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

古希腊城邦制度是在特定环境（参考五分钟看懂西方工商业文明的起源——古西亚简史24）下诞生的早期国家形式，保持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道家直呼内行）

包括三种因素：

• 城市（城邦城邦就是以城市为中心）

• 统治政权（有些城邦的是贵族，有些城邦的是平民，但都是公民）

• 公民集体（公民不包括外邦人与奴隶，因此城邦民主只是部分人的民主）

并且具有三个特点：

• 自治（一城邦就是一个小国）

• 自足（通过工商业贸易达到自给自足）

• 自由（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石）

而正是这样的城邦制度，诞生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著名城邦，像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米利都......

而作为古希腊民主政治两极的雅典与斯巴达，它们之间异同竟最早来自公元前9世纪与公元前6世纪的改革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BC830）

来库古改革发生在斯巴达建国之初，主要内容有：

• 组成新的部落与选区（进入民主政治）

• 由28位60岁以上老人（后来演变为贵族）加2位国王（斯巴达实行双王制，即一位国王领兵外出打仗，另一位国王就管理城邦）组成30人元老院

• 设立五名监察官，监督公民遵纪守法（相当于今天的法官、检察官加执法人员）

• 重新分配土地（打土豪分田地）

• 打击工商业（嗯？你古希腊不是工商业文明吗，居然打击工商业？导致斯巴达成为了商业文明最落后的城邦）

• 实行公共会餐制度（借大家一起吃饭的名义进行民主投票表决城邦事情，跟中国酒桌上谈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来库古改革使得斯巴达：

• 由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

• 由王政变为贵族制度

• 为政治稳定奠基

• 为军事强大做准备

从而奠定了斯巴达城邦的发展基调：奴隶制军国主义国家

雅典梭伦改革（BC594）

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主持的民主改革：

• “解负令”，解除债务（欠的钱不用还了？）和因负债遭受的奴役（成功赎回自由身）

• 限田措施，规定个人占有土地最高份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今天的限房措施可以借鉴）

• 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义务与权利（不愧是工商业起家的城邦，这很资本主义）

• 设立400人议事会（主要国家行政机关）和陪审法庭（最高司法权）

梭伦的改革在雅典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改革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重新分配国家权力

• 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使平民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 为雅典经济繁荣创造条件

因此，奠定了雅典的发展基调：奴隶制工商业文明国家

异同

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古希腊城邦，拥有类似的环境，但是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斯巴达尚武，并且整个国家机器就是一个大兵工厂（斯巴达男子公民生下来就为战争做准备，不合格就会被淘汰），而与之匹配的是它的奴隶制，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全是奴隶创造的（所以打击工商业，难道让奴隶出去做生意？他卷钱跑了怎么办？还是让奴隶老老实实地困在田里给我种庄稼吧），而斯巴达人则是训练和打仗（几乎不干活）

雅典尚文，并且日后进入雅典古典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这些人是雅典古典文化的代表），与之匹配的是它的工商业，雅典也是奴隶制，奴隶也作为雅典城邦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者，但是雅典人靠得更多的是海外贸易，以贸易、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利益繁荣经济。

于是，斯巴达人经济一般（仅能果腹），军事实力极强（威震伯罗奔尼撒半岛），靠军事征服掠夺财富、奴隶、土地，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于是，雅典人经济繁荣，军事实力一般，靠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国家（雅典建立的海军称雄海上）

配套的才是最好的

雅典、斯巴达城邦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配套

斯巴达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崇尚武力（或者说来库古改革之后强调武力），由其贵族政治所决定（贵族统治希望个人财富最大化，而战争是最快速增长财富的方法），同时受到经济的制约（斯巴达土地产量足以使他们衣食不愁，所以即使斯巴达人完全脱离劳动只让奴隶生产也足够发展，所以靠战争掠夺大量奴隶）

雅典也因其历史文化，而早早建立民主政治，因为雅典梭伦改革后平民都可以参政议政，于是发展工商业（所有人都平等参政，保证了经商的公平环境，不会发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况）同时雅典的人口与耕地不匹配，即使雅典人全去干农活可能也不够养活全城人，于是寻求其他方式（海外殖民与贸易）

同为古希腊城邦的雅典与斯巴达，因为与各自情况配套，发展出了几乎截然不同的模式（雅典的文化，斯巴达的军事），因此任何发展模式甚至政体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配套与否（比如曾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到如今各自发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要与本国状况想匹配，发展好的那就是匹配度高的）

所以很多人爱假设，假如中国古代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主政治会怎样，或者古希腊文化要是采用君主专制会发生什么？

对此的回答是：不可能！

首先，历史研究不容假设（就跟问“你对象和你母亲掉水里你先救谁”一样，咱不能这么假设），研究历史只探讨已经确凿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当然咱只是作为爱好者的角度，那就不妨来说说看）

其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古代中国不可能发展出民主政体（因为如果是民主政体古代中国不可能延续这么久）

所以雅典与斯巴达的不同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简单理解就是，如果雅典不这么发展它就早亡国了，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它）

所以来库古改革也好，梭伦改革也罢，本质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因此伟大的改革都是顺应时代的。

不知道诸位怎么看呢？