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小记：家庭、游历、痛苦与人格的养成

        幸甚，在这个并不容易避免恶意的时代，尚且未曾被人称为“抽象人类”，这令我对自身人格之稳固多少有了一点信心。回顾人格养成之路，家庭、游历和痛苦于我是人格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家庭赋予了我原初的性格和价值观，游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认知，痛苦的淬炼则让放弃与软弱从品性中褪去。

        我出生于一个中产之家，父母都是电力行业从业者且善于持家，比较宽裕的可支配收入让我从小在物质上时刻处于被满足的状态。这一方面带给了我不吝惜财物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早早认识到了合理使用钱财的重要性，结合起来便是花钱之前精打细算、花钱之后绝不后悔的金钱观。

        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同一家单位，在一无所有的年纪共同打拼至今，期间有过重病、有过矛盾、有过十年的两地分居，但感情一直未曾破裂——临别的叮咛，相见的礼物，晨起的亲吻，一样未曾缺席。由此，我相信同甘共苦的爱情，也忠于感情、忠于婚姻，这点上可谓十分传统了。与传统爱情观稍有差异的是，我期待子女，但也愿意理解对方的恐惧；我坚持责任，但不认为爱人之间可以没有热情；我追求白首，但可以接受磨合不成功后的体面告别。传统意义上还算美满的家庭与新时代的共同影响，让我的爱情观颇显矛盾。

        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陕西人，我在江苏出生并度过童年，中学时代在河北就读。因着父亲早年工作调动频繁，我从小搬家十余次，可以称作是一个“多故乡”或者说“无故乡”的人，何处有家人何处就是家，就业规划也不受乡情制约，地点完全随届时的求职现状和未来伴侣的意愿而定。也因着没什么“安土重迁”的恋家情感，从小便不辞出游，时常寻地方觅食、听歌剧、骑马、滑雪、沙漠徒步等等，倒也添了许多回忆和阅历。北到哈尔滨，南到三亚，东到上海，西到兰州，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都曾留迹——本计划19年寒假去君士坦丁堡，20年暑假去莫斯科，惜哉大疫之下难以成行。

        旅途之中，我很喜欢一畅谈兴。三岁时去三亚坐观光潜水艇，便与一位退役将军兴致勃勃地聊起了淮海战役——现在想想真是社死场面，幸好老将军没有见怪，愿老人家健康如意。另如七岁时在火车上与公务员交流清官与贪官的为官之道，九岁时在世博园里对丹麦馆工作人员用稚嫩的英语比比划划询问冷餐的历史……虽然长大后已基本失去了这种无视隔阂的社交心态，但乐于公开发言和表达见解的性情到底是延续下来了。见得多了，也深深感到世界的不同，以及一切与我认知不符的事情都有其内在逻辑。我应做的是尽力了解，而非贸然下结论。

        我的本性中不乏怯懦、怠惰、无恒心等因素，它们的逐渐消退应归功于少时的体弱与一场车祸。我从出生到17岁一直多病，成年后才拥有了足够健康的体质。十来年中西药并行的连续服药史足够长久，以至于我的焦躁和拖延被磨得干干净净。毕竟病不可能很快治好，药也绝不敢少吃一次。

        更大的影响来自车祸。当顶着骨断肠损的剧痛从车座上翻滚到高速路边时，我便明白没有什么忍不下的难事；当为了保持清醒舔舐严冬的铁护栏时，我便清楚想要达成目的必须付出；当手术后再痛苦也不曾心生杂念时，我便知晓只要活着就能拥有一切。万幸，现在已康复如初，可生死之下获得的生命感悟却记忆犹新。

        家庭、游历和痛苦环境为我的人格奠定了底色，一种时而自相矛盾时而坚如磐石的底色。推己及人，我相信人类人格的养成总离不开这三样事物：身处的环境、接触的见闻、面对的苦难。所有值得一提的品性，终归是从这三者中酿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