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

（一） 雅典民主政治又称雅典式民主，是在前508年于希腊城邦雅典（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边的阿提卡地区）发展出的一套民主体系，雅典也因此成为最早的民主政体之一。虽然其他的希腊城邦也设立各式各样的民主体制，其中大多数也借鉴雅典的模式，但它们没有一个能如同雅典的民主体制一般有力、稳定且具备良好的明文规定。雅典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对直接民主制度的实验，因为选民并非选举民意代表，而是直接参加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雅典民主是一种公民领导的地方自治，但它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很大的：首先雅典民主的参与权并非如现代基于居民，阿提卡的女性和奴隶没有完整的权利；其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政府的效率非常低，政治家们为了名利而经常借演讲来互相诋毁，选民的民意会受在剧场中上演的政治讽刺戏剧的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事实。然而由于参与权有无的划分与经济上的阶层无关，因此雅典民主的选民参与程度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非常高，这种制度为希腊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它的形成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是氏族贵族与平民斗争和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产物。早在前7世纪末雅典氏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贵族制与君主制不同，贵族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实行平等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法治原则。前594年由双方共同选出的仲裁人梭伦实行改革，废除债务奴役制（即以城邦公民人身抵押的所有债务），以财产多寡为标准重新划分城邦公民的等级。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设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作为最高行政和司法机关，调整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奠定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庇西特拉图（前7世纪末——前527年）及其后裔的僭主统治（前560年——公元前510年，中有两次间断）客观上打击氏族、贵族，改善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促进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行政单位，以五百人会议取代四百人会议且权限有所扩大，创设五十人团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创立十将军委员会，这次改革促进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彻底扫除氏族制度的障碍，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克里斯提尼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确立陶片放逐法，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大大促进雅典奴隶占有制经济的发展，引起雅典公民内部不同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前462年（或公元前441年）的厄菲阿尔特和前443年伯里克利的改革。这些改革剥夺由御任的执政官组成的贵族会议的权力，将其权力分别交给公民大会、民众法庭和五百人议事会，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军事殖民制度、各种社会公益捐献和对公民发放津贴以及大兴土木使占公民多数的小生产者享有得到一定保障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前443年——前429年）雅典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达到极盛，成为左右希腊世界局势的霸国和主要的文化中心。

（二）伯里克利当政期间的雅典民主政治特点：各级官职（除十将军外）以抽签方式向国民开放；五百人会议由民众陪审团掌权，贵族会议丧失一切政治权利；为担任公职或城邦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或补贴（以前贵族执政无工资，平民很难在有收入的情况下担任公职）；扩大陪审法庭的规模及权限，使之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征的充分体现。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审议且决定一切国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参与权、知情权、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雄辩的演说有赖于丰厚的学养，激烈的辩论促进对知识的崇尚与演述说的发展。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附属机构，负责为大会准备提案并主持大会。在公民大会休息期间议事会是大会最高权力的代表，负责监督行政官员落实大会决议。民众法庭是日常司法机关，高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是民众法庭终审，雅典人民主权的特征也体现在众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上。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和最高司法机关（梭伦改革时期及以后），成立于前六世纪初，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其职权也随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而扩大。还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陪审法庭的制度设计和拥有的权力合乎雅典人的民主观念。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陪审法庭是古代雅典最高法庭，是梭伦创设的。它不但审理诉讼案件，还兼管官吏的资格审查、纪律检查和投票表决国家法律废立。陪审法庭由10个部落在30岁以上公民中用抽签方式各选出60人，共600人，是最高的司法机关。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民主政治盛期的陪审法庭权力巨大，与公民大会一起成为雅典民主政体中最为重要的权力机构，甚至被雅典演说家们誉为城邦法律的捍卫者、民主政治的保障。亚里士多德虽曾提到梭伦改革（毋庸置疑这是所有关于雅典民主政体研究的原点）创设陪审法庭，但国外学者却近乎一致地认为他在“陪审法庭”这一术语的使用上犯了年代错误，并且指出梭伦设立的是上诉法庭。梭伦时代的上诉法庭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陪审法庭一脉相承，而后者系由前者发展而来，这也是那些主张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出现年代错误的学者们所普遍认同的。

（三）虽然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具有承递关系，但二者在权限、职能、程序等方面多有差异，不可混同。既然陪审法庭不能取代上诉法庭，而且“陪审法庭”之译名也无法概括民主制下先后出现的两个法庭的全部内涵，那么借助英文论著中公民法庭对两者的共同指代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主政体的法庭系统，更加清晰地梳理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公民法庭是对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体中司法机构的统称，是与公民大会、议事会并立的国家机构。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均可称为公民法庭，只是分别指代公民法庭两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形式而已。在伯利克里时期即雅典民主发展的“黄金时代”陪审法庭是国家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对公民大会的决议拥有最终核准权。雅典陪审法庭不仅从事一般审判工作，而且在立法活动中也起着一定作用。它包括6000名陪审法官，由抽签方法选出，这些法官分成10所高级法院，平均每所500人（每所高级法院有100名候补陪审法官）。由于陪审员人数众多，就预防法官受贿的危险性。陪审员是在开庭时听取原告、被告和证人的口供，当他们弄清案情时他们就投票判决，相互之间事先不作商议。雅典没有专职的国家公诉人，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诉讼和帮助他人诉讼，法庭上也没有辩护人，每个被告须替自己辩护。如果审理案件时需要奴隶的证言，那就要拷打他们，因为人们认为不能相信奴隶自愿说出的口供。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判，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法院专制作风的打击。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称为”最纯粹、最典型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前6世纪～前4世纪古希腊社会历史的考察，不难发现雅典民主政治虽然粗朴，但它已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直接民主制：在雅典中凡是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其权力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和管理城邦事务的方式来实现。公民参政的最高民主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次～4次，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平等享有立法权、选举权、监督权。公民大会上公民对城邦大事的议案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采取投票或举手的方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决议一旦形成后不能随意更改，这种简朴的参政方式鲜明地表现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主权在民：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伯里克里著名的《丧礼演说词》宣称：“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城邦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这是对“主权在民”的十分明确的表述，公民大会对国家事务拥有最高的决策仅是“主权在民”的集中表现。

（四）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主要职权是选举政府官员。决定宣战议和、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等，包揽邦内一切政事。“一切政事”的决策不以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由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群体的意志所左右，这表明城邦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手中。“主权在民”不但体现在公民的决策权，而且体现公民的管理权。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城邦的公职者，如执政官、将军、议员、陪审员等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公职的取得有赖于公民权利的赋予，而非君王之类权势者的任命和恩赐。崇尚法治：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其产生、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无不充满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政治原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情形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伯里克里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官员必须依法行事，一旦触犯法律便要受到惩处。位高权重的伯里克里在首席将军任上就曾被控渎职而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处以罚金。雅典公民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法律的格式均以“会议”与“民众决定”的字样开头，以显示其威严和庄重。每位公民被授予公民权或公职者就职的时候都要宣誓“保护法律，忠于法律”，这反映法律在雅典公民心中神圣的地位。法律是不可随意更改的，若新法有害于民主、有害于城邦时任何公民可依“不法申述权”对新法提案人进行控告。控告成立的话提案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陪审法庭还有一项权力，对违宪新法可宣布将其撤消，所以雅典的法律是相对稳定的，不存在“朝令夕改”的任意性。权限交叉制约：雅典国家权力的运行中存在着民主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以国家机构权限的交叉为特色。雅典权力制约机制自梭伦改革始，为使各阶层在城邦中协调地生活，梭伦以“仲裁者”的姿态力主对立的双方以一定权力范围为“界限”，实行权力相互制约，以图达到“权力和谐”。为此梭伦开始赋予公民大会以立法权、陪审法庭以司法权、五百人会议以行政权，并使之互相制约。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原则上公民都有权利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具体来说：民主有利于正确决策；民主有利于修正错误；民主有利于监督政府为公服务，减少以权谋私的可能；民主有利于促进文化广泛深入发展；为人类提供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治运作方式。

（五）雅典民主局限：就其民主的范围而言雅典公民权利是建立在广大奴隶专制的基础之上，众多妇女和外邦人也被排除在民主殿堂之外；带有操作层面的幼稚，程序的合理并不意味着结果的合理；直接民主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它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权利，而妇孺、外邦人、奴隶被排除在外。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局限。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参与政治，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但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和局限性是雅典民主政治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其实质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是少数人的民主。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窒息和限制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参与政治，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历史作用：它重视公民的个体自由和责任感；铸就希腊人渴求知识、乐于探究的民族性格，其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古代希腊在众多文化领域取得辉煌成就；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最初的基础。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和局限性：雅典民主政治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其实质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是少数人的民主；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窒息和限制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真正能够享受民主的人只是少数。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逐渐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隐患，再加上城邦内部的混乱和城邦之间的战争，那种狭隘的城邦体制与日益迅速发展的政治、经济难以匹配，城邦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衰落。前338年希腊被马其顿王国所征服，希腊城邦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中，但其首创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从词源意义上讲民主一词的意义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派生出来的，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早期思想家在对政体类型进行划分时都把执政人数的多少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认为多数人执政的政体是民主政体。古希腊民主思想是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它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其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握有不可让渡的权力，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雅典公民的最高信条。古代的民主政治是指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在牵涉到大多数人关心的利害问题上，是由全体正式成员或至少多数正式成员合法地直接间接来进行决策的一种制度。

