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妇女们团结起来 永久奋斗 反投降提纲 抗大三周年纪念
目录
第二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44、妇女们团结起来
45、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
46、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47、抗大三周年纪念
48、永久奋斗
49、反投降提纲
44、妇女们团结起来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
同志们：
今天开妇女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有老婆婆，也有小娃娃，大家都来纪念“三八”，纪念这个国际妇女节。
纪念“三八”这件事，全世界的妇女，除了那些荒淫无度的女吸血鬼们之外，只要有可能，都在举行，都在开会我们中国的妇女同胞，除了那些女汉奸们之外，在全国各地， 只要有可能，也都在举行纪念，开大会。
纪念“三八”，开大会，干什么呢?就是要结团体。
妇女同胞结团体，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全世界各国，除了苏联以外，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他们现在正在英勇的斗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自由与平等。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男的女的，一共有十几万万，大家在跟压迫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有没有力量呢?有些人说，女子是没有力量的。也有人说，女子有一点力量，不过是很小。在女同胞中间，她们也有表示似乎自己的力量并不大的意思。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末，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齐，山可移”，这就是讲结团体有力量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全国妇女同胞们有没有结女子团体呢?有是有的，但是很少。在我们边区还算多些，而在全国其他地方则是很少了，有许多地方甚至是根本没有的。因此，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在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没有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我们现在要开大会，做演讲，写文章，做宣传，号召全国妇女同胞，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并且号召一切愿意并坚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妇女们，加入共产党，这样，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比方，边区二百万人民中间，一百万妇女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就大了；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同胞，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更大了；全世界十万万的妇女们，都结成了团体，大家都懂得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懂得了世界上的道理，齐了心，那末，就成了更雄伟的力量，谁敢欺侮，谁就在她们面前毁灭。总之，要结好团体，结好各种各样的团体，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那些帮助我们同情我们的，如苏联，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农民被压迫者，是好人。那些欺侮我们侵略我们的，如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是坏人。我们中国也有好人和坏人：工人农民，一切进步的抗日分子，都是好人，他们要抗日，要进步；那些汉奸是坏人，他们不要抗日，去降日；还有一些顽固分子，也是坏人，他们不要进步，要压迫进步势力。现在中国人民，不论男人女人，是在被世界的和中国的坏人欺侮着，是在重重的压迫中。首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其次，是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我们的女同胞则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比如，男子打老婆的；看不起女子的；说女子没有能力，不让她们管国家事情的；雇佣女工，同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而少给工资的。自然，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不论男的女的，都要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汉奸、顽固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女同胞更应自己站起来，打破那种社会的歧视与社会的压迫。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这样的话，在全世界已经讲了几百年了，但是实行的地方有多少呢?全世界除了苏联，还有哪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了呢?在中国，要求男女平等的话，也讲了不少年代，但是全国除了边区，还有什么地方实行了呢?很明显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用枪杆子斗的，到现在已经斗了一百年了。但是一百年来，每次革命斗争，七斗八斗，最终都是失败了。那末，这一次是不是又要失败呢?跟日本打，是不是又要打败仗呢?全中国是不是又要遭受痛苦呢?是不是又要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呢?我看，这次革命是不会失败的，打日本是不会失败的。这次的斗争，跟一百年来的斗争是不同的，从前都失败，而这一次一定要胜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占领很多土地，我们中国要生存，就一定要把它打出去，就一定要坚持抗战，抗到底。全中国大多数人是赞成抗到底的，而少数动摇分子，他们过去不让广大人民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这些分子已逐渐滚出去了。因此，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也多了，有男女合起来的统一战线，有女子单独的统一战线，有娃娃的统一战线。总之，统一战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团体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人心一天一天地齐起来，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强起来。这样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因为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次革命斗争，决不会像太平天国一样，不会像辛亥革命一样，不会像五四运动一样，也不会像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一样，最后都遭受失败，而是相反，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在我们边区，不仅男子可以开大会，女子也可以单独开大会。我们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男女同胞，统统开会，统统结团体，而现在特别号召女子起来。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大家来把中国问题解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顽固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都有自由与平等；把妇女问题解决，打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与主张，我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论男女，都赞成这种主张，拥护这种主张，并为这种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那末，是不是没有缺点呢?缺点自然会有的，但是比起全国来，那要好得多了，比起外国来，除了苏联以外，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还要更求进步，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在西安，那里是不准老百姓开会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这件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完全不赞成的。今天我们开会，拍电报到全国去，给那里的老百姓看：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怎样在管事，妇女们是怎样在办事，老百姓是怎样在过生活。并且还要给那里的坏人看：老百姓结了团体，妇女们结了团体，就有怎样大的力量。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同志们，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我们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先团结起来，先结合起来，再到全国去团结。女大[2]同学，将来到各地方去，就要照延安这样办，照共产党中央的好办法去办。这样办他十年八年，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男子得到了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子也得到了解放。为达此目的，短时间是不可能的，要花上十年八年的工夫；少数人是不行的，应由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干；不是容易能够达到的，应当加倍努力。边区人民的加倍努力，全国人民的努力，再加上应给予的时间，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自由与平等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大家努力吧!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2]女大，中国女子大学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与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
45、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
德怀[1]同志并告朱杨[2]：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3]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4]可以腾出给你处，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5]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6]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四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7]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朱，指朱德。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3]曹菊如（一九○一 ——一九八一），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
[4]李六如（一八八七——一九七三），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5]鹿钟麟（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6]沈鸿烈（一八八二——一九六九），湖北天门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7]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46、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筹备了很久，早就要开的，因为生产运动的关系，拖延到今天才开。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今天开这个会，把有关学习运动的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一、学习运动是必要的
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我们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它的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这从一般地讲是如此。现在我来讲发起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那末，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
