的普遍观念，形成新时代的社会思想。

本书的内容是在过往基础上再进一步：

        （1）将思想文化的视野，从中国史拓宽到世界史研究；

        （2）将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发现的恢复过去观念的前提发展为一种研究文明史的方法，并提出文明演化理论，重新勾画历史地图；

        （3）在方法论层面上，将《中国思想史十讲》中反复运用的方法——观念史研究方法和系统论结合起来，创立具有观念史分析维度的系统论史观。

        所谓观念史分析的维度，是指揭示观念起源和变迁的内在逻辑，分析不同的观念系统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以及其如何应付社会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的研究方法。

        《中国思想史十讲》第一讲的主要内容是从超越视野看中国文化的本质，也就是从超越视野的基本类型及其展开机制来分析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不同，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我们首先提出超越视野有四种形态，每一种超越视野一且形成，就有其独特的展开方式，不同超越视野的展开互不相交。

        我们还区分了古希腊罗马的超越视野、中国的超越视野、印度的超越视野和希伯来的超越视野，并提出超越视野只有这四种理论形态，而不会有其他形态，这是将系统论和观念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只有这四种超越视野的形态呢？为什么不同超越视野的展开不相交呢？当时并没有深入讨论。而对该问题的分析，是本书的基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出文明比较的本质。

        换言之，人类文明中存在着不同基本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终极关怀）、这就是超越视野。每一种类型都有独特的应付社会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的方法，它与政治、经济和地理物质条件一起构成了推动文明演化的长程动力。

        超越突破发生在古文明衰落之时，它是人类对抗文明灭绝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经过超越突破之后，诞生了轴心文明。从此，文化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可能，人类才具有完整而不中断的历史。在此意义上，我们真正可以知道的文明的起源，就是轴心文明的起源。轴心文明的演化有一个宿命，就是现代社会。

        分析轴心文明的起源、演化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正是本书所试图建立的人类历史地图。它与以往大历史观给出的历史地图不同，不是如地球演化和物种起源那般可以把今日人类排除在外的过程，而是今日人类可以凭史料在心中重演的过去。它告诉我们哪些是可知的，哪些是不可知的。因为该历史地图包含着人类“自我”的结构，故可以说是二阶的。

        换言之，其一方面指向实然世界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类对应然世界的探素。

        本书并不是在进化论意义上使用“演化”一词。在进化论中，“演化”仅代表实然，但社会的变化既包含实然，更多地涉及应然。本书对“演化”一词的使用则包含三层意思：实然的变化、应然的变化、实然与应然关系的变化。

        为了证明有关轴心文明起源和演化的二阶历史地图的存在，必须先说明研究历史真实性的新方法。

        而在此之前，先简单介绍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为新方法运用所提供的知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