（六）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以城邦为中心的城邦民主制，其民主的特点是：平民政体：公民之间是和谐的，其利益大体一致。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公民们有相当同质的特征，财产大致平等，语言、教育、文化、种族背景大致相近。除奴隶、外族人、被流放的人和妇女以外由全体公民直接管理国家，公民人数较少，避免公民之间异质成分出现，便于公民解城邦公共事务及相互了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完全的公开性，甚至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伯里克利在一个演讲中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制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亚里斯多德也说：“雅典平民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当然这也埋下“多数人暴政”的隐患，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因宣传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前399年被公民投票，判处死刑）。雅典公民对官员和法律具有实际控制权，他们通过法院实现这一权力。法院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法院的任何成员都向年满30岁以上的公民开放。总共有6千名陪审员，每年选举产生，然后抽签分派到各个法院行使职权。历任执政官要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主权在民还表现为“轮番而治”。雅典政治向全体公民开放，官职不再受财富和门第限制。雅典人有这样一种观念：既然每个公民都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就不应受他人统治。这实际是做不到的，于是只好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权力制约：公民以集会方式直接决定有关法律和政策的事务，城邦的每个自由人都是公民，公共事务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主持，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议直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亚里斯多德已经提到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审判机能。贝壳/陶片放逐法是全体雅典公民对高级行政官吏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在雅典人看来在平等人民组成的城邦中以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行政官权势太大就可能危害国家，公民就以在每年举行一次的秘密投票中把他驱逐出境。贝壳/陶片放逐法就是现代对高级行政官的弹劾法，为什么叫贝壳/陶片驱逐法呢？因为很多平民不识字，就用贝壳作为表明自己态度的工具，可见民主制度不一定非要在扫除文盲以后才能实行。法律至上：雅典政制严格实行法治，绝禁人治。伯里克利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精神深使我们信服。”每个官员任职以前要宣誓：他们将公正地和依法地从政，绝不以他们的职务接受礼物，如果接受任何东西时他们就要立一尊金像，遗臭万年。

（七）包括十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因为谋私触犯法律被流放、处死的也有，包括伯里克利的一个儿子也被无辜处死。亚里斯多德说：“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雅典人认为无视法律的专制政体是最坏的政体。雅典还树立刻有反僭主法的大理石石碑，规定企图在雅典建立独裁统治的人，任何人杀死他都无罪。前514年两位青年因刺杀僭主失败而被害，雅典人尊他们为一代英雄，并塑像以资纪念。公民意识：公民的参与并不局限于集会，还包括积极参与城市的管理。每个公民可以通过抽签，担任一定的官职，可以通过公民大会、法庭等机构亲自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民主制使雅典获得空前繁荣，每个雅典人皆以生活在团结和谐的雅典而自豪。人人皆可从政，统一的公民集体形成了。关心雅典、参与政治、轮流执政是雅典人心中神圣的事，正是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亚里斯多德说，“人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相对而言比较民主的社会制度是它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为思想自由创造良好的条件。雅典作为希腊诸城邦民主政体的典范，成为人类民主的发祥之地和人类民主思想的摇篮，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雅典民主共和制度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对后世所起的重大影响奠定它的历史地位。然而雅典的民主制远不是完美的，它包含本身的弱点，虽然这些弱点在当时是无法克服的。即使在雅典最兴盛的时期民主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在古希腊的民主体系中只要是希腊族的成年男子就可以拥有公民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力。看起来好像很多人拥有这些权力，其实由于古希腊是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对希腊人来说人只有成为城邦一名自由成员时他的生活才有意义。工匠、工人与奴隶并不是完全人，所有在希腊版图之外的都是野蛮人，所以真正拥有公民权的仅仅占到总人口的1/10。虽然希腊人发明民主，但是他们的民主方式仅将公民自由赋予极少数具有公民权的男性而已。雅典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的手中。雅典民主制度中几乎所有的公职都未见有专门技艺的要求，都是以简单的多数票或抽签产生的，一切重大国事也以简单的多数票决定。雅典民主政治无法防止极端化的产生，民主和自由是美好和令人向往的，但是如果运用失当时它也会转向反面。雅典民主制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个人独裁，但是无法防止野心政客利用群众情绪进行党派斗争。往往城邦政府是寡头政治或专制的，希腊人在联邦上向来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在各城邦之间的敌对导致无中止的内战，最终国贫民困，以至先后被马其顿和罗马征服。

（八）制度：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的最高权力机关。古希腊公民大会起源于前11～前9世纪的荷马时代，当时称人民大会。由王或议事会召集，全体成年男子（战时全体战士）参加，讨论、决定部落各项重大问题，通常用举手或喊声表决。城邦建立后希腊多数城邦都设立此类大会，在雅典称公民大会。20岁以上男性公民均可参加，由500人会议中一专门委员会召集，每年分为10期，每期召开1次（后增为4次），讨论、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如战争与议和、城邦粮食供应、选举高级官吏、终审法庭诉讼等，通常用举手表决。前5世纪伯里克利当政时参加者可获少量津贴，前276年马其顿王国的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公民大会逐渐失去意义。五百人会议：又译作五百人议事会，是古希腊城邦雅典的民主政制的核心。他的职责是落实公民大会的决策，是一个总司一切事务的行政组织，为前6世纪晚期克利斯提尼改革时创立的机构，此机构一直延续到西元前3世纪。（1）议员组成：克利斯提尼改革中以十个新的部族取代原有的部族，而五百人会议由五百个年满三十岁的公民组成，每个部落皆平均派出五十个议员。由于每一个特里提斯（意译作三分部）及德谟人口皆不平均，所以每一个特里提斯及德谟所派出的代表皆并不平均，但每一部落所属的三个特里提斯的议席总数必是五十人。议员的地理分布大都集中于城郊，克里斯提尼将雅典分配作三个不同地区，包括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以及雅典城及其近郊组成的城市地区，内陆地区的议员人数大致有174人、而沿海地区则有196人、城市地区则有130个议员。在城市地区之中雅典城派出28个议员，雅典城的周边郊野派出29人，故此出身雅典城的议员有57个，而比里夫斯港也有十名议员。和其他行政官员一样，五百人会议的议员任期是一年，而且不得连任，每个公民一生也最多只可以担当议员两次。和四百人会议一样，议员资格是五百medimnoi阶级pentakosiomedimnoi、骑士阶级hippeis、有轭牲阶级zeugitai的成员才可参选，雇工阶级thetes是被排除出外的。（2）运作：五百人会议每日在雅典城中亚哥拉市集中的大会堂内召开会议，除了节日及凶兆日子外会议皆会举行。会议容许居住在城外僻远地区的议员间歇地的出席会议，不过若太常缺席会受到其他议员非议，而且会为令各代表不论居于城内或僻远地区皆须承担会议责任。会议进一步设制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中各个部族的成员轮流中担任，类似常务委员会般按每个部团期输流执掌雅典政务。十个部落担任五十人团的次序由抽签决定，首四个部团期为36日，其余六个部团期则是35日。整个五十人团在所属部团期内均须住在大会堂旁的建筑中起居，如此便确保每名成员均出席至少十分之一的会议。每一天五十人团均需抽出一人出任主持人，主持人须全日待命以应付突发事件，并主持该日的五百人会议。如果当日举行公民大会，他也必须负责主持公民大会。

（九）（3）职责：五百人会议握有的最重要权力是安排公民大会的所有议程，包括向公民大会起草议案、及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他们也负责某些外交事项，如接待外交使节，而会议最重要的责任是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4）特权：议员们在担任职务期间拥有一些特权，包括免服兵役，在城邦中的庆典中享有特别坐位，以及可以头戴桃金娘制成的冠冕彰显身份。而在西元前四五零年后，议员也可领取一天两个obol（六个obol等于一个德拉克马，一个工匠的日薪约为一个德拉克马）的薪资。（5）结论：在议席分配上反映出整个雅典城邦基本上仍是一个以乡郊为主的社会，因为整个雅典城及比里夫斯港的议席仅占全会议的一小部分。而且反映雅典城中的非公民比率较之城内其他地区为高，因为估计的古雅典城的人口应占有整个城邦人口的20%，但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议员数中显示城邦出身的议员仅有12%，反映城中居住有较他区为多的外籍人口及奴隶。而且会议的组成全由pentakosiomedimnoi、hippies、zeugitai三个阶级组成，反映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仍蕴含着某些保守色彩。最后会议及五十人团轮替之频密，特别职务由抽签选出，加上每个部落各来自三个不同地区等无常的特性令任何利益团体皆不能掌控会议，反映会议的组成某程度上是避免派争斗的恶果。十将军委员会：古希腊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创于前6世纪末雅典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每年从10个部落中各选1名将军组成，可连选连任。公民大会常以表决方式规定各将军的职权，各将军要向公民大会汇报工作并受其监督。各将军享有参加五百人会议的特权，有时还被指定为国家代表与其他城邦谈判，订立条约，但条约须经公民大会批准。平时各将军权力平等，轮流执掌军事指挥权，战时除统率陆海军外还掌管国家外交事务及部分财政。前5世纪上半叶十将军会在希波战争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取代原来执政官的权力，成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前5世纪下半叶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握有最高军事和行政实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陪审法庭是古代雅典最高法庭，由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所创设，它不但审理诉讼案件，还兼管官吏的资格审查、纪律检查和投票表决国家法律废立。这个法庭的审判员叫陪审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人数共6000名。执政官：古代希腊许多城邦的主要地方行政官，一人或数人，希腊语原意为领导人、统治者。前682年起雅典年年公布执政官名单，到前7世纪中叶行政权便掌握在9个执政官手中，由他们分担过去由国王一人独揽的宗教、军事和司法职责。正职执政官是主要的民政和司法官员，可能兼任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主席，并且是名年执政官，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职年份。其次是督军，在战争中担任统帅，在涉及外国人的诉讼案件中担任法官。