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二、学习运动是可能的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2]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3]《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三、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
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共产党员对学习是热情的。有人告诉我，有许多同志，自从学习运动开始后，非常热情，很高兴，本来要求调动工作的，现在不愿意调动了。这也是学习运动的功效。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有些学校最初没有注意个人活动，不给他们以自由看书的时间，平常都是紧张得很，在组织活动方面算是不错，但这是一个不好的毛病，个人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关于这点，现在正在想法改正。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讲一点，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这是我附带说到的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 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至于外国，有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学的是唯心论。后来他在学校外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老师不同的。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现在你若还不认得字，也不要紧，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学习。
四、学习应该学到底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4]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除了这些学问之外，还有时事问题与党的政策。这两项，过去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但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关于时事问题，中央已在把时事问题的材料摘出来，准备编个综合文摘，可以供给同志们研究与参考。至于党的政策，六中全会的决议，大概大家都已看过一遍，但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六中全会与七中全会之间，一切会议报告，包括政治局会议的，都要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
现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罗迈同志告诉我，底下已在催材料了，同志们已在研究了，这是很好的，充分地表现了同志们的热情。好吧!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见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2]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4]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
47、抗大三周年纪念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它，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它，污蔑它。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2]，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它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它能克服困难。
抗大三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释】
[1]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2]黄埔，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见本卷第110页注[2]。
48、永久奋斗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同志们：
今天开庆贺模范青年大会，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也来参加。
刚才冯文彬[2]同志已经讲了很多，而且讲得很好，其中有一句话，是讲“我们要永久奋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点。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样好的条件。起初读的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到后来进了洋学堂，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在学校里虽也听说过一点孙中山、马克思的话，但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出了学校门才学到的。现在你们什么都能够听到，仅仅孔夫子的少一点。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等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很多书都能够看到。这些书，我那时候一本也看不到。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哪有现在你们这样幸福?你们生长的时代很好，是幸福的时代，比起我当学生的时代来，是大不相同了。
你们模范青年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选举出来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二十年前，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得很。到今天留下来的还不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3]、西北青年救国会[4]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那时候的革命青年，后来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但是，也有一些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平奋斗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内中的一个就是张国焘[5]，还有康白情、罗家伦[6]等一些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是先锋队，现在呢?变成了逃跑队了。
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7]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我曾经讲过，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在五四运动时代，一股潮流是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他们的立场是光明的。另外一股潮流则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但只打三天，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他们说要革命，要民主政治，但也只有三天，第四天就压迫老百姓了。“唤起民众”这是孙中山先生临死时讲的，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但有些人也只唤了三天，第四天就不干了。至于改良民生，那更是影踪全无。这是反动的潮流，我们名之曰“逆流”。
在大革命时代，广东有两个青年团体：一个是青年军人联合会[8]，另一个是孙文主义学会[9]，这两个团体就是那两股潮流的代表。前一个是革命的，他们是跟全国广大青年在一块的，跟工农劳苦群众在一块的。后一个是反人民的，是反共的。他们曾反了十年的共，其中有些人因反共而发了财，做了官。现在他们还是举起两只手，一只手打日本，一只手打共产党。他们又要抗日，又要反共，这事行不行呢?有些人对历史很少研究，不大知道这些事。从历史上看，汪精卫奋斗来奋斗去，结果奋斗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跟全民族作对。现在反共的人相当多，他们一方面说日本帝国主义可恶，要打倒；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也要打倒。你们到延安来，就有人不准，把你们捉起来，你们到这里来是很辛苦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来到延安的。他们说你们不好，我看蛮好，是呱呱叫的模范青年。他们不准你们到延安来，说延安不好。延安的确不好，树木很少，经费不足；但是延安有民主政治，有政治自由，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不好的。现在他们的一只手抗日，一只手反共，将来有可能两只手搞在一块，统统来打共产党，结果只能是跟日本帝国主义讲亲爱，向敌人投降，变为不抗日的。
“反共就是灭华”，这是蒋委员长讲的。这话要昭告天下，使全国青年都知道，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是反不得的。现在，我们共产党吃的是小米、黄米，而且还要自己搞饭吃，进行生产运动，而反共专家吃得又多又好，还尽干坏事。这里就有好的例子，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二块钱，一个是月饷一百八十块钱，拿二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一百八十块钱的是反共专家。然而反共专家管的地方，只有窑洞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反共，破坏，搞特务工作。他们这样反共下去，一定要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天下没有不走之狗，也没有不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专家。模范青年同志们，大家要知道，坚持反共是会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的。
他们反共，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是因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员“吃树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所以把共产党搞掉了，中国就不妙。大家要拥护共产党，全国老百姓也要拥护共产党。相反，那些反共的、发国难财的、吃磨擦饭的坏家伙，应该统统清除掉。
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
[2]冯文彬，一九一○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3]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4]西北青年救国会，即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四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西北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
[5]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成员、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长、总干事。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6]康白情（一八九六——一九五八），四川安岳人。一九一八年与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文学团体新潮社，主张文学革命。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一九年三月与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九二○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曾在各杂牌军阀的军队和机构里兼任参军、参议等职。罗家伦（一八九七——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一九一九年与傅斯年等出版《新潮》月刊，投身新文化运动。五月参加五四运动，曾作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南京、上海等地联络。一九二○年出国留学，一九二六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等，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期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中任职。