（十）第三是维系王室的司祭官，是主要的宗教官职，并在贵族会议承审杀人案件时担任首席。最后还有6名民事法官，处理琐细的司法问题。执政官原先只能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而且是终身职。最后任期减为10年，又减为一年，任期结束不再当选，但可以成为贵族会议的终身议员。前594年梭伦规定财产最多和次多的两个阶级均可当选执政官，以前贵族垄断的情况才告中断。根据克利斯提尼宪法时执政官直接由公民大会选出，后来则由500名事先选出的候选人抽签产生，后来被选举权扩大到第三个、第四个阶级，到前5世纪执政官权力大减。受雅典影响，执政官制度广泛传布于爱琴海诸岛，希腊化时期又传到安纳托利亚。古代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也称执政官，一年选举两名。他们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负责统帅军队，主持元老院会议，执行元老院通过的法令，并在外交事务中代表国家。他们的办公室设有“宝座”，他们的身边有12名举着权标的扈从。执政官一般出身富有的贵族家庭，他们为两人，是王权的继承人，均拥有充分的“治权”，而且作为同僚拥有平等支配权，由此每个执政官都可以充分地实行统治行为，除非他的同僚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止他。执政官任用方法：克里斯提尼改革前执政官的任用方法：在雅典历史上执政官的任命方法可追溯到梭伦改革以前，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书中记载梭伦以前贵族议会以门第和财富为标准从部落候选人中“钦定”执政官人选，并自行为他们分配职务。在这里他没有指明由贵族议会任命执政官的传统起自何时，可能王政结束后贵族议会就很自然地获得这项权力。古风时代希腊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王权的运动，前8世纪中叶雅典进入贵族统治时期，贵族议会成为当时城邦的真正权力机构，这个议会的前身大概是王政时期国王召集的由显赫家族首领组成的建议机构，《荷马史诗》称其为长老会议。随着王权衰落，这个机构逐渐获得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并成为新兴的贵族意志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议会享有保护法律、监督官员、管理国内重要事务等权力，这种地位的获得部分要归功于长期以来长老议会树立的威信，但更多的乃是王权倾覆、贵族权力上升的结果。王政末期贵族分割国王的权力，获得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按照传统的观点时贵族首先获得担任名年执政官的权力，由他接管国王的行政权，他的名字作为当年的名称。军事执政官是贵族限制王权的第二阶段，国王被剥夺军事权力。最后世袭王权结束，国王成为三执政之一，保留宗教特权。执政官退任后自动进入贵族议会，终身任职，因此两个机构形成一个封闭的堡垒，有效地防止贵族权力的旁落。贵族议会既是贵族的代言人，又是城邦最高权力机构，选举执政官的权力非它莫属。但希格内特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在从王政向贵族政治过渡的过程中作为承认这种改变的补偿时公民大会获得任命执政官的权力，其他的低级官员可能由贵族议会任命，这种推理缺乏有力证据。

（十一）当王权日趋软弱无力时废除王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运动的领导者贵族大概无须为这一行为向平民做出任何承诺。王政结束后贵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为保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不可能把城邦最高官职的任命权交给公民大会。至少在前7世纪末以前公民大会的职能与荷马时代相比并无太大改变，还没有真正的表决权，这也证实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即使能够自备武装的公民在德拉古立法中获得选举权，但这种选举权很可能只是针对低级官员而言，至于它在执政官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大概是在贵族议会任命后作形式上的表决。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前487年执政官的任命又开始采用候选人抽签选举法，但与梭伦时期形同而实异，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关于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推测是铁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但并无确凿证据，很可能改革的推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从当时雅典的政治环境看改革有两个基本动因：①扩大执政官的范围，改变贵族议会主要由亲庇西斯特拉图派构成的状况；②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为抵抗波斯做准备。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贵族议会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们不仅可以网罗亲信影响执政官选举，而且本身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前510年的执政官斯卡门德里奥斯、前509年的执政官里萨哥拉斯、前508年的执政官伊萨哥拉斯都与僭主有关系。前496年僭主的亲戚西帕尔库斯当选执政官，此时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亲僭主派仍有一定势力。他们的活动首先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化趋势相悖，如果他们与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结，又会影响雅典反波斯的大计。通过抽签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中非贵族成员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扩大他们入选的几率，从而逐渐改变执政官乃至贵族议会的构成，不失为打击亲僭主派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人在前488年还启用搁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双管齐下足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另外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执政官和10名将军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个机构的职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执政官却只能任职1年。雅典未来面临波斯强敌的入侵，战争将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将军不仅可以提高成功的机会而且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时势还把将军推到雅典政治的前台，这个结果是以执政官权力的下降为代价的。执政官改为抽签选举后随着对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职本身的权力、荣誉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标。这是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与梭伦执政官选举改革的最大区别，因为梭伦利用抽签主要是帮助富人进入一直为贵族垄断的执政官群体，执政官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仍是城邦最高官职。这次改革后将军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接管执政官的军事权力，以后又逐渐取代他们在内部事务中的首席地位。

（十二）因此前487年改革是将军和执政官权力转换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发展。从改革的内容看这次改革蕴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等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出现、发展。但以执政官而言一直是10个部落选举9名执政官，这意味着总要有一个部落甘心扮演陪衬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这次改革中设立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将执政官委员会凑足10人，确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问题依然存在，设想某一部落连续担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却连续担任秘书一职，尽管各自都有代表，但仍难免产生异议。鉴于此，雅典人在增设官职的同时又将轮流的原则引入选举机制，在保证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础上规定每年每个执政官要来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说以10年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员不能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这个原则的实现大概也是借助抽签的方法。在每个周期的头一年，10个部落进行抽签：第一轮抽取名年官；第二轮剩下的9个部落抽取王者执政官，然后依次类推。在接下来的8年里每次抽签决定一个官职都应排除曾担任过此职的部落，因此第一轮抽签即由9个部落参加。到10年中的最后一年每个部落该担任哪个职务已经不言自明，也就无须抽签。部落代表原则和轮流原则保证部落间的平等，而抽签又保证候选人之间机会均等，因此这次改革体现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并未伴随着任官资格的变化，有资格者仍仅限于前两个等级，但抽签的运用为执政官向更大范围扩展准备条件。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个规定本应是执政官地位降低后的应有之义，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推断时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权宜之计。这一年雅典陷于和波斯、斯巴达的两线作战，要求第三等级源源不断地补充步兵，大概是为了提高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破格允许他们担任执政官。可能到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这时梭伦的财产资格虽未正式废除，但已不再严格执行。与此同时执政官的任用方法又发生改变，预先的直接选举也为抽签取代，选举程序变为两次抽签：首先10个部落通过抽签选出100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再进行抽签，产生10名执政官。选举仍遵循部落代表制和轮流原则，前5世纪这个过程可能仍借助大豆完成，到前4世纪由于抽签机的广泛使用，执政官的抽签可能也改用抽签机进行。抽签机由一矩形石块雕成，有10排10列凹槽。左边是一个铜制的管子，先将100名候选人的名牌按照每部落一列的规则插入凹槽。然后再将9黑、1白的10个小球随意放入管子，当白色小球出现时指明的一排即是执政官，每部落一名。分配职务时利用两台抽签机，一台放入10个执政官的名牌，另一台放入写有官职名称的小牌子。为保证轮流原则，每次一个抽签机上的白色小球选出一个执政官时另一台抽签机应先排除他所在部落曾担任的职务，然后再释放小球，至此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画上句号。

（十三）这次改变应该说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两次抽签进一步提高普通公民担任执政官的机会，是民主制下“人民统治”思想的又一次体现。从直接选举到纯粹抽签，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经历漫长的3个世纪。这个过程既是执政官权力变化的缩影，也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不是直线进行的，有曲折往复：最初执政官是城邦的最高官职，贵族将它的任用权交给自己的代言人——贵族议会，形成对执政官的垄断。梭伦首次把抽签法引入执政官选举，扩大任官资格，打破贵族的垄断，但没有动摇执政官的地位。僭主为了维护统治，又将抽签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执政官受到僭主的控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地位得以恢复。前487年抽签选举制复兴，执政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前5世纪末双重抽签取代选举和抽签相结合的办法，执政官也从城邦的最高官职沦落为几乎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普通官职，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雅典人主要通过改变选举制度的办法实现执政官的日趋平民化。与之紧密相关的贵族议会在前462年厄菲阿尔特改革及几次执政官改革的冲击下也不再是贵族的代言人，经过前5世纪民主浪潮的洗礼后执政官和贵族议会这个曾经的贵族堡垒终于被民主化了。古希腊雅典民主更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隐患，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容纳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前4世纪后半期日渐衰微的希腊被北部崛起的马其顿王国所灭，辉煌一时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中。希腊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最初的基础，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希腊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希腊民主亦有其局限性：希腊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即希腊的民主政治是城邦男性公民内部的民主——城墙里公民的民主。而且对公民的定义还极其苛刻，有些人是不能算作公民的，例如部分的奴隶、妇女、外邦人等；在希腊的民主政治中存在一部分贵族拥有最高权力，而且由于时间、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参加公民大会的很少。而且参加公民大会的人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议事效率低。公职人员虽经选举产生，但是条件很多，降低一般公民竞选公职的可能；法制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律上对于犯罪的处罚不平等。而且希腊为了审判的效率而实行一审终审，判决就是最后的判决，因为根本就无上诉法院，所以法院的第一审就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制度的局限性，希腊的提案负责制严重妨碍监察制度，而且复杂的提案程序很大程度上剥夺公民的提案权。希腊还实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本意是将那些公认的危害份子驱逐出境，但结果确实剥夺仅为嫌疑犯公民的辩护权，使其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失去公民资格；在希腊全部的行政官员并不是组成某一个行政首脑同意领导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和其他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负责，因此公民大会自身就要处理许多具体行政事务，立法权与行政权很难分开。而且陪审法庭既行使司法权，又参与立法，其主席可管理城邦各项事务，其权限划分和设置混杂交叉。

希波战争

（一）希波战争又称波斯战争，是对前499年至前449年间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之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的统称，前后持续半个世纪。战争以希腊联军获胜，波斯战败而告结束。希腊城邦国家和制度得以幸存下来，而波斯帝国却从此一蹶不振，这次战争对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远大过于战争本身。僭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僭主与君主都是一个人统治城邦，但君主顾及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利益；僭主只关注他个人的利益，忽视全邦人民的权益。僭主政体是一种变态政体，与之相对的是君主政体是一种正宗政体。亚里士多德如此定义道：“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据此定义，如果统治者没有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政体；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政体；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僭主政治是希腊文Tyrannia的意译，一作“暴君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僭主）建立的独裁统治，前7世纪—前6世纪在希腊的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西基昂、雅典等城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僭主”一词起初并无贬义，在诗人（如品达）的作品中有时亦称“僭主”为“王者”。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一般对于肃清氏族制度的残余曾起积极作用，但在激荡的政治斗争潮流中却往往不能久存，迄前5世纪—前4世纪“僭主”渐含贬意，如对西西里锡拉库萨僭主狄奥尼修父子即是。“僭主”一词来源于古代的小亚细亚地区，原本与君主同含义，但在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多用于形容城邦中依靠武力或者非法手段取得僭越权利的专制头领。僭主完全否定古希腊原有的公民大会，不经公民大会的选举，终身任职，僭主位置还可以世袭。早期僭主政治一定程度上推动古希腊地区的殖民活动和工商业的发展，但到后期僭主多为骄奢残暴之人，僭主政治最后演变为贬义的含义。前7世纪—前6世纪是古希腊僭主政治的发展的巅峰时期，以古希腊的阿哥斯、科林斯、麦佳拉、萨默斯为典型。早期僭主政治中阿哥斯和科林斯的僭主政治最为典型，最早的僭主是在阿哥斯建立统治的斐冬（前670—前660）。斐冬本人出身显贵，为了让阿哥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权，斐冬派军占领奥林匹亚地区，成为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68年）的主持人。得到斐冬支持的居普赛罗斯在科林斯建立僭主政治，在居普赛罗斯统治时期（前657—前625）其消灭当时科林斯的权贵“巴奇阿代家族”，所没收的土地分给平民。此外居普赛罗斯还注重海外殖民活动，资助奥林匹亚的德尔菲神庙。

（二）居普赛罗斯之子皮里安德（前625—前585）当政时期科林斯的工商业达到巅峰时期，皮里安德在位时期还建立被称为“曳道”的陆地拖船路线，同时在皮里安德在位时期科林斯的殖民活动开始向爱琴海和黑海地区扩张。在政治上皮里安德设立地区法庭取代以往的贵族法庭，打击贵族势力。皮里安德本人还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延揽众多诗人和学者，被时人成为希腊七大贤者之一。前6世纪开始僭主政治开始走向衰亡时期，主要原因是后期僭主不再关心国事，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地位是否奢华和显赫，这让许多扶持僭主登位的古希腊城邦的工商业阶层开始对僭主表示不满。如科林斯的僭主皮里安德去世后其侄子继位，但其侄子为残暴奢华之人，不满三年的统治很快被科林斯民众推翻，僭主政治曾经削弱古希腊各城邦还存在的氏族、贵族势力的存在。古希腊由于地形的限制，许多城邦被山脉分隔着，中间只有极少量的陆上交通，所以每一个城邦小国都以“天下”自居。城墙内是朋友，而在城墙外就到处是敌人，因此在希腊本部、爱琴海的海岸和各岛屿上一共兴起几百个城市国家，其中雅典、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发展较为迅速和强大。随着各城邦人口的增多，希腊人开始向沿海地区移民和殖民，同时由于本邦粮食生产有限，夺取敌人的庄稼就成了经常性的作战目标，因此各城邦国家经常发生战争。在斯巴达中男人们都不在家居住，只在营房里准备打仗。每年一次把男孩们残酷地加以鞭挞，以考验他们忍受痛楚的能力。女孩们必须受严格的体育训练，希望她们能把较强的体力遗传给她们的儿女，以便将来守卫城堡。波斯是古代西亚一个奴隶制国家，它是通过征服而发展起来的大帝国，到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前522-公元前486年）波斯已成为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波斯军队的主要成分是海军舰队、骑兵和弓箭手，前546年波斯帝国消灭吕底亚，并乘机进攻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其首个目标为爱奥尼亚地区的各个希腊城邦，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甚为发达，其政治亦为较先进的民主制。波斯皇帝便向爱奥尼亚地区各希腊城邦提出要其改民主制为君主制的不合理要求，以找借口向其宣战。前513年大流士一世进一步控制黑海海峡和色雷斯一带，直接威胁到希腊半岛诸城邦的安全与利益。前500年爱奥尼亚诸城邦无法接受波斯的统治，于是便以米利都为首，进行抵抗波斯的运动（爱奥尼亚起义）。米利都因为自知不能抵抗波斯，因此便向斯巴达求援，但斯巴达却拒不出兵，反而是雅典及埃雷特里亚两城邦出兵援救。两城邦虽然派出大批士兵及军舰援救，但在坚持数年后仍然不敌波斯大军。

（三）前494年波斯完全征服爱奥尼亚地区，米利都城被毁，同米利都一道举兵起义的一些希腊城邦也遭残酷洗劫。在这一时期中爱奥尼亚的许多优秀人物逃到希腊的其他地方，将直迄当时局限在爱奥尼亚的文明转播到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波斯帝国早有西侵野心，于是借口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曾援助米利都，因此决定出兵希腊。他首先运用外交攻势，离间希腊诸城邦的关系。前492年夏季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派遣玛尔多纽斯远征希腊，为了此次作战，波斯方面同时动员地面与水面作战力量，西渡赫勒斯滂海峡（现达达尼尔海峡）沿色雷斯海岸向希腊推进，但其舰船在阿托斯海角遭飓风大部覆灭，陆上也受到色雷斯人的袭击，被迫撤退。前490年春大流士一世派达提斯和阿塔非尼斯率军约5万（包括近400艘战船）第二次远征希腊，首先攻占并破坏埃雷特里亚城，继而南进，在距雅典东北约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一面紧急动员全体雅典公民赴马拉松应战，一面派遣长跑健将斐力庇第斯星夜奔往斯巴达求援。他在两天内跑了246公里，于9月9日到达斯巴达，斯巴达人虽然同意出兵，但声称只有等待月亮圆了才能出兵援助，这样反波斯入侵的任务就完全落在雅典身上。雅典派米提阿德斯组编一万重装步兵，前赴波斯军的着陆地点“马拉松平原”与之决战，而雅典则由海军负责防守。9月12日晨马拉松会战开始，希腊步兵占据有利地形。波斯军队为雅典军队的两倍，米提阿德斯因而将全军布阵至与波斯军队一样长度的简单平行战斗序列，并将精锐安插在两翼。雅典趁波斯军大部分骑兵尚未赶到会战地点，佯作正面进攻。交战初期波斯军依仗兵力优势，采取中央突破战术，雅典军中路被波斯军步步进逼，只得向后退却，而波斯军中路则因而突出了。雅典军两侧精锐立即合围中路波斯军，结果波斯陆军被围歼，被完全击败。而由海路偷袭雅典的波斯海军亦不能打败雅典海军，波斯军只得撤退。在马拉松大战获胜后斐力庇第斯又跑回雅典传信，因为极速跑40余公里，报捷后便倒地身亡，而这亦是马拉松长跑的来源。马拉松会战成为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之一，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军只有192人阵亡，而波斯军则损失6400人，但这对于庞大的波斯帝国来说并不是重大的打击，因此波斯帝国在此战后仍时刻寻找机会进攻希腊。此后10年间双方紧张备战，波斯征集大量兵员物资，建造大批舰船，架设浮桥，开凿运河。希腊方面雅典政府建造100多艘三层桨战船，扩建各项防御工事，并加强海军训练，30多个城邦结成军事同盟，推举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为盟主，随时准备抗击波斯入侵。