[7]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放言》中的诗句。原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里的周公，是指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武王之子周成王继位时，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
[8]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解散。
[9]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内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革命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
49、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一九三九年六月)
报告
(六月十日)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一、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卢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卢沟桥至武汉—— 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变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1、卢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1]声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2、卢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2]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A.内蒙独立；B.华北自治；C.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D.山海关到安南[3]沿海的捕鱼权；E.中国退出国联；F.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软的，只要降。
(11)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御前会议通过，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A.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B.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C.中、日、满经济合作；D.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曼[4]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5]，还有孙、于、白[6]都参加讨论接受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7]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A.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B.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C.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D.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8]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9]、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张高峰事变[10]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刺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A.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B.承认“满洲国”；C.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赔偿此次战争损失；E.共同防共。”(《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板垣[11]的强硬论。七月一日板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板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即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12]。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合愤而辞职。
3、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A.“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B.“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C.“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予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A.“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B.“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C.“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D.“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E.“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平沼[13]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27)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它是留以待蒋的。
(28)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条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它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上说三节，第一节指出它的基本方针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它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它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它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它的这个阴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二、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常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纵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也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容观战，然后乘其疲惫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者以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14]的安全者以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15]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1、一九三七年五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2、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16]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3、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1、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2)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2、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3、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的各种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援助中国抗战最大。它没有阴谋侵害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它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过去红军即现在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地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官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计，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邓演达[17]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18]，有蔡廷锴[19]，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20]，有吉鸿昌、任应岐[21]，有张学良、杨虎城[22]，有陈济棠[23]、孙科。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哈[24]，有哈恰[25]——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二、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三、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四、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五、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它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六、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七、佛朗哥[26]并没有收容米亚哈，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恰。日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八、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一、许多军人拥护抗战；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三、共产党的反对投降；四、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一、苏联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训；三、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等。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二、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三、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四、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五、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七、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等现象，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当前的任务】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对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针与现在的方针之间是否一致问题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采取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只要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为什么此时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问题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三、为什么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问题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一)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二)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三)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四)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蒋问题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五、反汪问题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地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题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七、民主民生问题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八、磨擦问题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及从某些军队中撤退党的组织问题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十、援助友党问题