（四）前485年大流士一世去世，薛西斯一世继位。薛西斯在稳定埃及地区局势后原本并不打算继续发动侵略战争，但他的想法最终在玛尔多纽斯的劝说下发生改变 。前480年薛西斯亲率陆军十万及战舰千余艘再度进兵希腊，雅典面对波斯大军再度压境时全城立即进入备战状态，以地米斯托克利为主帅、阿里斯德岱斯为副将迎战。这次波斯使者号称五百万大军压境，使得全希腊各城邦均有着生死存亡已系于一线的感觉，因此结盟起来，共抗波斯，即使是斯巴达城邦亦参与对抗波斯的行动。波斯军分水陆两路，沿色雷斯西进，占领北希腊，迫使一些城邦投降，波斯军随后进军到温泉关。斯巴达王列奥尼达以其本国精兵300人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其它城邦的7000人负责防守希腊的第一道防线——温泉关，列奥尼达及其士兵与十万波斯陆军拼命厮杀，使得波斯军队在头两天不得寸进，并且死伤惨重。但在第三天一个希腊的叛徒引导波斯军队抄小路进攻列奥尼达的后方，列奥尼达无法抵御，只得下令让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先撤，并以其自己的三百精兵死守温泉关，在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后斯巴达全军覆灭。温泉关战役以300人两次击杀上万人的典故成为以少战多的经典事例，其英勇的事迹也留传后世，为后人所景仰。斯巴达王及其士兵的牺牲为雅典军主帅特米斯托克利斯赢得宝贵的时间，波斯军虽然在其后迅速占领希腊三分之二的土地，但在攻至雅典时却发现雅典只剩下一座空城，全城居民早已撤走，结果波斯军只得焚城以泄愤。波斯海军绕过阿提卡半岛南端的苏尼翁角，进入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前480年9月雅典300多艘战舰在萨拉米湾集结，并派人假装逃兵，向波斯王谎报雅典舰队内讧，应即时出兵，结果成功引诱波斯王下令全军600多艘巨型战舰驶进海湾。希腊舰队隐藏在艾加莱奥斯山后编成两线战斗队形，勇敢地发起攻击。然而萨拉米湾甚为狭窄，波斯的巨型战舰不能自由行驶，而雅典的战舰只小巧迅速，并以船头的撞角来撞击波斯舰只的侧面，波斯舰队乱成一团。希腊联合舰队在提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力战8个小时击溃波斯，波斯军队只得撤退。波斯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遭受重大损失，亲征希腊的薛西斯一世深恐后路被切断，仓皇败逃回国，其陆军退至北希腊。前479年8月波斯皇帝派大将统率5万大军再度进攻希腊，这次特米斯托克利斯再次使用空城计，移师海面。而斯巴达则统率伯罗奔尼撒半岛联军共三万与波斯陆军于普拉提亚附近举行决定性会战（普拉提亚战役），并击毙波斯大将，波斯军大败，只得再次撤回东方。波斯人的第三次远征以失败告终，在普拉提亚之战取胜的同一天希腊舰队在米卡列之战（米卡尔战役）中摧毁波斯舰队的残部。

（五）波斯远征希腊失败，加之帝国内部矛盾重重，被迫退居守势。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则逐渐转入进攻，并乘机扩张海上势力，建立雅典在爱琴海域的霸权。普拉提亚之战与米卡尔战役之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纷纷起义，让波斯人来不及救火。于是趁着乱局，以雅典人为主力的希腊海军先来到爱琴海北部的车尔内索斯，攻克塞斯托斯。当地的波斯总督阿泰科特斯将附近爱拉尤斯地区的古代英雄墓、特洛伊之战中第一个登上东方海岸的希腊人普洛特西劳斯的坟墓和圣地掠夺一空，在神庙里行苟且之事，还向薛西斯报告这个希腊人在远古时代曾经入侵波斯人的领土。由于波斯人默认亚洲都是他们的领土，所以将特洛伊之战视为希波战争的源头之一。希腊人暂时没有先进的攻城战术，所以在历经漫长的围困之后迫使波斯人最后投降，将这个亵神者绳之以法，并收复雅典人曾经经营过的车尔内索斯半岛。直到前478年斯巴达人暂时还是联盟的领袖，联盟海军派出50艘战舰，在普拉提亚之战指挥官、摄政王保萨尼阿斯的带领下短暂地占据塞浦路斯岛全境，但是因为留守部队不足，旋即得而复失。但是联军的主力舰队就立即东进，在前478年攻克位于博斯普鲁斯的拜占庭，至此联盟海军不仅阻隔亚欧之间的行军路线和交通联系，而且还有希望保证爱琴海和黑海流域的粮食贸易路线，得胜的联盟战舰甚至缴获波斯人用来制作跨海大桥的绳索作为纪念。但由于保萨尼阿斯行为失检，态度傲慢，引发一众城邦的不满，而且被爆出和波斯王勾结的丑闻。相比之下雅典军军纪严明，而且和伊奥尼亚人文化相近，所以在客蒙的舆论战攻势下斯巴达监察官将保萨尼阿斯召回，并改用多吉斯去取代保萨尼阿斯。可是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前线的时候斯巴达人的威望已经因为雅典人的拉拢和保萨尼阿斯的作死降低到极端，希腊联军纷纷要求改雅典为领头羊，当然斯巴达本土的向心力也倾向于将拉科尼亚子弟兵拉回来，而且他们还是坚定认为小亚细亚太远，跨越爱琴海的霸权不值得维系，所以保证半岛霸权就可以了。区别于斯巴达抗击波斯的地峡联盟，雅典人在宗教圣地提洛岛组建新的盟约，目的是为了报复波斯人给希腊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并将在未来的时间里将爱琴海上的主要大岛收入联盟中，驱逐波斯人在色雷斯和爱琴海地区的残余势力。雅典人以宗教圣地提洛岛为中心，吸收其他城邦加盟，建立提洛同盟，提案必须同时获得雅典内部和联盟会议的通过才能生效。联盟的年贡为460塔兰特，并在海岛建立联盟的金库。不能出兵或者出先进三列桨战舰的国家可以用金银替代，联盟将铁棒扔到海底，除非铁棒浮起来，否则就不会背叛盟约。这一做法其实是别有用心：那些军事实力不强或者疏于训练的城邦会越来越弱，而长期征战的国家会越发强大。而且一旦势力失衡，那么联盟内部违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容易破坏规则。雅典会在日后变得和斯巴达一样失去民心，但是在联盟刚成立之时这一问题还不是十分明显。

（六）在客蒙的指挥下联盟海军先围攻斯特里梦河边的爱昂城，这里是马其顿境内的一座城市，由马其顿人、波斯人还有一小部分亲波斯的希腊人把守。面对波斯人时客蒙没有长期围困，而是模仿波斯人的土木工程技术，引水冲掉爱昂的泥土城墙，然后顺利破城，并为支付军饷而将所有俘虏都卖为奴隶。期间还不忘骚扰周遭的土著聚落，打击那些依旧同波斯人保持盟约的色雷斯酋长。此后雅典人平定热衷于海盗行为的斯基罗斯岛，又征服卡里斯图还有纳克索斯等地区。此外客蒙驱逐斯库罗斯岛的海岛居民，这个岛是传说中雅典先王忒修斯的葬身之地。克蒙发掘一个疑似迈锡尼或者黑暗时代的古墓，挖出一把剑、一支矛，还有一个高大男子的遗骸，然后他就宣称这是雅典先王提修斯的墓，并将遗骨请回雅典，将猛犸象遗骸或者古人遗骨假托为古代英雄是当时希腊人建立政治威望的重要手段。作为雅典人发明历史的产物，提修斯远征克里特、击败海上强权米诺斯、召开公民大会，统一阿提卡诸部落都成了雅典人建立海上霸权的一部分。在客蒙日益得势的情况下地米斯托克利的地位山河日下，一方面是大众对于冲动惩罚米提亚德有愧疚，一方面是出身传统贵族的阿里斯提德斯对于有类似出身的贵族子弟客蒙更有好感，认为性格坚毅质朴的他堪当大任，可以和油嘴滑舌、无不用其极，依托下层公民的地米斯托克利相互制衡。随着地米斯托克利自己的张扬跋扈，四处拉仇恨，再加上有人指控他以舰队的威势到处受贿，最后在前472年在客蒙等人的操作和公民大会的流放下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出雅典，雅典海上霸权进入客蒙的时代。客蒙对雅典海军进行改革，前468年在亚洲的滂姆非利亚地区的埃于吕麦顿河口中客蒙又一次赢得巨大胜利（攸里梅敦河战役），埃于吕麦顿河口的战斗是希波战争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役之一，从此以后波斯人再也没有采取过重大的反攻行动。但由于亲斯巴达的政策，前461年客蒙被流放。联盟对波斯的进一步行动是前460年远征埃及，原本希腊人的征伐目标是塞浦路斯，但是在埃及边境上叛乱法老普萨美提库斯之子伊纳罗斯以法洛斯南边的马里亚城为中心，发动波及下埃及的暴动，叛乱者承诺愿意和希腊人一起分享埃及的财富。在雅典人收到十分诱人的求救信之后他们将原本用于远征塞浦路斯的军队用于支援埃及的叛乱，只派遣一小队战舰前往亚洲海岸，于是雅典军队在查尔提美德斯的指挥下跨越爱琴海，来到尼罗河口。在尼罗河口测量水深和淤积的泥沙之后200艘战舰排成数列，一次按照顺序进入尼罗河漫长的河道，逆流而上。他们见到伊奥尼亚雇佣军和埃及人留下的混血后裔，这些人成了较早的希腊-埃及翻译者阶层。在帮助埃及盟友一起取得潘普雷米斯地区的陆战胜利之后雅典舰队带着埃及盟友继续向着埃及的孟菲斯前进，直到希罗多德造访埃及的时代，这里的地面上还有波斯人的累累头骨。

（七）在向尼罗河内部继续航行一段距离之后他们遇到50艘顺流而下的腓尼基战舰，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希腊人逆流而上，波斯人有30艘战舰被俘、20艘战舰被撞沉。在听说雅典人出兵干预埃及之后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派出他的叔叔阿契美尼斯带兵进入埃及，继续前进一段距离之后雅典舰队来到孟菲斯城下，这座城市里有波斯人修建的内河船坞，也是波斯人沿着河道控制埃及的战略基地。在随后激战（帕普雷米斯战役）中希腊-埃及军队占据三分之二的孟菲斯城，全力进攻剩下的三分之一，但由于缺乏复杂的攻城技术，对这里的围困并不十分顺利。除了将波斯人和支持波斯人的埃及人都围困在城市里外对这里的围困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同时雅典人开始和叛乱者伊纳罗斯的商定，两国核定埃及供给希腊的贡品额度，丰富雅典的国库。为了扳回败局，波斯人派遣使者美加巴佐斯带着金钱出使斯巴达，希望买通斯巴达，就近牵制雅典，迫使雅典人后方起火。但是斯巴达却并不买账，依旧在按照自己的策略，没有对波斯配合显现出特别的兴趣。于是他从波斯本土出发，在西里西亚、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地区征集300艘战舰的兵力。他还特别招募能够和希腊人较量的卡里亚、塞浦路斯人充当重步兵，并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训练他们，最后南下埃及战场。新到的生力军以突袭战术成功地将师老兵疲的埃及-希腊军队击败，解除孟菲斯的艰苦围城。大部分希腊人被围困在三角洲流域的普罗索皮提斯岛，将这里围困一年多。最后波斯人将环岛的水道全部排干，这样雅典舰船就全部搁浅，波斯军就攻下岛屿（普罗索皮特斯岛战役）。而希腊人的冒险事业在历经6年之后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只剩下少数人逃亡到北非的昔兰尼，到前450年才被同胞接回。前450年不知道埃及情况的雅典还派出一支援军去支援埃及的叛乱，但是这50艘船在开到河口的门德西乌姆之后就遭到不明就里的腓尼基海军的围攻，最后全军覆没，希腊人的埃及冒险就此告一段落。10年的远征折损几万人马，对于雅典和盟国而言可以说是不小的损失。这一战之后雅典和斯巴达暂时议和，这让雅典有余力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而在此之前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冲突中客蒙指点拥护他的流亡者们使用他的武器，支援雅典军队和斯巴达作战，以此来表明他的志向：客蒙能分清个人爱好和国家利益间的区别。这些人大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极大的影响人们对于客蒙的看法：人们想起他之前立下的赫赫战功，考虑到雅典新败于斯巴达，而且担心波斯海军的报复，于是伯利克里等人提前结束客蒙的十年流放，邀请他回国统军，再次挂帅。于是前451年客蒙再次登场，虽然在出战之前他的占梦师就暗示他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前450年他也确实在围攻基提昂的战斗中病逝，但是他的英灵依旧激励着希腊人。前450年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中希腊军队再次取得海上和陆地的战斗胜利，这标志着希腊人抗击波斯入侵的最后胜利，至此双方同意议和。雅典派全权代表卡里阿斯赴波斯首都苏萨谈判并签订《卡里阿斯和约》，和约规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出口）的控制，承认小亚细亚西岸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地位，希波战争宣告结束。

（八）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对波斯作战的领导权从斯巴达彻底转移到雅典身上，而雅典提洛同盟的对外征战，还有对联盟收取的贡金都让雅典城的底层平民政治权利和经济实力有所提升，雅典城的市容市貌、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在希波战争之后的断壁残垣上雅典人建立起真正的爱琴海帝国，支撑起与之配套的黄金时代。希波战争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影响远远超出波斯、希腊的范围。它大大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发展，促进科学、艺术的进步。打破东西方几乎隔绝的局面，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这是希波战争最重要的影响。希腊在希波战争里取胜使得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而且希腊战胜亦确保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及安全，使得希腊继续称霸东地中海数百年。对斯巴达来说大量战利品的流入和与外界接触使斯巴达原有的经济和朴素生活失去平衡，原已平息的矛盾重新出现，斯巴达在希腊城邦中的军事统帅地位受到来自雅典的挑战。对雅典来说希波战争爆发后迅速转移雅典内部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雅典海战的胜利一方面削弱贵族所依赖的陆军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提高在海军中服役的第四等级公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使民主力量得以壮大。战争后期雅典霸权的建立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则保障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希波战争及希腊方面的胜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创造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雅典一跃上升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控制通往黑海的要道，夺取爱琴海沿岸包括拜占庭在内的大量战略要地。希腊在爱琴海上称霸，对沿岸国家进行掠夺，获得巨大利益。人们似乎都一致被唤醒了，他们纷纷效仿希腊雅典，大造舰艇和商业船，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海上霸权，向海岸国家倾销商品、开辟市场、攫取经济利益。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随着这一战，我们也就站在西方世界的门坎上面，在这个世界之内希腊人的智慧为后来的诸国奠定立国的基础。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波斯在这场战争里战败使其对外扩张的气焰受挫，并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希腊人在战争中的胜利首先归因于战争对他们而言所具有的正义性，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巨大爱国热情，促使各邦内部和各邦之间紧密团结，同时也由于希腊重装步兵和军舰技术上的优势以及将领的正确指挥。希腊人维护国家的独立，并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战争进程和结局对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和雅典的对外扩张影响尤深，促进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和奴隶制的发展，希波战争所造成的希腊政治格局对于后来希腊历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军事学术在希波战争中得到很大发展，希腊在战略上正确确定战争每个阶段的决定性地段和主要突击方向，根据战局和力量对比决定战争方法以及在战争中发展方阵这一著名战斗队形对欧洲军事产生深刻的影响。

爱奥尼亚起义

（一）爱奥尼亚起义发生于前500-前494年，爱奥尼亚希腊城邦在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支援下反抗波斯人，以失败告终。作为希波大战的先声，爱奥尼亚起义可以视作爱琴海地区各部族的一次大联合，他们在这次反抗波斯的斗争中积累战争经验，希腊各城邦的反应也直接决定后来的希波战争进程。分布在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基本上都是来自希腊本土的移民和小亚细亚土著融合后成立的，他们从北到南，大致形成艾奥利斯13城邦、爱奥尼亚12城邦和多利亚6城邦。从前7-6世纪开始小亚细亚内陆的强权吕底亚王国与爱奥尼亚人遭遇并发生冲突，在轮番征战中沿海地区的希腊人被迫臣服，但是吕底亚在文化民俗上与希腊十分类似，君主对于希腊人和希腊文化颇有好感，所以希腊人对于吕底亚印象总体不错。但是新崛起的波斯却收紧对沿海希腊城邦的控制，从帝国奠基人居鲁士到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都在不断蚕食爱奥尼亚城邦，大部分城邦则被波斯行省化，波斯文献称之为“希腊海边，海岛上与海对岸行省”，每年承担400塔兰特的赋税。对比下后来鼎盛时代，加盟国更多的提洛同盟一年的贡金最多只有460塔兰特，而且很少超过400塔兰特，所以对于农业条件普遍欠佳、主要依赖工商收入的希腊城邦而言这完全是从天而降的重压。提洛同盟成立于前478年，是希腊城邦组成的一个联盟，成员在150个至173之间，由雅典领导。在第二次波斯入侵希腊的最后阶段里希腊在普拉提亚战役中获得胜利后为了继续对抗波斯帝国而成立此同盟，同盟的名字来源于官方会议的地址提洛岛，议会在岛上的神庙内召开，财产也保存在这个岛上，伯里克利于前454年将这些财产转移到雅典。在这个同盟成立后不久雅典开始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同盟的海军，这种行为经常导致雅典和同盟内其他弱势成员之间产生冲突。而斯巴达并不乐见雅典扩张霸权，建立伯罗奔尼撒联盟与提洛同盟对抗。前431年两大同盟爆发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04年提洛同盟因战败而解散。希波战争期间的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军事同盟，因盟址及金库曾设在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也称“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体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再次入侵，最初入盟的主要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城邦，后来增至200个。入盟各邦可以保持原有的政体，同盟事务由在提洛岛召开的同盟会议决定，按入盟城邦实力大小各出一定数量的舰船、兵员和盟捐。从前5世纪60年代起雅典逐渐将提洛同盟变为它控制和剥削盟国的工具，变成事实上的盟主，因而史书中亦常称提洛同盟为“雅典霸国”或“雅典帝国”。前454年同盟金库迁至雅典，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后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