(一)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依进步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二)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后反噬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三)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十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十二、中央组织问题
(一)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二)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三)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四)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五)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十三
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十四、学习运动
(一)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四)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五)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
(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九)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
十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十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十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运动
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十九、锄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十、党的组织问题
(一)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二)严密。
(三)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四)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五)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二十一、 自力更生
党，军队，一切。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二十二、 华北问题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二十三、华中问题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二十四、保卫边区
(一)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十五、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
(一)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二)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三)因为敌情；
(四)因为经费；
(五)决定去一万人；
(六)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七)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八)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九)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十)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会[27]
(一)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二)十月开会；
(三)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四)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十七、两条战线斗争
(一)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二)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三)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二十八、团结战胜一切
(一)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二)必须更加集中。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三)全国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结论
(六月十三日)
一、时局问题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克服小部投降。2.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朗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十敌人弱点十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二、转变问题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几个策略问题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28]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报告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结论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件刊印，并据《两条路线》校改。
【注释】
[1]天羽，即天羽英二（一八八七——一九六八），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
[2]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安南，今越南。
[4]陶德曼（一八七七——一九五○），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5]蒋，指蒋介石。二陈，指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人，当时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何，指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6]孙，指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于，指于右任（一八七九 ——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7]近卫，即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8]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一九四○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
[9]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北平、天津两市。一九四○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10]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战败求和，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议。
[11]板垣，即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当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12]宇垣，即宇垣一成（一八六八—— 一九五六），一九三八年五月出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同年九月辞职。
[13]平沼，即平沼骐一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14]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15]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16]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17]宋，指宋庆龄。何，指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广东惠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18]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
[19]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一九三二年指挥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20]赵博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河北黄骅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九○一——一九三四），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军一万余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21]吉鸿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沟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22]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3]陈济棠（一八九○——一九五四），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和李宗仁联合其他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
[24]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二十八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投降。
[25]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于希特勒德国的控制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又被迫将捷克地区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划入德国版图。
[26]佛朗哥（一八九二 一九七五），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
[27]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由于战争和交通等原因，大会迟迟未能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
[28]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