（二）雅典向盟国派出大批军事殖民者，严厉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国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国采用雅典的铸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更要求盟国增派援军和任意增加盟捐，斯巴达则利用盟国的不满，支持它们反对雅典，脱离提洛同盟。前404年战败的雅典根据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被迫解散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联盟为前6世纪和前5世纪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以斯巴达为首的城邦所组成的一个军事同盟，当时称为“拉凯达伊蒙人及其同盟者”。前6世纪末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城邦，并在政治和军事上支配着第二强大的城邦阿尔戈斯，此外斯巴达通过帮助科林斯摆脱暴政及帮助厄利斯安全管制着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得此两城邦与之结盟。斯巴达采用这种策略来壮大其联盟，然而其后在边境战争中其击败忒格亚并向他们提供永久的防御盟约，使其外交政策出现重大改变。最终斯巴达为了维护伯罗奔尼撒同盟，保持自己的盟主身份而卷入科林斯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战后斯巴达称霸全希腊，使其寡头政制得以推行，各邦民主势力同时遭到迫害。寡头政制的蛮横统治又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许多城邦起兵反抗，伯罗奔尼撒同盟趋于瓦解。从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和斯巴达双方都在竭力避免直接冲突，但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雅典和科林斯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之一的科林斯利用同盟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准同盟组织，一方面借此与雅典争霸；另一方面要挟斯巴达为其撑腰打气、提供支持。最终斯巴达为了维护伯罗奔尼撒同盟，保持自己的盟主身份，不得不满足科林斯的要求，从而卷入与雅典之间的中突。最后这场雅典、科林斯之间的冲突引发一场席卷整个希腊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表明称霸是战争的真正根源，国际同盟常常是战争规模扩大的助推器。前6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陆续与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迈加拉等城邦订立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前 530年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城邦参加同盟。在同盟内部斯巴达享有召集全体成员国会议的特权，并在战时任盟军统帅，结盟各邦内政独立。全同盟的和战大计在盟国代表会议上由多数票决定，每国一票，只有得到盟国代表会议的同意时斯巴达才有权要求盟国出兵。在没有全同盟一致军事行动时各邦在和战问题上自主，甚至有与盟邦作战的情况。在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同盟各邦曾与雅典联合抗击波斯入侵（前480、前479），前5世纪70年代以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对抗对整个希腊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及其同盟者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一度被迫入盟。

（三）前4世纪上半叶随着斯巴达国力的增强，它与盟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同盟内部纠纷迭起，退盟甚至战争屡有发生。前394年忒拜联合雅典、科林斯等城邦共同反对斯巴达，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败于忒拜，同盟于前366年解散，斯巴达霸权亦告终止。斯巴达是古代希腊城邦之一，斯巴达城位于中拉哥尼亚平原的南部、欧罗塔斯河的西岸。斯巴达城是个战略要塞，三面环山，扼守着泰格特斯山脉。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霸权整个希腊，但斯巴达在称霸希腊不久便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在北方的马其顿崛起后斯巴达失去在希腊的影响力。内部制度上爱奥尼亚人推行的是僭主制度，这些人的往往是贵族或者王族，在吕底亚和波斯的军事压力下建立起有利于战争的威权体制，对内拉拢民众制衡贵族反对派。虽然僭主们为了对抗贵族而赐予公民一些权利和好处，但是在爱奥尼亚起义前这些僭主已经彻底成了波斯代言人，往往为了自己和波斯的利益挑起战争，引起本邦人的不满。希腊本土各地都出现草根民众争取政权、对抗贵族的运动，这一风潮也开始波及小亚细亚，推动民众对于僭主的反感。经济上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开发后人地关系趋于饱和，再加上连年与吕底亚的战争极大破坏农业生产，战败后失去土地也进一步加剧人地矛盾和社会动荡。所以爱奥尼亚开始对赫勒斯庞特海峡与黑海沿岸殖民，获得粮食、木材和其他必要的生产物资，并通过对外贸易来开辟新财源。但波斯人一方面征收赋税，增加希腊城邦的经济压力；一方面征服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南岸地区。希腊人的最大竞争对手腓尼基人早在冈比西斯进攻埃及时就已经臣服于波斯，所以爱奥尼亚人对黑海的贸易中间商地位被打破，而主动屈服于波斯的腓尼基人在贸易上又享受到波斯的偏袒，这无疑进一步损害到希腊人的利益，所以这一地区本身就酝酿着反抗的气息。爱奥尼亚起义其实是爱琴文明后裔们进行的一次联合作战，爱奥尼亚希腊人聚集在联盟会议中心“泛爱奥尼亚”进行会议，制定起义策略。由于深感力量对比悬殊，城邦代表们使劲解数，尽可能增强自己的力量。首先为了尽可能多的发动民众，起义头目阿里斯塔哥拉斯主动放弃米利都僭主的身份，在城邦建立民主制度。他还扣押其他城邦的亲波斯统治者，通过在各邦废除僭主、推行民主制度的方式调动希腊人的积极性。在意识到各城邦的实力不足之后联盟的参谋、也是米利都的历史学的赫卡泰欧斯站了出来，他建议联军扬长避短，以海军克敌制胜。如果作战不利，全民族可以撤到爱琴海岛乃至色雷斯地区，延续血脉。

（四）但在前6世纪动员起300艘战舰，在4-10月的航海季节中连续服役需要消耗1700塔兰特的财富，所以他建议联军抢劫吕底亚国王奉献给神庙的巨额财宝。考虑到兵力和财力都不足，为了补充联军的实力，起义领袖阿里斯塔哥拉斯展开广泛的外交攻势。他一边联络小亚细亚的爱琴文明后裔，包括塞浦路斯人和卡里亚等民族，至于他本人则亲自前往希腊本土，游说最强大的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拉赞助。但是他在斯巴达和雅典遇到完全不同的待遇，两大城邦的反应与他们后来在希波战争中的表现一脉相承。从社会环境来看斯巴达没有进行大规模海外殖民，他们的殖民地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美塞尼亚，虽然这片土地背朝大海，而且比较肥沃，但随时可能发生的奴隶起义如同定时炸弹，捆住斯巴达对外征战的手脚。而且著名的来库古改革后工商业发展进一步停滞，主流公民不从事工商业，无疑使立足农业的斯巴达进一步隔绝于其他地区。所以斯巴达基本没有海外利益，也没有从海外获得物产的经济动力。独具特色的双王制度的问题在于两位国王有时会持有不同的内外策略，从而干预内政外交的开展。而且保有王政的斯巴达对于贵族权利过大的贵族制城邦和野心家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僭主制城邦非常仇视，所以在爱奥尼亚大起义之前斯巴达虽然自视为希腊世界的保护者和仲裁者，但实际上对外政策比较保守，对于远在天边的波斯侵略时斯巴达人觉得不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为斯巴达提供舰队的是同盟城市科林斯和墨伽拉，他们也对远方同胞的死活漠不关心，所以爱奥尼亚在斯巴达的游说无功而返。但是在雅典中爱奥尼亚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援军，正在崛起的雅典开始与拥有强大海军的埃吉纳城邦争夺地区性海上霸权。虽然工商业发展迅猛，但是雅典错过之前的殖民扩张，在海外的领土和影响力很小。本土所在阿提卡半岛并不肥沃，所以雅典急需寻找海外据点与粮食进口地。希波战争前雅典仅有的殖民地就是通往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和色雷斯的车尔松，位于粮食贸易线上，而爱奥尼亚的动乱就为雅典在爱琴海北部乃至小亚细亚获得友邦和据点，稳固交通贸易线路提供良机。于是雅典人欣然出兵，派出20艘战船，为海外的进一步扩张开道。所以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爱奥尼亚城邦组织一支在文化与语言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作战风格跨越数百年的联合大军。在军事上米利都是陆军是实力最强的城邦，卡里亚人也有不错的重步兵，海军实力最强的依次是萨摩斯岛、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不过各国军队都缺乏统一训练和配合，虽然有着紧密联系的语言和文化，但各国族军事风格跨度很大，从爱琴文明末期到城邦时代的希腊战士应有尽有，一旦离开舒适环境后发挥就会受影响。

（五）爱奥尼亚军队首先集中兵力，直扑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统治的中心，波斯驻吕底亚总督阿塔弗列涅的驻地萨迪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为了防止军情泄露，他们甚至没有向神谕所请示预言，防止祭司被波斯人收买。所以行动十分顺利，避免陷入耗时费力的漫长围城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萨迪斯城区。从震惊中反映过来的阿塔弗列涅率领波斯军撤入萨迪斯的卫城，为了把卫城里的守军逼出来，希腊军放火烧城。结果把波斯守军赶出被烈火包围的卫城，在城外的一条河边集结起来，作困兽之斗。希腊人抵挡不住，只能趁夜色降临之机开始撤退。但在撤退途中爱奥尼亚军队被从哈率斯河和弗里吉亚赶来的波斯援军追上，双方在以弗所城外列阵而战。在双方重步兵相持不下之下之际波斯骑兵迂回到希腊军后方攻击，结果爱奥尼亚军队被击败，埃雷特里亚主将被杀，陆军主力米利都和雅典也伤亡惨重。战败的起义者分头逃回自己的城邦，雅典人也上船回去。其实雅典的撤离一是发现波斯人没有之前承诺的那么好对付，交战双方实力过于悬殊。而雅典也有临近忧患埃吉那岛，一旦继续作战，自己的海军在外会损失殆尽，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虽然失去希腊本土的外援，但爱奥尼亚人没有放弃，他们很快组织第二阶段行动。联军舰队向北攻下赫勒斯滂海峡附近被波斯人占领的城邦，打通前往黑海的航线。黑海对于希腊殖民者意味着财富与希望，乌克兰地区出产的粮食，黑海东岸和南岸出产的贵重金属，黑海以北森林出产的木材，还有色雷斯、斯基泰雇佣军都是宝贵的战略资源。黑海地区的物产能支持他们与外敌进行长期周旋，随后他们借助早已铺垫好的关系，向南发动起卡里亚、密西亚、塞浦路斯等爱琴文明后裔加入起义队伍。爱奥尼亚起义者的计划是控制盛产铜矿的塞浦路斯，并可以牵制亲波斯的腓尼基舰队北上。如果卡里亚和塞浦路斯人能牵制住腓尼基人，那么未来甚至可以继续向南活动，策动物产丰富、起义不断的埃及加入行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是迈锡尼文明的幸存者，他们使用古老的线形文字，说阿卡迪亚-塞浦路斯希腊方言。到前6世纪末塞浦路斯岛上的十个城邦中除了阿玛苏斯之外其他城邦都是迈锡尼后裔。果然塞浦路斯希腊人纷纷起兵，在亲希腊的萨拉米斯王欧涅西洛斯的带领下群起围攻塞浦路斯岛上惟一的腓尼基城邦阿玛苏斯，发泄对波斯的不满，临近的一些民族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为了防止更多民族卷入起义，于是波斯决定以塞浦路斯为起点，系统性地组织反击。前496年波斯陆军在塞浦路斯岛北端登陆，腓尼基舰队也靠近塞浦路斯。爱奥尼亚海军主力闻讯后在3天内从基地出发，火速航行400英里增援塞浦路斯人，双方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邦附近展开激烈的萨拉米斯之战。战役分海陆战场展开，在一番血战之后已经逐步装备大量划桨战船的希腊海军成功击败腓尼基的圆底战舰，取得第一次海战胜利，但是陆战却很不乐观。

（六）在军事战法上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保留祖先传统，崇尚英雄间的单挑决斗与个人武艺，认为只要斩杀敌将就赢得战斗。在激战中欧涅西洛斯带领亲兵和精锐武士突入波斯人的阵型，在混战中凭借高超的武艺，像史诗英雄一样一对一决斗将波斯主将阿尔提比奥斯斩于马下。但是久经沙场的波斯人并没有因为丧失主帅而立即全盘崩溃，相反是一番激战后因为伤亡过于惨重，塞浦路斯人自己的阵脚松动，甚至有城邦的贵族当场驾着战车前往波斯军投降，或者驾着战车撤退。结果深陷敌阵的欧涅西洛斯反而被当场斩杀，首级被阿玛苏斯人挂在城门上示众。在陆战失败后塞浦路斯的希腊城邦陆续沦陷，最顽强的索罗斯城邦在抵抗5个月后被波斯人用地道战攻陷，至此爱奥尼亚联军虽然夺回对赫勒斯滂、拜占庭的控制权并获得物产来源，但把起义向南推进到埃及已不可能，双方就此进入相持阶段。密西亚人和卡里亚人是克里特文明的殖民者登陆小亚细亚后与当地土著结合的后代，他们的建筑遗址与文物有着浓郁的克里特和迈锡尼风格。在前8世纪这些人一度以航海技术让人忌惮，后来他们又加入希腊雇佣军团，为埃及吕底亚等势力服务，能提供与希腊风格类似的重步兵被希腊人称为“战鹅”。在波斯人马不停蹄地向卡里亚进军时卡里亚城邦将军队集结在马尔西亚河岸，开会讨论如何迎敌。其中有人建议在波斯人人数上占优势的情况下“背水一战”，结果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由于对自己实力不足，卡里亚人让波斯人渡河之后背水列阵，想让自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结果由于战斗意志不坚定，而且没有趁波斯人过河时袭击对手，结果波斯军首战告捷，卡里亚人战死的有1万之多，波斯军也有2千人阵亡。正当战败的卡里亚人逃到拉布劳昂达的森林里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时爱奥尼亚军队陆军的主力米利都人赶来增援，于是米利都人和卡里亚人一起迎战。结果由于卡里亚人和希腊方阵的作战风格略有差异，两军缺乏统一训练与配合，结果联军再次战败，米利都军遭到重创，退回本邦。但是卡里亚人没有气馁，他们仍然集结起剩余的部队，在波斯军向配达索斯城进攻的路上设下埋伏。结果是道利塞斯率领的波斯军因为轻敌大意，在夜里被卡里亚伏兵在半道上全部消灭，道利塞斯本人也在混战中被善于用长矛和反曲刀克制骑兵的卡里亚人阵斩，至此联军才以十分惨重的代价取得起义以来惟一的陆战胜利。在卡里亚之战后波斯人也从此吸取教训，明白对方并非不堪一击，于是他们不再贸然进攻，避免和对方开展正面厮杀，开始采取蚕食和各个击破的“侵蚀”战术。接替道利塞斯担任波斯平叛军主将的是叙玛伊斯，他先是征服普罗滂提海附近的基俄斯，又占领特洛伊地区，不过也很快病死。接替道利塞斯的是大流士的女婿欧塔涅斯，他没有直接进攻起义者的大本营（即爱奥尼亚的核心地带），而是在前495年攻下爱奥尼亚北边的埃奥利斯地区的两座农业发达的大城邦——库麦和克拉佐门尼，孤立爱奥尼亚城邦。对于起义者来说失掉这两座城市最大的影响是经济上的，连番失败使起义指挥者声望大跌，于是阿里斯塔戈拉将米利都的领导权委托给别人，一是为了躲避失败的命运；二是为了开辟经济来源。他渡海去进攻色雷斯的米尔西诺斯，获得当地宝贵的银矿资源，结果在一年的围攻战之后死于色雷斯人的偷袭。

（七）在阿里斯塔戈拉在色雷斯战死后一直被大流士软禁在波斯的原米利都僭主希斯提亚欧设计骗过大流士，回到爱奥尼亚去继续领导起义。但与此同时波斯人集结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直指爱奥尼亚最大的城邦米利都。对于爱奥尼亚希腊的最强城邦时波斯人发现米利都极度依赖海外运输粮食的特点，连年征战对于田园破坏严重，而且公民和奴隶大量加入军队，耽误农业生产，所以这时的米利都粮食已经难以自给自足，彻底消灭爱奥尼亚的海军才是切断他们与海外的联系才是制胜的关键。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爱奥尼亚人在米利都附近的拉德岛集结自己的舰队，捍卫海上生命线。联军在汇集之初士气高昂，进行联合操练。但由于夏季气温十分炎热，拉德岛上缺乏足够的活动空间与粮食供养大量聚集的海军，所以大军营地一片混乱，作战训练也没能有序进行。再加上盛夏季节气温炎热，人马集结在较小的海岛上导致瘟疫爆发，很多战士病倒在营地里无法行动。与此同时波斯人软硬兼施，找来被希腊城邦废除的僭主们写信，瓦解希腊军队的士气。前494的10月20日在用充分的时间消耗希腊舰队的士气和斗志后希腊人的353艘三列桨舰和波斯的600条船正式开战，虽然联军和波斯舰队一开始表现得不相上下，但是被废黜僭主收买的萨摩斯将领带头脱逃。另一海军强国莱斯沃斯岛趁机撤退，结果剩下的希俄斯舰队孤军奋战，最后惨遭歼灭。既然海上力量在拉德湾海战中已被掐断，绞索已经套在米利都的脖子上，前494的11月也是整个起义爆发之后的第6年米利都城终于在波斯人的围攻中陷落。波斯人对于这个城市实行特别严厉的惩罚措施，男人大部分战死或者被杀死，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被作为奴隶，被波斯大王安置到波斯湾地区。曾经孕育第一个哲学学派的城邦从此丧失了重要性，变成一个普通的二等城邦。后来的米利都人是波斯人和被波斯人重新迁入的希腊臣民，当时的雅典悲剧家福律尼科斯写一出叫《米利都的陷落》的悲剧反映的就是这一事件，演出的效果是全场的观众都被感动得哭泣起来。有感于同胞的灾难，雅典人对福律尼科斯处以重罚，并禁止悲剧的演出。随着拉德湾海战失败和米利都的陷落，其他城邦的居民也被波斯侵略者逐步捕杀奴役。希斯提亚欧虽然从拜占庭赶来继续领导起义，但已经无力回天，他本人也在凯科斯平原的战斗中被俘后被杀。最后腓尼基人毫无悬念的夺去赫勒斯滂海峡，控制希腊世界的命脉，给爱琴海套上枷锁。波斯人继续对新征服的地区的一贯政策，在属国提供军队与税收的前提下尽量不变动政治制度，所以之前从吕底亚王国夺来对爱奥尼亚的控制权之后自然支持这里的僭主政体继续存在下去。当起义最终被平定之后实行专制的波斯人在这里也顺应潮流地推行起民主制度起来，进行“攻心为上胜攻城”的统治策略。对于不合作的希腊城邦时波斯大王继续采用整体迁移，集体移民到亚洲的方式来惩戒他们。在爱琴海北部的车尔松半岛中听闻波斯大军即将靠近，当地的一位君主选择立即开溜，他曾在波斯人对斯基泰的远征中计划借刀杀人，除掉波斯大王大流士，但没有成功。他在九死一生地摆脱腓尼基海军的追杀后来到雅典，他就是日后的雅典名将、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米太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